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游荡在内心的写作

张丽军   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研究、新世纪文学文化研究、样板戏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一项、中国博士后基金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项。在《文学评论》等核心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多部学术著作。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多项。

梁   鸿   一九七三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人民大学博士后，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短期访问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非虚构文学作品《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论》、《新启蒙话语建构》等。学术论文发表于《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核心学术期刊，曾获 《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等。《出梁庄记》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曾获《南方人物周刊》二○一三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奖，二○一二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张丽军：梁鸿你好！在《中国在梁庄》中，你跟故乡关系的寻找痕迹是很明显的，有种回家的感觉。用我了解的儿童文学的观点来看，童年是一个核心点，从这个点开始我们看待世界，尤其河南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文化底蕴非常厚重。请你谈一下童年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或者它和你今天这些作品的关系。

梁   鸿：肯定是有很大影响的，不仅对作家，对普通人来说也是很有影响的，因为童年的性格是隐秘的，童年的经历一直贯穿着一个人的成长。我这两天在整理我的日记，是我二十岁左右教书时候的日记。我突然发现我也一直在写过去，在写童年，写与自然的交流。在《中国在梁庄》里面就有很多关于童年、少年的记忆。有些人说可能太抒情了，但恰恰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存在才使我一次次地重回梁庄。因为我不是以学术研究目的回去的，我确实是以梁庄女儿的身份回去的，以一个成长的孩子的身份回去的。梁庄像有吸引力一样，吸引你不断回去，所以在写它的时候确实会不自觉地充满感情，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我觉得这也是创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最根本的前提。它就是你的故乡，是你精神深处的最基本点，是一个核心点。童年带给我的并不都是快乐，但并不是说不快乐你就不愿意回去。当时间成为过去，不管快不快乐，它都会给你带来很深的印记，恰恰这种印记促使你不断地去寻找。作为写作者你一定会回去的。因为它一直在那里，你是不会忘记它的。所以说童年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我来讲，童年可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因为母亲生病，家里贫穷，又孩子众多，很少得到关注。这就意外地使我得到一个空间，一个自由冥想的空间。这种空间促使你对自然界，对自己的内心有更多的探索，这一点在现在看来还是挺幸运的，使你有更多细密的想法。在这种环境下，我觉得生命确实是一种沉稳的内在的状态。我教书的那两年，因为我执教的那个小学在乡下，所以更加封闭，也没有朋友。

张丽军：你所说的相对封闭的那两年是在中师毕业之后吗？

梁   鸿：是的，我十八岁中师毕业。执教的学校也在穰县，在城北，离家挺远的，我们家在城西南，所以很少回家。现在想来，那两年也是很幸运的两年。那两年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任何机会，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就每天写日记，每天观察自然，从清晨到黄昏，除了上课就是跟自然对话。昨天看那时的日记，一九九四年三月到六月，我写了三万多字的日记，就是又接续了童年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又大了一些，文字能力又好了一点。那时，我观察自然的变化，天空的变化，雨后的变化，黄昏的时候夕阳怎样落到你的纸上，一点一点颜色的变化。那样的底色对我后来的写作想来是有很大帮助的。

张丽军：文学可能是一种内心的视野。

梁   鸿：一定是这样的，是一种自我的对话，自我跟自然的对话，自我跟自己的对话，突然之间你被抛掷在一个地方，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记得那时一个月会进一次城，我到处找书看，在旧书摊，买各种各样的书。有一个文化馆的人，年龄大，不写作了，我记得很清楚，他问我你干嘛要买书？我说我喜欢读，他说那我不卖了，都送给你吧。他就把《小说月报》啊，《当代》啊，捆了一大捆，我放在自行车后面带了回去。我非常高兴，兴奋得不得了。那时阅读比较乱，完全是自己摸索的。这一方面确实耽误了一些事情，因为你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没有一个好的读书环境，但另一方面，这样一个野生的状态却也使你获得了另外一些东西。

张丽军：我感受到你自我内心的成长、壮大，而且我觉得那种顽强的生命力是很宝贵的东西。关于童年，你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

梁   鸿：这比那种科班教育的经历可能更珍贵一点。当时也是非常苦闷的，因为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每天都会去写一点东西，跟自然对话，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我觉得那种黄昏降临时的感觉，那种意象对你内部情感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它可能也是寂寞和孤独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你也找到了一个对象。你在体会一种事物、一种存在。所以我觉得回到梁庄，其实是一个特别自然的过程。

