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环境下国家情报工作和谐演替的动力机制研究*

孙瑞英

（1.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在大数据背景下， 我国各个领域的情报工作条块分割严重，各自为政，尚未形成统一、高效的“国家情报工作”协作体制和工作机制，导致资源浪费和数据信息标准不统一，各种情报服务系统无法对接，情报分析研判的结果无法渗透和统一， 更无法满足国家总体战略和重大决策的情报需求。因此，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国家情报工作”体制机制势在必行。“国家情报工作”必须超越单一领域情报活动的基本范畴，以“安全”“执法”“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为主体架构“国家情报工作” 一体化工作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情报工作”从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向和谐统一、高效工作协作状态演替，履行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情报工作”的使命——运用大数据技术群，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决策支持，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提供情报支撑。 本文研究了促进“国家情报工作”各个领域从混乱状态向协作状态演替的动力机制，希望能为促进“国家情报工作”和谐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大数据环境对国家情报工作生态演替的推动

“国家情报工作”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处于战略中坚地位，是支撑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和必要手段。面对大数据时代复杂的决策环境，“国家情报工作”必须遵循以“事实数据+工具方法+专家智慧” 为基准、以“多源数据”为介质、以“泛在网络”为基础、以“人工智能辅助分析”为手段、以“情报专家智慧”为主导、以“服务各级决策”为目的，依托“一体化”数据资源环境，向“自动化+规范化+系统化+协作化”的系统工程范式的工作模式演替。

1.1 国家情报工作存在的问题

依据美国情报专家安吉洛·科迪维拉的观点：国家情报处于国家战略层面，“国家情报工作” 的最终目的和本质属性是为国家治理决策服务，即“国家情报工作”的本质属性是决策支撑性。所以，在大数据背景下，“国家情报工作” 肩负着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提供支撑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情报事业尚未形成理想中的“大情报体系”，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工作都是处于分散、 支离的不和谐状态，“国家情报工作”还没有树立“数据即服务”的思维，更没有将数据视为一种资产，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异构化的数据进行聚合，运用“人工智能”使数据服务和知识发现的自动化完成，实现按需数据服务，在“思想”“制度”“方法和技术”方面均无法适应大数据环境，“国家情报工作”的工作流程无法实现“一体化”“工程化”模式。

（1）在“思想”上，关于“国家情报工作”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形成植根“国家情报工作”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

（2）在“制度”上，目前“国家情报工作”协作机制不健全，我国各个领域的情报工作各自为政。 制度理念、制度设计和价值导向存在缺陷，无法从“情报人员”“情报产品”“情报行为绩效”三个方面分析“国家情报工作”， 距离建成既科学又成熟的制度化的“国家情报工作”法治体系还有差距；

（3）在“方法和技术”上，“国家情报工作”对多源数据——“科学数据”“网络数据”“用户数据”“开放数据”等进行“收集”“描述”“存储”“关联”的方法与平台还不健全， 无法促进各类非结构性数据的“揭示”与“描述”，更无法真正实现数据之间的“计算”及“知识网络”可视化再现。目前采用的“聚类分析”“数据挖掘技术”对“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资源的分析能力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2 大数据时代对国家情报工作的要求

大数据的“海量”“无序”“价值密度低”等特点对“国家情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情报工作”必须遵循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吉姆·格雷（Jim Gray）提出的“第四范式”展开工作——依托“数据”进行密集型科学发现（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实现海量数据的“网络获取”“可计算”“可开放关联”。“国家情报工作”必须把“数据”作为战略资产，迎接数据规模（数量和速度）的挑战和数据复杂性（多样性和准确性）的挑战，真正做到基于“数据”开展各项服务工作。基于数据的“数字化转型”“多域的数据集成”和“数据算法战”将是“国家情报工作”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 大数据环境要求“国家情报工作”对“Web 和社交媒体数据”“流数据”“时间和方位数据”“大体量交易数据”“人工生成数据”“机器对机器的数据”和“生物计量学数据”等进行“数字化转型”，因此，“国家情报工作” 必须采取多方协作的方式，理解和操纵大数据系统和机器来提高整个情报界的技术和操作优势，并推进人机以及机器之间的协作。 美国著名情报专家谢尔曼·肯特指出：情报活动由观察行动和研究行动组成。 为了能更好地观察行动和研究行动，“国家情报工作”必须依据“多域的数据集成”，以“公共信息网”“视频监控网”“公安信息网”“网安网”“技侦网”等多网融合以及“云计算”中心为支撑，结合具体情报工作需求及“国家情报工作”保障机制，安全、规范建立“国家情报工作大数据研判平台”，进一步完善“立体化”情报体系，以“松耦合”的方式提供“分布式”的情报服务。 大数据时代“万物皆联网”“无处不计算”，许多问题可以转化为“数据”，通过“计算”进行分析，即使是“人”也是可以计算的，利用大数据，要求“国家情报工作”开展“数据算法战”，提供基于数据计算的“精细化情报服务”“跟踪式情报服务”和“前瞻式情报服务”等，真正实现“国家情报工作”为“国家治理”的决策提供支撑服务。

