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之林纾与现代之文学——从林纾与“五四”文学新旧之争说开去

张琼方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作为一名跨时代的文人，他的主要贡献在于近代。林纾早年与维新派人士相交甚密，思想自然也受到了“新”的熏陶，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宣传过进步的小说理论。他并非是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然而却是近代与“五四”文学联系最密切的文学家。正是这样一位为新文学累积硕果的先贤，晚年遭到了新文学阵营的重创。“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们扛起“新”的大纛，发起了向传统古典文学的攻击，林纾对古文的捍卫使其“次当其冲”，他与一群留洋归来的狂飙突进之猛士对垒，在新旧之争中以悲剧英雄的姿态上演了凄凉的一幕，最终恨恨而逝。穿越历史的云烟，抽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切不可因为他晚年之落伍而否定其早年之建树。在以理性的目光重审这段历史时，我们需要注意“五四”新文学运动立场之激进，跨时代文人林纾思想之矛盾、重情的气质以及林译小说尤其是开篇之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叙事规范，以情感的启蒙叩开了现代文学的大门。

一、历史的书写与林纾的“罪状”

1917年1月1日和2月1日，胡适、陈独秀相继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了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主张。胡适的文章稍显温和，并未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某一派别；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却挥洒着“革命”的热血，把明前、后七子以及桐城派的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和姚鼐称为“十八妖魔”并大加挞伐。霎时，古文成为众矢之的，林纾即刻以《论古文之不宜废》给予回应。胡适、陈独秀和林纾三人论战的焦点在于“古文”，陈独秀虽出言不逊，但所提及的人物却也不是并世之人。然而随着对桐城派的批判与日俱进，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们逐渐将“匕首投枪”指向了林纾。

钱玄同在致胡适的信件中就把新文学的对手即尚在的旧文学流派骂作 “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与刘半农上演了著名的“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了《文学革命之反动》，极力抬高林纾；接着刘半农则反驳《复王敬轩书》大批林纾。其间言语不乏调侃轻薄之词，如林纾的著作“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林纾连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戏”还是“诗”都分不清楚，“其知识实比‘不辨菽麦’高不了多少”。更有甚者，以林纾不懂外文的小说翻译，给了他强有力的一击。林纾多次提到“不审西文”，表明其态度的谦逊，不曾想到却成为“自伤”的锐利武器。即便如此，这位狂生还是毅然选择了回击，从而引发了新旧思潮之间所谓的“激战”，最终以林纾的妥协逐渐收尾。胡适与陈独秀将“旧文学”推至纷争的前台，钱玄同、刘半农以戏耍的笔墨直逼林纾至言说的悬崖边缘，这场开“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先的“新旧之争”使林纾穷形尽相，成为反对新文学的“狰狞妖魔”。然而，历史常常是胜利者的书写，因此，历史的本来面目及其复杂性就有可能被遮蔽和简化。形象地表现出“五四”时期林纾的颟顸、愚钝及其螳臂当车式的可笑，便可以更雄辩地表现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进步、正确及其无可匹敌的气势。

诚然，通常提到“五四”新文学运动，还必须冠以“彻底地、反封建地”等强烈字眼，新文学阵营旗帜鲜明、毫不妥协地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同时，也昭示着其立场的“狂飙突进”。细看新文学阵营与林纾的论争，批判的对象从古文——至擅古文的桐城派——再至应战的林纾，实乃本末倒置。既然主动的攻击方置换了对象，那么林纾作为被动的迎战方就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一种偶然。倘若林纾并未对古文的批判作出回应，那么很有可能将是另一个迎战者被裹挟进时代的浪潮中。显然，这场论争已失去了学理讨论与逻辑思辨的纯粹本质，上升为了新旧阵营的人身攻击，徒留一层辩论的虚假空壳。另外，有学者指出：“钱玄同等对林纾的挑战，是基于古文够不够格的问题，而深层的心理则是传统中国士人的门户和等级偏见。新文化派‘桐城谬种’的恶意咒骂，没有引起正宗桐城派人的反弹，倒是倡导小说的‘野狐禅古文家’的林纾,孤身出来迎战。无论在‘旧派’中的地位，还是与‘新思想’的隔膜，林纾都不足以和没有必要作为旧派的代表应战五四。”然而，林纾沦为“新”向“旧”开枪的靶子，成为“新”向“旧”革命的受害者已是不争的事实。