我家有七个孩子，我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妹妹过继给了别人。童年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母亲生病。我母亲中风，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父亲从外地回来带她看病，几个人抬着担架从外面回来，很多人聚集到我家里，我反而成了旁观者，因为我是孩子。其实我记不清母亲当时的样子了，就记得当时那种吃惊、害怕、担心，感觉整个家就像是失去了一大半。我之前对母亲没有印象，因为我记事比较晚，我不记得母亲健康时的事情，只知道家里发生了些变故，之后它就成为一个漫长的阴影在那里。因为家里面特别贫穷，你知道在农村，家里有一个病人这个家就完了。那时我姐姐在上学，父亲要劳动，还要挣钱给我母亲看病。

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约摸八九岁的时候，我个子长得比较高，非常瘦，也不太合群。有一天我放学走在路上，我们村庄有个男性，中年人，说你这么大了还穿一条短裤。当时我觉得特别特别羞耻，性别意识突然觉醒，我觉得难堪，也不知道怎么办，回到家里也没有地方说。那个人让我一刹那感觉到我与世界的关系，你是一个女孩子，你在受别人的耻笑，因为别人知道你衣服不合体。像这种小事情，它不是让你特别愉快的。但是也有一些快乐的事，比如我姐姐从外面回来，总会买些吃的什么的，夜里等待她回家的那段时间是幸福的，但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浅淡。童年是一种挺暗淡的场景，外部是灰色和贫瘠的，因为你一天天在那儿度过，但也因时间的积累而留在生命深处。比如说每天你走过的坑塘，你在那里洗澡，你被淹过，你每天都要从青石板桥上走过去，一天天地从那里走过去。生命消逝，时间过去之后你也找不到，但是坑塘还在，青石板桥还在，它印证你存在过，印证你有过童年，有过少年，所以我觉得故乡就起到这个作用。某一个熟悉的物品、某一个熟悉的景物使你觉得我在过，让你记起我在那个时间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原来我的生命没有白过。

张丽军：这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台湾的龙应台来做过一次演讲。她说寻找她故乡的江南，到了江南一看，故乡的学校、大树、标志性的建筑都没有了，找不到那种存在的痕迹了，包括我们今天的乡村也是这样，这是很可怕的。

梁   鸿：这个坑塘后来被填了，大树没了，并不是因为树木珍贵，我们才爱它，而是它在那儿，让你回忆你过去的那段时间，人需要这种感觉，它证明你在过。哪怕你的这种熟悉是不愉快的，但是如果这种东西没有了，消失了，你确实会觉得没有根，没有过去，你被孤零零地抛弃，这是很令人恐惧的。

张丽军：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存在、我们的情感需要物的依托来存在。

梁   鸿：村庄的小学确实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凝聚力。你所面对的都是本村的孩子，这也是很难得的亲密感。这种来自血缘的本村的乡土关系，是其他关系不能代替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对于一个大的生活共同体或者一个文化共同体来说，每一个村庄的小学的确是一个象征体。当这个学校没有之后，这种渴望变得无所归依了，没有象征性的标杆、标志让你依托这种感情了，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大的空虚的。

张丽军：我也有这种感受，特别是乡村合校之后，对于孩子的集体认同感，包括老师的情感投入、孩子与父母的关系的转变都很重要。

梁   鸿：对，你看村庄没有小学之后，学生大部分都是寄宿的，被迫离开乡土，离开村庄。他们像做客一样。倒不是说不可以离开，人长大了离开村庄是必然的，而是你过早地离开了村庄，你的根也被拔起来了，将来连根的记忆也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孩子他没有受过本地教育，当然也没有在地教育，所谓的在地教育就是对本地的山川河流有所了解，我们都是自己去摸索的。但自己去摸索也是挺好的，我们自己跑到河里扒这挖那，也都是很好的天然教育。

张丽军：你说得很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儿童文学课，我的老师就问我的童年记忆，我突然发现我有很多很幸福的回忆。我的童年就像你说的那样，没有约束，很自由的，每时每刻都在与阳光、雨露、河流接触的状态下。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后来到城市里上学，我是用双重的视域来看待这个社会，这种情感记忆是城市孩子所没有的。

