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经典还是旧瓶旧酒？

魏春春

《世纪之邀》是扎西达娃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以荒诞的叙述、象征的意象、无序的时空表达渴望西藏社会现代化变革和跃迁的希冀。2015年《西藏文学》开设“世纪之邀”栏目，某种程度上是对小说《世纪之邀》的回应和致敬，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的“一批执着的理想主义者用他们的才华和激情……打造了一个西藏现代文学的盛世”，或者说正是这一批人的文学努力促成了西藏文学现代化的发展走向。截止到2018年底，《西藏文学》共刊发了18位“执着的理想主义者”的“经典旧作和新篇”，并在封二配发作者近照和个人小传，又以个人访谈方式展现每一位作者的心路历程，也就是说《西藏文学》力图体系性地回顾那一段西藏文学的盛世辉煌。

就编发的作家而言，大多数人活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藏文坛，耳熟能详者如掀起八十年代西藏魔幻——先锋写作浪潮的扎西达娃、马原、色波、金志国、刘伟等作家，自觉立足藏族女性本位写作的央珍、白玛娜珍、格央等女作家，以及秉持文化地理写作的加央西热、固守现实主义写作底色的益希单增、游走于双语写作的平措扎西、游弋在文学创作与汉藏语翻译间的班丹、挣扎于彝娘汉老子混血文化身份的冯良、钟情于高原牦牛文化和精神的吴雨初等，这些作家以其各具特色的文学创造风貌，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当代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理景观和版图。而吉米平阶、杨金花、冯少华似乎并不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的“执着理想主义者”。这期间，吉米平阶一直在北京工作，经营的是“北京藏人”的文化世界，尽管他曾在《西藏文学》刊发文学作品，并引起西藏文坛的瞩目，但他毕竟远离西藏文学现场，实际上未曾参与八九十年代西藏文学现代化的建设。杨金花和冯少华尽管都曾在西藏工作，但是否属于当时西藏文学的风云人物，还值得商榷。杨金花的文学创作起点在西藏，但是文学实绩亦属于一般，无法与冯良等进藏工作者等量齐观，她的文学高潮应在内调之后，在对西藏往事的追怀中获得了她的文学声誉，如离开西藏后创作的《魅力天堂》曾获2009年西藏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荣誉。冯少华的兴趣主要在书画篆刻领域，文学方面并无突出的建树，更多的是作为西藏当代文学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但实际上西藏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不胜枚举。因此将此二人列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文学的“风云作家”的行列太过勉强，且此种编选方式实在令人费解。

而未入选者如马丽华、闫振中、皮皮、贺中、龚巧明、李启达、蔡椿芳、佘学先、李双焰等人，确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藏文坛留下盛名。若过分苛求《西藏文学》似乎不合情理，但刻意遗忘、湮没某些作家又让人难以接受。或许，《西藏文学》自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文坛涌现出一批值得记忆的作家，若每个作家都以专栏的形式回顾，似乎不合乎刊物的实际。但若在设计“世纪之邀”栏目之初，《西藏文学》能进行充分的研讨和广泛的征求，综合多方面的思考，在有限的版块内呈现最值得回顾和记忆的作家，此举所取得的效果会更好。

再看编选的作品。《西藏文学》在开办“世纪之邀”栏目之初，曾许诺“展现他们的经典旧作和新篇”。所谓的经典似乎就是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能代表一定时期文学创作实绩的作品。尽管当前关于经典的认识不同于古典时期，但亦有其时代属性。所谓的新篇则意味着作家近年来的文学写作，以期让读者了解某一作家的生活情态及其文学思考肌理。检视四年中“世纪之邀”的“经典旧作和新篇”，总体上看，作家的“舊作”与“新篇”呈现出不平衡的情势，以2015年第2期的色波专栏和2015年第6期的央珍专栏为例。色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扎西达娃、马原、金志国、子文等同道中人，一同开辟了西藏魔幻现实的写作路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贡献永远镌刻在西藏当代文学史上。另外，色波在先锋的路上走得极为艰难，他不断试图在小说的文体和语体方面突破前人和自己，不断地实验新型的文学表达方式。因此，他的文学创作总体数量不多，而且在离开西藏之前的一段时间，色波的文学创作基本停滞，主要处于文学思考阶段，直到他定居成都，他依然没能找到合适的满意的文学表达方式。故此，《西藏文学》刊发了色波的两篇小说，《星期三的故事》的创作稍早一些，《走南闯北的诺布次仁》稍晚一些，但都属于“旧作”，若要寻找出色波的“经典”，恐怕他自己也没办法选择。但是“新篇”，色波却是不愿提供，这也就造成了《西藏文学》编辑工作的被动，第一期承诺过的原则在第二期没有办法执行下去，一定程度上造成读者期许的失落。因为第一期的扎西达娃还贡献出一篇《陷车》的散文，以完成编辑的任务要求，而第二期的色波专栏没有任何新作，出现此种情况，《西藏文学》实际上可以通过编辑手记或按语的形式向人们简要说明缘由，而非如是的无动于衷。不同于色波们的先锋创作，也不同于色波们审视西藏的方式，土生土长的在西藏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央珍，坚持个体思考，坚持独立创作，不随波逐流，在魔幻文学盛行西藏之际，默默地关注西藏女性的幸福追求和表达，创作了一批以卍字符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如《卍字的边缘》《阳光·小雨·月亮》《羊肩胛骨上的卍》《白经幡，在夕阳中》等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并且两次获得“骏马奖”。三十多年的时光淘洗中，央珍的作品经受住了考验，央珍所践行的实实在在地扎根在藏族历史文化土壤，在现实境遇中反思、建构具有藏式中国故事书写意味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藏族作家所效仿和拓展。因此，在西藏当代文学史上，央珍是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但《西藏文学》在编选央珍作品时，没有择取她的小说，反而刊发了散文《赤江佛邸怀古》和《甜甜的忧伤》。公允地说，《赤江佛邸怀古》是展现央珍精神世界的精美散文，在无限的怅惘中，我们看到了孤弱的央珍的成长片段和心理历程;《甜甜的忧伤》是一篇悼念汪曾祺夫妇的作品，情真意切，缠绵幽伤，但这两篇都写作于本世纪，并且也不是央珍的“经典旧作”，最多算是“旧作”或是晚近的“新篇”，这怎么能代表央珍的创作成绩呢？再如益希单增、通嘎等作家，《西藏文学》的“世纪之邀”栏目在编选他们的作品时，同样没有体现出他们的经典性，至多是把他们的“新篇”拿来刊发，从一定程度上看，《西藏文学》编选作品的尺度不够严谨。

