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洋文化到闽南海洋文化的概念界说——工作世界意义、本质与精神结构

李晓元 王梓一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

闽南海洋文化是循着先大陆后海样的空间运行逻辑行进的[1]。那么，从总体和本质上看，什么是闽南海洋文化呢？这里，先从海洋文化的一般概念说起，其用意并不在于想用一般概念推导出具体概念，而是意在达到一个互相印证的效果。海洋文化的一般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关涉闽南海洋文化的内涵。先阐述一般海洋文化概念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试图纠正学界对海洋文化概念界定的缺陷。学界对闽南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闽南文化的海洋性及其精神蕴含等方面，尚缺失对闽南海洋文化概念的科学界定。只有一般的海洋文化概念，并以此推导出闽南海洋文化的概念，这也是导致对闽南海洋文化蕴含认知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先弄清什么是海洋文化一般概念显得很有必要。

一、关于海洋文化的概念

关于海洋文化的概念，有代表性观点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源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其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它有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二是言语、行为样式的层面；三是人居群落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层面；四是物质经济生活模式，包括资源利用及其发明创造的层面。”[2]这些心理、意识形态、语言与行为、组织、制度、经济生活模式以及发明创造，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四个层面了，但不管是四个层面还是八个层面，从这些层面的规定性看，似乎还看不出是海洋文化的独特规定性，似乎所有文化都具有这些规定性，都可以这样界定。当然，该学者在具体阐释的时候讲的是海洋文化，但那些已经不是概念了，作为海洋文化的概念就要在概念的界定上凸显海洋文化的规定性，而不是表达一般文化的规定性或文化的一般规定性。一些学者认为商业性、慕利性、组织性、政治性、冒险性、崇商性是海洋文化的特征或精神内涵，这亦未彰显海洋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本质规定和根本精神。还有学者认为：海洋文化具有文化的核心属性，海洋文化特征的梳理与归纳需要在文化社会学的框架下展开，海洋文化并不具有慕利性、商业性、民主性、法制性等特征，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涉海性、习得性、地域性、整合性和共享性[3]。这一观点除了“涉海性”具有海洋文化意味，其他亦缺失海洋文化特质，因为别的文化也都具有那些诸如社会性、共享性之类的特征。总之，上述这些对海洋文化的概念界定都尚游离于海洋文化内涵之外，缺乏海洋文化实质性的规定、历史底蕴与核心意义。时下还有一种颇为流传的概念就是“海洋文化就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这就是同义语反复了，等于说“海洋文化就是海洋文化”。

那么，到底什么是海洋文化呢？其一，海洋文化的核心要义就是以海洋为通道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这里的世界意义是指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国际世界意义。海洋文化的这一要义恰好应对了海洋的空间存在本性，即海洋连接世界各国、各地，海洋性就是世界性，海洋文化的海洋性就是世界性，海洋文化的海洋意义就是世界意义。这一点恰好与大陆文化的空间性不同，大陆总是分割成一个个属地、国家、社会的空间，其边界往往是一个地域、区域、国家、民族的属地边界，这是大陆文化在空间生活、工作、存在边界上与海洋文化的明显分野。如果海洋文化也有国家、领地的边界，那恐怕就不是海洋文化了，就失却了海洋文化的本意。区域海洋文化如闽南海洋文化虽然冠以区域的词语，但其核心要义恰好不是区域文化意义，而是其海洋性意义即世界意义。也就是说闽南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美国海洋文化、欧洲海洋文化，这些海洋文化的核心要义或本质不在于闽南、中国、美国和欧洲，而在于它们的普遍世界意义或国际世界意义。这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其二，海洋文化世界意义的总体是生活世界总体意义，是海洋生活世界总体的意义，是以海洋为通道的国际视野的生活世界总体意义，即海洋技术、制度、组织、精神、交往、行为的总体意义，是人与人、海洋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总体意义，是海洋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总体意义，而不仅仅是经济、政治、信仰等某个单面的生活向度。其三，海洋文化的本质是工作世界文化，是海洋工作世界文化，是国际视野的工作世界文化，是工作世界总体文化，而不单是商业、贸易、崇商重商等单面的工作活动，而工作技术、工作关系对其具有根本的支撑意义，其核心价值是共创共享的工作世界共同体。其四，海洋文化是内生文化与外生文化的互构文化，而不单是某个区域或某个国家的文化，这亦是其世界意义所然。其五，海洋文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动态过程，并趋向以工作世界为支撑的海洋文化共同体或海洋命运共同体。其六，文化世界先大陆后海洋的运行历史和逻辑表明，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是以采集、采集—狩猎文化为主，不具有世界性。正是因为它不具有世界意义，所以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海洋文化，只是海洋文化的孕育和成长过程，并依附于大陆文化，海洋文化是与大陆文化互动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才形成独立范式。