梁   鸿：这双重视域反而是种非常幸福的事情。但今天来到城市的乡村孩子恐怕已没有这种幸福，说幸福有点太矫情了。这种得天独厚的，将来可以回忆的生活、存在也没有了。

张丽军：青春期，是塑造一个人人生的关键。请谈谈你的那段时光。

梁   鸿：我中学是在镇上读的，我们那边只有小学，但我每天都回家吃饭。我小学四五年级时学习挺好的，中学成绩前半截是中等。那时候突然间好像很叛逆，爱看课外书，另外不会跟老师处理关系，给老师起了很多绰号。初二下半学期我母亲去世，我突然从特别叛逆、调皮变得特别封闭。死亡能给人带来很大的震动，虽然我母亲躺在床上很多年，但我还是不明白死亡。记得当时一遍遍揭开我母亲的白布，想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那时，从我家到镇上得有四里地吧，大路是从公路上走，还有一条是从河里走。我每天从家里到学校，再从学校到家，不跟任何人说话，在家也不说话，吃完饭就走了。每天等到同学都回家了我才回家，下雨，刮风，下雪，都是一个人走。那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里，我感觉突然进入了青春期，对自然界开始敏感，花的诞生、云的变化、雨的变化突然进入了心里面，这是比较早的，之后说的教书那段时间可能更有意识一点。这是青春初期，那种少女感受到的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那两年突然的变化对我还是挺有影响的。我那时候很高又很瘦，像个丝瓜秧一样，直不起来腰，营养不良，满脸苍白，又不说话，长得也不好看，老师也不喜欢。老师一提问我，我站起来就哭。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人生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那时候还逃学，一个人坐在河边，呆呆地坐一上午，坐一下午，然后回家。也有少年那种特有的感伤吧，是“少年不识愁滋味”那种。我初三那一年不用功，第一次没考上中专，第二年知道勤奋了，因为上高中根本上不起，上中师是免费的，每月给十八块钱，还有二十多斤粮票，完全够吃饭的。每天我就一个人坐在河边抄数学题，黑夜慢慢降临，那时一个人也不害怕，也没有不安全这个概念，也挺自在的。那时候还单相思一个男孩，不能说是多么明晰的恋爱，就是对异性突然有了兴趣，却也有着很大的伤感，觉得人家没关注你。

张丽军：我觉得中师教育还是挺重要的，中师教育很全面，使我们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发生了特别大的转变。我上大学以后，发现中师上来的同学各个都挺优秀。另外，我看到特别是你的《中国在梁庄》写了很多关于父亲的事情，母亲的形象写得很少。而在书中看你又提到兄弟姐妹，他们是不是对你影响挺大的？

梁   鸿：上中师时我成绩也不是特别好。那时候我开始看文学书，看各种课外书，几何也不好，立体感特别差。那时，也曾试图去考特优生，但没考上。那三年其实是在慢慢扩张自己的视觉吧。

母亲我可能会专门来写。我有关母亲的回忆都是悲伤的，所以我很少去触及，好多年是不能提的，包括我现在都不愿多说。我对我母亲健康时是没有印象的，我记事比较晚。我六岁时母亲生病，我十四岁时母亲去世，八年时间她都在病床上躺着，就是一个阴影，在黑暗里。

我大姐在家里是中流砥柱，她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我的父亲。我大姐也是中专毕业，但是她是读了高中考上的，她考的是卫校。她好像是一九八○年毕业的，当时可以分配到郑州、北京，但是因为我母亲生病，她就到了我们镇上的一个卫生院。她一到那儿我和我哥哥就跟着去上学了，她就连我们一块儿关照着。因为我父亲是个农民，他挣钱少，我大姐工作头几年挣的钱都用来供我们上学，所以在我们家相互帮助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大姐，我们兄弟姐妹间的感情非常好。

张丽军：你在那个乡村小学工作几年后又去读硕士、读博士，这是一个怎样的契机？

梁   鸿：当时不知道我还可以干什么，我不知道有教育学院可以上，因为那时候太封闭了。我在小学教书时，一个女老师调走了，她调走前，从和她的聊天中，我知道她考上教育学院。之前我还不知道教育学院是什么，那次我才知道教师可以去脱产进修的。后来我就去报了名。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学习起来还是很开心的，觉得又是一条出路。

我九月份入学，十月报了本科的自学，后来放麦假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教室学习，无意间遇见一个准备考研的女生，那时我才晓得本科后还可以读硕士、博士的。熟识后，她问可不可以跟我一块儿住，并鼓励我也去考。所以说机会真的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放麦假，我不在学校学习，可能我又要晚些才知道这些事情了。我跟那女孩一块儿生活了七八天，她在学习我也在学习，每天用酒精炉做饭，我们俩在一起合吃，她就跟我讲她怎么学习、学什么，给我看她看的书，英语、政治什么的，然后我一点一点积累下来。那两年真的是非常非常勤奋，很辛苦，但非常充实。

