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与尘世之间：《慧心莲》中的女性抉择

时间：2024-05-04

张瑶瑶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慧心莲》是陈若曦第一部关于佛教的小说，表达了对台湾女性生存处境与命运悲剧的终极关怀，对命运悲苦的台湾女性重新寻找人生道路和自我主体性作出了新的抉择与诠释，同时也是其女性问题思考的延续。在此之前，陈若曦对女性问题的关怀经历了从描写台湾农村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到再现文革时期女性在政治体制下的命运起伏，再到思考海外华人知识女性的主体性。

女性与佛教是陈若曦返台后小说创作的重点，这并不是一时兴起，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她小时候曾对基督教很感兴趣，在中学时期跑去听“基督福音”，花三个月读完了《圣经》，但由于心里有很多疑问难以理解，逐渐丧失了对基督教的信心。后来，她在大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了无神论者，但颇具戏剧性的是，她离开大陆的原因竟是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仰。理想的破灭使她再次去宗教里寻求安慰，1976 年，陈若曦在与白先勇相聚时，谈到佛家哲学有一切皆空的感觉。她觉得佛家的大慈大悲，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在20 世纪80 年代。她曾两度去青藏高原，想探究“原始佛教”的秘密。1995年返台后，台湾的佛教正是极为兴盛的时候,“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宣传人间佛教的理念,主张先入世再出世,面向现实,服务社会,众生平等,不分贫富,积德行善,强调重在行,不在言。”［1］这样的佛教主张正和陈若曦的主张一致，促使她改变了原来对佛教“自外于社会”的误解,原来佛教是可以拿来用,可以实践的。所谓“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就是佛法“知”与“行”的结合。她“皈依了‘人间化佛教’,相信佛教有对人弃恶扬善的教化功能。”［2］她在一次专访中说:“我觉得在台湾社会现象中,民主发展快速,但女性地位并未真正解放,这几年我在妇女新知与晚晴协会当义工,了解许多。不能全归咎于男性,社会有其客观因素,重要的是两性都应成长,尤其女性要有自觉、有互助精神。我刚开始也想写环保,但一下子没法做太多,就选择佛教、女性为题材。”［3］

一、在佛教与尘世中寻觅自我

《慧心莲》以杜家老中青四位女性为叙述主体，从各方面展示了她们的命运悲剧以及在佛教与尘世中苦苦寻觅自我的历程。书中的几位女性无一例外都遭受到男权文化下的一系列压迫，虽然她们面对苦难的态度与行动各有不同，但目的都是对不平等的抗争和对幸福桃花源的追求。陈若曦认为，“始乱终弃、家庭暴力、婚外情和离婚后生活无依的恐惧，这些已不仅是男女平权之争，更重要的是妇女自己的心理建设了。”［4］众多女性在以男权文化为主的社会体制下，即使遭受伤害，却不得不集体选择禁声，女性的权益没有得到本质的保障。在现代社会，法律应该是人身的最佳保障，但一旦涉及到女子权益，它常常敌不过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和社会习俗。“任何预设的文化网络，一旦被人们视之当然，就会逐渐积淀为一种文化上的‘群体无意识’，它就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让人们在既定的文化模式漩涡中身不由己的跟着旋转。”［5］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常常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与其说是女性生之为女的必然结果，毋宁说是后天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因而，女性在遭遇种种不公平对待时，更重要的是依靠自己，应从自身入手，积极寻求自我的主体性，以实现精神的解放和人格的回归。

