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宜甲邂逅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

散　木

沈宜甲，安徽舒城人，1901年生，冶金专家，机械发明家。比利时华侨。1918年，沈宜甲从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系毕业，随后作为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留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并专攻数理，1928年毕业于法国国立矿冶大学。回国工作两年之后，沈宜甲再度赴欧，后定居比利时，从事科学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沈宜甲爱国心切，曾回国在桂林开办工厂，支援抗战。其问，他曾发明用无烟煤气代替汽油，并在广西桂林创建了一家无烟煤气机制造厂。1949年，沈宜甲赴台湾。1957年重返比利时，继续开展科学研究。曾先后获得30多项发明专利。1974年，沈宜甲曾应邀回国参观。其间，他曾向国务院提供了7份世界先进冶金技术的资料，受到周恩来的表彰。当时，有关方面还向他了解当年赴法开展勤工俭学运动的情况，以及蔡和森烈士的事迹。他应邀撰写了《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等珍贵的回忆文章。

邂逅湖南“二子”

杨开慧的父亲、北大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去世前曾致信湖南名流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这所谓“二子”。就是指湖南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

沈宜甲也曾与湖南“二子”有一个美好的邂逅。

1913年，蔡和森改名蔡林彬考入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翌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原在四师求学的毛泽东转入一师。从此，毛泽东和蔡和森同在一个年级学习，并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1918年4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张昆弟等在长沙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开会，正式宣布成立新民学会。随即，蔡和森与毛泽东、何叔衡、陈赞周等又共同发起了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6月，受新民学会委托，蔡和森赴京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并住在彭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家中。当时，他还给毛泽东写信，两人热切地讨论“自由研究”的问题。

8月，毛泽东、罗学瓒等也来到北京，推动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过。毛泽东等住在三眼井胡同7号时。蔡和森已去河北蠡县布里村了。那里有一所专门培养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学校，沈宜甲正是其中的一位教员。

10月，蔡和森和毛泽东等特意到保定，迎接从长沙到布里村留法预备班学习的湖南学员。随即，蔡和森率领留法预备班学员赴布里村，毛泽东则返回北京。

1919年2月。蔡和森由布里村回到北京。与毛泽东等同住在三眼井。不久，又与毛泽东一道到长辛店去了解留法预备班的情况。此后，他们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欢送第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蔡和森由北京回到湖南，动员他的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一同赴法。在稍事停留后，他又去了北京。这时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均为会员。这时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也在长沙成立。向警予、蔡畅与蔡母葛健豪等均离开长沙赴上海，蔡和森也从北京赶到上海，大家一起等候轮船启程赴法。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也从长沙赶到上海。欢送蔡和森一行赴法。不过，因启程时间推迟，毛泽东不能久待。遂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到了12月25日，蔡和森、蔡畅、向警予、蔡母葛健豪等30多人终于乘法国邮船公司“央脱来蓬”号船，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碇赴法。

就在这一期间，沈宜甲与湖南“二子”相识(与毛泽东尚是“神交”)，并有了初步的友谊。后来，沈宜甲在《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一文中回忆说：当时蔡和森“受墨子影响很大，反孔反儒，又受家乡谭嗣同影响甚深”。而当时“毛主席也崇拜墨子”。此外，那时的“毛主席很佩服和森，且其思想受和森影响甚大”。至于“对于友辈，和森最称道者为毛主席。云人生少年绪合至重要”。所谓湖湘文化，原本就有墨家的因素，以及近代魏源、谭嗣同等前辈的影响。而致力于“反孔反儒”，倡导“思想自由”和“实事求是”，正是当年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的思想基石。沈宜甲还回忆说：蔡和森，“他与毛主席如此。当时与我也如此。他云毛主席为了不起的人物，是‘坐定如山，意坚如铁，言不及私，只为天下大事。劝我必须与毛主席也成为好友。斯时似若毛主席已为我们的首领。此种心理至为奇特。当时尚未见到毛主席一面，但若已交深多年。心目中受和森之一再推崇。早已认为同道知己。和森特表出毛主席治学毅力之一例。当1918年他因足疾在北京同仁医院医治，一个月中在床看了全部《资治通鉴》，且加批注”云云。

