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朱子《小学》在韩国

于 杨 杨漫漫

（吉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新时代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中国文化品格、确立价值坐标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2018年5月***总书记亦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引导青年师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那么，在倡导传统文化进校园，不功利、不片面、不心急，将“知情意行”有机统一，使其成为一种常态的、贯通的和循序的教育的同时，还要推进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走出国境，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民族在世界的文化自信。

韩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取得惊人成就，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维系韩国社会发展和力争民族自立民族精神起作用的结果。正如韩国学者宋丙洛所说，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理念，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了。在众多对韩国产生影响的中国文化中，朱熹教育著作《小学》从二战结束至今一直对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为培养一代代具有较高道德素质和民族精神的韩国国民做出巨大贡献。

一、朱子学及《小学》在韩国的历史演进

早在汉唐时代，中国儒学就已传入朝鲜半岛，被尊为国学。后作为儒家集大成者的朱子的思想被引入韩国，为韩国的发展注入活力。作为朱子学有机组成部分的《小学》也逐步传入韩国，在韩国发展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一）初露锋芒：拯救衰落高丽王朝的思想工具

13世纪，是朱子学思想的引入期，安珦被称为将朱子思想传入朝鲜的第一人。当时朝鲜的统治王朝——高丽王朝已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为了摆脱岌岌可危的政治困境，时任高丽王朝宰相的李穑对朱熹的“三纲五常”伦理思想大加利用，积极推广《小学》《大学》用以挽救高丽王朝的统治。他在乡办私塾，并移植元朝的教育方式，以朱子学为教育内容，对朱熹《小学》作谚解，以成均馆和私塾为讲堂，讲授并且普及朱子学，为朱子学在高丽朝末期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著名朱子学者郑梦周、郑道传皆为其高足。

14世纪，朱熹的理学思想在朝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时任宰相的郑梦周，力推朱子学说，并将理学家的礼俗推广至全社会，力求挽救高丽末期的衰颓局面。其师李穑评价说“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当时朝鲜的改革派领袖郑道传以“理欲说”作为思想武器反对当权贵族的“残民”和“兼并”。他的思想既依据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又与当时朝鲜社会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

（二）由盛转衰：李姓朝鲜国运式微

在15世纪，朱子学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私学出现。与李穑（号牧隐）、郑梦周（号圃隐）并称高丽三隐的吉再（号冶隐），因不满李姓建立的朝鲜，归隐家乡，传播朱子学，成为朝鲜初期私学之滥觞。16世纪，朱子思想在朝鲜的传播达到顶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朝鲜的科举制，把《四书集注》《小学》等作为考试科目，足见其将朱子学及《小学》思想奉为圭臬。朱子学在李朝500年间一直居于官学高位，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作为朱子学经典蒙学教材的《小学》也被韩国定为一尊，发挥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感召力和国际辐射力。朝鲜后期，朝局动荡，朱子学也面临阳明心学的冲击。18世纪，处于朝鲜后期的朱子学迎来了“人物性同异”的湖洛论争。19世纪，实学思想在朝鲜又活跃起来。朝鲜实学逐渐集中于考据之学，对现实的社会和改革问题消极回避，李姓朝鲜国运式微。

（三）重绽光芒：深入当代韩国公民骨髓

当代韩国，致力于着手恢复传统儒学朱子学研究，恢复重建自己的民族精神，逐渐修复二战带来的创伤。通过研究传播朱子学，韩国认可并且恢复使用汉字。韩国学者编撰大量儒学朱子学著作，提倡对朱子学进行全新诠释。韩国柳承国教授认为：“儒学具有永恒和超时代的精神，儒教是韩国人传统精神的中枢，应以当代的光芒重新照亮其固有精神，从内在意识到外在行为等各个层面发挥其一以贯之的作用，从多个方面去探索可以发扬儒教精神的渠道。”

总体来讲，朱子学已深入韩国社会骨髓之中。尽管朝代更迭，朱子的德育思想仍旧在韩国的道德教育中居于主导，对韩国国民素质的养成有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韩国朱子学研究着眼于与现实问题相结合，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古老的学术正成为韩国重塑民族文化教育、民族精神的厚重基石”。《小学》亦在当代韩国中小学教育过程中重绽光芒，逐渐深入韩国公民的骨髓，成为其民族气节的一部分。