二、海洋文化的核心要义

海洋文化的核心要义是其世界意义和工作世界本质。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海洋文化的世界意义及其生活世界总体蕴含和工作世界本质意义。恩格斯在1849年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中指出了太平洋沿岸海洋文化的世界意义：“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4]欧洲殖民者跨海过洋开发美洲新大陆，这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生活和工作创造。18～19世纪的美国发展历程就是在太平洋海岸线上开通海洋航线，这种海洋文化是开矿、贸易、经济、铁路、航海、生活、工作的活动的总体，是海洋技术、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的总体，是以海洋为通道开辟新的生活世界空间。而这种开辟、开拓活动就是典型的工作创造活动，也是欧洲现代文明对美洲土著文化的同化和融合过程。这种海洋文化受商业利润的驱动，但并不只是商业贸易，而是生活世界总体存在，是技术、自然、社会制度的总体造化，而现代技术文明是其根本支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的《国际述评》一文中，对海洋文化的世界意义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欧洲早期的航海和贸易线路一直绕道好望角和合恩角，这就抑制了向海洋世界和新大陆的拓展，由此要继续开拓其世界意义。“在纬度30度上的漫长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以前它几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而现在它在我们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亚人，从克里奥洛和美司代佐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5]太平洋海区域的生活和工作世界是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开辟的，是一个经典的海洋文化世界共同体，彰显了海洋文化的国际世界意义，而共同的工作创造、工作世界构成这个文化世界的基础。而这种海洋文化的基本通道就是海洋通道:“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象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6]海洋交通即海洋通道是海洋文化的基本标志，也是海洋文化世界意义的基本标志。

与黑格尔把中国文化单向度地贬黜为封闭、保守、专制的大陆文化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关注到中国的海洋文化，认为中国的海洋文化是中国与世界的世界性文化融合，指出了中国海洋文化的世界意义：“再过几年，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理斯，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白由，平等，博爱。”[7]当然，这里的“白由，平等，博爱”，是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讥讽，实际上是揭露了资本主义海洋文化的殖民主义性质，但它客观上会使中国进入与现代文明融合的开放的海洋文化时代，而这种进入亦是通过海洋通道实现的。这个过程和结果都被马克思、恩格斯言中，从旧中国的“五口通商”到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封闭的大陆文化走向海洋、走向世界，并与世界人民一道，创造了中国与世界相融合的海洋文化的辉煌业绩。而海洋文化、文明取决于海洋工作技术。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科技生产力或科技工作力的巨大作用。他们指出:“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这里，马克思指出了机器工作技术是海洋文化、海洋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的根本支撑。

从海洋文化形成的历史看，海洋文化的本质在于其世界意义。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中世纪，虽然海洋捕捞、海神祭祀以及海洋精神等海洋文化都有很大发展，但海洋文化还都依附在大陆文化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化范式。中世纪末期大航海时代促进了海洋经济、海洋生活和工作世界总体意义的进展。海洋经济文化的发展导致人口向沿海地区集聚，使海洋文化更加呈现出生活世界的总体和工作世界本质意义，更加彰显出这种世界意义的国际性。我们都说“海上丝路”是海洋文化，这恰好也在于它以海洋为通道的世界意义。当然世界意义不只是海洋通道意义上的世界意义，陆上的丝绸之路也具有世界意义。由此，在世界意义的规定性上，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是相通的，即条块分割的大陆文化也可以在向世界开放、与世界交往的意义上实现其世界意义。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就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这两种文化世界意义的展现。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以及其他阿拉伯等国家，在汉代就与中国进行丝绸和陶瓷贸易交往，这些国家中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民风民俗以及先进的手工技艺等也相继传播世界各国。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被誉为“十五世纪世界最伟大的航海家和航海”[9]。由此可见，海洋文化就是通过海洋通道不断实现生活与工作世界的国际世界意义过程，就是世界性的交往过程，这一过程是技术、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体，其中海洋工作世界技术是其根本的支撑。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进入海洋生活和海洋工作时代，海洋文化的国际世界意义日益彰显，走向海洋，走向世界就是海洋文化的本意和真意，这个世界的总体就是以海洋为通道的生活世界的总体，其本质是海洋工作世界。