我自学考试是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但没有拿文凭。硕士是在郑州大学，一九九七年读的。博士读的是北师大，导师是王富仁老师。后来我读书勤奋，学业方面比较顺利，却也一直在补课。但这种野生野长的状态也有好处，没有任何束缚，你经常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想回家写梁庄就回家写了。我的硕士导师是一个诗人，他也非常随意，他的书房给我开放，想读什么书我就去借。读博士时，我跟着王富仁老师，他也是个随性的人，我说王老师我想回家，他说赶紧回吧。他经常说，读书要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是他对我最大的教育。有次我跟我的硕士老师开玩笑说，你们都不管我，你看我补这么多年的课都没有补上。老师说，不然你怎么是梁鸿呢？这种比较自由的培育方式，给你的好处是使你的自由不受局限，你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另外你对现实世界需要的东西总是比较迟钝。这种说走就走的状态现在想是比较好的状态，发自初心。

张丽军：能不被学科知识体系所束缚真是太可贵了。那你写梁庄的冲动是什么时候有的？

梁   鸿：现实世界的束缚在我身上不太明显，有的时候也为之苦恼，别人认为你比较另类，但很多时候是受益的，你不自觉地会做出不同于别人的事情。对于书写梁庄的冲动，每年都有。每年回家都会跟村支书聊天。那时我一直在写日记，一直在写小文章，但没有发表，记一些家乡人物、小的趣事、村支书的顺口溜，还算有心，当时却是无意识的。但后来一段时间我确实将这个习惯搁置了，直到重新整理的时候，才发现我这么早就想当作家了。那都是非常零星的，没有整体的概念。直到二○○八年七月，我是有意识地想回家写东西了。

张丽军：从一种冲动到最后付诸行动，这中间有什么变化？学术的体验跟你的生命体验还是隔着的，你是否从别人的东西中获得自己的体验？

梁   鸿：自然积累到你生命的一个阶段，虽然你觉得自己还是老样子，其实你已经有了改变。学术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毫无疑问。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想跟我的生命体验更加接近。这种缺憾大到有一天无法接受了，于是就有了行动。并不是说否定学术，而是我生命体验缺乏真实感和更直接的东西，这种缺憾我受不了了，于是想着回去。但是这种真实感的要求很多年以来你一直在积累，到最终爆发了。

张丽军：而且你提到对乡村世界、乡村人物的日记积累，也可能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我想问另一个问题，当你真做出话语自觉时，你身边的亲人有没有规劝你不要这样做？

梁   鸿：我的父亲是一个浪漫的农民，他喜欢读书。我们家孩子多，他们都是文学青年，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反过来当我写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特别支持。他们都喜欢文字，虽然他们因为生活的原因没有从事文学事业，但我觉得他们从事文学都会比我好得多，我只不过是有幸考上了学。写完《中国在梁庄》后，我复印了几本，回到家让我家人提意见，人手一本，各自去读，包括我父亲，看完之后告诉我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不好，他们都是我的第一读者。但是生活都很艰难，他们每个人过得都不容易，这是现实世界里的事。

张丽军：毕竟我们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回去以后肯定都会有隔膜，你是如何克服的？

梁   鸿：对此，只能是或多或少地弥补一下，但最终的隔膜感是难以消除的。因为你的生活确实跟他们不一样，你的世界也和他们不一样。这种生活本身的隔膜带来很多很多问题，比如说你跟他们谈你在写什么东西，谈你的大学生活，对他们来说非常遥远。所以你只能谈他们的生活，其实这是一种二元社会结构下的特殊现象，它不是一个本质现象，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裂缝如此之大，所以这种隔膜之深难以弥合，不是你亲不亲民。我非常亲民，我的乡音一点没变，我每到一户乡亲家都非常随意，一下子就可以融入其中，但那种背后的大的背景是难以弥合的，是个人力量难以改变的。

张丽军：我觉得在你的写作中，这种差异性很好地呈现出来，特别在《出梁庄记》中，真实地呈现出来，使作品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你的生命体验更能呈现出来，读来很动人。

梁   鸿：我非常感动于你这种阅读，很多人只读出社会问题，没有细细阅读，如果你仔细阅读《出梁庄记》，这里面不单包含社会问题，更多包含个人情感、背后的裂缝，那种难以弥合的情感，也包含希望的不断被压抑，当然读完《出梁庄记》悲伤会很大，但另一方面也包含许多希望的因子，包括算命的贤义、包括我在东莞采访汶川地震时去捐款，就有很多希望在。生命的要求是各种各样的，并不是只要物质，只要生存。所以说读得细的话是能读出多个维度的。同时我自己也是一个维度，包含一种割裂，一种无能为力，并不是社会的无能为力。我还是希望大家仔细读读《出梁庄记》，不光是社会问题，我对每个人的表情姿态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让这样鲜活的形象一下子在你面前呈现。其实在这本书里，人的压抑性和丰富性相对地能够呈现出来。