林纾晚年的态度确实趋于保守，也与前期的维新改良的思想相矛盾。1852年林纾生于福建闽县，彼时的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故乡也是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此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日益加剧，至中法战争开始后，战火又烧到了福州。列强侵略的严峻现实，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家的积弱不振，无一不给林纾以强烈的刺激。因此，他较早地产生给了反对列强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黑奴呼天录·序》中，林纾因“酷待华工以绝其来”心生悲悯：“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进而翻译此书以警醒世人，足见其爱国情怀之深厚，而爱国主义也成为林纾改良主义思想形成的源头，其诗 “救时良策在通变”一句尤能说明林纾爱国主义之思想与改良主义之思想间的渊源：“通变”是为了“救时”，改良主义思想根源出自爱国。然而，林纾作为晚清的文人，正如其不懂外文，其亦没有留学经历，视野自然也无法与游学欧西的新文学提倡者相匹敌，所以林纾的爱国实乃一种狭隘，并非大爱。“改良”是他的最大限度，超出这一界限，甚至要撼动封建统治的根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此一来，林纾晚年思想之陈旧也情有可原，此“旧”主要是一位清朝老者由于知识与心理结构的陈旧而在文化变革上表现出来的“迟暮之态”，并由于新文学阵营的狡黠又起了逆推作用，使曾经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林纾变成了“顽固落后”的“守旧派”。

廓清了“新旧”论争的实质，也让我们揭开了历史的面纱，触摸到了一个真实的林纾。其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反而“更像是仪式上的一个牺牲，被五四少年供奉于旧文学的祭坛”。由此，林纾并非是中国文学向现代进军路途中的绊脚石，林译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学对个体情感的压抑，并以深刻的启蒙力度叩开了现代文学的大门。

二、“茶花女”与文学现代性的萌生

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类，寄生于各种历史大叙述的夹缝中，成为历史风云变幻的亲历者，而其自身的质变也构成了文学现代性的表征。“五四运动”以石破天惊之姿，批判古典，迎向未来，无疑可视为“现代”文学的绝佳起点。然而，文学思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自身孤立衍生的一种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的因革可回溯至近代晚清，林译小说就是一例，其打破了儒家发乎“情”却止于“礼”的传统，呈现出发乎“情”必言“情”的局面。

“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祈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转型必须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领域抛弃传统的封建伦理思想，只有启蒙思想实现国民精神的解放，社会才有革新进化的可能。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是推近现代社会进化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社会思潮上的启蒙也催化了文学思潮的新生，五四文学上的启蒙思潮在批判传统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如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郭沫若对自我的讴歌，郁达夫对于内心苦闷的抒写等等。同时，五四文学也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也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刘小枫认为：“个体的生成可以看做现代性的标志。”由此可见，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成为文学现代性的灵魂，而个体的认同又与自我情感的解放与表达密切相关，可以说，林译小说中的情感逃脱了儒学的樊笼，从感性出发捍卫了人的主体性。

一八九七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林纾痛失相濡以沫的妻子。自法归来的友人王寿昌向他讲述了仲马父子的小说于法国最负盛名，其中《茶花女》尤为小仲马极笔，翻译此作，“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蹙额对坐耶！”林纾因而涉笔与王合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此书内容别致译笔凄婉，更是倾注了林纾本人对爱妻的真挚深情，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众所周知，林纾“不审西文”，所以他并非严格地根据原文进行翻译，而是必须通过合作者的口述进行意译，故他的译作往往不受原作的拘束，甚至还加上了自己的笔墨。小仲马的原作如何在此按下不论，由着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读，林纾已兀自发展出极不同于“传统”的视野，《巴黎茶花女遗事》也以多维度的情感以及个体情感的言说与宣泄力量萌生了现代文学的启蒙特质。