三、什么是闽南海洋文化

闽南海洋文化的概念蕴含主要是从闽南海洋文化的历史进展过程归结出来的，它与一般海洋文化的概念不是互相推导的关系，而是互相印证的关系。

其一，闽南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乃至世界海洋文化的一部分，蕴含着闽南海洋文化的特殊意义，又承载着中国或世界海洋文化的一般意义。中国是海洋大国，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意义丰厚。那种认为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蓝色文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是大陆文明、黄土文明的观点，是不顾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观点。考古学家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贝丘，以及古人类的渔业生活方式和航海活动都表明中国海洋文化在远古的孕育和成长生态；在辽东半岛、环渤海湾、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福建、两广，还有长山岛、台湾岛、海南岛等以及这些大岛周边的诸多群岛上，自古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这些沿海和海岛地区都是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发源地。闽南海洋文化是中国沿海海洋文化的重要构成因子，亦是中国海洋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海洋文化总体框架上，一方面，相对其他海洋文化形态，闽南海洋文化具有自己的特殊意义；一方面，作为世界海洋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又具有普遍世界海洋文化和普遍中国海洋文化的普遍意义或一般意义。如妈祖信仰文化、开漳圣王文化的海洋性就具有闽南海洋文化的特殊性，而爱国爱乡精神、冒险精神、包容精神、工作创造精神等精神文化则是闽南海洋文化与普遍世界海洋文化的共有意义。由此，研究、认知、理解与建构闽南海洋文化，要顾及其区域存在与世界空间的双重意义。

其二，同闽南文化一样，闽南海洋文化是内生与外生文化互构而成的文化，是闽南人和闽南地的区域文化，也是普遍世界或普遍人类的文化。从闽南海洋文化的历史演进看，整个过程都是闽南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互动、互构过程，没有纯粹的完全的闽南海洋文化。如闽越海洋文化就是七闽部落文化与来自浙江的于越族融合互动的文化，开漳圣王文化的海洋文化范式亦是中原人与闽南土著的共同造化。而宋朝以后的闽南海洋文化，除了大陆内部的互构关系，还融入了诸多世界文化的因子，如漳州月港文化的贸易文化和海商文化，泉州港文化的多元信仰文化，以及近代以来的通商口岸文化和现代的特区文化、开放文化，等，都是闽南区域与其他区域和中国总体以及世界文化的共同造化与建构。

其三，闽南海洋文化的历史运行轨迹是先大陆后海洋，先依附后独立。闽南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氏族文化的性质是大陆文化，是闽南海洋文化的孕育期和依附形式，七闽文化和闽越文化以及开漳圣王文化是闽南海洋文化依附范式的形成阶段和依附形态，宋以后的妈祖海神信仰文化、港口文化和海商文化等是闽南海洋文化范式的独立形态。闽南海洋文化与闽南大陆文化和中原大陆文化互相构造、互相推助，并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跃升为闽南文化的前沿、主导和晋级范式。闽南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互动是在互相冲突和矛盾的关系中进行和实现的。闽南海洋文化的动态运行模式是冲突—融合—冲突—融合……。

其四，闽南海洋文化的核心内涵或本质是以海洋为介质和通道所实现的世界意义，而世界意义是国际世界视野中的世界意义，这种世界意义的总体是生活世界总体意义，是国际化的交往、贸易、生产、意识形态、技术、制度以及自然生态的总体，是渔业、海洋开发利用、海产品生产和消费、海洋贸易和交往的总体，是海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总体，是海岸、海岛以及国际世界的海洋生存总体，是历史海洋文化和现代海洋文化的总体。闽南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基础是国际化的海洋工作世界，而海洋生存能力特别是海洋工作技术与海洋生存关系及其互构关系是其本质结构，而海洋工作技术具有根本的支撑意义。海洋介质或海洋通道是闽南海洋文化世界意义不同于大陆文化世界意义的标志。

四、闽南海洋文化的精神结构

历史文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载体都是闽南海洋文化的外显资源，思想观念或精神结构是其内在资源和精神内核。闽南海洋文化的思想观念或精神结构如下。

