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语堂记忆——海峡两岸（漳州）林语堂文化研讨会综述

徐 亮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2018年10月13日至14日，由福建省文联、漳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漳州市文联、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单位承办的“海峡两岸（漳州）林语堂文化研讨会”在福建漳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台南大学、嘉南药理大学等研究机构和两岸高校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提交论文40余篇，围绕着林语堂的创作成果、文化思想与文化传播、教育实践、学术史地位等中心议题展开研讨，通过多元观念的碰撞和交流，深入挖掘林语堂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推动林语堂研究的深入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

一、林语堂创作成果研究

随着林语堂文化价值的逐步彰显，他的作品研究也逐渐增多，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文化理念观照下，呈现出向多角度、全方位拓展的趋势。众多学者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在细致的文本解读中，重新考察林语堂作品的文化价值和思想内蕴。浸透着林语堂文化困惑和思想矛盾的文学作品也在研究者深邃的眼光烛照和丰富的史料佐证中逐渐彰显，一个性格丰满、真实的林语堂形象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投射，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

湖南师范大学肖百荣教授通过分析《京华烟云》《朱门》《苏东坡传》等作品中人物生动、具体、个别化的身体反应和心理反应，提炼出其感觉叙事的特色和价值，挖掘出林语堂小说中的感觉叙事实则是其哲学观、人生观的投射的深刻内涵。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曾丽琴教授指出《啼笑皆非》与《奇岛》存在互文性，后者是前者的意象化体现，两者共同建构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想象性空间，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温州大学孙良好教授认为《赖柏英》这部强烈自叙传色彩的小说蕴含着林语堂内心迷失和回归的内涵。故事发生地点新加坡这一地域形象——“人种博物馆”与故事主人公新洛、赖柏英的内心忧伤及林语堂的思想困惑实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加坡这座移民城市所面临的身份归属印证着新洛和赖柏英在跨越中西两种文化时所经历的爱情旅程，也在深层次上彰显着林语堂晚年时期在政治抉择和时事变迁中身份的迷失和寻找。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钟新良和曹雪荣则在《武则天正传》中洞见了林语堂的幽默缺失以及其对女性审美和认知的局限，体现为对武则天个人形象和个人能力的极尽讽刺和嘲弄，是林语堂当时写作的时代语境以及个人认知的偏执使然。林语堂正欲通过对武则天的批评达到宣扬其“无为”的社会理想和艺术追求目标，林语堂虽提倡男女平等，但还是逃离不出男权社会中男权权域的女性审美窠臼。

此外，青岛大学卞建华、张欣则对《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中50篇双语作品进行了分析。林语堂在英文作品译成中文小品文时的自译手法引起了两位专家的注意，他们认为林语堂在自译时所注重的“忠实性”和“创造性”既忠实了原文，又多方位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心理，两者并行不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表现手段。

二、林语堂文化思想与文化传播研究

林语堂作为享誉世界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大师，其一生站在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位置上，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他丰富复杂的文化思想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的突出地位，自然是研究者的重要关注点。

（一）文化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兆胜教授在看待林语堂和东方文化的关系时，认为林语堂虽然在扇形的文化视域中统筹观照日本、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地理图景，但是他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在东方文化的映照中以及西方文化的参照下，凸显中国文化的价值魅力。台南大学林登顺教授认为林语堂在民俗学尤其是闽南的民俗学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作用。林语堂不仅不遗余力地动员鲁迅、顾颉刚等民俗文化研究学者南下厦大充实民俗学研究阵营，更率先通过研究《平闽十八洞》掀起民俗学研究热潮，同时也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将中国民俗元素植入自己的作品，使得中国民俗学得到了更广泛的认知，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尤其是儒道思想对其影响甚大。漳州职业技术学院邱添乾老师认为，道家自然主义和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互补互促形成了林语堂独特的和谐观，林语堂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运用生活的智慧将其调和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四川师范大学李瑾副教授认为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由于深受闽南文化的直接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儒家文化思想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形成是包括历史、人文、地理、家庭、先贤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所致，从而使得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具有了其他作家所无法比拟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闽南师范大学王森田副教授认为正是传统文化和阴阳原理的熏陶培养了林语堂不卑不亢、和谐优雅的生命观，进而将这种生命美学转换成自己的文学实践。