深交布里村

1917年夏，留法勤工俭学会在蠡县布里村设立了一所初级留法预备学校——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这是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国内设立的第一所专门培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学校。而布里村也曾是当地人士李石曾(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巴黎“中国豆腐工厂”在华招募和培训工人的一个基地。这所学校，初创时的法文教员先后由原豆腐工厂的工人张秀波、齐连登、曹福同等担任，刚从学校毕业的沈宜甲则担任几何教员。此外，还有一个国文教员李宝华。

布里村这所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学校。学期为一年，以学习法文为主，同时兼学其他文化课。蔡和森当时既是该校的学生，又兼国文教师，还负责湖南班的管理工作。据当年曾和蔡和森一起学习的唐铎回忆说：“在布里村时，和森同志既是我们的同学，又是我们的老师。他和我们同时学习法语。又当我们的国文教员。”他是“我们这个初级班的负责人”，“为了安排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他总是不辞辛苦地奔波着”。沈宜甲晚年则回忆说：“我与他1918年10月至1919年2月左右，同住一室，一见如故，志同道合，日夜倾谈天下古今事。”

“日夜倾谈”，当然经常说到毛泽东。1919年3月，毛泽东因母病南返。同时为欢送留学法国的湖南青年，经上海返乡。途中，毛泽东和萧子(日章)(即萧三，萧子舁之弟)、刘桪三人由北京到上海。在火车上，三人中有一人(刘桪)的便鞋被人偷去一双，“但并非毛主席本人的被窃”。多年后，沈宜甲追述蔡和森当时对他说：当时为阴历年初，天气至冷，毛泽东乃自动赤足到旅馆，我当时得知此事，乃责刘桪又责毛泽东云，你足疾刚好了，何必如此冷天赤足走路。毛泽东回答说：“我乃老大哥，他们小弟弟，穿了鞋子更好。”刘桪亦云，非我之过，乃毛大哥自己愿意赤足。蔡对刘说：“你大约不知他曾有过足疾。”沈回忆说：毛泽东的足疾，“此后幸未再发。此亦可见其自我牺牲精神”。

沈宜甲还回忆说：“1919年初，和森从布里村先回北京。我因病略后回京。那时，他与毛主席及长沙第一师范各同学同住东城某处，生活皆至清苦。冬天少火，大家齐挤在一大床上以棉被盖腿，自修法文。他们各人衣物不足，多人共一条裤子。亦如列宁在瑞士一样，凡有人出门方穿此裤。我曾去吃过饭。当时只有白饭及一种菜，乃大白菜根，是在菜场捡出的，不要钱，用盐水煮，无油。此时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任事，月薪若干。多

作公用。他人多无收入。毛主席此时有小病吐血。恐系肺病传染他人，乃实行中菜西吃办法，即每人有两双筷子，一为捡菜之用，一为吃饭之用。我当时不惯。常弄错了，即有人纠正云：老伙，你错用了筷子。当时各同学习法文，因无钱请师，乃专凭字典。而文法不知，动词变化不习，不易得进步。我乃向一处找到一课堂。请当时留比的一位前辈，专教法文不收费。我出国后不知下文如何。”这一段回忆，为我们描述了当年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刻苦学习的情景，也是青年毛泽东的一个剪影。

沈宜甲继续回忆道：“我1919年2月往上海，不久毛主席、萧子(日章)、刘枵也来上海。和森此时大约仍在北京。二三月间，我带领毛主席他们往各工厂参观，相处至洽。我陪毛主席参观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工厂及高昌庙兵工厂、江南造船厂等处，几乎日日相处。”这里的“1919年2月”，似应是1919年3月。当年毛泽东是3月14日至4月初在上海。至于沈所说的“参观”一事，亦为各种版本的毛泽东传记等所无。