二、《小学》道德教育思想对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影响

朱子《小学》道德教育思想对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影响深远。在教育改革方面，韩国的七次中小学道德教育课程改革是其影响的集中体现；此外，在教育实践方面，朱子《小学》道德教育思想也指导了课程目标的设置，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方法的选用。

（一）对当代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的影响

韩国光复后，为彻底清除日本的殖民残余，宣扬民族意识与责任感，恢复社会发展秩序，韩国率先把学校道德教育作为立政兴国的首要任务。纵观自1954年开始至今的韩国七次道德教育课程改革，都是朱熹《小学》道德教育思想与韩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结合，都是对《小学》道德教育思想本土应用与认识的深化。

1.恢复期（1954～1963），帮助树立民族本位的道德教育理念

1954～1963年是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的恢复期。在此期间，为了尽快消弭殖民地时代的思想残骸，建构新的国家系统，同时也为了积极应对西方文化对韩国道德生活的冲击，韩国政府于1954年进行了首次中小学道德课程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在中小学开设《道义》课，以儒家“三纲五常”伦理观念为核心，灌输《小学》中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道德准则，以此强调儒家之忠孝、道义、责任感与民族意识。这次课程改革不仅奠定了韩国战后道德教育目标的理念根基，恢复了民族意识，同时也为韩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改革期（1963～1987），帮助确立全方位的道德教育行动指南

1963～1987年是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的改革期。这一时期既是韩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朱熹《小学》教育思想与学校道德教育充分磨合、适应、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中小学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进行了三次课程改革。1963～1973年进行的第二次德育课程改革，改革基调是培育学生的国民意识，呼吁学生投身于国家建设；改革目标是强化青少年和整个社会的国民精神、自觉树立新国民的伦理观。本次道德课程改革教育目标的改变，体现出朱熹提倡的“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的思想。1973～1982年间进行的第三次德育课程改革，提出了道德教育的要素，即将道德教育分为礼节生活、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等领域。这是对朱熹《小学》一书中将儿童的道德教育分为“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扫洒绢洁”“读书写字”及“杂细事宜”等做法的拓展与应用。1982～1987年间进行的第四次德育课程改革是第二次、第三次德育课程改革的组合和发展，这一时期德育侧重教法改进，采取认知发展的德育方法，实行全人教育，增强学习者的自我意识、正直感和责任感，并强调系统的国民精神教育。

3.成熟期（1987年至今），帮助探求深层次的道德教育目标定位

自1987年至今是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成熟期。这期间韩国政府进行了第五次（1987～1992）、第六次（1992～1997）和第七次（1997～）道德教育课程改革。在此期间韩国中小学德育的目标是提高学习者的道德判断力。道德教育目标的变化体现出韩国道德教育发展不断深化、完善与成熟的过程，即从最初专注于道德基本知识的掌握到现在道德判断力的形成。这一时期教育目标的转变是对朱熹《小学》中提出的“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和“知行结合、知行一致”道德教育理念的现实应用。

（二）对现行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改革的影响

《小学》的教育对象是幼童，重视孩童幼年时期的“成人”教育，对人的一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若从小深受《小学》道德教育的熏陶，可以使人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学会待人接物，更好的立足社会；看待国家事务都能进退得宜，善性长存。《小学》的道德教育理念是超越时空的，新世纪以来，朱熹《小学》道德教育思想仍然对韩国中小学道德课程实践产生着重要影响。

1.指导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课程目标设置

韩国现行中小学道德教育的总目标是把儿童、青少年培养成爱国爱家、遵纪守法、道德高尚的独立人。该课程目标是朱子《小学》德育目标的接续，也反映了今日世界人类道德教育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具体目标是：首先，懂得道德的必要性、发展价值判断能力、形成实践价值判断的意志力；其次，了解具体的道德规范和各种规矩，判断和实践正当的家庭、邻里和学校生活；再次，理解和实践由传统道德和公民道德所组成的公共道德，培养解决现代社会可能出现的道德问题的能力；最后，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具备南北统一后理想的韩国人应该具备的能力和行为倾向。

