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述赈漳与苏轼《异鹊》诗

时间：2024-05-04

郑晨寅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黄道周与闽南文化研究所，福建漳州363000）

现存最早的《漳州府志》——正德《漳州府志》收录有苏轼（1037～1101）《异鹊》一诗，乃为循吏柯述（1017～1111）赈灾漳州、异鹊来巢之事而作，其中蕴含的仁爱之旨与好生之德仍颇具当代价值。本文即拟结合柯述生平与赈漳事迹，探析《异鹊》诗的内容、思想与传播，并由此阐述中国古代循吏所特有之“求生”思想。

一、柯述生平思想及其与苏轼之关系

柯述之生平，《泉州府志》《福建通志》《八闽通志》《晋江县志》等皆有载，其中以《泉州府志·宋列传·柯述》所载最详，兹引录如下：

柯述字仲常，南安人，父庆文，第进士，终屯田员外郎。述与弟逑、迪尝贽文见蔡襄，襄异之。未几，相继登第。述皇祐中尝为泉州教授，嘉祐四年进士。初尉赣县，获劫盗，皆重辟，乃损赃以就次赏。知归安，修水田蓄泄之利。移知襄邑，盗悉奔他境，神宗闻之，召对便殿。盗意述代去，复窃发，下吏治，得所以乘间之状，上益嘉叹，书其姓字于屏。擢知怀州。元祐、元符中，两知福州，州学久为试院，生员邸宿，释奠亦至他移，述择地为院，构室百二十区，士人便之。历福建提刑、湖南转运使，奉祠，终朝议大夫、直龙图阁。尝倅漳赈饥，有惠政，有异鹊二巢于厅事之栋。秩满，移居传舍，鹊亦随止。暨归，飞翔数十里，喧噪彷徨不忍去，苏轼诗以记其异。述通贯百家诗史，尤精于《易》，著《〈否〉〈泰〉十有八卦》，以明进退君子、小人之义，自名一家。晩狥邦人之志，还州庠于旧址，士类德之，祠于学宫。子旸，福建漕使，从孙知彰。”

蔡襄《送柯秘书三子归泉应诏》诗中有“修瞳阔颡善应对，举措不类群儿行”“各携编轴几百幅，互以理要充词章”诸语，可知蔡襄对柯氏兄弟评价颇高，故志书有“襄异之”之记载。然柯述之名，非仅蔡襄知之。宋初“海滨四先生”之侯官陈襄（1017～1180）撰有《与陆学士书》一文，其中列举泉州名士云：“吕鉴、许蕃、柯适、柯述、柯迪，皆隽迈有词学。蕃作事近古，有节概；适、述、迪，皆有志于古而勇于道。”陈襄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于熙宁五年（1072）由陈州移知杭州，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二人意气相投，为忘年之友，因此，苏轼后来为柯述作《异鹊》诗，或与陈襄对柯述“隽迈有词学”“志于古而勇于道”的评价亦不无关系。

据《泉州府志》所称，柯述“通贯百家诗史，尤精于《易》”，而其易学著作《〈否〉〈泰〉十有八卦》，《经义考》则称为《〈否〉〈泰〉一十八卦论》，加一“论”字，较确，然已佚。《否》《泰》为《易经》相邻两卦，顾名思义，此“卦论”当选取《易经》诸卦中正反相对之十八卦而立论，由卦象而及于人事，故称“以明进退君子、小人之义”。除学术著作之外，柯述文章亦不多见，《福建通志》存有《社稷坛铭》一文，兹录如下：

或曰：“社奚铭？”予谓祭主敬，不敬如不祭。社稷岁再祭，所以为民祈报而政莫先焉。予守兹土，视其坛地污且隘，不足以行礼，乃广而新之，坛壝器宇，靡不周备，敢不以告于后之人？于是勒铭于坛之东南乌石山之顶，前为亭曰“致养”，以其当州之坤焉。铭曰：“后牧民，天乃食，维社稷，作稼穑，风雨雷，赞生殖，叶时日，祭有秩，岁庚午，夏率职，即坤维，视坛域，地污隘，制匪式，爰广新，古是则，辛未春，工告毕，斋有厅，器有室，旸若雨，事咸饬，后之人，敬无斁。”元祐六年三月柯述。

