漫议以陈元光为代表的唐初东南边陲诗歌创作

阮蔚蕉

（宁德师范学校，福建宁德 352100）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獠啸乱，居民苦之。佥乞镇帅，以靖边方”[1]。朝廷为解救广大民众于水火，遂任命归德将军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率领3600名府兵、123员战将入闽平叛。由于蛮獠势力强大，这场斗争几经反复。陈政、陈元光相继殉职之后，陈珦继承大业，在宿将卢如金倾力支持下，终将残敌彻底歼灭。陈氏三代与其部将许天正、丁儒等人在平叛斗争中，历经40 余年，“兴建营屯，扫除凶丑，方数十里间无桴鼓之警；又为之置郡县，兴社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2]，为改变闽漳粤东地区的落后面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既为战将，又为诗人，有感而发，以诗寄怀。其作品分别保存在《全唐诗》《全唐诗补编》以及有关谱牒中。各人留存的诗篇有多有少——陈元光最多：52 首（含残句2）[3]，编为《龙湖集》，丁儒2 首，陈政、许天正均1 首。另外，这个将帅群体成员如卢如金、陈珦等人在有关志书、传略中都赞其“博学能文”，可以推想在大唐那个诗的时代他们不可能无诗，只是未能流传后世罢了。丁儒有一首诗题为《冬日到泉郡次九龙江与诸公唱和（十三韵）》，其中“诸公唱和”四个字就明白告诉人们当时能诗者颇众。

一、可视为“史”的创作内容

以陈元光为代表的唐初东南边陲诗歌创作，充满了初唐后期闽漳粤东早期开发建设的生动叙述，可视为“史”。纵观这些诗歌的创作内容，主要如下：

首先这些作品忠实地描述了唐军与“蛮獠”数度交兵的艰苦斗争。“蛮獠”所指并非当地一般住民，而是特指当时闽粤边地尚未开化的獠民中的极少数顽凶分子。据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隋唐五代卷》引述：《白石丁氏族谱·懿妃纪》云：“先是泉潮之间，故绥安县地，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蛮獠之薮，互相引援，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且凶顽杂处，势最猖獗。守戍难之。”[4]陈元光《题龙湖》《候夜行军七唱》《平獠宴喜》《旋师之什》《晚春旋漳会酌》《南獠纳款》和许天正《和陈元光平潮寇》等诗中都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们与顽敌斗勇斗智的过程。“一戈探虎穴，万里到龙湖”“虎帐风霆肃，龙旗日月舒”（《题龙湖》其二），写的是大军挺进闽南绥安镇的雄豪气势。然而，摆在眼前的情景却是：“诸军喜抵王师所，回顾伤为荆莽坰。群落妻拏凄泣声，俄然戎丑万交横”（《候夜行军七唱》其一），环境恶劣，蛮獠猖狂。尽管初战告捷，连克蛮獠峒寨，但在挺进途中遭到群獠的反包围。由于寡不敌众，不得不退守九龙山，“振旅龙江修战具，移文凤阙请增兵”（同上诗）。紧接着，“魏母咸亨奉敕文，府兵云众成营屯”“寇戎不测纷如雪，甲胄何时不出门”（同上诗其二）。咸亨元年（670），朝廷委派陈政两位胞兄敏、敷率领五十八姓府兵及军眷5000 多人南下增援，不幸两将均染恙殁于浙江境内。其母魏氏悲恸之余，只得以七十五高龄代子领军入闽，同陈政所部会合，一路征战，连克36 座蛮獠峒寨，越过蒲葵关，屯军于梁山外云霄镇火田村。在此建立基地，重新组织对敌斗争：“戍楼西北望皇山，十载干戈暑又寒”“剑戟万磨岩石裂，骅骝群饮泽泉干”“河腹冰坚防虏骑，边陲雨冻弊征鞍”（同上诗其六），可见其斗争之艰苦，意志之坚定！仪凤二年（677）陈政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时元光21岁，朝廷命其袭父玉钤卫翊府左郎将职，继续平叛。不久，粤地陈谦勾结闽南蛮獠首领苗自成，雷万兴攻陷潮阳，闽粤震动。陈元光亲率大军，果断反击，指挥若定：“玉钤森万骑，金鼓肃群雄。扫穴三苗窜，旋车百粤空”（《平獠宴喜》），赢得平生第一次单独指挥作战的重大胜利。