总体来讲，韩国现行的中小学德育课程目标体现了其深厚的儒家伦理积淀，较强的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特别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形成。另外，由于中小学生不同阶段的道德成熟度差异性，各阶段道德教育目标设计各有侧重。如小学阶段以培养学生道德习惯为主，中学阶段以内化道德规范为主等。这种对道德教育目标分层次的做法受到了朱熹提出的“儿童思想观念还未成熟，认识水平有限，对他们不能进行抽象高深的道德轴灌”观念的影响。

2.完善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教学内容的设计

朱熹认为在小学阶段孩童的伦理教育内容应从最简单的生活礼仪开始，直至意味深长的治国之道。他引用明道先生的话说:“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并提出“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受其思想影响，韩国小学德育课程由《生活》课和《道德》课组成。并且，在朱熹“日用之间”“动止语默”观点影响下，《生活》课教学内容是：小学较低年级的学生学习合规的生活礼节和道德规范，以形成健全道德基础；小学较高年级《道德》课侧重社会、国家、个人生活领域内容，强调礼节、爱校、民主、国家和民族统一等内容；中学《道德》课以学生的日常生活为中心，按学生生活经验空间的扩大划分为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等6个领域。课程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适合各年级特点。这样的课程内容设计也体现了《小学》中提出的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应包括“六德”和“六行”的观点。即“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知谓明于事。仁谓爱人以及物。圣谓通而先识。义谓能断时宜。忠谓言以中心。和谓不刚不柔。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孝谓善事父母。友谓善于兄弟。睦谓亲于九族。姻谓亲于外亲。任谓信于友道。恤谓振于忧贫。”

3.影响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教学方法的选用

朱熹认为在儿童道德教育活动中要以适当方法引导学生学习，要根据儿童身心发育特点设计教学方法。在《小学》中他首先提出以“嘉言”“善行”感染和熏陶儿童的方法，即以先进人物优秀的道德言论和模范行为来感染和熏陶儿童。他还提倡使用“诵诗、读书、咏歌、舞蹈”等活泼的教学方法，即用诗、歌、舞蹈等形式进行道德教育。韩国现行中小学道德教育，根据学生不同年龄特点采取不同教育形式。对年龄较小的学生采取讲正面故事等学生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教育；而对于年龄较大的中学生，以开展积极健康的集体活动为主。

此外，韩国中小学还经常会在体育、音乐等活动中渗透道德教育精神；在学生中开展社会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这些都可看作朱熹《小学》中提到的不同阶段的学生教育方法的衍生物，与之一脉相承。

三、《小学》在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在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韩国传统生活共同体的家庭功能不断被削弱，父长制的家庭意识和伦理被还未定型的现代社会家庭关系取而代之。尤其是近年来，伴随因特网的快速发展和多种大众媒介的普及，西方文化迅速涌入韩国，传统儒家文化和价值观受到巨大冲击与挑战。作为大儒朱熹的重要作品《小学》也未能幸免，其受到来自西方文化、韩国教育现状、师资水平低和教育手段落后等一系列的冲击和挑战。

（一）西方文化思想冲击了《小学》道德教育的理念

近年来，全球化使大量的外国文化涌入韩国，尤其是以欧美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对韩国的影响日趋加重，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韩国的道德传统。学校里道德沉沦、拜金主义、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厌学、酗酒、吸毒、使用暴力的学生比重日益增大。同时，欧美文化中推崇的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与传统道德教育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三纲五常”等严重冲突。可以说，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给现在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带来很大的阻力，也严重冲击着朱熹《小学》德育理念在韩国学校德育中的影响与作用。

（二）功利的教育目标阻碍了《小学》道德教育思想的传播

当今韩国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学生们都想通过进入名校（中小学、高中、大学）来获得更强的参与社会竞争的实力。因此，以卷面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综合素质的唯一标准的应试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实行。而朱熹早就对扼杀人才的教条教育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并独辟蹊径提倡素质教育。如他提出通过教育“以修其身”，使人把“恶”的气质转化为“善”的气质，实质上即是现代教育所致力的通过德育来改善和提高人的素质的同义句。但是，在韩国现如今“教学为主”的情况下，中小学道德教育课程多注重对道德科学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的培养。这与朱熹提倡的“教人为学”的思想是相冲突的。

