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徽商

刘富道   武汉市奓山人，汉阳一中高中毕业。湖北省作家协会前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著有小说集、散文集、文学散论集、电影剧作集、长篇传记文学多种。获全国奖作品有小说《眼镜》、《南湖月》，报告文学《人生的课题》，《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获第四届湖北文学奖，二○一二年武汉图书馆读者票选为十佳读物之一，《汉阳事件》全纪实文本获读书界热评，《汉口徽商》为中国作家协会二○一四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我决定写一部《汉口徽商》，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是一项抢救性的工程，如果我现在不去做，等到将来什么人来做，困难就更大了。

一般年轻读者，拒绝接受古籍，因为有太多的阅读阻碍。我的叙述方式，我的引经据典，不会让读者感觉沉闷，而且还会有一种阅读的快感。有时候，我会有意保留古籍原文，因为原文所蕴含的文学美感，今人文字无法企及无法传递。即使其中有些字不认识，有些词不解其意，经过我稍加阐释，稍加点拨，就可以领会了。我所做的文字演绎工作，其目的是让尘封的史籍，由小众研读走到大众面前。

还有一种阅读方法，我也毫无顾忌、非常坦率地向读者交底。如果遇到阅读障碍，或者一些资料性的文字，完全可以跳过去。因为有些资料，虽然不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但在一本书里又不可或缺。而从读者角度看，跳过去则是明智的选择。

还有，我为写作本书，阅读了大量古籍，有些是今人的校释本。我发现今人有诸多马虎之处。譬如甲子纪年方式，戊戌这两个字，就经常颠倒混淆出错。加上还有一个形近字戍边的戍字搅在一起，就更错得一塌糊涂了。至于哪些书上出错了，恕我闭嘴。这里我编出一个口诀，让读者谨慎区别这三个字：

戊戌年号戊在前

天干戊字无横点

有横是戌属地支

有点便要去戍边

好玩吧？

不枯燥了吧？

请跟我来，你将获得一个接一个的阅读惊喜。

◎歙（she）县的谜中之谜

秦皇建县赐美名，汇山聚水画中行。

丽鸟飞来合羽落，归去尚欠徽州情。

——如果以这首诗为谜面，打一字，请你猜猜谜底？

——歙。

这么一个字，古今难倒多少人。

歙县，曾经也称歙州，是古徽州六邑之一，也可以说是六邑之第一，因为徽州府城就在歙县。就因为这个歙字难认难读，甚至有碍于歙县旅游业发展，当地一位年轻领导人程兵，在二○○九年全县旅游工作会议上，有了这首即兴之作。这首诗内涵丰富，既讲历史来由，又说风光特色，再将歙字拆分为“合羽欠”三部分，巧妙地嵌入诗句之中，使一个本来难读难写的字，变得妙趣横生，而不再难为人了。在合（肥）屯（溪）黄（山）高速公路上，这首诗上了歙县广告牌，成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从婺源到歙县，在婺源境内，一路上随处可见歙砚作坊，每处作坊都堆满龙尾山石料。龙尾山在歙县境内，婺源人以龙尾石料，制作精美的歙砚，个中透露出什么信息呢？我想到了：分属两省的婺源和歙县，都是徽文化的发祥地，如今依旧血脉相连，而且还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当今，钢笔、圆珠笔和碳素笔早已合伙取代水墨毛笔，电脑和打印机业已合谋取代手工书写，歙砚的产能不仅没有萎缩，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这能说明什么？这就是中华文化生命力之所在，当然也是徽文化生命力之所在。

古徽州人为什么喜经商？古徽州人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叫做徽商的专有名词？我不太赞成地少人多之说，虽然地少人多之说古已有之。《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尊道堂记》有一句话：“新安土薄田少，计其地产不足以共生齿之繁，不能无仰给他方。故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亦其势使然也。”此文作者为吴镇衮济平，这吴镇在哪里没查出来，我想衮公或许没实地考察过徽州，所谓土少田薄不过是人云亦云尔。

歙县历代人口，二○一○年版《歙县志》有具体数据。值得注意的是，从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年）的十九万零三百五十二人，到万历三十七年（一六○九年）的七万两千四百二十八人，一百一十七年间人口锐减一半还多。究其原因，查阅该县志大事记，有如下记载：

