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初探

李 弢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漳州 363000）

南宋李琪，生年未详，而卒年当在南宋宁宗嘉定四年辛未（1211）后，字梦开，一字孟开，一字开伯，平江府吴县（今苏州）人，祖籍福州连江珠浦，为珠浦李氏第十一世裔孙、南宋抗金名臣李弥逊之孙，庆元二年（1196）以上舍释褐，初授馆职，历主管户部架阁文字，终国子司业。《连江珠浦李氏族谱》之《像赞》曰：“操持玉洁，一代名儒，著书讽谏，忠尽在兹。”小传谓其“行己庄严，立心仁恕，笃学谈道，以忠孝为本”“初召馆职，国子司业，居官廉洁，人不可于以私，有忠肃公之风。平生好胡氏《春秋》，以其寓意于讽谏，而有攘狄尊夏之大功。著《春秋王霸世纪》。”

李琪撰《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今存。清人朱彝尊撰《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一《春秋二十四》云：“李氏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存。”又云：“黄虞稷曰：琪字孟开，吴郡人，仕国子司业。书成于嘉定辛未，每国纪后有序论，至正中，渝川周自得序而行之。”清人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第二《经部五·春秋类 》载：“《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宋李琪撰。通志堂本。乾隆末当涂朱煌刊本。”今人吴国武著《两宋经学学术编年》下册《南宋经学学术编年》云：“案：是书《宋志》不载，《国史经籍志》、《经义考》始著录，今存《四库全书》本。”实则是“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乾隆末当涂朱煌刊本传世。”

一、《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内容主旨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撰成于嘉定四年（1211）。《四库全书》本《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卷首《提要》云：“其书以诸国为纲，而以其国之事见于《春秋》者类编为目，前有序，后有论断。第一卷为王朝及霸国。霸国之中，黜秦穆楚庄而有宋襄，又于晋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凡十君，而附以鲁。第二卷为周同姓之国，附以三恪。第三卷皆周异姓之国，而列秦楚吴越于诸小国后。其位置皆非无故。至于讥晋文之借秦抗楚，而秦兴晋悼之结吴困楚，而吴炽则为徽宗之通金灭辽。而言讥纪侯邻于仇敌而不能自强，则为高宗之和议。而称鲁于已灭之后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南渡之文弱亦属显然。盖借《春秋》以发议，非必于经义，一一吻合也。然胡安国《传》亦借《春秋》以发议者，安国书今既不废，则是书亦可并存矣。”由是可知，此书乃李琪“借《春秋》以发议”而成也。而所发之议论，大抵皆有感于“时事”也。

《四库全书》本《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卷首李琪撰《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自序》论《春秋》之主旨云：“《春秋》一书，事变至繁，经文至约。接王政之末流，则可稽世道之升降；备伯事之终始，则具见中夏之盛衰；详列国之离合，则足究人心之聚散。”正因为《春秋》有“稽世道之升降”“见中夏之盛衰”“究人心之聚散”之功用，意即于其世其时，有借鉴之现实意义，故而李琪作是编。李琪自序中又云：“琪少窃妄意，叙东周十有四王之统，合齐晋十有三伯之目，举诸侯数十大国之系，皆世为之纪，不失全经之文，略备各代之实。每纪之后，序其事变之由，得失之异，参诸《传》之纪载，以明经之所书，虽若详而不遗于事，岂能精而有合于理，初学问津，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旨奥义，则不在是，深于经者固自知之也。”李琪之所编，“略备各代之实”，然而重在“序其事变之由，得失之异，参诸《传》之纪载，以明经之所书”云云。

有宋一代，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尤其南渡之后，山河半壁为金所占，对此情景，讲君臣伦常的宋儒常借《春秋》以兴感发议论之言，李琪亦未能外。结合其自序及《提要》所论可知，李琪于书中所论皆有目的。进一步展开论之，则如议晋文公借秦抗楚，晋悼公结吴困楚，乃指徽宗时之通金灭辽而言。讥纪侯邻于仇敌而不能自强，乃指高宗不事北伐复国而专事和议而言。至于称鲁已灭之后，直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宋室南渡之弱。霸国之中退秦穆公、楚庄公而进宋襄公，则自解北辕之耻。置秦、楚、吴、越于诸小国之后，则又隐喻攘夷、抑金尊宋之意。因此，诸如此类者多多，其为文之用意在于鉴戒。作者通篇均属借《春秋》以寓时事，大体与胡安国胡氏《春秋传》同。为何会呈现如此之面貌？乃在于其思想亦与胡安国一致，既有强烈爱国意识，高喊讨伐金人，但却又害怕讨厌战争。