此为哲宗元祐六年（1091）柯述知福州时所作。古代最重农事，故天下通祀，惟社与稷，乃至以“社稷”代指国家。祭祀社稷（土、谷二神），春夏祈而秋冬报。《礼记·郊特牲》称：“祭有祈焉，有报焉。”郑玄注：“祈，犹求也，谓祈福祥、求永贞也；报，谓若获禾报社。”柯述认为“为民祈报而政莫先焉”，故对“坛地污且隘，不足以行礼”的福州社稷坛进行扩建。当时有曾安止（1048～1098）作《禾谱》，其中之《祈报篇》称：“《记》曰：有其事必有其治，故农事有祈焉，有报焉，所以治其事也……（诸神）先王载之典礼，著之令式，岁时行之，凡以为民祈报也……（社稷之神）自汉以来，历代之祭，虽粗有不同，而春秋二仲之祈报，皆不废也。”柯述曾为曾安止手书墓志铭，二人之重视社稷、为民祈报的思想有相通之处；而该铭中即引用苏轼对《禾谱》的评价：“东坡苏公所称《禾谱》，谓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乎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作《秧马歌》以附其后。”

总之，由以上志书所述“损盗赃以就次赏”“建试院以便士人”“还州庠于旧址”“修祭坛以祈报”等事迹，大体可知柯述重视教化、以民为本、遵礼主敬、推行仁政的思想，而这应是其赈饥漳州全活无数、感动瑞鹊来巢相随的内在原因；而柯述之擅长词章、志古求道、精于易学，亦与苏轼有相似之处。至于二人之关系，《东坡志林》卷二有一则记载：

吾昔谪黄州，曾子固居忧临川，死焉。人有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长吉时事，以上帝召他。”时先帝亦闻其语，以问蜀人蒲宗孟，且有叹息语。今谪海南，又有传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者，京师皆云，儿子书来言之。今日有从广州来者，云太守柯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

“儋耳”为苏轼被贬谪之地（今海南省儋州市），“上宾”即羽化登仙，虽然苏轼以此自嘲屡“被升仙”，并有讽于传播谣言之陋习，但也未必不能视为柯述对苏轼之关切。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明确记载柯述与苏轼关系的材料。虽无法据此确定二人之熟识程度，但结合上文他们与陈襄、曾安止的交往情况来看，柯、苏二人之间无疑颇有交集，苏轼为柯述作《异鹊》一诗不为无故。

二、苏轼《异鹊》诗解析

正德《漳州府志》有苏轼《异鹊》诗，诗前有序，兹并录如下：

熙宁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饥得民，有二鹊栖其厅事。侯之去，鹊亦送之，漳人异焉，为赋此诗：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么凤集桐花。是时鸟与鹊，巢鷇可俯拏。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里人惊异瑞，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鸢与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众鸟不我遐。故知中孚化，可及鱼与鰕。柯侯古循吏，悃愊真无华。临漳所全活，数等江干沙。仁心格异族，两鹊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对空楂楂。善恶以类应，古语良非夸。君看彼酷吏，所至号鬼车。

将本诗与《东坡全集》所录对校，有以下几处异文，互有正误：

1、《东坡全集》之“诗序”中，“侯之去”前多一“讫”，亦可。

2、《东坡全集》之“是时鸟与鹊”作“是时乌与鹊”，较妥。“乌”指乌鸦，往往与“鹊”并称，如屈原《涉江》云：“燕雀乌鹊，巢堂坛兮。”而“鸟”为全称，不当并举。

3、《东坡全集》之“主人若可信”作“至人若可信”，诗中既言“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有家即有主人，故当从《府志》。“至人”指大德之人，庄子《逍遥游》云：“至人无己。”

4、《东坡全集》之“可及鱼与鰕”作“可及鱼与豭”，是，《漳州府志》有误（详下）。

宋初开始在各州、府设置通判一职，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与地方主官共同管理政事或职掌兵民狱讼，并掌握监察权，故有“监州”之称。柯述于熙宁九年（1076）至任漳州通判，负责赈饥事宜，而据《苏轼年谱》，此诗为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任杭州知州时所作。从“临漳所全活，数等江干沙”来看，柯述在漳州赈饥的成就与影响皆非同一般。苏轼所称“柯侯古循吏，悃愊真无华”，当出自《后汉书·章帝本纪》中之诏语：“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悃愊，至诚之意，与《周易》之《中孚》卦义相通。“中孚”指中心诚信，其卦辞称：“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其《彖传》称：“‘豚鱼吉’，信及豚鱼也。”苏轼《东坡易传》云：“信之及民，容有伪；其及豚鱼，不容有伪也。至于豚鱼皆吉，则其信也至矣！”故诗中称“故知中孚化，可及鱼与豭”，《漳州府志》将“豭”写作“鰕”（虾），当以为“鱼虾”并称，显误。实际上，“豭”“豚”意思相近，如《礼记·杂记下》云：“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豭豚。”“鱼与豭”即典出《中孚》之“豚鱼”，而非“鱼与虾”。