（万历）十六年，饥荒，瘟疫，僵尸塞途。

（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大水，灵山崩塌，压死居民三十余人。

从这个历代人口统计数据看，明清时期，歙县人口高峰年为弘治五年，也不到二十万人。徽帮形成规模、建成汉口紫阳书院的鼎盛时期，即康熙雍正乾隆年代，歙县内人口不过七万多人。这个时候不存在田少人多、必须外出经商的理由。

歙县县境面积两千一百二十二平方公里，农用地十九万八千四百二十二点九公顷，合两千九百七十六万多亩。这是二○○五年的统计数字。历史上开垦地肯定少一些，但这么大一个地方，养活二十万人，绝对不会有问题。歙县境内虽然山地多，但海拔高度最多不超过一千五百米，比起湖北恩施、宜昌，真可谓小巫见大巫。

恩施、宜昌，那才是田少土薄。为什么恩施人、宜昌人，没有大量跑到外面去，跑到汉口来经商呢？

到歙县，我一直惦记一个人，他就是《汉口漫志》的作者黄心盫。《汉口漫志》未能付梓，浙江人范锴在《汉口丛谈》中，不厌其祥地抄录了这部书稿文字。我在《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一书中，专门写了《范锴与黄心盫》，其中有一节是《范锴为何偏爱歙人》。《汉口丛谈》写到一百多位人物，其中有二十多位是歙县人，占了四分之一。我研究其原因，范锴与黄心盫交好，通过黄心盫接触到了这些歙县人的事迹。

县志主编胡武林先生给我们要来一辆车，送我们到黄氏聚居地之一的潭渡村。出县府大院西行，满眼是平坦的水田，一片葱郁的绿意。大约走了二十公里，到达潭渡村。进村不远，正好司机认识一位村民，让他给我们带路，找到黄光亚家，这家人都下地了。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他从地里回来，看他身上的泥水像个农民，听他说起话来，就是一个有知有识的文化人。他说，这地方黄氏有字派不用，到死时才安一个，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字派。他看了县志黄承增条目，明确表示没有这个字派。

黄亚光的爷爷，爷爷的哥哥，都曾在汉口做生意。北伐战争期间，回到故里。村里还有黄菊生、黄汉生兄弟在汉口，两代人都没有回来过。菊生的父亲黄尔福，民国二十五年病故，回葬故里。北伐战争时，十九岁的黄菊生，由黄亚光伯祖父带回家乡。

潭渡村在同治三年出过翰林。他说黄承增排不上。意思是即使这里有这个人，也没有他的地位。他看了县志，很不为然地说，他才是监生，捐的。就是举人，牌坊也不刻名字，起码要进士。

没有找到黄心盫的线索，我很有些失望。不过认识这位六十二岁的黄姓村民，我感觉到他身上，传承着一种地方文脉。

就是这个潭渡，有黄宾虹故居。等候黄亚光下地回来的那一个多小时里，我们到“宾虹草堂”感受画家生活过的庭院。宾虹草堂背后，是其侄孙黄高昭家，我们在他家小坐，听这位七十上下的老人谈他的叔祖父。黄宾虹从这里到上海，一举成名，名满天下。

从我进入古徽州的探索之旅之始，就见文献资料说徽州是朱熹的祖籍地，同时又说是程颢程颐的祖籍地。前一说我当然认同。而后一说，我打心眼里难以接受。《千家诗》开篇一首《春日偶成》写道：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作者程颢注释为河南洛阳人。二程父亲曾在洛阳做官，二程就在那一带留下了生活的记录。二程祖父曾在湖北黄陂县做官，二程兄弟实实在在出生在这里。今武汉市黄陂区，留有二程许多遗迹。现在黄陂、孝感一带，有众多程氏的后裔，其中一位程颢后裔定居武汉，曾向我出示过程氏宗谱。

二程怎么又在古徽州有祖籍地呢？是不是后人为着理顺理学脉络，编织了这么一个传说？

后来，我读了今《歙县志》附录部分，其中有《程朱阙里》条目：

篁墩为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与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堪与孔子曲阜阙里相比。