上文引《珠浦李氏族谱》谓李琪“操持玉洁，一代名儒，著书讽谏，忠尽在兹”，又“行己庄严，立心仁恕，笃学谈道，以忠孝为本”，“居官廉洁，人不可于以私，有忠肃公之风。平生好胡氏《春秋》，以其寓意于讽谏，而有攘狄尊夏之大功。著《春秋王霸世纪》。”由是可知，李琪之为人，忠孝为本，庄严仁恕，居官廉洁，有其祖父抗金名臣李弥逊遗风。且平生好胡安国《春秋传》，认为其寓意讽谏，有攘狄尊夏之功，因而当是受其影响而作《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四库全书》本胡安国《胡氏春秋传》三十卷，其卷首《提要》云：“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朱熹之“千古定评”，正基于胡安国于《春秋传序》中所谓“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合而观之，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与胡安国《胡氏春秋传》之渊源，或云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受胡安国《胡氏春秋传》之影响，自是显而易见。

二、《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之“尊鲁”“主鲁”论

众所周知，《春秋》止笔于“西狩获麟”。然而为何止笔于此，汉儒与宋儒解释众说纷纭：“《春秋》学史上的‘西狩获麟’。为人所熟知，同时，《春秋》为何断限于此的问题，自西汉发端且延续到宋代，未能获得一致见解。”而解释纷然的背后，乃汉儒与宋儒关于《春秋》是“尊周”或“主鲁”之差异。有学者指出：“纵观《公羊传》全文，是认为麒麟出现乃嘉瑞之兆，而此次出现在周道不兴之时，孔子因此感伤自己未遇明主而道难行于世，故有意绝笔于获麟。”而西汉初公羊学名家董仲舒认为：“‘西狩获麟’是孔子的‘受命之符’，孔子于受命之后乃作《春秋》以‘明改制之义’（《春秋繁露·符瑞》）。”于宋儒，《公羊》家“黜周王鲁”说实际未能得孔子作经之旨。宋儒重在能知修养心性、正心诚意以完善人性、关怀生命、实现存在价值，造出理想国度。这种差异导致汉儒与宋儒对“《春秋》当新王”“黜周王鲁”等说存在歧义。也有学者指出：“汉、宋《春秋》学的差异，自宋代以来屡被学者论及。如宋人晁公武云：‘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是认为：汉儒重传，持专门家法；宋儒尊经，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后世学者所论，多不出此范围。”

综合上引学者的观点看《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则其“主鲁”“尊鲁”之论，虽亦合于《公羊》家“王鲁”之说，然则更将最终之落脚点立于“鲁君”。卷一文末“序鲁世纪”云：

序鲁世纪曰：《春秋》主鲁而述作者也。故录鲁之行事特加内鲁之文，列国称侯而鲁独称公，列国书卒而鲁独称薨，列国之君至鲁则曰朝，大夫至鲁则曰聘，而鲁之君大夫有事于列国则曰如，经书公如齐如晋，大夫如陈如宋是也。列国之盟于鲁则曰来盟，而鲁之有盟于列国则曰莅盟，经书公子友莅盟公孙婼莅盟是也。列国之擅相吞灭者书曰灭，而鲁则不书灭而书取，经书取鄫取邿是也。列国之专杀大夫皆书曰杀，而鲁则不书杀而书刺，经书公子买不卒戍刺之刺公子偃是也。列国之君去国则书出奔，而鲁则不书奔而书孙，经书公孙于齐是也。《春秋》可谓尊鲁之至者也。仲尼删诗，则史克之颂不颁之邶鄘衞齐郑之风，而系于清庙之后，其定书则费誓之文独附之盘训诰命之末，盖不独于《春秋》之尊鲁也。呜呼！《春秋》乃为是尊鲁之至者。将望之深而责鲁以备也。是故襃贬大法皆自鲁始，而是非善恶未尝没其实焉。不书即位不书王不书正，所以责备乎鲁君也。