永隆二年（681）夏，南海边邑海丰地区蛮獠再次挑起事端，制造纷乱，陈元光再一次予以猛烈还击：“六月张貔貅，万弓发羊豕。海岳皆效灵，苗民悉循纪”（《旋师之什》），对于极少数顽凶，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利用火攻，予以歼灭：“一火空巢窝，群凶相籍死。采芑歌言旋，记此非黩武”（同上诗）。这次军事行动，喜获全胜。接着又在盘陀岭击溃“蛮獠”主力，其残余势力相率归附，由此渐开南北诸峒，拓地千里，创造了一个“帝德符三极，皇风振四夷”（《晚春旋漳会酌》）的崭新局面，让闽南粤东进入相对安定的时期。参军许天正在《和陈元光平潮寇》诗中描述十分生动：“抱磴从天上，驱车通岭东。气昂无丑虏，策妙诎群雄”“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惟戎首，游绳系胁从”。诗题后注“元光对其赠诗云：‘参军许天正，是用纪邦勋’天正和之”。由此可知：许天正在这次平寇中功勋卓著。陈元光曾先写过一首“平潮寇”诗，惜仅存残句。根据以上诗篇描叙，陈元光此次突击寇垒，战果辉煌，彻底击溃了蛮獠叛军主力，为尔后闽粤的开发和漳州的设立创造了条件。

其次，叙写家国情怀。陈政父子运用儒家的治国理念，教导将士官兵，为开发东南边陲鞠躬尽瘁，效忠朝廷。陈政父子和魏太夫人对于自己领军入闽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并非为自己一人一家建功立业，而是剪除凶丑，确保闽粤边陲的长治久安。据《八闽通志》记述：“隋末盗贼蜂起，自刘武周而下四十有九处。太宗（按，指李世民）渐次芟夷，独闽广间犹有余孽。嗣圣元年，徐敬业起兵维扬，潮梅间又有梁感者为之羽翼。朝廷遣玉钤卫大将军梁郡公李孝逸提兵三十万众以破之，而梁感之徒尚在也。”[5]陈政父子就是在这种艰险的境况下入闽的。由此可知，陈政肩上平寇的担子多么沉重，该付出多少艰辛！陈政在唯一遗诗《小影自赞》中写道：“汝貌兮张良，汝才兮寻常。右瞳兮微眇，左足兮微伤。然而为君为国之心兮，自许亦略与古人相将。”[6]全诗是陈政在本人的肖像画上题写的自我评价：自比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为君为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纵观其一生，此言并无自夸。据史载，“政，陈克耕子也。克耕尝从太宗攻克临汾等郡。子政出镇泉潮。”[7]作为大唐开国功臣第二代，陈政受命率军入闽，身先士卒，愈挫愈勇，历经艰险，好不容易才在云霄镇火田村站稳脚跟，建立基地。其忠君之心，报国之志，光昭日月。陈元光紧随其父，“一从束发离京城，侍父寒暄经万程。上吁玄天低呼地，朝瞻红日夜瞻星”（《候夜行军七唱》其一），牢记使命，时刻不敢懈怠，“礼节传家范，簪缨奕世芳”“勋臣扶景运，风树配天长”（《故国山川写景》）。袭任父职之后，他戎马倥偬，勇斗顽凶，不断拓展占领区，直至受命创建漳州州治。在一次庆功宴会上，“兴逐芬芳发，杯同蜂蝶飞”的欢乐气氛中，他的心理状态却是：“谁云佳节会，独与尝心违”（《公庭春宴》），此时此刻，他既是镇守一方的边将，又是主政一州的刺史，深知肩上担子的份量，哪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他高瞻远瞩，严于律己，并在许多诗作中谆谆教导自己的僚属：“奇计绳陈美，明诚学孔兼。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落成会咏》），“铜虎谨深悬，木铎今始作。诰敕常佩吟，酒色难湎惑”（《喜雨次曹泉州》其一），“敦伦开野叟，勤学劝生儒”“列爵虽殊分，同仁本一途，“定策参耆宿，输忠奉简书”（《语州县诸公敏续》）。陈元光通过这些诗歌语重心长地启示人们：务必勤奋学习，戒除酒色，加强团结，坚持教化，尊重长者，忠于职守。他对儿子陈珦要求严格：“恩啣枫陛渥，策向桂渊弘。载笔沿儒习，持弓缵祖风”“日阅书开士，星言驾劝农。勤劳思国命，戏谑逐时空。百粤务份满，诸戎泽普通。”（《示子珦》）他多次指示下一代务必勤政爱民，善待少数民族，让闽粤广大黎民同沐皇恩。