看来，这个历史渊源还真有呢。篁墩这个地方，今属黄山市屯溪区。而且，篁墩不仅是二程祖籍地，还是朱熹的祖籍地。有资料写道：“朱熹的上代自姑苏迁来徽州，第一站也在篁墩。”

歙，歙县，歙州，理学之根。你真难以说清，为什么这条根就在这里。

◎一张清单分晓歙人魅力

一部《汉口丛谈》，记录了许多与汉口相关的历史人物，清代人物约有百人，一部分与作者范锴相识，其中安徽人为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安徽歙县人竟有二十八位，占了四分之一强。

这里，我将《汉口丛谈》所写到的歙人开出一个清单——

黄心盦   本名黄承增。伟貌修髯，交游甚广，工诗词，文思斐然。

吴浦舟   有《竹枝词十首》，稿佚。曾在体仁巷下正街题“只处高”面馆。

项大德   少敏慧，八岁能诵五经，著《梯青集》。

吴邦治   号鹤关。信行里人。与段寒香、彭念堂合称汉阳三老。好学多艺，性颇耿介。

张玉坡   与鹤关齐名，同为汉上寓公。著有《绿溪草堂集》。

吴澹止   入籍仪征。客汉数十年，诗数千首。博闻强记，嗜作韵语，诙谐不羁。贫无长物，衣冠修整如富人。

（鹤关、澹止、玉坡皆终老于汉。）

吴仕潮   工诗，尤长五言。性好客，常吟朋满座。著有《怀人》《续怀人》，以纪交游。入籍汉口。

方世克   性好学，诗思敏赡。后入籍汉口。

吴美堂   业鹾汉口，富而好奇。有奇砚。

江绍莲   橙里人，好学，癖吟咏，又善搜罗奇闻异事。著《闻见闲言》数卷。

吴僧庾   丰南人。江绍莲岳父。

黄默谷   罢广东佛山同知，旅居汉口。工诗画，甲辰吟社，常与主盟。

黄承吉   西潭渡村人，后入籍江都。论诗以精彩骨力之辨，甚严。著《梦陔草堂集》。

洪石农   桂林村人。善篆隶，工六法。在汉口小住数月。

鲍筠庄   以鹾业客汉，雅好诗咏。温和真率，有长者风。

洪旃林   业鹾汉上，遂著邑籍，移家居仁坊，筑亭馆名曰谁园。

巴树蕃   盐商，客汉久，广交游，尤能急人之急。涉猎史书，耽诗，诗作沈郁顿挫可诵。

曹问林   方岩夫岳父。性纯和，好学嗜诗。馆于鲍筠庄汉上寓斋，两翁皆与诗会，兴不少衰。

方晞原   灵金村人，亲贤好学，专力诗文，性和易寡怨，尤有古学者风。

方岩夫   方晞原长子，品高神雅，学博文工，家有藏书。

程浩亭   本名程瀚，籍霍邱，诸生，温雅冲邃，内介而外和，于人无所臧否。诗文清丽。

程宣五   歙西宝村人。与吴鹤关自汉口出发游黄山。

程执斋   本名绍允。宝村人。博学工诗，古貌古心，虽托迹市嚣，而爱才耽咏。程旨泉之子，程宣五之孙。

程旨泉   汉上名孝子，其父程宣五病，割股和药以进。

曹震亭   十二岁作《黄山赋》数千言。

徐韫斋   盐商，有唱和之作。

范莲宾   狮塘人。诗文书画琴奕，无所不能。膂力千斤。

潘之恒   明代人。著有《涉江诗选》《鸾啸集》《黄海》《名山注》。另有诗《 涢口》。

这份清单中有一位明代人，其余都是清代人，都非等闲之辈。对每位的评介，均从书中摘句。这些歙人以盐商居多。未注明盐商者，其中也有盐商，只是未敢妄断。书中还有疑似歙人者，但不敢随意录入。

顺便说说《汉口丛谈》中其他徽州人。有休宁籍毕花薑、孙汉、孙松坪、孙熙、戴景韩等五位，祁门籍马曰琯，其他安徽籍人士有桐城籍姚鼐、芜湖籍常芝仙、当涂籍黄左田、合肥籍龚芝麓、皖江籍姚小山、鲁星村。加起来又是十二位。总共写了四十位安徽人。还好，不到一半。可见《汉口丛谈》不仅是汉口最早的一部发展史，而且是半部汉口徽商的发家史、文化史。