李琪此“序鲁世纪”，于“主鲁”“尊鲁”凡四致意焉。文中强调“《春秋》主鲁而述作者也”，强调“《春秋》可谓尊鲁之至者也”，强调“不独于《春秋》之尊鲁也”，强调“《春秋》乃为是尊鲁之至者”。如此强调突出鲁国，乃是缘于“将望之深而责鲁。以备也”，“所以责备乎鲁君也”。进一步引申论述，则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宋儒以‘王道’为唯一崇尚，其由内圣思想出发，重视君主反求诸己的自省，由是，霸者在他们看来，皆为嗜利之徒、人欲之流，徒假仁藉义，而非心术动机纯纯然地发显，其视王、霸为‘异质性’关系的初衷亦始终未变。由此，在对王霸进行伦理学式的价值判断后，从而贬抑霸者及霸政。换言之，宋代《春秋》学在王霸抉择上，偏向以内圣工夫为主要考量，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

前文所引《四库全书》本《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卷首《提要》论《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之“时事议论”云：“而称鲁于已灭之后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南渡之文弱亦属显然。”有关于此，再引《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卷一文末“序鲁世纪”云：

夫鲁虽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实衰微削弱，不得与齐晋大国齿而仅肩随陈郑曹卫之间。然所以犹贤于诸侯者有二，其君犹知以礼而自守也，其卿大夫多识文献典章之旧也。而所以国多变故而不靖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设而无正始之道也，其兵柄不收而无驭下之纲也。当时齐晋图伯常以得鲁为重，鲁之向背乃列国之所观瞻。齐桓始合会盟，鲁之不肯轻从者盖迟迟二十余年。鄄之首会姑以单伯来幽之初盟，仅以微者会阳谷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莅盟。至召陵以后始坚于事齐，而齐未得鲁，则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礼召诸侯，望望然去之若将凂焉。及楚虔为申之会汰心虐焰震揺诸华，谁能遏御？大侯小伯虽心知其不可黾勉麇至，而鲁独从容退逊辞以时祭，是所谓其君犹知以礼自守也。臧僖伯观鱼之谏，能陈轨物法度之言。臧哀伯取鼎之谏，能举礼乐文物之训。曹刿观社之谏，能明聘会征伐之典。展喜之退齐师，能道先王盟府之命。季文子之逐莒仆，能识君子事君之礼。大师之乐，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大史氏之书，能备《春秋》《易象》之文。是所谓其卿大夫犹多识典章之旧也。此鲁之所以犹贤于诸侯者乎？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诒二国之患，自庄公不能防间哀姜而遗再世之祸，共仲则通哀姜而贼般弑闵，襄仲则私敬嬴而杀恶及视，是所谓其家法不设而无正始之道也。自隐失权于翚，庄失权于庆父，文失权于仲遂，宣失权于归父，襄失权于宿斯，昭失权于意如。宋乐祁曰：鲁君丧政四世矣，政在季氏三世矣，晋史墨曰：季氏贰诸侯，为日久矣，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况定哀以后哉？是所谓其兵柄不収而无驭下之纲也。此鲁之所以国多变故而不靖者乎？吁！以鲁积累之徳，其遗风善政所存者仅如此，而末流之弊又复甚焉。或曰：鲁之弱也，尊尊而亲亲。此后世不能与时消息而裁于中，修善自反而趋于善，岂造端者之过欤？

引文中详细分析了鲁国“其时衰微削弱”之具体情形，感叹“以鲁积累之德，其遗风善政所存者仅如此，而末流之弊又复甚焉。”叹息“后世不能与时消息而裁于中，修善自反而趋于善”，亦当是针对“时事议论”而“自解南渡之文弱亦属显然”之意也。即是文中所谓“或曰：鲁之弱也，尊尊而亲亲”也，讲的即是儒家的纲常伦理。进一步引申论述，则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宋代《春秋》学中，凸显且可与汉代“三科九旨”说相类比的，是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但内容又与之显著不同；宋代《春秋》学虽然未能完全脱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观念，但主流学者立说的理论依据却由汉代的阴阳五行转向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总而言之，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是宋儒着眼于其时之社会现实问题以研究《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典型之作，于研究南宋诸儒心态的参考价值颇高。