民间一般认为，“鹊”是瑞鸟，而“鬼车”（鸱枭）则为恶鸟，据说酷吏所至之处即有这种不祥之鸟鸣叫。《茅鸱》为古逸《诗》篇名，唐代诗人丘光庭有《补茅鸱》之诗，正是将“茅鸱”与“瑞鹊”相对比：“茅鸱茅鸱，无啄我雀。汝食汝饱，莫我肯略。愿弹去汝，来彼瑞鹊。来彼瑞鹊，其音可乐。”而在本诗中，苏轼将柯述作为“循吏”“君子”之典范，故有瑞鹊相伴而不忍离去，“众鸟不我遐”当出自《诗经·周南·汝坟》“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而“酷吏”则是“所至号鬼车”了。在诗之首尾，苏轼将当年其父苏洵带诸子饲食雏鸟之事（“仁孝行于家”），与柯述感格二鹊栖于衙门（“仁心格异族”）相联系，强调仁心能感动异类，此中自有传统的天人感应的观念，也寄托了诗人崇善抑恶、追求善政的思想。

三、《异鹊》诗的传播与古代循吏之“求生”思想

“异鹊”之名，本出自《庄子·山木》：“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庄子通过构建“蝉——螳螂——异鹊——弹人”的利害关系，批评了“见得而忘其形、见利而忘其真”的现象，发人深省，并发展成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著名典故。而苏轼的《异鹊》在产生后亦流行于世，颇为人所知，引用或注释的即有宋代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十四·羽毛虫部》、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三十·咏物》、施元之《施注苏诗》卷二十八、清代查慎行《苏诗补注》卷三十一、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二等，而闽地方志更多有收录此诗。其中，苏轼弟子晁补之《鸡肋集》有《跋东坡所记漳守柯述异鹊事后》一文，对此诗颇多阐发，兹录如下：

政以得民心为本，而以信及豚鱼者为至，《易》之意，若曰豚鱼信犹及之，人可知矣。吏无爱物之诚，民心不附之，虽凤凰下、嘉禾生、诸难致之物毕至，非祥也。夫必有诚心实事如柯侯述之得漳民，民以为惠而鹊应之，斯异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板其迹而书之，虎徙珠还，雉驯蝗去，后不复见此久，谓徒虚语，今乃知之。广陵掾晔乃侯长子，数与余议疑狱，不附重，近古所谓“求生”之者，其世有阴德，当不愧于东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阳晁补之无咎题。

此文补充了柯述的子嗣信息，即除《泉州府志》所载之柯旸外，柯述还有一长子，名为柯晔，曾为广陵府的属官。更重要的是，晁补之将“异鹊”之出现归因于柯述之惠民、得民，并联系柯晔“议疑狱，不附重”的做法，认为其“求生”之心，与柯述一脉相承。前引柯述初为赣县尉时，捕获罪至“重辟”（死罪）的盗贼，功劳非小，但他“损赃以就次赏”，减轻了犯人的罪过，使其免于一死。其子柯晔继承了他的这种做法，“议疑狱，不附重”，对于有争议的狱情，争取从轻处罚，曾巩认为“近古所谓‘求生’之者”。中国古代对于刑罚历来持谨慎态度，乃不得已而为之，《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应该礼乐政刑相结合，以教化为本，引人向善，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并提出“无讼”（《论语·颜渊》）的理想。故《春秋繁露》有“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之称。而《尚书·大禹谟》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中孚》卦《象传》则云：“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古人认为，爱惜生命、不滥刑乱杀，必将和合庶物、荫及子孙。柯氏父子赈救饥民、议狱缓死，皆体现了“好生之德”的仁心，故晃补之予以大力揭扬。而除了《中孚》外，还有不少《易》卦与律法刑狱有关，如《噬嗑》卦《象传》之“明罚敕法”、《讼》卦上九《象传》之“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旅》卦《象传》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等等，总体上体现了既要严明法令、更要审慎用刑的思想，特别是《异鹊》诗中所引《中孚》之“议狱缓死”尤深具仁爱之心，故杭辛斋于此称道：“呜呼，《易》道之生生，与圣人赞《易》之深心，可以见矣。 ”

