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有别：严复的民间信仰活动

颜钲烽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其宗教思想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丰。这些文章多以严复的论著与译著为材料，从中归纳严复的宗教思想与宗教起源观，但较少提及严复日常的民间信仰活动。实际上，严复在宗教理论与民间信仰活动上是有区别的，其论著与译著中大多讨论的是宗教对于社会道德的构建作用，而参与各种民间信仰活动则更多地回归自身，关照本心。本文以严复的日记与书信为主要材料，梳理严复的民间信仰活动，进而分析严复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原因以及民间信仰的特殊性对严复晚年的影响，以期还原一个更加全面的严复形象。

一、严复的民间信仰活动

严复早年留学英国，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训练，是一位无神论者，因此在严复的宗教思想中，总是以人类社会为核心，重点探讨宗教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将宗教视为构建社会道德的重要工具，注重宗教的社会功用；而严复参与的民间信仰活动则更多地回归自身，关照本心，二者在对象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在严复早期，笔者并没发现有关严复进行民间信仰活动的材料。最早相关的资料是1900年严复携全家赴沪避难的过程中，次子严瓛染上重疾，“由跟随的人轮流抱着逃难，奄奄一息，杯水难寻，在极度慌困的时候，先生时而喃喃念佛，时而向菩萨大许其愿，时而又静默祈祷上帝保佑”。显然，此时中外宗教信仰并存于严复的头脑中，当然也包括民间信仰，否则就不会有“向菩萨大许其愿”的行为。由于严复早期的民间信仰活动记载较少，严复最早于何时参与民间信仰活动不得而知，但严复在赴沪之后的中晚年，其愈来愈多地参与各种民间信仰活动，则是不争的事实。

众所周知，利用周易卜卦是民间信仰的内容之一，晚年的严复热衷于利用占卜预测时运，并将卜卦的卦象与释词写在日记当中，若有应验者，还会事后在日记末尾补记在何时应验。根据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收录，严复除了日常的日记之外，另有一册专门记录卜卦的日记册。其中1911年共有19则，集中于卜卦册中，而其他年份由于材料的缺失，未收集到卜卦册的资料。

表1：1911年严复占卜的时间、内容、对象及应验情况

从上表统计来看，严复十分善于占卜，所占多有应验，因此常有朋友请求严复为其算卦，如占开铺、占时运等。这类事情如非友人告知严复详情并请他为之算卦，于情于理，严复都不会主动代为占卜。而严复替族人占卜官运财运、出行健康，则更多地是出于对族人的关爱。严复与族人的通信十分频繁，在书信中也常对族人的身体状况表示关心，因此主动为族人的身体状况、出行吉凶进行占卜，也是合情合理的。

严复也将五行合算运用到了婚礼的操办当中。在三子严琥置办婚礼期间，林家曾提出：“新郎衣帽，拟用乙种礼服，奁帐已制便，请置备洋床。”而严复则坚持“礼服用乙种可以，惟合卺新床，则必须旧式木制乃可，因婚姻大事，义取发生，故宜用木，洋床不但嫌其夷式，且铜铁所制，尨凉肃杀，实所非宜。”在传统五行之中，木代表春季，万物生长，木床属木，故取五行木，代表着生机与活力；而金则代表秋季，洋床乃由铜铁制成，故取五行金，意象为万物凋零，寒气逼人，与婚姻的寓意不合。严复基于五行所表意象，认为结婚主床用洋床不吉利，不适宜在婚姻中置备，最后改用木床为主床，洋床为副床。

除此之外，严复对家乡阳岐祀奉南宋民族英雄陈文龙的尚书庙也十分关心。1918年底及1919年初，严复曾两次到尚书庙行香，并应乡人请求，倡议重修尚书庙，带头进行募款。尚书庙开始重修之后，严复虽身处北京，但也常函嘱居住在福州的严琥帮忙监督。在1919年闰9月20日和9月22日两封信中，严复让严琥询问尚书庙的工程与董事会决议之事；后又在11月2日的信中让严琥帮忙监督尚书庙，并称“此事关吾名誉甚重”。

严复参与的民间信仰活动甚多，以下再简列几条，援以为例：晚年严复饱受病痛折磨，药物治疗已经难以缓解身心的痛苦，因此于1920年12月24日，严复让三子严琥赴阳岐请丹药，次日又服用罗真人符三道；1920年2月20日，严琥之子出生于福州，严复欣喜异常，悬灯燃烛，焚香拜祖；在1921年6月7日给长子严璩的信中提到严琥跟随同善社打坐之事，称“吾知其道不是子虚”，表达自己对民间宗教的认同。1921年7月，即严复去世前两三个月，严复仍坚持为原配王氏抄写《金刚经》，为其祈求冥福。