“1960、1970年代，台湾社会对比丘尼出家的原因，普遍停留在是感情上或是婚姻中失败而遁入空门的刻板印象”，［6］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多是因走投无路而被迫遁入空门，美慧就是其中之一。杜美慧是作者塑造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她自强自立，是新女性的代表和台湾比丘尼的杰出典范。她在出家前曾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她在还是少女时,就遭到继父的强暴,自杀未遂。高中毕业后匆匆嫁给王金土，女儿出生后，却因邻里议论孩子不像父亲而遭到丈夫的虐待，直到儿子出生，状况也未曾好转，美慧被逼得一度割腕要自杀，即使这样也没能去除他的疑心病，无奈之下，美慧只得逃到台中妹妹处，靠做帮佣谋生，却没有想到丈夫在高雄另结新欢，并利用法院诉讼离婚成功。对人生极度悲观失望的美慧选择遁入空门，在海光寺削发为尼。一方面，起初美慧选择皈依佛门仅仅是对于现实的逃避，她在尘世中找寻不到生而为人的幸福，她认为女人之所以今生这么苦，一定是前生造了孽。经历了生子育女和婚变，尽管对人世悲观厌倦，但她谁也不怪，只叹自己命苦。更为可笑的是，想到和她同来出家的尤纯纯的遭遇似乎比自己更惨，她竟觉得很满足自己的现状。可见，在尘世中的杜美慧是个受男权文化深度迫害的妇女形象。她在尘世中受尽了苦难，遂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佛教，因为好多佛经里都提到念经的功德之一是来世不为女人，为此她不仅自我麻醉，还鼓励和她一起出家的承僖，入了佛门，一切都会好起来。另一方面，美慧在进入佛门后选择充实自己，这是比她母亲、妹妹和女儿更为明智的地方，她一有空就潜心阅读经书，希望能使内心世界宁静祥和。这样的选择让原本只有高中学历的她成为硕士生、大学教授，也促使她从一个柔弱被损害的小女子,成长为虔诚的尼师、有威望的住持。

杜美慧的妹妹杜美心在佛教与尘世中的抉择显然要比美慧曲折得多。她可以代表一部分在台湾光怪陆离的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女性。杜美心活泼开朗，美丽大方,但同时也有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小市民心态。她不愿意靠艰苦的劳动谋生,却有着飞上枝头当凤凰的美梦。为此，她给一个姓吴的政府官员当“地下夫人”，结果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把她和孩子都抛弃了，孩子身份证明上和她自己一样，都标有冷冰冰的“父不详”三字。后来连惟一的精神寄托儿子也在车祸夭亡。她悲痛欲绝，想在佛门中求得超脱，结果又误入旁门左道去男女双修，实际上被人骗财骗色。她心灰意冷，想从姐姐的海光寺出家，但遭美慧拒绝。正如美慧所想的那样，美心并没有想清楚是否真的有皈依佛门诚心，她只是由于在尘世之中找不到存在的价值，才想到佛教中寻求解脱，但佛教是否真的能如她所愿，助她重拾人生乐趣呢？对于成长中的美心来说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只会误入歧途。可惜她还未醒悟，一再受骗,拜了金身活佛为师父，险遭奸污。受了侮辱不说，反被倒打一耙，污蔑她对活佛进行性骚扰。美心盲目崇拜各式宗教，神化宗教，失去了女性的自我主体性，带有矮化自身的弱小感。在遭受了这一系列的打击，又求死不得后，她终于看破红尘，在正信佛道的感化下，潜心修炼，成长为稳重自信的中年妇女，可以说此时的美心才真正在佛教中找回自我。

母亲杜阿春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她当年是个有妇之夫的情妇，未婚先孕生下女儿美慧和美心，不料情夫暴病生亡，母女三人被正室赶出家门，女儿的身份证上是“父不详”，后来为了生存嫁给了外省来的“罗汉脚”李忠正，又生了一个儿子李继光。在她看来，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她们那一代，十个女人有九个半是为了饭碗。即使女儿美慧被丈夫强暴，她也只是分居而没有正式离婚，她的婚姻没有爱情，只是经济依靠，所以在她经历了世事变幻之后，只希望能在宗教里寻求个心灵寄托。