尽管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当政期间准奏在漳州设立州治，并委任陈元光为首任刺史，但陈元光并不投靠武氏，而是对李唐王朝忠贞不二。在其《至人行》《真人操》《恩义操》《忠烈操》诸诗中，他都对武氏进行过隐晦的抨击。当中宗李显在近臣拥戴下重新登基改元“神龙”时，他欣喜若狂，写下《云龙》《风虎》《圣物作睹》诸篇，大声疾呼：“乾坤成列神流通，纯阳附阴生神龙”；殷切地期望：“伸屈妙运参帝功，一股絪缊油云从。飞翔四海雨域中，万物焦枯仰化融。”(《云龙》)他把中宗比作神之龙，复位之后云行雨施，滋润大地，复甦万物，一定能够重新创建一代繁荣富强的大唐江山。

再次，热情讴歌实行“用夏变夷”良策和对闽粤边陲进行社会改造的艰辛过程与丰硕成果。唐军自总章二年（669）入闽直至漳州州治建立（686）之后，所到之处无不是恩威并举，一边征服，一边教化，运用儒家思想文化与中原传统习俗，引导当地獠民走向汉化。对此，陈元光在其诸多诗作中都有形象鲜明的描述。例如：“地极绥安镇，天随使节存。民风移丑陋，土俗转酝醇”“宣威雄剑鼓，导化动琴樽”（《题龙湖》其三），记述大军抵达绥安镇之后，就把播布皇恩德泽的使命付诸实践，既要“宣威”，更要“导化”。其后数十年，一以贯之。他说“法慈敷教化，清静加弥伦。法慈剪凶丑，凛冽回春温”（《题龙湖》其四），即他运用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佛教教义感化獠民，让他们收敛野性，改变陋习，使得闽粤大地如同严寒驱除，大地回春。“屹然一镇云霄末，渐尔群言花柳春。男生女长通蕃息，五十八姓交为婚”（《候夜行军七唱》其二》），说的是唐军在云霄镇火田村建立营屯之后，便让入闽的五十八姓府兵眷属相互婚嫁，长期定居，实行民族融合。“夜祀天皇弘德泽，日将山獠化缟民”（同上诗），“迢遥天侣上，磊落野人群。促命茅君起，雄浑记五巡”（《题龙湖》其五）是讲唐军将受过皇恩教化的獠民入编当地户籍，社会生活上与当地原住民一视同仁，同时还注意吸纳长期隐居深山老林的优秀人才从事社会服务。在《南獠纳款》中写到：“归化服维新，皇朝重玄质。筮辰贡龙颜，表子躬逢吉。”对于归化獠民中德才表现特优者，将上奏朝廷，予以推荐任用。由此可以看出陈元光对于被征服者的宽容、友好和信赖，充分重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在“宣威”和“导化”的同时，陈元光充分重视发展经济，大力引进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一改当时的刀耕火种落后状态：“较斧山林驱虎豹，施罟截港捕鱼蝦。火田畲种无耕犊，阴隙戎潜起宿鸦”（《候夜行军七唱》其四）。陈元光军队辟草莽，斩荆棘，建设村舍，开垦耕地，兴修水利，种植果蔬，发展渔业，互通有无。几度春秋，几经曲折，终于造成闽漳粤北地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且看丁儒诗《归闲二十韵》的精彩描写：“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天开一岁暖，花发四时春。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俚歌声靡曼，秫酒味温醇。锦苑来丹荔，清波出素鳞。芭蕉金剖润，龙眼玉生津。蜜取花间露，柑藏树上珍。醉宜藷蔗沥，睡稳木棉茵。茉莉香篱落，榕阴浃里闉。”再看丁儒《冬日到泉郡次九龙江与诸公唱和（十三韵）》的几个片段：“迢递千重险，崎岖一路通”“正值严冬际，浑如春昼中”“橘列丹青树，槿柚锦绣丛。秋余甘菊艳，岁迫丽春红。麦陇披蓝远，榕庄拔翠雄”。诗人的感受简直如临仙境！可惜他们诗群中的“诸公唱和”大多篇章都未能留给后人。