1.3 国家情报工作演替的过程和趋势

“演替”一词是由法国生物学家Mall（1825）首次使用的， 即指生物群落的构成和其存在的环境向一定方向产生有顺序的发展变化。 王延飞等针对目前“国家情报工作”中“科技情报”“军事情报”和“安全情报”等的分歧和争议问题，主张用生态理念来进行“国家情报工作”的综合治理。基于系统论的观点：任何系统（包括国家情报工作）的发展过程总是从不和谐走向和谐， 再从和谐走向不和谐的无限交替过程（见图1）。

图1 国家情报工作从低级向高级的演替过程

由国家情报工作的演替过程可见，“国家情报工作”经过三个阶段的演进（基于信息的事实型——基于信息管理的综述型——基于智能的智慧型），从2012 年起， 才开始进入基于大数据的阶段。 20 世纪40-60 年代，“国家情报工作”是基于“文献线索”的情报分析和服务；20 世纪70-90 年代，“国家情报工作”是基于“定题情报分析”“引文网络分析”“科技查新”“学科评价” 的情报分析和服务；20 世纪90 年代中期-21 世纪10 年代，“国家情报工作”是基于“科技文献”“专利”“标准”“科学数据”“社会经济”及“开源数据”等综合信息体系开展大规模的“数据挖掘”“分析及可视化呈现” 的情报分析和服务；21 世纪10 年代至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要求构建全国一体化的“国家情报工作”体制机制，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方法的“网络舆情监测”“用户数据分析”“数据监管”“开放网络数据挖掘”等领域成为“国家情报工作”的重点内容。

大数据时代要求重塑中国特色的“国家情报工作”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特别是在“方法和技术”上，要以创造性的方式来适应大数据环境，在“思想”上要植根情报工作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的一体化“国家情报工作” 协作体制和工作机制， 这样才能促进“国家情报工作” 向“自动化+规范化+系统化+协作化”的系统工程范式的工作模式演替，真正实现为国家总体战略和重大决策提供情报支撑。

1.4 国家情报工作生态演替的驱动力

在“国家情报工作”的四级演替过程中，其发展状态并不是沿着直线“OA”直线演替，而是沿着曲线“OB”曲折发展的，说明“国家情报工作”在某个时段会出现短暂的停滞状态和退化状态，此时，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的实践能力会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国家情报工作”实践活动会不尽如人意，但“国家情报工作”整体发展过程遵循系统突变论，当“国家情报工作”连续的发展渐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突变或飞跃，使得“国家情报工作”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演替。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Kurt Lewin 指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处于一对相反作用力之下，推动事物发展变革的力量是“驱动力”，而企图保持原状态的力量是“制约力”，同一事物在两种不同力量的作用下发生相应的变化，就会得到事物发展的力场分析图（见图2）。 由事物发展的力场分析图可知：“国家情报工作”必然处于推动其发展演替的“驱动力”和企图保持原状态的“制约力”两种不同力量共同的作用之下，因此，要促进“国家情报工作”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演替，就必须要使得“驱动力”大于“制约力”，这样才能打破“国家情报工作”的立场平衡。

图2 事物发展的力场分析图

在大数据环境下，要求各领域、各层级的情报工作采取多方协作的方式，形成“国家情报工作”一体化协作模式和工作机制，因此必须找出促进“国家情报工作”这个生态大系统整体发展演替的各种“驱动力”，激发各种“驱动力”，使“驱动力”之和远远大于各种“制约力”之和，从而打破“国家情报工作”的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才能促使“国家情报工作”向“自动化+规范化+系统化+协作化”的系统工程范式的工作模式演替。

2 国家情报工作生态演替的动力机制

“国家情报工作”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在这个通过情报人员和其他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而织就的复杂生态系统关系网络中， 情报本体的创造和流转在不停地进行，不管是从“国家情报工作”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性视角，还是从“国家情报工作”系统和外部宏观大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角度看， 都存在促使其发展的驱动力，即动力机制。