（一）包容与开放意识并行。有容乃大，千条江河归大海，这是海洋文化的海洋包容和开放意识的双重体现。要开放必须包容，否则就不能开放，甚至可以说开放就是包容；要包容必须开放，否则就无所包容，甚至可以说包容就是开放。海洋文化相对于内陆文化，闽南海洋文化更具有包容与开放的意识。从七闽文化的七闽部落并存与交流开始到闽越融合文化再到闽越与中原移民的不断融合文化，再到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闽南海洋文化无论是作为依附范式还是独立范式，都呈现出这种包容与开放的显要意识。如泉州有48 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和睦相处，并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道、儒、释、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平共处，体现了泉州人包容的气度和开放的胸怀”[10]。自古以来，闽南人就呈现出“飘洋过海，过番谋生”的生态。厦门、漳州、泉州都是著名的侨乡。在闽南地区，古今中外文化互相融合共存，并在融合中不断创新。闽南海洋文化是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国其他区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创生过程和结果。海洋文化世界更有利于人们吸收、摹仿、学习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滋生强烈的开放与包容意识，也有利于闽南海洋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得到发扬光大和有效的传播。

（二）和谐与冲突精神并行。人和社会的本质关系是和谐关系，但和谐关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争取、奋斗和创造出来的。闽南海洋文化是一个内生文化与外生文化的不断融合过程，这种融合是一个总体趋向和谐、分段饱含冲突的过程。历史上闽越族的抗争精神、移民争斗精神、迁离祖居地的背井离乡精神、海外经商的挺而走险精神，这些精神都较为直接地显现和流露着冲突精神，它与中原文化中儒道文化过度强调和谐甚至贬黜冲突的文化倾向形成明显的反差。这些冲突精神与历史文化融合过程中凸显的和谐精神一道，共同构成闽南海洋文化的精神能量，推助闽南海洋文化世界的进展。

（三）崇商与重道精神共生。海洋文化境遇中的闽南人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走向海洋、走向世界必须要重视商品交换与贸易，这是海洋文化世界的经济纽带，否则，海洋文化就失去了经济支撑。而海外贸易和经商都要遵循商业之道，而商业之道有强盗之道和君子之道。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劫掠他国是强盗之道。闽南海商文化总体上遵循的是和谐、和平、博爱之道。闽南海商奔走、遍布世界各地，却不像西方“海商”那样留下侵略的劣迹，他们对自己的故乡更是倍加爱护。取得成就后回馈桑梓成了他们普遍的做法。如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和许多闽南籍侨商倾家捐钱捐物回馈家乡就是典型的例子。扶持同乡也成为闽南海商的美德。闽南海商在海外格外注重相互帮扶，发达了的商人会把自己的同乡带出去，不仅教他们经商之道，还出资相助。

（四）故乡与异乡精神并存。故乡精神就是爱国爱乡精神。爱国爱乡不是固守原地，不是画地为牢，更不是坐吃山空。爱国爱乡就要承担与奉献，就要开拓进取，超越有限土地的限制，走向海洋、走向世界，去开拓世界生存空间，就要有背井离乡的异乡精神，正如《泉南歌》所唱：“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去异国他乡谋求发展，开创新的生命空间，这是一种勇敢的决绝，是一种冒险的行动，是一种爱亲人、爱乡邻、爱祖国的勇于担当的选择和举动，这种故乡与异乡并存的精神与中原文化的“月是故乡明”、“孝子不远游”的单向度的故土难离的过度的故乡情结形成较为明显的反差，是对那种过度的故乡情结的超越。从故乡到异乡，从异乡到故乡，从异乡到新的异乡，这就是闽南海洋文化的存在之乡和空间生存轨迹。

（五）爱国爱乡与世界精神互构。故乡与异乡精神主要还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生命空间存在意义，而空间存在是一个总体的生活世界，其本质是工作世界。闽南海洋文化的核心蕴含是存在总体的世界意义或世界境界，而不单是物质空间的捕获和穿行，也不只是牟利的商业行为或物化趋向。这就注定了闽南海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存在总体的世界精神，即走向海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摄取生活世界总体意义的文化生存精神，即海洋生活世界总体精神。而这一切的意义、价值、存在都要靠工作创造，如此，闽南海洋文化的本质或根本精神是海洋工作世界精神，即以海洋为介质或通道追求国际化或全球化的生活世界总体意义的工作创造和工作生存精神。

注释：

[1]李晓元:《闽南文化先大陆后海洋的空间运行逻辑》，《闽台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

[2]曲金良:《海洋文化与社会》，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3]陈涛：《海洋文化及其特征的识别与考辨》，《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6页。

[5][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3页，第263页，第26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9]骆小平：《海洋科技与海洋生态：马克思主义“太平洋时代理论”的发展动力》，《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0]游秋海：《闽南商文化的形成与特质》，《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