范锴为何偏爱安徽人，又尤其偏爱歙人呢？

首先是地缘。范锴为浙江人，与安徽是近邻，口音比较接近，又有新安江一水相通。清代以至以前，两边的文化比肩发育，是在一个发展层次上。范锴也是从事盐务的商人，与徽州的盐商自然有较多的接触交往，与盐商中文人雅士自然有较多的交往。关键的关键，还在于他既是盐商，也是文人雅士。范锴与也是歙县人的黄心盦，友谊深厚，成就比肩，因此汉上并称“黄范”。黄范二人，“每推敲过市，人咸指而视之，似以为两异人耳。”范锴写道：“黄心盦三游汉口，皆有题襟之会。尝语及昔年汉上盐鹾盛大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所。”在汉上淮盐生意特别兴旺的时期，黄心盦常常同那些既有钱又重风雅的盐商们一起雅集，在一起无不是品论书画，研讨诗词。“而操觚染翰之士，亦无不愿交于心盦也。”这就是说，只要是喜欢端杯饮酒舞文弄墨的人，都会喜欢黄心盦。当时盐商修建的寺院，就有五六处之多，那既是烧香拜佛的地方，又是休闲聚宴的处所，其所在位置，“半临后湖，可舒远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年的汉正街一带，当年的淮盐巷，当年的商人圈子，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

心盦每在汉上，都会成为骚坛中心。有个黄心盦作媒介，范锴当然可以在各个雅集场合结识更多的歙人。

◎黄心盦其人与《汉口漫志》

还是用范锴《汉口丛谈》卷五的一段话介绍黄心盦吧。这段话我将分作若干部分，一小段一小段地道来。

黄心盦何许人也？

黄心盦名承增，歙人。伟岸修髯，交游甚广，工作诗词，文思斐然。尝往来燕北、汴梁 、三湘、吴下，所至公卿倒屣，争相延至，为江湖上客。而操觚染翰之士，亦无不愿交于心盦也。

两游汉口，皆与题襟雅集，虽参末座，已有惨绿少年之异。

这是范锴对黄心盦的总体评价。黄心盦从事盐务，不像是老板，极有可能是雇员，也有可能是盐牙。盐牙即盐业中间商。他一表人才，又满腹经纶，在江湖上很吃得开。无论走到哪里，谁都不会马虎他。有公卿争相请他、有翰墨之士交结他。

这里所说黄心盦前两次到汉口，范锴都跟他一起参与诗会，那时的心盦在诸多名士面前，虽然处于末座，但已经是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早就引人注目了。

黄心盦与范锴相比如何？

丙寅，复自淮上来，侨寓痘姥祠，仆仆半生，鸟将飞倦，遂有终焉之意。值余重客汉上，因通缟纻。自后吟尊花社，酬倡日增，顿著黄范之目，每推敲过市，人咸指而视之，似以为两异人耳。然余寡学尠能，拘于孤傲，痴呆木讷，樗散早成，而心盦则具应世之才，高谈雄辩，四座俱倾，大有意气公然笼罩人之概，乃忝齐名，殊可愧也。

黄心盦第三次从淮上来到汉口，已经到了丙寅年，即嘉庆十一年（一八○六年）。他侨寓痘姥祠。痘姥祠供奉主管天花的菩萨，黄心盦在僧寓里，应该是暂住。这时年已半百吧，想定居下来。范锴也回到汉口，两人形影不离，被人并称黄范。范锴以为心盦是应世之才，心盦在众人之中，显示出笼罩所有人的气势，自己在心盦面前要矮一大截子，怎么能够与之齐名呢？

黄心盦为何写《汉口漫志》？

心盦偶语及汉口曩日前辈风流，渺不可再，辄抚腕嗟叹。余曰：“四美二难，不可兼得，人固知之。而中寓盛衰之感，人莫知也。数十年来，君阅历已深，矧擅文笔，曷不纪之？”心盦颔笑四三，遂有《汉口漫志》之作，中载生平交游，唱和居多，得二十三卷，未竣而卒，悲夫！