（三）低质的师资队伍弱化了对《小学》道德教育精神的理解

从整体上看，当前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师资状况令人担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道德教育工作负担较重、薪酬较低使得道德教师缺乏进取心，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全面了解、深刻领悟韩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的渊源，以致教学水平低下、层次肤浅；另一方面社会上盲目授予道德教育资格证，使得某些不合格的道德教师能轻易上课任教，导致道德教育质量不断下滑。事实上，低水准的师资水平是难以有能力对朱熹《小学》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全面理解和深刻解读的。

（四）落后的教育手段固化了《小学》道德教育教学内容的传授

在科技迅猛发达的现代社会，韩国的道德教育手段却相对落后。因受升学压力、教学条件、师生关系等因素的限制，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既无法生动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更无力积极应对和解决当今社会出现的伦理和价值方面的新问题。例如，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韩国有很多学校的班级人数都多达60人，甚至有的达80多人，在这样拥挤的教学条件下，德育活动所需要的讨论空间和思想上的碰撞都是不能做到的，充分的师生交流在也无法得到实现。针对道德教育所需应开发的多媒体教学软件、教学设备等也相对匮乏，这些都对道德教学内容的传授与成效产生影响。

总之，现在的韩国社会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韩国一方面需要面对现实选择满足自己发展需要的中小学道德教育道路，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伦理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加强中小学道德教育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四、《小学》给予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实践困境的回应

朱子《小学》深邃的道德教育思想使其即便在应对现今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现实困境时，仍有积极地指导意义与作用。《小学》教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摒弃浮躁，回归本心；教人面对功利化的教育现状时，明伦敬身，切忌极端；教人面对低质量师资和教学手段落后时多方立教，形成合力。与此同时，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面临种种道德教育困境，《小学》自身也应推陈出新，从而焕发时代生机。

（一）摒弃浮躁，回归本心以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小学》作为经典的启蒙读物，强调使伦常思想在儿童幼年时期便确立起来，重视早期的“成人”教育。这一早期的教育，会对儿童的一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当代心理学家詹姆斯·卢格所说的，“在某些情况下，强烈的、持久的早年体验（可能还结合了某些遗传倾向）似乎产生了显著的人格特征，当未来的环境与早年相同的时候，这些特征更是难以改变。”早年教育中形成的信仰和价值尺度，为人们提供了可以回归自己的“本心”，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圣贤坯璞”。在儿童的内心播种下正确的初心之火种，可以使其即使面临西方文化和互联网等因素的冲击时依然可以进退得宜、从容处之，不可不谓修身的一剂良方。朱熹在《小学》指出：“小学教人……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为心成”。即必须从儿童年幼时起便开始对其进行道德教育，时期知识和道德水准得到提高。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提出了先入为主及早施教；形象生动，激发兴趣；知行合一道德践履；“博学”“忠恕”“内省”以及循序渐进、积久成熟的道德教育原则。在现代韩国的小学教育中，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利用《小学》道德教育原则，教育儿童从小学会摒弃浮躁，回归本心。

（二）明伦敬身，切忌极端以修正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

《小学》的主要思想是明伦、敬身，强调个人在巨大的社会网络中只是一个渺小且孤立的点，需要正确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忌极端和以自我为中心。韩国现当代教育竞争激烈，教师和家长都将目光集中在教育成绩上，忽视了道德教育，殊不知在过度的知识灌输下，儿童多变成学习的机器，心智的成长跟不上文化知识的增长。当他们遇到挫折或者磨难时，由于缺乏磨练，没有成熟的心智，多会采取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轻生事件时有发生。这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连最基本的孝敬双亲亦没有做到，更莫说辜负了国家民族的期待。《小学·敬身》首句即引用孔子之言：“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者也，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应倍加珍惜，做到明伦敬身，切忌极端。

（三）多方立教，形成合力以直面师资和教学手段之不足

《小学》开篇即述“立教第一”，引《学记》，指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校被认为是进行中小学道德教育的最重要的场所，其凭借严密的组织性，以一种更加规范、系统的方式传递道德教育思想。因此，面对冲击，韩国学校在进行中小学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应从教师的选拔、培训等方面入手严把教师质量关，在源头为教育水平提高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从教学手段入手，更新教学设备，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更新教学方法。《小学》在内篇中指出“五伦”，更多的强调家庭和社会关系，认为在做好学校道德教育这一中心环节的同时，不可忽视家庭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的作用。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家庭道德教育在道德教育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父母应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准，为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榜样。“社会道德环境有利于促进儿童在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所形成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沉淀和巩固。”正如陶行知所言“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社会应加强对《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视，利用大众传媒等传播媒介，营造良好的思想道德教育氛围。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全方位提高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水平。