2.1 内力激发机制

在“国家情报工作”生态系统内存在多种系统内力，正是这些系统内力的相互作用会激发“国家情报工作”系统的演替。

（1）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在决策情报保障过程中，各种情报机构的“生存”意识要求保证情报事业发展所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情报机构努力营造能够保障可持续发展环境而激发的原始动力。 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为了保证情报产品可靠供给的稳定，情报人员要储备智力资源， 保持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坚守理想信念而不受环境变化的消极影响，始终冷静做好情报前瞻预警工作。 在“国家情报工作”实践中必然形成“生存”和“贡献”的意识，这种“生存”意识和“贡献”意识反作用于“国家情报工作”，形成促进“国家情报工作”演替的原动力。

（2）竞争与协同的原动促动力，在“国家情报工作”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各级人员和其他信息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自然力的竞争和协同作用是“国家情报工作”演化的促动力。 “国家情报工作”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的情报人员、情报对象、情报过程、情报机构、情报方法、情报教育和情报制度等生态因子，在满足情报需求过程中彼此竞争与协同，在情报治理中体现为相互作用，完成“国家情报工作”的动态扫描、前瞻预警等任务，推动“国家情报工作”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发展变化等， 使得“国家情报工作”体系的适应能力更强。“多样性”是健康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 “国家情报工作”体系中多样性的情报工作种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维系着整个“国家情报工作”系统的生态平衡，保证了“国家情报工作”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在“国家情报工作”系统中， 互动力是情报理论和思想文化发展创新的重要条件， 主要由不同系统情报工作人员种群和群落的各项基本社会活动产生，由于情报工作人员是“国家情报工作”的主体，情报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信息客体流转的纽带，也是推动“国家情报工作”演化的核心力量。 情报工作人员的协同导致情报产品的聚集，形成情报工作人员群落，必然会带动整个情报事业的发展，“国家情报工作” 的功能也必然会突破原有的单一走向综合。

（3）科技与制度的支撑力，基于技术、政治制度和安全的综合考虑来探索支撑“国家情报工作”的支撑力。 技术的进步必然提高情报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效果，提供超出原有领域界限的情报保障，科技进步和制度建设在“国家情报工作”治理的生态建设中形成砥砺奋进的合力。 并由此带来“国家情报工作”形态与功能结构的扩展和重组，促进“国家情报工作”的演替；情报制度与政策在“国家情报工作”的演替过程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国家情报工作”的发展目标的确定，各种政策、法律等的制定，将在“国家情报工作”的演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所以也是促进“国家情报工作”这一复杂大系统演替的系统内力中的一种核心支撑力。

2.2 外力触发机制

“国家情报工作”这一复杂大系统的演替同样离不开系统外力的推动，“国家情报工作” 的系统外力是指“国家情报工作”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以外的宏观社会生态大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因素等。“国家情报工作”是社会生态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其子系统。“国家情报工作”要发展、演替，不但要依赖自身内部各要素的平衡互动而产生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 而且还要依赖于与外部社会生态宏观大环境诸多要素的良性循环。 社会生态宏观环境是“国家情报工作”展现的背景，“国家情报工作”依存于社会生态大环境， 同时也意味着“国家情报工作”局限于社会生态大环境，因此，忽略社会生态大环境中各种力量对“国家情报工作”演替的推动是不科学的，“国家情报工作” 的演替离不开社会生态大环境中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种力量的作用，社会生态大环境变化给“国家情报工作”演替带来了外力，外力的干扰必然会扰动“国家情报工作”功能的平衡，促进“国家情报工作”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自组织演替过程。

2.3 内外协同机制

“国家情报工作”这一复杂大系统的演替是内外力有机组合推动的结果，“国家情报工作” 功能结构的变化状态是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是“国家情报工作” 内部各种动力相互抵抗以达到最终平衡的结果。不同阶段的内在动力大小与方向不同，整个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正是在打破与重构中非线性成长的。但内部的稳定不仅靠内力支撑， 所处的外部宏观大环境也是多变的。 “国家情报工作”演替的外源触发因子和内源激化因子共同作用于“国家情报工作”，这些涨落因子因外界宏观大环境的变化，在“国家情报工作”这个复杂大系统发展演替的不同状态，对系统内力产生的影响也在发生着变化， 而且表现为不同的动力形式，如支撑力、拉力、推力、压力，各种动力形式涨落因子的协同作用，共同决定着“国家情报工作”的状态和演替方向。根据这些系统内力因子的作用和特点，可以分为支撑力、拉力、推力和压力，“国家情报工作”这个复杂的大系统的演替明显表现为一个多重动力影响下的演进过程， 始终受到支撑力、拉力、推力和压力的合力作用。 支撑力来自技术进步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 拉力来自情报工作人员的使命感和情报需求的增长；推力来自情报生产、情报传递、 情报服务等的优化和情报机构之间的协同；压力来自各种情报活动不和谐的状态：内涵使命不清，理论不完善，法律不健全，制度建设缺陷，协作机制不健全等，内外合力在“国家情报工作”演替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动力形式，形成其系统演替的内外动力协同机制（见图3）。