广大獠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大大改善，知恩图报。陈元光《南獠纳款》诗的场面描写十分感人：“南薰阜物华，南獠俨庭实。野味散芬芳。海肴参茂密。脑篆飞瑞烟，蠙珠媚炎日。掩嫮笼白娴，盐章闷鸂鶒。”物质生产的丰富，让獠民真诚归化，感激皇恩，从而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达到了安定东南边防的目的。

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从隋末至唐初一直动荡不安的东南边陲，经过陈政父子长达40余年的整治，终于获得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迎接“盛唐”的到来夯实了东南一隅的社会根基。以陈元光为代表的初唐后期东南边陲开拓者们的诗作，描述了诸多唐代东南边塞的景观与生活，毋宁亦是一种边塞诗的创作。而且陈元光等人皆生于公元7 世纪，比高适、岑参等盛唐边塞诗人生活年代（大多出生于公元8 世纪）还要早几十年。人们展读唐代边塞诗时，除了北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诗）的雄浑；还应有南疆“天开一岁暖，花发四时春。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丁儒诗）的秀美。大唐河山多么令人迷醉！

二、陈元光等唐初东南边陲诗歌创作群体的文学史地位

东南边陲开拓者诗作思想内容的鲜明特色如上所述，是强烈的忠君爱国高尚情操与勇斗顽凶“用夏变夷”保境安民的责任担当。其在艺术风格上则各有特色。陈元光诗是质朴的语言与大量历史典故的运用。《诗经》《易经》《礼记》《论语》《史记》《文苑英华》《十三经疏注》等等经典著作中的故实比比皆是，让读者读其诗而生联想，从联想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兹举一例。漳州州治设立之后，朝廷恩准在云霄建置州第，名为“燕翼宫”。落成之日，陈元光百感交集，豪情满怀，即兴创作《落成会咏》二首。在描摹宫殿雄伟壮观的诸多句子中有此二句：“凌烟乔木茂，献宝介圭崇。”其中除“献宝”指的是燕翼宫所在今云霄城西献宝山之外，其余皆有出处。“凌烟”系指唐太宗敕建悬挂功臣画像的凌烟阁，乃皇上恩赐勋臣的殊遇所在；“乔木”“介圭”两典出于《诗经》。“乔木”源于《小雅·伐木》，喻建筑物美轮美奂，诗中还含先辈荣华之意；“介圭”系指大玉，源于《小雅·崧高》，乃指古代朝臣晋见皇帝时双手捧在胸前的玉圭。两句大意为：感谢皇上把自己视为勋臣，赏赐华丽的宫室，托付戍边的重任。以上典故的运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李唐王朝的感恩之情。在文学创作领域，只有学识渊博者才能善于用典，即杜甫谓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丁儒诗仅存二首，特色鲜明：写景抒情善用铺排，语言华美，绚丽多彩。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以陈元光为代表的这个东南边陲开拓者诗歌创作群体在文学上的贡献被人们忽视了。今天在漳州和台湾地区祀奉“开漳圣王”的庙宇多达600 余座，信众多达2000余万，而且每年冬季其后裔按例前往虔诚祭拜。但从目前来看，人们缅怀的主要是陈元光“开漳”的武功文治，似乎尚未把他看做初唐的出色诗人，注意到他在唐代诗坛上的重大贡献。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作品长期以来未能广泛流传。《御定全唐诗》仅录其诗作3 首，而其大部分均存于谱牒或“府志”“县志”。其中存于《颖川陈氏开漳族谱》多达43首（含残句2）。由于宗族谱牒历来仅限于族人在特定的时间展示阅览，平时秘不示人，这样陈元光《龙湖集》的大部分作品就未能为世人所知了。丁儒诗存于《白石丁氏谱》、陈政诗存于《颖川开漳陈氏云霄族谱》，二族谱同样仅在族人中流传。许天正《全唐诗》仅存1 首，亦难引人注目。由于上述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长期以来研究闽诗的学者文人在论及闽诗时均未能将以陈元光为代表的此一东南边陲开拓者诗群的作品列入。例如《全闽诗录》。其中清人郑杰等辑录、陈衍补订的《闽诗录》收入的唐代诗作始于薛令之（神龙元年进士）。陈元光、许天正、丁儒无一入选。《全闽诗录》的编纂大约始于清嘉庆三年（1788）之前，闽人郑杰毕其一生未能完稿，至清末陈衍为其补订唐、五代、宋、金、元部分，名曰《闽诗录》，于宣统三年（1911）刊成。而曹寅奉旨主持、彭定求等10 人参加的《御定全唐诗》编纂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卷帙浩繁，多达900卷。其中第45卷分别收录陈元光诗3首，许天正诗1首；第215卷收录薛令之诗1首。郑、陈二位学界泰斗应是读过《御定全唐诗》，但为什么《闽诗录》只收薛令之的诗而不提陈元光与许天正？或许原因出在《御定全唐诗》“作者小传”中的籍贯介绍：陈元光“光州人”，许天正“汝南人”，薛令之“闽之长溪人”[8]。郑杰、陈衍都忽略了陈元光同其“副使”许天正入闽后即落籍漳州且在当地繁衍子孙的事实。其实，他们还忽略了薛令之祖籍河南高阳，同陈元光、许天正一样由北南迁的事实。而这，影响了之后福建文学史的叙述。陈衍在《补订〈闽诗录〉叙》中写道：“文教之开，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近年福建文史馆编印的《全闽诗录》乃鸿篇巨制，其“前言”在引录上述陈语后接着说：“清人郑杰簒《闽诗录》，所收闽人创作之诗，即始于长溪县（今福安廉村）的薛令之。薛为当初全闽第一进士，以他为闽诗的开篇人物确有象征意义。”[9]今天看来，这些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从福建诗歌发展史上看，据《全闽诗录》中陈衍补订的《闽诗录》甲集所录唐代诗人，属初、盛唐时期者，仅郑露、薛令之、林披、缪神童（即《全唐诗》缪氏子）、江妃5人，存诗仅7首（其中薛令之3 首，其他4 人各1 首）。但根据笔者探究，同期福建诗人10 名，分别是：郑露、陈政、陈元光、许天正、丁儒、薛令之、林披、江采苹（江妃）、周万、缪氏子，存诗计67 首。其中陈元光52 首（含残句2）、薛令之6首、丁儒2首，其他人均仅1首[10]。显而易见，在初、盛唐近150年中以陈元光为代表的东南边陲开拓者诗群4人存诗计达56首，占同期闽人诗作近84%，其中陈元光占近78%。由是观之，这一诗群应是福建诗歌发展的奠基者！诚然，郑露出生年代要比陈政父子早一些，但其存诗仅1 首五言古绝，题《彻云涧》，描写莆田境内一处山泉，形象生动，但毕竟篇幅短小，未能深刻反映社会生活。《闽诗录》摆在唐代首位的薛令之为玄宗时代人，比陈元光至少晚生二三十年。其诗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但从总体上看难与陈元光比肩。