《巴黎茶花女遗事》使用第一人称“余”叙事，以倒叙的方式由马克尼格尔遗物的拍卖会回述至马克与亚猛的爱情悲剧，同时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将传统小说对外在故事情节的关注转向了对自身复杂内心世界的渲染。“余”有多重能指，分别是作者冷红生、故事主人公亚猛以及茶花女。亚猛自然是故事的主要参与者，而作者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充当了人物叙述者与爱情悲剧的见证人，林纾赋予自己双重身份，使得全书在写情的同时也是作者本人心声的吐露。首先，故事情节充斥了多维度的情感力量。绅士亚猛倾慕于茶花女马克，马克被其真诚所感动自许芳心，沉浸于自我情感中的男女打破了等级观念的枷锁萌生了缠绵悱恻的爱情。然而，在通往爱情的征途中密林满布且荆棘丛生。亚猛在屡次对茶花女产生误会的同时，内心不断受伤；马克也因亚猛表面的冷漠备受煎熬与折磨，最终是两人斟于灵魂的大胆表白冲破了隔膜，可谓是情思起落千丈，足有一咏三叹之调。亚猛倾尽真心，马克断然离开伯爵，谱写了一曲“才子佳人”的神话。不过，这已不同于传统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两位爱情主体不仅是暗生情愫，同时也卸下伪装热烈表达心之所想，情感的堤坝得以崩决如洪流般一泻如注。倘若是含而不露，在复杂的两性环境中如何能以自身的主体性去收获一段至真至美的爱情？遗憾的是，两人在享受甜蜜幸福之时又遭到了亚猛父亲的阻挠。马克在面对亚猛父亲的责问时，从情的角度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以及两人之间的爱：“余自与亚猛交，从未逾格费一金余二人安乐投契事，未当从恣浪游”。所以，亚猛父亲作为破坏者，其立场由恶势力的代表转化为了温情的父亲一角，表现出对儿子前途的担忧，从而得到茶花女的谅解。出于心底的善良以及对亚猛的深情，马克与老翁握手言和，成就了一段父女之情。想必很多读者会将此视为马克对于自我的牺牲，以示其道德之高尚；然而，马克在初识亚猛时未尝不了解其家庭背景，彼时可以不顾一切倾听内心的呼唤，为何此时却要背叛自我抛弃爱情呢？实则，马克并未牺牲自我，更没有抛弃爱情，反而是以一个个体的人捍卫了两人之间的真情，对于她而言神圣的爱情是不容许亵渎的。马克离开了亚猛，但她对亚猛的感情从未消逝，真诚的爱情在她心中无法熄灭，假装淡漠，隐藏情感也是难以承受的折磨。与其说马克背叛了爱情，不如说她只是抛弃了爱情的形式，却仍保有爱情的实质。除却男女爱情、父子亲情，小说还为读者展现了真挚的友情。马克病情恶化孤苦伶仃，只有于舒里著巴伴其左右，为其操劳给予宽慰：“吾友痛苦，至不可言。余在旁目不忍睹，至今犹怖也。”茶花女置身勾栏之中，昔日的繁华已是荒芜一片，竟还得一好友真心相待，不免慨叹情之厚如斯矣！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之时林纾作为情感主体身心处于审美的状态，受到客体“茶花女故事”的强烈感染，其对客体的极度认同使得他与马克与亚猛的爱情悲剧产生了共鸣，乃至“掷笔哭者三数”。林纾以自然之眼观物，自然之舌言情，将主观经验蕴于文本之中，一方面是人物的情感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打开了宣泄的天窗，另一方面是林纾自身情感体验的显现；更重要的是作者与笔下的人物双双从传统道德标准与社会习俗的礼仪体系中解放出来，故事中的缕缕情丝如清泉汩汩流淌，湿润着儒学规约中干涸的心灵。