由协同机制图可知： 在外部宏观社会大环境外力的制约下，即在宏观社会大环境中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文化力量的综合作用下，系统演替的初始阶段（曲线OA 阶段），情报需求急剧增加，情报工作人员快速聚集， 建立了初级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了各种情报工作人员群落，在这一阶段，系统演替的动力主要是情报生产、情报传递、情报制度建设产生的推力和情报需求快速增长产生的拉力；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曲线AB 阶段），在系统演替的繁荣阶段（曲线BC 阶段），各种情报产品数量和质量稳中有升，形成各种情报资源的聚合体，此时信息基础设施完善，技术优化，但服务成本不断上升，系统走势开始恶化，各种不和谐问题开始出现，在这一阶段， 系统演替的动力主要是信息技术进步和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给予的支撑力； 在系统演替的衰退阶段（C 点以后），有用情报的可获得性不断下降，而情报开发成本大幅上升，系统走势进一步恶化，此时系统演替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支撑力、拉力、推力和压力的合力作用，在各种涨落因子的复合作用下，通过系统内部的非线性机制和反馈机制， 迅速突变为巨涨落，使原系统结构失稳并产生分叉，将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演替态势： 一种是在系统的演替分叉点（C点），此时作用于系统的压力所产生的负效应远远超过了支撑力、拉力和推力所产生的正效应，因此整个系统将反向突变，机构瓦解，演替出现停滞状态（直线CF）甚至倒退状态（曲线CD）；另一种，由于在演替繁荣期成功培育了新的增长点， 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这时决定系统演替方向的是支撑力、拉力和推力所起的积极作用， 其远远超过压力所起的消极作用， 此时系统形成了新的高级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曲线CE），开始了另一轮的演替周期。

图3 国家情报工作系统演替的内外动力协同机制图

3 国家情报工作和谐演替的动力驱动

加强支撑力、拉力和推力所起的积极作用，减弱压力所起的消极作用，促进“国家情报工作”这个复杂的大系统向高级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演替。

3.1 化解压力

“国家情报工作”形成“自动化+规范化+系统化+协作化” 的系统工程范式的工作模式和协作机制的“压力”主要来自“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 中外建立情报思想并开创情报事业的三位典型人物： 孙子建立了“知、谋、诡、道、间”等中外最古老的情报理论体系，对人类的战争产生重要影响；毛泽东建立了建设和保卫人民民主政权情报方法论体系；艾伦·杜勒斯建立现代情报战争的活动形态理论体系。 情报理论界必须揉百家思想，建立适应“国家情报工作”

实践需求的理论体系，因此，“思想”上，必须正确认识“国家情报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考察“国家情报工作”对国家治理的支撑作用，系统认识“国家情报工作”的战略环境变革、战略任务转型以及方法论建设等问题，顶住技术革命和国家安全治理等的巨大压力，这样才会认清时代形势，厘定情报事业的战略转型，从理念和价值导向上分析“国家情报工作”的现状和缺陷，从情报人员、情报产品、情报行为绩效三个方面研究“国家情报工作”，通过理论深化推动情报治理的现代化，推动情报事业的大发展。 为保障“国家情报工作”为决策服务、及时预警和支撑应急管理，政府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因此，政府必须履行其 “政治责任”“管理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说明责任”等，构建“国家情报工作”体系的顶层设计，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保障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引领“国家情报工作”，在国家战略框架下，指导“国家情报工作”和各部门情报工作，领导各领域、各层级情报机构，构建“国家情报工作”支援与共享机制，健全法治、加强教育。 在《国家情报法》的规范下，建设国家安全管理机构，实现对不同层次的情报部门纵横交错的衔接，使得各部门职责明确，并能进行及时有效沟通，建成国家安全防御情报组织网；同时，国家安全管理机构要与媒体构建起一张联合运作网，通过两者间形成的互动关系来对信息进行自动的过滤与加工，加强政府对信息安全的监管，进一步防范来自网络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注重建立国际合作，与跨国公司构建战略联盟，签署相关协议，增强国际互信，提升国际合作安全防护的能力等。