作为美慧的女儿王慧莲,她走入佛门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人生选择，社会上对出家的观感改善了许多，许多女性出家单纯是为了追求个人理想，并非由于情场失意或婚姻破碎。慧莲没有经历上一代在尘世与佛教之间的苦苦寻觅，而是在目睹母亲、姨妈以及海光寺救助的许多悲惨女性的遭遇后，直接选择了皈依佛门。一方面，由于从小父母离异，母亲又出家，她误以为母亲抛弃了她，直到成年后才知母亲依然是爱她的，只是有自己的苦衷，再加上母亲在佛门的所作所为令她动容，所以她自然而然地想要皈依佛门，永远陪伴在母亲身边以弥补之前缺失的母爱。另一方面，她在读大学时,有一个亲如兄妹的男友潘怡保,加入了天主教当修士，这对她多少有点影响。她没有恋爱的经历,但有旁观的经验,使她深感男女之间的情爱太脆弱，人生无常,从而向往“六根清净”的比丘尼世界。她觉得自己有很多、很深的爱，很想和人分享,越多人越好。她向往一种欢畅、快乐的生活，人人彼此扶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像是分享一种生命共同体那样。可以说，慧莲的生命似乎没有太多的自我意识，也谈不上是在追寻主体意识，她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出家是因为朦胧的感情对象潘怡保当了修士，而且母亲是比丘尼。

二、皈依佛门后的变化

《慧心莲》中的杜家四位女性由于不同的因缘都选择了从尘世步入佛门，在宗教提供的另一个生命空间中自觉自省，为生命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净化内心，用精神之光去震颤与呼唤世俗红尘中的迷途羔羊，这是各种宗教介入人生社会的不二法门。佛教强调个人修持，对世俗生活的精神化当然更为重视。”［7］她们对于佛教真义的感悟程度虽有不同，但毕竟是对自我主体性追寻的一种尝试，这表明她们至少已经选择行动而不是坐以待毙，至于尝试的结果如何则因人而异。陈若曦最终指向的是女人主体性的省思，佛教透解了人生的理论性悲观，指引她们救度自己的人生。

（一）杜美慧：成为理想的佛教比丘尼

“宗教信仰，是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超越理想或超人间力量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宗教徒以共同的信仰组成独特的社会实体，将这种思想信念规范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行为，并按照超越理想进行改善世俗社会、提升全体人生的社会实践。”［8］美慧在皈依佛教以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由最初的‘被动的逃避者’的角色转型成一个具有自我主体性的现代女性形象，她是一位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普渡众生的‘人间佛教’的代表，是继承佛教传统而又实践佛教现代化的‘现代尼僧’的典型。”［9］正如星云大师所说：“佛法的信仰好比拐杖，能够给人依靠。人生在世有时候会感到世路茫茫，没有依靠，甚至遭逢绝路时，没有任何的助力。假如有信仰做为依怙，在颠簸的人生旅途上，就可以依靠这只拐杖而走向平坦的大道”。［10］美慧确是做到了这样。她在接触佛教大乘义后认识到了自己心灵的深处，在静穆的观照中达到生命的飞跃。在担任海光寺住持后，她全身心地以其学识修养和佛家悟性来回报佛教、服务社会。继承师父遗志，大力传播“人间佛教”，对海光寺的改造建设、引进弟子，她均是从实际需要出发,重视质量，不允许进行商业化操作，并身体力行地改革佛教陋习。此外，她积极创办妇女救援中心,救助在苦难中挣扎的妇女，如被人贩子卖到色情酒廊去卖淫的十三岁邵族少女莫娜亚、被丈夫暴力伤害的泰雅族妇女阿姬、被乱伦的女孩子谢雯雯、被丈夫打得遍体鳞伤还不准她离婚的郭阿妹，以及那个被丈夫泼了硫酸而“每天活得战战兢兢”的忍冬姐等等，对她们进行加强自信的教育，安排学习或做工，使她们坚强地面对人生苦难，迎接新生。曾经痛不欲生的美慧在佛门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位置，最终成为一名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尼僧”，她和她的弟子们为佛教人间化所做的一切，代表了台湾佛教的正信之道,她是实践佛教现代化的领军人物,是对佛教进行改革创新的一代始祖。可以说，佛教对于美慧来说就是“桃花源”。

（二）杜美慧影响下的杜阿春、杜美心和王慧莲

杜美慧在佛教中找回自我，成为一代比丘尼大师，在她的影响下，母亲、妹妹和女儿也由被害者和接受者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具有自我主体性，在正信佛教中找到心灵皈依的女性。