二、严复晚年参与民间信仰活动之因

严复参与民间信仰活动是多种外因与内因综合的结果：

（一）民间信仰根植于传统文化

严复自幼便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小随父学《百家姓》《三字经》等蒙学读物，7岁开始在私塾读书，先后“从师数人”，深受黄少岩影响。同时，严复与陈宝琛、林纾等闽籍文人来往密切，使得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执教时，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研习。特别是为了应试科举，严复专心研读四书五经，虽屡试不中，但十年的科举生涯使得严复“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很大的区别了”。他不仅“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从事翻译”，甚至其“进化论、自由主义以及民主观念均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上”，可见严复对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情愫。

而民间信仰深深地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从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营养，起着维护与普及传统伦理道德的作用，正好与严复的传统文化情怀不谋而合。民间信仰中的五行合算、风水八卦，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严复晚年所钟爱的卜卦，便是以《周易》为基础的。严复对《周易》十分重视，在其1895年的五篇政论中，也多次使用《周易》及其思想进行立论。如在《论世变之亟》中称“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此句借用《周易》中的“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来说明寻根溯源、顺应时势之必要。对《周易》的重视与了解，是严复晚年将周易用于卜卦的理论基础。

另外，民间信仰中的神明生前或是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和爱国将领，或是地方上热心公益事业、扶危济困的历史人物，这些神明通过民间神话故事的塑造，不断注入传统伦理思想，如儒家的忠孝节义、和睦大同的社会伦理、佛教的因果轮回说和道教的承付报应说等，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严复所倡导重修的尚书庙，主祀的便是宋代民族英雄陈文龙，这对宣扬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是由于民间信仰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文化，且严复对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情愫，才使得严复从一个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无神论者，有机会转变成一个民间信仰的参与者。

（二）严复自身年龄的增长与命运的不幸

宗教心理学认为，个体的逐渐皈依“是一种积极的意义或目的的寻求结果”。从严复对民间信仰的接受过程来看，并不存在“突然转变”的情况，因此严复晚年对民间信仰的接受，实际上是对一些问题答案的求索，这点在严复的书信中可以得到佐证。如在1921年8月6日的给诸儿的书信中，严复称“又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故哲学大师，如赫胥黎、斯宾塞诸公，皆于此事谓之Unknowable，而自称为Agnostic……”。可见，由于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严复开始面临一些科学尚且无法解释的问题，如他在回复上海灵学会长俞复的信中提到的三条物理现象，即“一、大力常往，则一切动法，力为之先；今则见动不知力主。二、光浪发生，恒由化合；今则神光焕发，不识由来。三、声浪由于震颤；今则但有声浪，而不知颤者为何”；同时，严复也面临一些于情于理都难以解释的人伦问题，如他在1917年8月3日给严瑸、严璆的信中提到的朱梦华的命运：朱梦华聪慧且性格好，但其养母却是倡优之列，严复认为此实为命运不公，但又无法用常理解释，于是便只能用宿命论与轮回说进行解释，认为这是梦华前世的孽债。为了解释诸如此类难以用科学和情理解答的问题，严复在思想上会不由自主地向不可知论与神秘主义倾斜，进而接受民间信仰，便是十分自然的了。

年龄的增长同时也伴随着健康状况每日愈下，加之长期吸食鸦片，使得严复晚年饱受身体上与心理上的双重折磨，这导致严复急求一种可以快速解除心理痛苦的方式。而民间信仰具有实用功利性，信仰的主体不是出于精神或灵魂的超脱，而是出于十分现实的利益诉求而祈求保佑；祈求保佑者也不需要通过繁琐正式的宗教制度成为其宗教信徒并遵守严格的教规，而是“有求必应”“心诚则灵”。晚年的严复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教派别，而是在遇到危机事件时广泛地求神拜佛，“时而喃喃念佛，时而向菩萨大许其愿，时而又静默祈祷上帝保佑”，甚至在医疗无法使自己的痛苦得解脱时，求助于灵丹妙药，化符而食。在康复心理学尚未引入中国的当时，只有民间信仰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严复祈福禳灾的需求，才能更加直接地缓解严复心理焦虑，这是医学和其他宗教信仰无法替代的。

最后，生活上的坎坷使得晚年的严复对命运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严复的一生十分坎坷：早年丧父，“父死家贫，不再从师”，与母相依为命；壮年留学归国后接连四次科举失败，继而染上毒瘾，终身饱受鸦片折磨；而后又适逢家仇国恨，同学血殒海疆；赴沪避难途中痛失爱子严瓛，晚年又卷入复辟风波，还不得不为家中开支而奔波。跌宕的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同时影响着严复对命运的看法，他曾在诗中感慨：“世界总归强食弱，群生无奈渴兼饥。茫然欲挽羲和问，旋转何年是了期”，这种茫然使得严复时刻对未来感到不安，因此严复时常对官运、财运和流年进行卜卦，又常到庙宇行香祈福，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减少心中对未知的恐惧，减少对未来的不安。