由是观之，可以认为：（一）“开漳圣王”陈元光既为守边统帅，又为出色诗人，其为闽诗“开篇人物”最有资格，亦确有“象征意义”；（二）肯定了陈元光的文学地位之后，就有充分理由断定“中土诗人”入闽者，并非始于“唐末五代”，而是始于初唐时期陈政、陈元光父子等人。对此，闽南师范大学汤漳平教授持有相近观点：“闽南文化早于闽东文化，在唐代已经形成，它的奠基人即为唐初率领中原移民入闽的陈政、陈元光父子。”[10]

基于前述，诚望有关专家学者们在修订《福建文学发展史》《中国诗歌发展史》时，充分重视以唐初陈元光为代表的东南边陲开拓者诗歌创作群体的文学贡献，并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同时，诚望散居闽、粤、台各地的陈元光、许天正、丁儒的后人和信众们，在缅怀先人时认真阅读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先人的丰功伟绩，弘扬祖德宗风。

注释：

[1][7]闵梦得：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卷之十二，《秩官志·名宦传·陈元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79页。

[2][5]（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9页。

[3]关于陈元光诗的数量李竹深先生说是53首，但根据他主编的《漳州诗乘》一书反复查对，实际上只有52首（内含残句2），故作“52首（含残句2）”。

[4]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隋唐五代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6]存于《颖川开漳陈氏云霄族谱》）。

[8]以上介绍分别见于《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函第九册第140页、第三函第十册第507页。

[9]福建省文史研究馆整理：《全闽诗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10]阮蔚蕉：《唐五代福建诗人初识》，《文学月报》2018年第7期。

[11]汤漳平：《对闽南文化的一点看法》，《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