大概是深知沈宜甲是一位“科技救国”论者。当时已立志投身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毛泽东并不强人所难，沈宜甲回忆说：当时的毛泽东对他“从不说一字政治，更不及共产、苏俄，只偶及《易经》大道”。也许是毛泽东找到了与沈宜甲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的话题。当年，毛泽东也是喜欢哲学的，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至于沈宜甲。后来更是一位知名的易学家，他撰写的一册《科学无玄的周易》，已是《易经》研究的一本名著了。

关于当年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沈宜甲还回忆说：当时的经费来源。“刘丰寻云，当时在沪费用由他负责一部分。乃卖田地所得者。另由沪上纺织名人湖南聂云台资助六十元。但毛主席不作私用，立付印刷宣传品”。此后，“1919年3月19日，毛主席等三人亲送我上日船，经英往法。毛主席亲告我：‘你年青。外文科技都已有根基，须专心科技，实业救国，不干政治。他自己则云：‘已年纪大了，不知外文及科技，不欲留法。只在国内找点事做。用他自己的方法救国”。

用“自己的方法救国”，后来毛泽东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至于沈宜甲，也用他自己所学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法兰西分道扬镳

在法国。沈宜甲回忆道：“我与和森同住几个月。知其思想至深。在1914年至1918年中。国内只少数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社会、共产主义。和森于1918年即向我云：‘崇奉共产主义，承认苏俄为世界牺牲。当时和森崇信共产主义，我并不反对，不加意见。但当时国中无此项中文资料，且亦系禁止的，外文的更得不到。且和森不识外文，只同我一样，看些《新青年》杂志之类。我乃以我的白话诗给他一看，即‘海枯石烂，天毁地灭，不达不休，无妥无协。又诗云：‘石可烂，海可枯，天可毁，地可灭，不作俄人奴，且看熊龙搏。驱俄出亚洲，责任在心头。俄非亚洲人，我尽爱国行。妥协不可能，胜利属我们。和森见了大笑云：‘俄人为中国好朋友。又为世界牺牲，中俄永不会有战争的。我乃气愤万分云：‘你开口闭口总是这几句话。由此常常几天不与他对面，不交一语。以为他无国家、民族观念。”这是他们的思想分歧。蔡和森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信仰者。虽然思想显得单纯。而沈宜甲似乎是民族主义的主张者。当时有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往往是借用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沈宜甲表示他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只是一位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最终不可避免的是他们的分道扬镳。

沈宜甲回忆说：“1918年同住一室时，和森与我常各言其志。他(云)从事政治革命乃当务之急，我至同意。至于什么主义，我一概不问，只要把中国弄好，任何党、任何名称皆无干。他云要为国家、社会、人类服务。无个人企图。他问我志如何。我从事科技，为墙根之填脚石，不出面不出头的。我云愿终身从事科技革命，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必为世用。乃以我15岁时自题小照示他：‘眉目殊庸碌，心性却不弱，不求敏中敏，但愿拙中拙。仰视玄苍小，俯看大地窄，叱咤江河变，呼吸江河竭。呼嗟乎，世人如尔其庶几，世人无尔将何以?勉之勉之，先鞭其在此，莫让他人着。和森见了大笑云：你将来应做一个好好的填脚石，不出头出面，埋头苦干，任何党也要你这样的苦行者。”果然，沈宜甲“埋头苦干”。成就了他科学家的事业。至于蔡和森。更是“埋头苦干”。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苦行者”。这在许多回忆中都可以看到，应该说。这是更难能可贵的了。

永不泯灭的怀念

“政治革命”和“科技革命”，并非“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实是殊途同归，他们都是为了中华之崛起和强大。不过，毕竟是“殊途”，随着时局的发展和革命运动实际的展开，他们分手的日子逐渐来到了。