在故事层面，这一文本展现了多维度的情感力量；在话语层面，其运用的日记体、书信体既成为人物感情释放的窗口，同时也与读者构成了直接的对话，增强了情感之于人的心灵的作用力度。一般而言，日记是记叙自我内心之所想，并无具体的受述人，但在茶花女的部分日记中还是有明确的阅读对象——亚猛。短短十一则日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马克长达四个多月因为爱情和疾病饱受的痛苦与挣扎。读者借小仲马之口与故事人物共同分享茶花女的秘密，在阅读的过程中与马克感同身受，收获了一份真诚的情感体验。日记体的使用，将人物具有私密性的情感曝光在读者大众的视野之下，马克不仅是在向亚猛诉说，更是在向读者诉说。由此，读者获得的不再是间接经验，而是人物的直接体验的转化，此刻我们都化身为感情丰富的主人公，执笔言说将心门打开。而在马克写给亚猛的书信中，信件内容的展示就是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对话过程。马克饱含着情与泪诉说了对于亚猛的思念，表达了自己去日无多欲与爱人相见的愿望。读信之时马克早已逝去，其铮铮字句却不断于人间回响：“苟天从人愿，在未死以前，可以见君一面，固知福薄，弗能至也！此永别矣！”亚猛与文本外的读者一起感受了与相爱之人生死两隔的无限悲情，亚猛读之，倍感缠绵敦挚；读者读之，也无法不为之动容。更有甚者，亚猛读信后得知当日分手隐情，竟愿“缩吾十年之命，迸为一日泪痕哭我马克也！”同时，马克伤心欲绝因病而逝也使得林纾不觉为之感动不已：“转眼繁华，萧索至此！余无畏之感涕，亦不自知何心！”可以说，自身具备丰沛情感因子的马克格尼尔已经成为优美与崇高的化身，亚猛与冷红生表现出来的情感在另一层次而言乃是缘于执着真诚的灵魂最终毁灭而激起的无限惋惜。日记体与书信体的运用使得文本聚焦对象向内转，因此，《巴黎茶花女遗事》能直接而真实地呈现人物的各种复杂情感。再者，启蒙具有双向性，作为启蒙客体的读者大众通过文本中的日记、书信与血肉丰满的人物实现了不“隔”的沟通，情感的作用力度也得以增强，进而与故事人物一同沐浴于情感的光辉之下并得以升华内心，臻于真善美的境界。“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如饥得食，读之数反，泪莹然凝栏杆”形象地说明了该书对于读者的情感震撼。《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情启迪人心，为当时的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现代意义的价值模式：亚猛与马克以追逐真情、践行人性自由反叛了传统封建礼教对内心情感的束缚，个体的情感通过热烈大胆的自我言说获得了释放。

五四文学提倡 “人的解放”的首之要义就在于强调人作为感性存在的原真状态的至高无上性，同时作为个体的“自我”的观念是现代性历史境遇中出现的新思想。所以，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必须承认人类内心的多重情感，并进而给予真切地表现以此肯定人的主体性。林纾也许并非有意为之，但是小说客观上已经呈现出写情的特征。这一融入林纾主观经验的文本以及人物所迸发的原始情感已经打破了传统小说着眼外在而不关涉内心的叙事局限，其所带来的阅读体验给予广大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蒙意义，无疑是文学现代性的萌芽。

三、“多情客”与其他林译小说

《巴黎茶花女遗事》所带来的轰动效应揭开了林译小说的序幕，其后林纾以“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的速度踏上了翻译外国文学的征途。自着手译书起至逝世，林纾共翻译了百十余种作品，几乎全是小说。这些小说与“茶花女”的共通之处在于重视情感的抒发，乃至具有一种情感主义的特征。林纾作为儒家思想孕育而出的近代文人，在沉重的礼教桎梏下放纵个人情感实属罕见。林纾自身的“多情”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克己复礼”的理性，彰显人性的“情”作为人的本真状态是无法绝对隐藏的。“多情客”林纾与其翻译小说相辅相成，造就了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情感交响。

综观林译小说，其中包括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日本、希腊等十几个国家的作品；莎士比亚、狄更斯、哈葛德、司各特、大小仲马等作家也通过林纾的翻译进入国人的视野；至今耳熟能详的《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堂·吉诃德》等名著的首个中文译笔也出自林纾。可见，林译小说之于中国近代与现代文学有着深刻隽永的意义。除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文，其他的翻译小说也不乏对于情感的书写。《迦茵小传》是哈葛德的作品，讲述的是西方爱情小说中常见的故事：迦茵与出身贵族的亨利坠入爱河，因地位卑微受到亨利母亲的反对，迦茵忍痛割爱，遂与他人成婚。丈夫因为迦茵不忘旧情对亨利产生了杀害之心，最终迦茵为了保护亨利中枪身亡。林本较之先前的译本大有不同，杨紫鳞、包天笑本为了讴歌迦茵的道德高尚故意隐去了其未婚先孕的情节，而林纾却直铺而叙将这一情节悉数译出。此举实可窥见林纾的主观情愫——因爱生情，继而孕育爱情的结晶，撇开道德乃是两性情感的自然延续。从“情”的角度而言，林纾显然超越了儒家束缚而达到另一重境界。《冰雪因缘》在林纾心目中的地位甚高，他认为原著的情节“寥寥百余语”便可概括，而狄更斯叙述至“二十五万言”：“谈诙间出，声泪俱下，言小人则曲尽其毒螫，叙孝女则直揭其天性。”究其原因，是孝的情感在书中占了相当的分量。临近末尾写到父女重逢，弗罗伦司哭道：“自今以后，永不再别，天乎，爸爸也。”林纾竟也“哭已三次矣！”狄更斯的《古董店》林纾译为《孝女耐儿传》，其他以“孝”命名的还有《双孝子喋血酬恩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等。这些充满“孝”的译名并非原著所含的范畴，林纾是以儒家道德的核心观念“孝”来阐述西方人对于家庭和亲人的爱，并通过这种迂回的策略来宣扬人类情感的天性。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林纾也且译且泣，书中黑人的悲惨境况，令他想到黄种人的命运，从而激起了爱国之情。有读者言：“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读者大众为林译小说倾尽了热泪，林译小说也为其在儒家礼教重压之下的情感提供了宣泄的途径，促进了个体的人的解放。