林语堂虽然“两脚踏东西文化”，文化背景多样，但他深厚的文化造诣与他出生地的闽南文化依然息息相关。厦门理工学院林祁教授指出“humor”一词不但在翻译手法上借鉴了闽南话“玩耍”的读音，更因为闽南的山川风情、“讲古”和“话仙”情怀、闽南所处地理位置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便利因素使得林语堂形成了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幽默观。平和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林丽红从林语堂的散文创作入手，发现故乡山水、母语情结和家国情结始终是林语堂生活和创作中的重要元素，这种乡土情怀对他的人生走向和散文创作影响深远。

与林语堂这种高深文化造诣相伴而生的还有其丰富、深邃的思想意蕴。嘉南药理大学欧天发教授指出林语堂常常能从生活体验层面、中西对比层面、幽默等角度去深入浅出地揭示国民性的丰富内涵，令人产生戚戚之感。东北师范大学和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庞秀成、刘莉老师，从林语堂语言和翻译观中发现了他“调和儒道、批判开新”的哲学思想，认为林语堂的哲学思想是生活化的，更将这种哲学视野作用于他的语言观和翻译观中。闽南师范大学博士生邹建英则指出林语堂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他方圆有度、中庸近情的“半半”人生观：坚持物质和精神的富足与协调、婚姻和家庭的中庸与和谐、为人和处世的平和与宽容。

（二）文化传播

林语堂作为重要的双语作家，无论是其翻译成就还是传播文化的功绩都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褚东伟教授总结了林语堂独具特色的一面：同时兼具中国传统文论的“性灵”特点和西方美学思想的“表现主义”特征，从而成就了他不可复制的林氏翻译理论。闽南师范大学卢水林老师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冯智强和陈敬岩老师从林语堂著译中的语言策略角度谈及中国文化传播的对外译介问题。卢老师认为基于语料库语言学视角，通过现代语料库检索平台能够展示“林语堂作品中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中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从而能揭示林语堂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所采取的语言策略。而冯智强和陈敬岩两位老师都认为林语堂翻译语言中包含着强烈的中国文化自信，自信体现在他的词汇、句子和篇章之中，这种语言自觉对于启发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邢以丹老师论述了林语堂作品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在日本译介时遭遇到不同认知和多重阐释的概况，她认为实则背后隐含着日本民族意识形态的操纵。

林语堂文化传播中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论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朱双一教授通过闽籍近现代中国三大家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关于“中国形象”书写的对比研究，指出在用外语向世界呈现“中国形象”时，由于时代背景、个人出身等原因而表现出诸多差异，即陈季同目光多投射于中国民众的世俗生活、风情习俗，在情感态度上对封建中国文化多溢美之词，凸显了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化视野；辜鸿铭在目睹了西方的宗教和法律在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方面已经失效的情况下，站在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上看待中国的儒家文化对西方社会的优势作用，认为它能成为西方文明的救世良方；林语堂则持中庸之道，坚持人文主义立场，对国民性的优缺点皆有所揭露，将中国文学经典多方面译介给世界，从而使得中国形象的呈现更显丰富多元。同时林语堂认为中国社会的危机可在闲适幽默、消极无为中“自愈”，但这种思想日后得到转变。

此外，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陈煜斓教授以高屋建瓴的视角统筹观照林语堂作为“智慧人物”的“智慧特征”：在平凡生活中追求诗意人生、在民族大义问题上的前瞻性判断、在文学审美领域开辟现代散文发展新道路、在寥寥数语中闪耀着智慧人物的思想光芒。陈老师通过大量例证肯定了林语堂这种生活追求的现实意义，这种“智慧”使得他在东西方社会赢得了共鸣和推崇。