而“求生”正是循吏听讼治狱的一大特点。中国古代之“吏”管理着包括刑讼在内的各类事务，故《管子·朋法》云：“吏者，民之所悬命也。 ”而“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循吏列传》，其后二十五史中多辟有此传（或名“良吏”“能吏”）。由于刑讼的特殊性，循吏除了肩负着“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的各种民生职责之外，更要在听讼理狱中奉职循理、善待生命。《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四位国相、一位法官的事迹，其中这位法官（“晋文公之理”）李离因“过听杀人”（即听察案情有过失而错杀人命），自己伏剑而死，如此壮烈之举，充分体现了作为执法者对他人生命的敬畏。《宋史·循吏传》中的十二位循吏亦多有缓刑求生之事迹，如高赋请求诸道提点刑狱司设置检法官，“庶专平谳，使民不冤”；韩晋卿力主对死刑复核持严谨、悲悯之心，“听断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邵晔发覆诬案，宋太宗称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而这也是苏轼的人文性格与一贯态度，其嘉祐二年（1057）礼部会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云：“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个东坡自己杜撰的著名典故，正体现了他忠厚为本、审慎用刑的求生行仁思想。元丰七年（1084）六月，苏轼长子苏迈将赴江西任德兴县尉，苏轼赐砚一方，并题铭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最后一句“以此书狱常思生”正是“求生”思想之体现。故苏轼称柯述为“古循吏”，可能不单为“异鹊来巢”一事，亦有其取其“损赃以就次赏”之缘故。考“瑞鹊堂”之名，当来自于柯述通判漳州之后。光绪《漳州府志》载：

瑞鹊堂，在旧通判厅之东。宋熙宁九年，郡倅柯述赈活饥民，有鹊栖其厅事。比述去，鹊亦送之，漳人异焉。宋苏轼《异鹊》诗：“柯侯古循吏，悃愊真无华。仁心格异族，两鹊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对空楂楂。善恶以类应，古语良非夸。君看彼酷吏，所至号鬼车。”绍兴中，郡倅林安宅与宾客会，有飞禽中矢，入户哀鸣。命去其箭，傅药释之，犹若有所诉者。倅为物色所射之人，破其弩，命更业，乃飞翔而去。先为“异鹊堂”，后易今名。

由此可知，此通判厅除发生过柯述异鹊之事外，尚有另一通判林安宅救护飞禽之事，二者事迹不同，但皆深具孟子所谓“恻隐之心”，故《漳州府志》特引苏诗以称道之。《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谓易。”孔颖达《周易正义》云：“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前后之生，变化改易，生必有死，《易》主劝戒，奖人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柯述及其子柯晔之赈灾、治狱，正体现了“万物恒生”“奖人为善”之“生生”思想。虽然仁学的理学形态至程朱才真正完成，但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孟子的“仁者爱人”、韩愈的“博爱之谓仁”等已为“生生之仁”奠定基础。柯述异鹊之事与苏轼《异鹊》之诗传播至今，仍令人深感其中蕴含的“生生之仁”与“民胞物与”之心，这也是我们所要传承与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注释：

[1]（清）怀荫布修：《泉州府志》（二）卷四十一，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影印乾隆二十八年版，第305页。

[2]（宋）蔡襄：《端明集·卷二·古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海滨四先生学派·忠文陈古灵先生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适、述、迪”并称，结合永春《济阳宗谱·述公肖像背书》“兄弟四人俱成进士”之说，且柯述字“仲常”，当为次子，或许柯庆文有适、述、逑、迪四子？待考。

[4]（清）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九·易六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清）郝玉麟修：《福建通志·卷七十三·艺文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各本《福州府志》亦有载。

[6]《禾谱》为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水稻品种志，成书约在1090～1094间。

[7]（宋）曾安止：《禾谱辑佚·祈报篇》，中国社会科学网·学术经典库：http://www.cssn.cn/sjxz/xsjdk/zgjd/zb/nj/hpjy/201406/t20140626_1230032.shtml.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0日。

[8]（宋）曾安止：《禾谱辑佚·禾品》附录黄履传、柯述书《宋进士宣德郎移忠公墓志铭》。

[9]（宋）苏轼：《东坡志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明）陈洪谟修：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卷十七·艺文》，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台北“国图”藏本，第1022页。

[11]（宋）苏轼：《东坡全集》卷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