（三）民间信仰与地方家族事务相关联

民间信仰与地方家族事务密不可分，具有整合乡族力量、融洽乡里的作用，体现了极强的宗族性。由于福建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区域性，一个民间宫庙常常归一个村社或一个家族所有，庙宇所辖范围之内的成员都有义务对宫庙的修建与日常管理做出贡献，如此才有参与宫庙活动、受到宫庙所祀神明保佑的权力。“共同的神灵崇拜和祭祀活动，有效地把分散的乡族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了祭祀共同体。一旦形成祭祀共同体，村社成员的命运往往就被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宫庙就是这条纽带的中心。”因此，通过宫庙的各种信俗活动与事务，家族成员之间、区域内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有利于乡族的团结，化解各种矛盾与纠纷。

关于严复主持阳岐尚书庙重修一事，皮后锋认为“此举主要是弘扬陈文龙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也带有浓厚的迷信成分”，此说并不全面。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提到：“尚书公庙为阳岐通乡所讬庇。吾草草归来，家仅中赀，心以为破损如是，实为通乡大耻，故特草启捐赀，提倡修整。”显然，重修尚书庙不仅仅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还关系到整个阳歧乡的声誉，与乡民有着密切的关系；重修尚书庙也不仅仅是严复的个人意愿，也是通乡之愿。

在客观上，严复通过重修尚书庙一事团结了乡族，体现了自身在乡族中的威望，也体现了严氏在阳岐的地位。在尚书庙重修的过程中，严氏一家尽心尽力，在56人的董事会中，严氏的董事便有18人，严氏的族人大多参与到了尚书庙的事务当中。而严复作为发起人，不仅带头捐资二千元，还撰写募捐启，并通过书信多次督促族人关心尚书庙重修之事。又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联系了陈宝琛、王又点等为尚书庙做楹联。通过重修尚书庙，严氏一家的联系更加密切，使得严氏一族更加团结；同时，此等善举也提高了严氏在阳歧的声誉与地位。因此严复在信中称“此事关吾名誉甚重”，实非虚言。

三、结 语

严格而言，严复在主观上并没有对宗教与民间信仰作出概念上的区分，但在研究严复的宗教思想时应关注到其知行的区别以及民间信仰的特殊性。严复并未加入任何一个宗教，却广泛地参与到民间信仰活动当中，这与民间信仰的特殊性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严复对民间信仰采取了中庸的态度。在笔者看来，所谓中庸可定义为：不偏不倚，有原则的包容与让步。即为人处世，在保持原则底线、坚持自己的“道”的前提下，做出一定的让步，不激进也不保守。这种中庸的态度始终贯穿于他的民间信仰活动之中。

严复接受并参与民间信仰活动，但他并不强求每个子女也与自己一样参与其中，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庸之道。1921年5月22日，严璩在北京法源寺设奠做道场，纪念亡母王夫人。严璿和严玷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以反对迷信为由，不肯接受和尚使唤，跪拜神佛，并说出一些“无谓言语”。他在接到严璩的信后，于1921年8月6日写信痛斥四子五子，但批评的是严璿与严玷顶撞大哥，伤了大哥的感情，而不是批评他们反对拜佛、反对迷信。他在信中言：“你们不信，自是与之无缘，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可耳：他人相信，资以修养，有何害事？乃必伸己意，多言强谏，至令父母不欢，岂非太过？”

这里严复对严璿和严玷的教育，实际上表达了严复两层含义：一是严复自己相信民间信仰，但并不妨碍他人不信，不强求他人必须信，允许他人有不同的宗教观点，此为包容；但他人也不应该以科学和反迷信之旗号攻击宗教，说“无谓直言”以伤长心，此为原则。二是将中庸之道教育给严璿和严玷二子。他们坚持科学不信宗教则可，这是他们的底线；但也不可以此为由攻击宗教，应采取“不论不议”的态度，这是包容。由此可见，严复对传统的民间信仰采取的是中庸态度，值得后人效仿。

注释：

[1]关于严复宗教思想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俞政：《严复的宗教思想》，《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政协福建省委员会：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2004年；熊乡江：《严复宗教思想评析》，《求索》2008年第1期，第147～149页，此二文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严复的宗教思想，但缺乏深入探讨；魏义霞：《严复对宗教起源的探究及二重性》，《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魏义霞：《严复的宗教观与孔教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此二文则从严复的宗教起源观和孔教观进行探讨；周至杰:《严复宗教思想探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此文则以宗教社会学角度对严复的宗教思想进行重新解析。

[2]本文所用的“民间信仰”，采用林国平教授“准宗教”的概念：“民间信仰是指信仰并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万物有灵为基础，以鬼神信仰为主体），以祈福禳灾等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自发在民间流传的、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准宗教”，详见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3]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4][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23页。

[6]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10～512 页。

[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00页。

[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38页。

[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2页。

[1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90页。

[11]余英时:《严复与古典文化》，《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5页。

[12]薛菁：《严复的传统文化情怀》，《闽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4]郭彧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350 页。

[15]黄庆波、陈功：《中国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5年第2期。

[1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25页。

[1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5页。

[1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17页。

[19]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2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4页。

[21]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22]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3页。

[23]《福建文史》，福建省文史研究馆，2006年第1期，第46页。

[24]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7页。

[2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