注释：

[1]民国七年（1918）许登瀛续修《珠浦李氏族谱》李琪小传云：“三十二承德府君国子司业讳琪，字梦开，松公之子也。生于乾道三年丁亥，娶钱氏，继黄氏，生男曰铨。行已庄严，立心仁恕，笃学谈道，以忠孝为本。始庆元元年乙卯以上舍魁释褐，初召馆职，国子司业，居官廉洁，人不可于以私，有忠肃公之风。平生好胡氏《春秋》，以其寓意于讽谏而有攘狄尊夏之大功，遂著《春秋王霸世纪》。卒于开禧三年丁卯，四十一而逝，葬怀安县渡桥。”按，乾道三年丁亥为1167年，开禧三年丁卯为1207年，享年虚数四十一。又按，族谱所载之生卒年有误。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自序文末署曰：“嘉定辛未秋七月甲子，吴郡李琪序。”嘉定辛未，即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由是序知，李琪卒年，必在嘉定四年之后。

[2]乾隆《福州府志》卷六十《人物十二·文苑》：“连江李琪，字孟开，官至国子司业，著《春秋王霸世纪》。”

[3]（清）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经籍考·经·春秋·宋·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云：“琪字开伯，号竹湖，吴郡人，累官国子司业。书成于嘉定辛未。”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卷首云：“《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宋嘉定中李琪撰。琪字开伯，吴郡人。”按，通志堂本《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卷首题“宋李竹湖先生著《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通志堂藏板”。竹湖乃李弥逊曾孙李韶之号，其为连江珠浦李氏第十二世裔孙。宋人王迈撰《臞轩集》卷十五载《寄呈漳守李侍郎元善四首》诗题原注云：“李韶自号竹湖，筠溪其祖也，尝守漳。”按，此处之“祖”，当为“曾祖”为是。明人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八十六《拾遗·漳州府·宋》云：“竹湖盖李韶之号也。”又按，李琪号竹湖，当有误，然误者并不鲜见。甚至有误以为《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为竹湖公李韶所撰。宋人黄震撰《黄氏日抄》卷五十三《读杂史三》云：“《春秋世纪》，用竹湖李参政韶所编，抄其要。”（《四库全书》本）讹误之更甚者，如清人王弈清《历代词话》卷八《南宋二·吴潜词》云：“吴毅甫，嘉定丁丑状元，为贾似道所陷，南迁岭表，有《履斋诗馀》行世。其《送李御带祺》一词‘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亦自道也。李祺号竹湖，亦当时名士，所著有《春秋王霸》，列国分纪，余得之市肆故书中，乃为传之。”又如清人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十四《纪事五·吴潜履斋诗馀》云：“吴毅甫，嘉定丁丑状元，为贾似道所陷，南迁岭表，有履斋诗馀行世。其送李御带祺一词，“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亦自道也。李祺号竹湖，亦当时名士，所著有春秋王霸列国分纪。余得之市肆故书中，乃为传之。”

[4]《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一之一○云：“（开禧三年）八月五日，国子监发解，命……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林珣、主管户部架阁文字李琪、监榷货务都茶场丁端祖点检试卷。”又云：“嘉定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命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楼钥知贡举，兵部尚书倪思、中书舍人蔡幼学、右谏议大夫叶时同知贡举……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林珣、主管户部架阁文字李琪、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黄以宁……点检试卷。”

[5]（宋）臧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一《人物类六·科名·宋》云：“（庆元二年（丙辰）邹应龙榜·上舍释褐）李琪，字梦开，连江人，撰之曾孙，弥逊之孙，终国子司业。”

[6]（民国）许登瀛续修：《珠浦李氏族谱》，民国七年（1918）续修本，稿本复印本，福建省图书馆有藏。

[7]（清）朱彞尊撰：《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一《春秋二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本书本。

[8]吴国武著：《两宋经学学术编年》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919页。

[9][10][18]百度百科词条：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A5%E7%A7%8B%E7%8E%8B%E9%9C%B8%E5%88%97%E5%9B%BD%E4%B8%96%E7%BA%AA%E7%BC%96/10412990?fr=aladdin，访问时间：2018年11月20日。

[10]本段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词条：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A5%E7%A7%8B%E7%8E%8B%E9%9C%B8%E5%88%97%E5%9B%BD%E4%B8%96%E7%BA%AA%E7%BC%96/10412990?fr=aladdin，访问时间：2018年11月20日。

[11][12][13][14]孙旭红：《汉、宋〈春秋〉学中的"西狩获麟"论》，《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15][17]葛焕礼：《汉宋〈春秋〉学的异同---基于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条目及相关典籍文本的研究》，《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

[16]孙旭红：《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