三、林语堂教育实践研究

林语堂不仅是一位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策略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界，对于我们当下的教育改革也具有启发意义。因此，对林语堂教育实践的研究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部分。

平和县林语堂纪念馆许少梅梳理了林语堂对女儿的独特教育理念。许少梅认为林语堂幸福和谐的家庭成长环境熏陶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他在女儿教育方面，能够坚持“亲和力”和“爱的教育”，通过激发学习积极性以及好学风、快乐学习等良好环境的刻意营造，引导孩子培养学习兴趣，从而更好的进入学习状态。许少梅同时也指出了林语堂这种“重放不重收”等教育观的不足之处。西北师范大学张硕教授则从英语教育的角度论述了林语堂的英语教育思想。他认为林语堂在1928至1930年间出版的中学教材《开明英文读本》不仅在当时为其赢得了英语教育专家的巨大名声，这种英语教育理念也对提高当今国内英语教育水平有重要启发价值，即用紧贴学生生活实际的理念来编写英语教材，在内在意念与外在形式相连的语言本质认识基础上，注重听说读写语言功能的实际应用，并加以用英语学习英语的教学方法指导，从而实现英语教学、学习目标。

林语堂个人成长、成才之路与教育的关系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张静容教授通过大国工匠视阙发现了林语堂在职业技能教育培养方面，有着后人可资借鉴的资本。认为林语堂通过孕育梦想、勤于动手、学以致用等环节的自我发展进而培养了专注敬业、不断创新的工匠精神，这种个人成才之路对于我们中国当下制造业竞争力地提升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围绕着林语堂与教育的关系，进行着其它方面的研讨。福州十一中常瑶珍老师认为林语堂作品校本课程的开发，不仅能使学生藉此深切感知到闽地人文风情，深化爱乡之情，更能促进闽台教育文化交流。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学系高敬尧老师则从近年来绘本市场蓬勃发展大势中思经典文学绘本化的价值与不足，以林语堂的散文《秋天的况味》为例详细说明了图像与文字的衔接应采用桥梁书的形式，才能既切合经典文本实际，亦能顺应文学市场需求。

四、林语堂学术史地位研究

林语堂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其传播中西文化，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具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他的幽默理论和独抒性灵的闲适小品文，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起到了异军突起的作用，亦拓展了现代散文审美维度，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多样化路径，为中国现代散文审美情趣的心灵化彰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集美大学文学院罗关德教授着重探讨了林语堂在散文领域做出的诸多建树，他首先指出了林语堂的散文成就尚没有得到当前文学史界较高重视的现象，认为林语堂企图用超脱、幽默来化解国内矛盾的主张，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合时宜。但就散文领域而言，罗教授认为林语堂散文通过博大的胸襟和雍容的气度、超凡的见识和理性的认知、率真的笔法和真性情地书写，使得他相较于同时代散文大家周作人、鲁迅等人的散文创作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前教育系的陈晓燕梳理了1925～1978年国内林语堂研究的整体现状，并在详实史料佐证的基础上列举了国内林语堂研究的一些重要现象，如1925年鲁迅论林语堂、1935年胡风的《林语堂论》、1943年郭沫若和田汉等人对林语堂的指责、1949年建国之后国内林语堂研究的沉寂。集美大学文学院余娜老师认为林语堂等人通过改造国民性以及对建立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的大力倡导，意在彰显现代市民文化、培养新文化趣味、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从而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实现“人”的现代化。漳州市林语堂纪念馆、漳州市文联林小连和朱向青将林语堂散文创作中含蓄蕴藉、情真意远的文学特点与中国园林建造中的“漏窗”艺术进行勾连，认为林语堂在创作中推崇的“避内隐外”的文学意味以及在观照中国文化时通过“隔”来产生距离之美的情感认知，正与中国园林建造艺术中若隐若现的空灵淡远之美和人物谐然合一的意境之美达到了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