黄心盦跟范锴发出感叹，说时下已不及前辈风流了。范锴说的四美二难，四美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即贤主、嘉宾。范锴对心盦说，你有这么深的阅历，又有这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写出来呢？于是，心盦写出了《汉口漫志》。可惜没写完就谢世了。

黄心盦后人呢？

先以无子，在汉续娶徐氏，生女二，子一，名锡畴，才七岁。

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心盦落籍汉口，终老汉口。

心盦去世时间，范锴记载为：“辛巳，心盦殁于四月。”即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

我还以为心盦比范锴年长，其实也大不了多少岁。范锴对心盦，在年龄上，在学问上，有着双重的尊重。

这一节的结语，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范锴的点化，就不会有黄心盦的《汉口漫志》。

黄心盦《汉口漫志》写了二十三卷，范锴说是没有写完，其实再写下去，写多写少，都无所谓。《汉口丛谈》只有六卷。《汉口漫志》有二十三卷，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字。我想至少应该够一本书的分量吧。

值得庆幸的是，《汉口漫志》虽然未曾付梓，但这个书名流传下来了，这本书的许许多多史料流传下来了。其中最为精粹的史料是：

世宗自安陆入继大统。御跸曾过汉口。今有接驾嘴码头，俗讹呼薛家嘴;又有报驾墩，讹呼鲍家;送驾墩，讹呼宋家。

以上这段史料，引自《汉口丛谈》。这段史料也被《续汉口丛谈》转引了。后来及至当代史籍都引这段话，而且都注明出处在黄心盦的《汉口漫志》。至于黄心盦这段资料从何而来，那就不知道了。

一本并没有刊行过的书籍，又被承认是一本存在过的书籍，它的知识产权至今仍归属于黄心盦，范锴功不可没。是他最早通过《汉口丛谈》，确认有《汉口漫志》这部书稿。一八○六年至一八二一年间，当时的汉口徽商，当时的汉口文人圈子，恐怕有不少人知道黄心盦在写这本书，但这段历史如果没有文字记载下来，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黄心盦于一八二一年上半年去世，第二年，道光二年，即一八二二年，范锴的《汉口丛谈》刊行。范锴著述甚丰，有二十二种存世，唯有《汉口丛谈》，名声籍甚，著目列入《清史稿·艺文二》地理类杂志之属。

这部书刊行之后，在汉口的影响大得不得了。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教授周贞亮写道：“三十年来，访求不获。近闻厂肆间有其书，辄为外人重值收去，吾乡人转不易得，得者亦不轻出示人。”他还写出了对这部史籍的一片痴情，幼时从同里人那里见过这部书，入朝以后“求之十年不得”。一九二一年，“有乡人得之，求假一观，诺而不与。”你看看，只是借来一观，人家答应了，但就是不借出手。后来，从同邑李星樵太史处借得，“令写人传钞一部”。

曾任北京图书馆总纂的方志学家罗田人王葆心，在任武汉大学教授期间，从徐焕斗处得到《汉口丛谈》一钞本，命其子王夔武“写一副本藏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得益于几位学问家的细心呵护，由王夔武遵从父命，《汉口丛谈》在首次刊印一百一十一年之后，于一九三三年得以校勘重印，这部史籍遂得以流传。

相比洛阳纸贵的《汉口丛谈》，《汉口漫志》是一个被冷落的结局。

《汉口漫志》的手稿到哪里去了呢？

我的答案是：在范锴手里。

范锴是个有心人，每次寓居汉口，每与心盦吟咏，都记录下来。与其他词客吟咏，也都记录下来。他记载最多的是心盦。

多到什么程度呢？

我手头的《汉口丛谈校释》，每自然段都附有注释，注释字体为小号字，统计正文字数比较麻烦。为此，我专门网购一本一九三三年版《汉口丛谈》影印本，全书正文字数约为十万零七百字。我再将《汉口丛谈》写到黄心盦的正文部分，全部输入电脑，计有三十二处，电脑统计字数一万六千字。全书提及《汉口漫志》或简称《漫志》共九处，其中前五卷七处。涉及黄心盦文字，约占全书百分之十四点八六。这个比例够大吧。