多年后，沈宜甲回忆起那一时刻，似乎还是非常感慨的。他说：当年“布里村之湖南班中有一同学王永生。与和森和我感情至好。他曾赠我30元。以后他也到法勤工俭学。不幸因做工过苦去世。王永生曾写了两封长信，分致和森与我，对致我的信批评和森，对(致)和森的信批评我。不巧他装错了信封。和森及我乃互相交出原信。彼此大笑。王对我的批评云：‘学识虽丰。但年青识浅，胸无成竹。一闻人言，尤易摇动。对此我不生气，反认为至当。王对和森之评语云：‘蔡先生为人庄重严肃，不苟言笑，说话条条有理，初很动人。但经久总是那一套。只可使中小学生爱听。凡程度较高者则不见重。”沈宜甲则说：“我与和森细谈几个月，他的确也有些重复口号。对本国人只有墨子、谭嗣同、毛主席三人。对外则每每提及列宁，甚少及马克思，因那时中国尚无此资料。但最令我头痛及生气者，即他口口声声云，俄人为世界牺牲，乃中国最好的朋友，中俄永无大战。我听了厌烦。和森只偏一方：一为只问政治革命，不及其他；一为此革命只以取消地主为最要。对其他建国之事则尚不及。和森只听我注重体育一项。乃也练八段锦，但其他各项凡不知者也不喜不问。”

这一段对蔡和森的描写，可谓活灵活现，他真可谓是“只要主义真”。当然又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那是一个青春的中国革命的时代，多少前人和先贤是这样涌进了历史的潮流中。奋勇搏击，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甚至是性命。至于历史的复杂性。那只能是后人来从长计议的。当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蔡和森，在他身上，也有某种程度思想上的不成熟(如沈宜甲所回忆的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以及对苏俄的轻信、破而不立，等等，这可能是他后来产生“左”倾思想的一个原因)以及性格上的缺陷(不喜其他运动，以及生活上的过于刻苦，形同于“苦行僧”，等等。这可能又导致了他与向警予的分手)，但这毕竟无伤于他的伟大。正如沈宜甲的回忆：“和森性情太偏向一方。(诚)至为可惜。但其牺牲精神、坚定立场则令人拜服无地。当时明知事难成立，人将必死，但置死生于度外，与警予皆洒碧血于刑场。”

蔡和森和向警予后来都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双双烈死，气壮山河。那时。沈宜甲正在国外从事科技事业。后来他回忆道：“和森被害。我不知详情。有云1931年由香港押回广州。一枪毕命。此乃萧子异告我的。又有云为乱刀砍死。至警予之被害。则我事后略知若干。当1927年宁汉分裂清党时。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入狱。此时和森函萧子异云。彼此虽政见不同，但为同学关系，希求协助。向法租界主管人请求放出。萧子异当然无力办到。在牢中时。有几位留法女同学(前)往看她，告以只要说出同党，可以免死。她态度自然，若无其事，一字不吐。大家乃云。警予你疯了，此乃你的生死大事，何以毫不在乎?她冷然回答：‘我是不在乎。死算什么!我早决定必死。只为主义牺牲，视死如归!大家多方劝导。毫不为动。当时各人莫名其妙，何一人对生死如此淡然。后有留法女同学舒之锐女士亲自告我当时她与警予在牢中谈话情形。我当年在蒙达尼见警予时她也在旁的。我云。警予并不是疯子，此乃大勇之行。当崇信一主义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和森亦然。二人皆真正之先驱牺牲者。我今日以将盲之目，将死之年。何不拼死为学术、为技术、为国家、为民族?这亦不过受他二人之启示，聊尽我责。以报国家，以慰亡友而已。”

长歌当哭!警予之死，何其壮烈!和森之死。又何其壮烈!所谓惊天地、泣鬼神。他们的英魂。感召了当年的好友，沈宜甲抬首向苍天，发誓道：“我今日以将盲之目，将死之年。何不拼死为学术、为技术、为国家、为民族?”又所谓振顽立懦，此之谓也。于是，他的一生，也不愧于民族和国家，如人所言：其人也。“赋性恬淡，不想做官，不羡权位，在他的脑筋里满装着机械、电化。此外就是民族、国家和文化”。

呜呼!诸位前人!大哉吾之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