饱含情与泪的林译小说敷演的主要是爱国之情、父子之情与夫妇之情，这与林纾本人的个体情感密不可分。林纾在翻译之时受故事中的人物所触动的感情自不待言，同时他为逝去的家人所作的文章如《先妣事略》《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叔父静庵公坟前石表辞》等也体现了他重感情的气质。再者，从他的自传中，我们也可见一斑。在《冷红生传》中，林纾舍弃了一般的自传主题，而是选择了叙述情事以表现自身感情丰富的个性。林纾在文章开篇便形容自己“木强多怒”，接着叙述了自己与一女子的关系：“一日群饮江楼，座客皆谢旧昵，谢亦自以为生既受饵矣，或当有情，逼而见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骇笑，以为诡僻不可近。生闻而叹曰：‘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偏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林纾亦能坦然承认自己重情的个性，他在读过自己翻译的小说后笑着说道：“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耶？”从个人气质来说，林纾俨然是一个“多情客”“重情者”的形象，而这也是他译出情之如江水不绝般的小说前提。深受儒学浸染的人的生活中，当然不是完全缺乏情感的，不过是被深锁在“礼”的牢笼中，难以表露。梁实秋曾说：“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最重礼法。从前圣贤以礼乐治天下；几千年来，‘乐’失传了，余剩的只是郑卫之音；‘礼’也失掉了原来的意义，变为形式的仪节。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似乎有偏枯的趋势。”一个注重个体价值的时代必然召唤个人言说方式的诞生，于是历史选择了林译小说。林纾的感性气质以及富含情感主义特征的林译小说在以“情”启迪大众这一层面无疑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发乎内心的情感，是人类天性的一种表露，也是成为现代个体的人的确证。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言：“虽然他采取的是一个较接近儒家的立场，但他踏出的这一步，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的先驱，带领了后来五四时期的大胆趋向。”

结 语

“五四”文学革命的典范意义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前一时期的文学功绩，这是历史书写所带来的必然偏颇。王德威聚焦于“五四”文学运动的前夜，发掘了晚清文学的重要性，循着这一轨迹继续前进，我们的目光被林纾及其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翻译小说所吸引。林纾重情的气质以及饱含情感主义特征的林译小说既满足了“启蒙文学”的社会需求，又满足了“文学启蒙”的审美需要，感染了无数的读者。其精神导向在真情与泪水中回溯到了人性中被掩盖、甚至压抑了的丰富情感，已然萌生了文学的现代性征。林译小说于情感向度启迪人心、宣扬个性解放不仅与“五四”启蒙文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且还先行一步开启了现代文学的征程，近代林纾之于现代文学无疑具有“现代”意义。

注释：

[1]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香港：光明书局，1934年，第121页。

[2][5]杨联芬：《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4期。

[3]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

[4]郑振铎：《郑振铎全集5》，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

[6]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页。

[7]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2页。

[8]张秀燕：《林译小说中被遗忘的口译者》，《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第1期。

[9][10][11][12][13]（法）小仲马著，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4页，第49页，第5页，第6页，第3页。

[14]严复著，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3页。

[15][16][18]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0页，第350页，第117页。

[17]（英）却而司迭更司著，林纾译：《冰雪因缘·社会小说卷 6》，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89页。

[19]林纾：《畏庐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5页。

[20]朱义胄：《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上海：世界书局，1961年，第40页。

[21]（美）周策纵著，陈永明、张静译：《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第274页。

[22]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