张丽军：另外书中的乡村女性描写，也很好。以往费孝通提到乡村秩序，提出总体性的、道德规范性的，但是我们看乡村那种情感表达方式，农民很少表达情感，很少说爱。很像老舍的作品，里面没有说情说爱的东西，老舍有时候说，一个人吃不饱饭，哪有时间来谈情说爱，有欲望化的存在，但不会说爱的字眼。这种爱是曲折的，隐藏很深的，比平时说爱你要丰富庄严得多，深沉得多，这种传递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面还提到女性和丈夫情感的问题，特别是留守女性的问题，那种情感传达，是更隐秘的。

梁   鸿：我想通过个案激起疼痛感，当现实已经把每个人都淹没时，我把它还原成一个人，一个有活生生的疼痛感但最终死了的女性。你能感觉到她那么疼，那么想活，这也恰恰是文学的力量，它把一个人给了你，你是没有办法不为她感触，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价值，起码能触动你的内心。

张丽军：在写这本书时有哪些困难你能克服得了？又有哪些是你想象不到的？

梁   鸿：写《中国在梁庄》时最想象不到的是文体的难度，一开始想写成散文，后来觉得纯粹的散文形式不能容纳你的感觉、你的人物。尤其在整理人物自述的时候，真的觉得人家说的话太好太好了，用我们的标准普通话来写、来转换太没味道了，把人的丰富性消减了，但同时不想用完全人物自述的形式写，那样就缺了我的在场感，在这一过程中反复推敲，最终成了这样的四不像。

张丽军：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写作也是不断练习增加经验，特别是在处理框架、语言、文体时，可能是经验的处理问题。那么，你以前写过这些没有？

梁   鸿：以前从没有用这种人物自述的方式创作，都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写的，说实话我对我家乡的方言只是会说，没有深刻了解，整理人物自述时，觉得那些话说得真是太好了，没有办法舍弃。民间语言的活泼丰富和宽大是我们很难想象的。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完全的语言自述非常好，但又觉得少了在场。散文的抒情、思考也可以，因为便于自我的抒发。但是你都不想要，都不足以表达想要呈现的东西，选择这一文本其实我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我还想达到双向的呈现，一方面实现村民自己讲话，希望有他，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有我，这确实更重要，在一个敞开的空间里，带着大家一点一点找一个人，到田野地头，这种真实的感觉，我需要给读者。包括别人也说你不是标准的非虚构，非虚构要几乎没有个人的情感，或者很淡，其实我是觉得我不会被文体束缚的，这也是我傻乎乎的表现。

张丽军：这也是你的成功，好的东西不要被文体所限。好东西都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自己觉得最好最充分那就好。文体意识太强未必是好的事情，特别在今天。

梁   鸿：自己非要往套子里面套，为什么不创造个套子呢？这种方式并不能说最好，但最合适，最能达到我想要的程度。至于它是什么，批评家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我觉得我只能这样。

张丽军：我们看许多作家的作品，像沈从文的小说，你说他是散文吗？是小说吗？没必要强加给他们一个类别。

梁   鸿：当时写的时候没有考虑文体问题，只考虑这样是最适合的。有时候这股傻劲、这股纯真还是需要的。包括二○一四年十月我在《上海文学》开了一个专栏，叫《云下吴镇》，它也许是虚构，也许是非虚构，我没有想到它究竟属于哪一类。你说它是短篇小说也行，非虚构的散文也可以，我觉得不用管那么多，也许它是一种新的东西。

张丽军：我觉得这是一种纯真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你最可贵的地方，不被那种概念所束缚。

梁   鸿：这与我早年的田野训练、自然训练有关系。我觉得早年的经历给我一种天然的成分，这种成分现在想想挺珍贵的。你游荡在自己的内心，你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你会忽略别人的想法，虽然你受过严格的训练，这种方式仍让你感觉很自由，很自在。

自己本着一股子单纯之心去做，单纯救了我。所以我没有写到谁谁多么阴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他有他的问题，也有他的可爱之处，我只是客观地呈现出来。正是这种相对单纯的写法，所以也没有使乡亲们特别不高兴。

张丽军：这一点做得非常好，我觉得你做到这样非常的不容易。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中，种种压力下，能够摆脱这些东西，做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对未来有影响的事情，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你这样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你做的这些事不仅有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还有一种学术道路的价值与意义。“梁庄的故事”不仅是指向现实的中国，而且也指向了中国的未来。

梁   鸿：对，我觉得它对我的学术研究思索还是很有帮助的，会有很大影响。虽然这几年我会集中于创作，但是我觉得学术是我最长远的路。这两本书哪怕没有被关注，我觉得写出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