若从整体上看这十八位作家，我们会发现这曾属于西藏文坛风云人物的作家们，大部分已远离文学创作，显著者如扎西达娃的兴趣由文学到电影，再到文化产业;马原蛰伏了几年，又开始写作，但近年来的重心似乎在传统文化的传承;金志国、刘伟、色波、通嘎则基本转型从事其它行业，即便是央珍、格央也是偶有创作，也就是说“世纪之邀”群体的作家们在经历了西藏文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与繁盛之后，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几近集体黯然退场，已然成为绝响，如于小东的《干杯西藏》所描绘的场景一般，在盛宴之后走向各自人生的新旅途。《西藏文学》的经典致敬之举动最终演化为旧瓶旧酒，令人不胜唏嘘。但2017年《西藏文学》第三四合期以“创刊40周年作品回顾展”中，我们看到了西藏文学不忘初心、踵武前迹的努力，其中以小说、诗歌、散文专栏的形式展现了八九十年代以来活跃在《西藏文学》的作家们的优秀作品，全面地回顾了《西藏文学》对西藏当代文学的贡献，老中青三代作家的集体亮相亦完成了“世纪之邀”未实现的宏愿。

回到“世纪之邀”的第三个版块——访谈。其中编辑最好的是2015年第一期的扎西达娃栏目，既配发了扎西达娃之女贝拉蒙的《老扎，老爸》，让我们看到了女儿眼中的扎西达娃的面相，又配发的佘学先《下午的阳光》的专访，在朋友间的聊天中，向我们呈现出扎西达娃的思考和生活情态，不做作不矫饰，算得上是访谈的佳品。另外，索穷与央珍的对话录《平实西藏：描摹藏地女性的心灵史》从多个方面展现出央珍的生活历程和文学历程，可视为打开央珍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其它的访谈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深度不够，访谈粗糙的问题，其中最为极端的是佘学先与色波的对话。访谈人与受访人以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交流，缺乏面对面交流的亲切感，在较为紧张的访谈节奏中，似乎佘学先想要通过某些问题的预设引领色波的回答，但色波的回答看似急促，实则是有意地遮蔽了某些要素，他们之间有交流但没有对话，因此，访谈效果不佳。这就与姚新勇和色波之间的访谈形成了鲜明的区别。2004年11月14号，姚新勇在色波家中展开了面对面的访谈，二人聊得甚是投缘，后色波以《遥远的记忆——答姚新勇博士问》为篇名发表于《西藏文学》2006年第1期。对比佘学先和姚新勇的访谈，我们发现姚新勇的访谈更为深入，且有现场感、计划性和体系性，而色波的回答也充满了亲切感。但当我们把两篇文章对读后，发现佘学先似乎在重复姚新勇的提问，更为让人生疑的是佘学先和姚新勇竟然向色波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比如，佘学先的提问是“比如《竹笛，啜泣和梦》，有多少是根据西藏文化的传说，有多少来自想象，又有多少是对西方文学或拉美文学的模仿？”姚新勇的提问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当初写作时，比如写作《竹笛，啜泣和梦》，有多少是根据西藏文化的传说，有多少来自想象，又有多少是对西方文学或拉美文学的模仿？”两人的问题竟然如此相似，而色波的回答基本上是雷同的，如果说佘学先和姚新勇有相似的发问是成立的话，那色波回答的雷同更让人不可思议。若把佘学先与姚新勇的访谈仔细两相对照，其中还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没有巧合，或许就只能是抄袭这一种解释了。如果《西藏文学》以这样的形式编选“世纪之邀”栏目的访谈，简直就是自欺欺人。

访谈是一种对话。这要求访谈者熟悉受访者的文学创作，甚至研究过受访者的生命轨迹和创作历程，不仅要避免问题预设式的规范受访者的回答方向，也要避免仰视受访者所形成的倾慕以至于迷失访谈者自己的误区，合适的访谈大概就是在充分了解受访者之后，以朋友闲聊的方式获取受访者的信任和同情，在较为宽松的氛围中展开对话和交流。

另外，在“世纪之邀”的十八篇访谈中，还有一些访谈与主题毫无关联，比如梁艳的《文化的力量 真实的西藏》中，与刘伟谈论的并不是文学，更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谈及的是关于西藏文化的理解、传播，此种访谈有其价值，但不应作为文学访谈堂而皇之的进入“世纪之邀”栏目。

总之，我们能从2015年到2018年的《西藏文學》的“世纪之邀”栏目中，看到《西藏文学》编辑部希望通过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喧嚣和繁盛的景象向西藏当代文学致敬的努力，看到《西藏文学》秉持文学之名致敬经典、颂赞经典的希冀，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存在着的上述所谈及的问题又使得这种努力大打折扣，出现了以致敬经典之名而行旧瓶旧酒之实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