对杜阿春来说，由于在尘世中受尽了苦难，宗教成为了她心灵的安放地，她在皈依佛门前迷信过许多宗教，很多都是盲目地信仰又盲目地放弃，最后在海光寺埔里的分院潜心修佛，找回正信。杜美心和母亲一样，也迷信过许多宗教，不加思索就轻易皈依，结果吃了很多亏，她寻寻觅觅的历程反映出其内心的空虚，但好在经历过大风大浪后在佛教中找到了最后的归属感。“在耶、回、释、道数家宗教中，佛教从价值观上否定人生是最为激烈的。人生无往而不苦，而苦的根源就植于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中。欲求是无厌的，一个欲望即使暂时满足了，新的欲望又会产生，于是缺憾、贪痴永存，也就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痛苦。”［11］诚然，美心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佛教的价值观，所以她能斩断尘世中的种种欲望，回归本真的自我。至于杜美慧的女儿王慧莲，她的出家其实很值得考究，她自称出家是一种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职业规划，但却并不能排除她是为了逃避情感的失落。自小缺乏父母之爱的慧莲，一直倾心于潘怡保，但是却无法越过对方设置的兄妹藩篱，而选择在海光寺出家，对慧莲来说，这既可以重温母爱又可以暂时消解情感痛苦。她在大陆求学一年之后就急于回台与母亲相聚，她明确表示怡保的呵护是她的救命稻草，并且在姨妈需要律师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想到潘抬保，无疑都是明显的证据。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略显单薄,思想基础也很薄弱，佛门是否是她最终的归宿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她还太年轻，虽然小说中明显地表示她出家是找到了生命的出口，但她是否真的对佛教有深刻的体验还未可知，倘若潘怡保放弃宗教，她是否会受到冲击，她是否会像《重返桃花源》中的元真一样选择还俗也未可知，因而她今后的道路依然有许多种可能。

三、佛教是否为女性理想的桃花源

从《慧心莲》中四位女性的遭遇来看，似乎佛教是女性理想的桃花源，但是我们需要透过作者表面的表述并结合陈若曦的其他思想来考虑问题。长期目睹女性生存的悲苦境遇促使陈若曦在《慧心莲》中发出了何处才是桃花源、女性的出路在哪里的质问。出家是美慧的真正归宿，但未必是慧莲的；出家或还俗到底哪个才是女儿的桃花源呢？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两者可能都是桃花源，也可能都不是桃花源。真正的桃花源只能靠自己去打造，陈若曦要求她笔下的女性能够独立地生存，克服自身的依附性，团结起来，共同寻找出路。她在其散文《出家是有缘》中表述：“出家可以是快乐的事，一种生活选择，可以来去自由才对。”陈若曦的另一部佛教小说《重返桃花源》中的元真最后“重返桃花源”，就是由佛门重返世俗，元真修道无望，与其在佛门受苦，不如回归红尘自在，“重返”二字表明，不管是佛门还是世俗世界都可以成为女性的桃花源，这正是作者反复提倡的佛门来去自由理念的体现。通过两部小说中女性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陈若曦隐晦地告诉读者佛教与尘世能否作为女性的生命归宿，它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结果是因人而异的。女性的桃花源所在，终归只能靠自己打造。

注释：

[1]汤淑敏：《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2]汤淑敏：《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3]庄智：《倦鸟归巢,再探原乡——专访陈若曦》。资料来源于http://bbs.tianya.cn/post-books-32504-1.shtml。

[4]陈若曦：《女性意识》，香港《星期天周刊》，1995年3月19日。

[5]袁三英：《解构与建构：既定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模式的“破”与“立”》，《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2期。

[6]陈美华：《“另类”女性:从一个新闻简报档案谈台湾比丘尼形象的再现》，《台湾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

[7]谭桂林：《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12页。

[8]王雷泉：《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佛学研究》，1995 年。

[9]杨菲：《论陈若曦的佛教小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

[10]星云大师：《佛教与生活》，台北：香海文化事业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11]谭桂林：《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