我将黄心盦相关文字输入电脑时，将前导入文字，后延伸文字，尽量压缩。因此，如果加上由黄心盦而来的衍生文字，则篇幅所占全书的比例会更高。

更有甚者，一九三三年版卷六，全文一万零七百五十二字，黄心盦文字计九千六百七十九字，占百分之九十。

卷六所有黄心盦文字，全部从《汉口漫志》二十一卷原文摘抄过来。

如果没有黄心盦的《汉口漫志》，《汉口丛谈》就不是六卷本，而是五卷本。

反复阅读《汉口丛谈》，我有一重大发现，全书写到有名有姓人物，约有一百位多一点，而其中歙县人就有二十八位之多，占四分之一以上。再加所写其他徽州人士六位，这些还不包括姚鼐、方苞等其他六位安徽籍人士。一部《汉口丛谈》，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人为主体的诗词唱和集。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说，没有黄心盦，不一定有《汉口丛谈》。

两部最早写武汉的史籍，《汉口丛谈》与《汉口漫志》，就动笔时间而言，孰先孰后？

这个问题重要吗？

不重要。

但有意思。

诚然，是在黄心盦发出“仆仆半生，鸟将倦飞”的慨叹之后，是在黄心盦发出“前辈风流，渺不可再”的嗟叹之后，范锴向心盦进一言，让他把自己的阅历写出来，于是才有了《汉口漫志》二十三卷的未完成稿。

心盦在汉口定居下来，续娶徐氏，生儿育女，算是过日子了。经商的事情，或干或不干，或多干或少干，不再四处颠簸了。潇洒的人生，虽然不会立马打上句号，但生活的节奏也许放慢一些。他要潜心做一件事情，要留一本书给后人后世，留一本书给汉口。

范锴隔三差五要见心盦，以心盦大大咧咧的性格，以黄范日久弥深的交情，心盦的手稿不会不让范锴先睹为快，而且还可以带回家去看。

心盦《漫志》，昔假读之，大半历叙生平游踪所至之事。若有关于汉口者，寥寥数则，盖书作于汉口而名耳。

这一段对《汉口漫志》的评价，范锴写进了《汉口丛谈》。

一九三三年版《汉口丛谈》，还有一段未收入校释本的评价：

黄心盦自号槠山词客，所著《汉口漫志》中， 有涉于汉口琐事者，十无二三。故题曰《漫志》，亦散漫之意也。其二十一卷，荟载汉上红楼妙伎独多，因附记之。

显然，范锴对《汉口漫志》的写法，不说颇有微词，也有不满足的地方。或许正是这样，他看到这一选题大有拓展的前景。于是，他就动笔了？

范锴给予《汉口漫志》最积极的评价是：

黄心盦三游汉口，皆有题襟之会。尝语及昔年汉上盐鹾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所。镜槛晶窗，洞房杳窱，咸具竹石花药之胜。且半临后湖，可舒远眺。白云漾空，绿阴如幄，斜阳返映，影动于琉璃屏户间，宛若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前辈风流，犹可想见。数十载来，已成《广陵散》绝。盈亏之怅，其何能已？爰作《汉口漫志》，未竣而卒。

心盦笔法，范锴心领神会，在《汉口丛谈》中一一表现出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口丛谈》卷六。所谓“心盦《漫志》，昔假读之”，不仅仅是早先借来读过了，而且是：

其二十一卷，荟载汉上红楼妙伎独多，余曾草录一册。今心盦已没，杂著稿本，散失殆尽。唯此诗词存数十首，因附记三十八则于后，亦北里烟花《板桥杂志》所不废也。

你看看，他还将二十一卷，“草录一册”！

“草录一册”，什么意思，作何用途？

这“草录一册”，整个儿搬进了《汉口丛谈》，原封不动地搬进了《汉口丛谈》。

《汉口丛谈》卷六，九成文字，就是心盦的原文照录，原原本本地抄录。

古往今来，有这种搞法吗？

本章附录二，载有《汉口丛谈》卷六抄录《汉口漫志》二十一卷文稿原文全文。拜请有兴趣的学人审读过目。所有抄录文字，不只是黄心盦诗词，还有他所写与友人唱和的细节。如果说范锴欣赏黄心盦诗词，抄录一些犹可。你把人家书稿全文照抄，如果不是别有所图，就不可理喻了。读者须知，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没有影印设备，全靠毛笔一个字一个字抄写，这要费多少闲工夫呀。

