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全大局的李井泉

周　燕

2009年11月1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井泉的百年诞辰。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为缓解全国粮食危机。四川调出了大量的粮食，支援全国十几个省。这样就使四川原本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局面更加严峻了。从那时起。就有人把四川调粮和死人与李井泉连在一起。时至今日，近50年过去了，仍旧有人对李井泉非议不断。

早在1989年4月李井泉病逝时，他的子女们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他们的父亲李井泉的历史功过作一个公正的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邓小平对此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阅办。中央办公厅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李井泉家人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时，对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中共中央向四川下达了突击运粮的死命令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经历了近乎狂热的“大跃进”之后，又遭遇了一场连续三年的特大的自然灾害。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11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至今仍可断言，发生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综合国力还很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遇到持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出现暂时的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经济困难的同时，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南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项协定、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还逼迫中国政府偿还债务。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的行为，对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其实早在1958年底，全国缺粮的问题已经显磷出来。在四川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李井泉突然发起火来：“湖北咋搞的?把我们的粮食截走了!他们不是亩产几万斤吗?”原来，本是鱼米之乡的湖北已经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四川调往上海的粮食，途经武汉码头时，被强行扣留了。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粮食连年丰收。李井泉曾高兴地说：“四川产了这么多的粮食。建粮库都来不及啊!”此时，李井泉对已经发生的浮夸和虚报估计不足。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第一天，李井泉即打电话给省长李大章说：“明天省里开电话会议时，向大家讲一下，目前全国粮食紧张，不少省市都在依靠四川调粮。先念同志提出，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至60亿斤粮食。我们同意了中央的意见。”由于调粮，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挖掉了三分之二以上。

然而，就在1959年。四川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最严重的地区5个月未下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四川省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

1960年2月，四川省粮食厅在《外调粮食情况汇报》中，向中央粮食部紧急反映：中央安排四川1960年上半年外调粮任务过重，库存粮源已经无法调动。只能动用小春入库的新粮，要求粮食部相应核减外调任务。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时，黑龙江也是中央调粮的重点省份。20世纪50年代中期，10万转业官兵在王震的带领下，在人迹罕至的北国荒原，爬冰卧雪，建立起一个个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1959年。正当开发北大荒的建设全面展开的时候。黑龙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严重失实、失真。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城市和工矿所需的口粮难以正常供应，许多人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

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1960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负责，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紧急调运任务。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中央的粮食调拨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国务院召集的各省市区有关负责人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几乎到了“乞求”的地步。要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任务，但一直无人表态。最后。他不得不请周恩来出面做工作。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都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与此同时，粮食部党组又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7月5日，李先念、谭震林两位副总理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了各地缺粮的严重情况。

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来报送了粮食调运情况不好的紧急报告。

中央调粮刻不容缓，但四川的困难也必须如实反映。7月22日。李井泉亲自致信李先念：“前几年外调多，并不是因为粮食征购增加而增加外调，是抽调历年库存而增加外调任务的。现在库存减少了，外调任务如果超过当年购销余额。那省内安排就毫无办法，特别是去年因征购过多。引起今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四川是中央外调粮食的重要省份。这时，四川也出现了问题。形势更加严峻!

7月25日，李先念不得不给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以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京、津、沪、辽的粮食供应“面临脱销危险”，“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京、津、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但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

中央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北京市市长彭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都曾多次打来催粮电话。他们几乎到了央求的程度：“井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