3.2 加强支撑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情报工作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装备用于“情报侦察”“情报分析”与“情报提供”。大数据时代，“国家情报工作”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关联，“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群”“人工智能”等广泛应用于“国家情报工作”，“国家情报工作” 与技术发展的密切关系与日俱升，“国家情报工作”应当专注于技术，即深入研究“情报加工”“情报组织”“情报分析”“情报服务”等技术，同时研究如何将最新“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国家情报工作”中。 “核心技术”与“高端科技”是现代的国之利器，“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国家情报工作”效能取决于数据访问、围绕数据开发人工智能的能力， 通过人机协同工作加快对数据的语境理解，在海量数据中操作和定位的情报分析技能。情报界必须开发访问、处理和分析数据的新技术和方法，包括结构化情报分析技术和用于机器智能的情报分析技术等。充分利用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群，积极构建面向国家安全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情报数据中心”，利用各种最新技术挖掘政府、社会和企事业的大数据资源，促使“国家情报工作”进入了数据“全息化”、情报分析方法“集成化”、情报生产技术“智能化”以及情报推送服务“全纳化”的崭新时代，为国家制定重大决策提供“准确”“高效”“及时”的情报支撑服务。

3.3 激发拉力

“国家情报工作”的拉力来自于情报需求的急剧增长和情报人员使命感增强等， 国家间的冲突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等构成周期性互动关系， 激发了对“国家情报工作”的需求。 “国家情报工作”的对象是动态的，情报对象的“情报组织”“情报意图”“情报任务”“情报策略”“情报技术”“情报行动”等都是随时变化的。 这就要求“国家情报工作”必须“因敌而动”“随机应变”。 还要“积极造势”，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战略优势性，我们应该始终认识到：“国家情报工作”的对象是个被强力武装起来的组织体系，“因敌而动”的情报行动必须采用机动灵活的策略，通过有效率的“战术性行动”实现高质量的“战略性目的”。 还应该始终认识到：“国家情报工作”的对象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技术”甚至“军事”“外交”“宗教”“心理”等复杂交织的网络团体，“国家情报工作”必须依照情报对象的网络关系，开展“精准的”“局域影响式”的行动，反对“盲目的”“全面进攻”或“全面退却”的行动。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立足“我国安全与发展的大背景”来谋划。“国家情报工作”是一个超越单一领域情报活动的基本范畴， 以“安全”“执法”“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一体化”为主体架构的情报工作体系，“国家情报工作”必须以“国家安全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为服务的总体目标，其业务环节包括对数据信息进行 “规划指导”“数据搜集”“信息整理”“情报分析”“情报传递”“情报服务决策”等基础性工作。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情报工作”的使命召唤各级、各类情报部门，必须“信息共享”“协作和整合”的发展。 国家要整合情报界，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需要“国家情报工作”的支持。 所以，各领域“国家情报工作”机构要“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维系”着整个“国家情报工作”的生态平衡，保证“国家情报工作”生态大系统的健康发展。由于情报工作人员是“国家情报工作”的主体，情报工作人员之间的协同导致情报产品的聚集，形成情报工作人员群落， 同时会带动整个情报事业的发展，“国家情报工作”的功能也必然会突破原有的单一走向综合。

3.4 强化推力

“国家情报工作”的推力来自于情报工作流程的优化和情报结构之间的协同， 我国的情报工作部门包括：“部队情报部门”“国安情报部门”“公安情报部门”“政府信息中心”“统计局”“社科院”“政研室”“舆情分析部门”“科技情报所”“智库( 思想库)”“高校”“图书馆”等。 因此，需要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让各级、各类“国家情报工作”部门服务于国家治理，要求其工作必须“科学”“民主”“依法”“有效”地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管理。 依据“国家总体安全观”思想体系，“国家情报工作”对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等国家安全领域提供情报保障，在《国家情报法》的法律保障和规范下，“图书情报”“经济情报”“竞争情报”“科技情报”与“军事情报”“安全情报”互为补充、取长补短、融合发展，想成“一体化”的“国家情报工作”体系，各级、各类“国家情报工作”要创新情报服务方式，以用户需求为核心，以提供高质量的情报产品为目标，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领导决策”提供高效、优质的情报服务，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情报服务方式如“个性化情报服务”“精细化情报服务”“跟踪式情报服务”“前瞻式情报服务”等。

4 结语

在复杂的大数据环境下， 面临国家安全与发展新博弈，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保驾护航的“国家情报工作”，需要从不和谐的低级状态向和谐的高级状态演替，才能实现对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支撑作用。 “国家情报工作”这个复杂大系统的演替是内、外力有机组合推动的结果， 整个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正是在打破与重构中非线性成长的。 激发促进“国家情报工作”演替的动力方式必然是加强支撑力、拉力和推力所起的积极作用，减弱压力所起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