（四）推陈出新，焕发生机，《小学》以自身的发展应对时代挑战

为了使韩国的《小学》道德教育更好的面对冲和挑战，从经验论的角度看，应从外部条件改良入手，提高教师队伍，更新教学设备等；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小学》本身也应做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争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更多的生机和活力。虽然两国并非完全相同且存在分歧，但都力求促进道德教育层次和水平低不断提升，故中韩两国的儒家学者应积极合作，以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开创国家未来的美好前景。两国学者应利用《小学》中的一些素材，挖掘其现代价值，从道德教育目标、道德教育内容、道德教育原则再到教育方法各个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挑选、整合、丰富，重新编订《小学》，作为朱子《小学》的解读或伴生读本。或者，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在利用《小学》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上好思政课，双管齐下，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思政教育紧密结合，直面西方文化、韩国教育现状、教师水平低和教育手段落后等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总之，《小学》作为朱熹所著的经典启蒙读物，在形式上虽然述而不作，在思想上却达到了既述又作、以述为作的新高度。它将儒家思想与理学思想有机结合，是我国幼儿读本中的一颗明珠，更是一部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典。其经历与时俱进的改良，是可以推陈出新，焕发生机的。

五、《小学》道德教育思想于韩国践履的冷思考

“讲故事的能力是人类一种很重要的能力，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实实在在的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中国急需在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情势下，《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在韩国中小学教育中受到如此重视，值得欣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被反复申论，推动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助益中国的文化形象建设，增强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的文化自信。我国应发挥源头优势，同韩国加强此方面的对话，协助韩国应对《小学》思想道德教育中面临的冲击和挑战，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反观之，朱子的《小学》道德教育思想在韩国受到如此重视，中国本土的情势如何呢？从个人角度来看，又有几人真正认真研读儒家经典，为我所用呢？从学校的角度看，中国的课堂大力倡导学好国际通用语，可是中国的汉字和传统文化，何时能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呢？从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看，中国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中国是否也对自己的炎黄子孙讲好了祖先的故事呢？不得不承认，这些都值得省思，这些都必须引起重视。

注释：

[1]吴文涛：《传统文化如何走进学校?——论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逻辑》,《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3期。

[2]秦莉：《韩国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的思考与启示》,《江西教育》2007年第6A版。

[3]李祥：《高丽末期朱子学的社会历史作用》,《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0年第5期。

[4]柳承国：《韩国的儒教思想》,《孔子研究》1992年第2期。

[5][23]于亚敏：《儒家道德思想对现代韩国小学德育的影响》,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5页,第45页。

[6]程利田：《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91页。

[7]徐周双：《战后韩国学校道德教育》,《湘潮》2010年第2期。

[8]谭菲：《韩国当代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1页。

[9]张文学、丁振国：《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

[10]冷剑丽：《韩国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的主要特色及启示》,《世界教育信息》2006年第4期。

[11]张社强：《日本、韩国、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1期。

[12]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

[13]黄亨奎：《韩国初等学校道德教育研究》,《东疆学刊》2000年第1期。

[14]李越、司晓宏：《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拾粹》,《唐都学刊》1991年第2期。

[15]韩国教育课程教科书研究会：《韩国教课教育之变迁》,首尔：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90年,第82页。

[16]陈超：《略论朱熹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0年第7期。

[17]何付霞：《韩国学校道德教育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2页。

[18][20]周国林：《朱熹〈小学〉的基本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于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第595～601页。

[19][美]詹姆斯·卢格著,陈德民等译：《人生发展心理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年,第 962～963页。

[21]立鹏、冯文全、朱琳：《浅析朱熹道德教育思想——以“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为例》,《基础教育研究》2009年第1B版。

[22]顾秀莲：《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

[24]王旭明：《讲好中国故事先要讲好自己故事》,《语文建设》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