我在感激范锴留下了黄心盦小部分心血之作的同时，我不能不说出我压抑心中的郁闷。

《汉口漫志》已经写了二十三卷，按中国人对数字的使用习惯，我以为剩下的只有一卷，因为二十四卷，就是一个习惯上的圆满之数。

如我之见，写到二十四卷，即可成书付梓，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又有什么必要亲自草录一册呢？

还有一大疑问，为什么没有人给黄心盦刊行这部遗著？

他不是有很多朋友吗！

心盦去世才一年时间，范锴出书就写上：“今心盦已没，杂著稿本，散失殆尽”，而且是“唯此诗词存数十首”，就是写青楼的部分。这是什么道理？

范锴所录心盦三十八首青楼诗作，究竟是“昔假读之”、“草录一册”呢，还是心盦西去之后抄录的呢？谜。

有些历史的巧合成为历史的美谈，有些历史的巧合成为历史的笑谈。我此刻笔下的一个历史的巧合，只能让人唏嘘不已。

清嘉庆丙寅（一八○六年），是黄心盦第三次到汉口，在汉口定居的第一年。

嘉庆丙寅（一八○六年），亦是《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成书的一年。

汉口紫阳书院，本土市民称新安书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的主纂人董桂敷，为何执意将新安书院写为紫阳书院，本书另有一章作专门讨论。从头到尾读完这本史志，我没有找到黄心盦的名字，也没有找到黄心盦的本名黄承增三个字。

我的结论是：新安书院，心盦无名。

一位望重儒林的徽州歙县籍人士，为何没能登汉口紫阳书院的大雅之堂、留下一点墨迹呢？

他来迟了吗？

董桂敷为这部书写序的时间是丙寅夏五月，写跋的时间为丙寅仲冬，而黄心盦“丙寅中夏”肯定已在汉口，这期间没有见到黄心盦吗？

黄心盦三游汉口，此前两次来汉口，没有请他留下墨宝吗？

汉口紫阳书院有那么多亭堂楼阁，每处都有序有记，为什么轮不到黄心盦呢？

就在《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截稿的嘉庆丙寅年，董桂敷还为书院题写了“源深泽远”匾额。他所署题款是：嘉庆丙寅仲夏月赐进士 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级 婺源后学 董桂敷 敬书。

看来，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黄心盦没有相当的头衔。董桂敷，进士，京官，有头有脸。

古今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拼命往权力的上位攀爬，要拼命往职称的上位攀爬。

汉口紫阳书院里，在那么多匾额上题字的官员，没有几位留下名来。黄心盦《汉口漫志》虽然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留下了，他的著述部分地留下了。

汉口紫阳书院，已经全部毁了，连同那些匾额，连同那些题记，连同那些墨宝。

◎汉口紫阳书院折射徽州人的文化自信

清康熙年间，汉口的商业社会，已经繁荣到华夏之冠。与此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各个行业陆续有了自己的协会，各地域商人陆续建立起自己的帮会，这些协会帮会陆续建立了自己聚集活动的场所，汉口的会馆公所随之林立于市。还有一些商业团体兴建寺院庙堂，成为展示某个行业或某个地域士商实力的标志性建筑物。是时，山西、陕西两省士商，是汉口最大的实力派商业联合体之一，于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开建山陕西会馆。这一建筑群后来被习惯地称作西关帝庙。这里香火之旺，令其他商帮瞩目。大约过了上十年，占汉口半壁江山的徽帮，当然不能满足仅有的一个新安文会，于是，当仁不让，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开建汉口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是会馆又不叫会馆，既是创办会馆又是创办学堂，既是创办学堂又是兴建庙堂。

纵观全国紫阳书院，名称多有变化。最早由朱熹亲手创办的武夷精舍，在他身后才易名紫阳书院。婺源紫阳书院曾名晦庵书院。杭州紫阳书院曾名紫阳别墅。我现在所写的汉口紫阳书院，从立项动工初始，其实定名为新安书院，同时也有紫阳书院之称。在武汉地区，通常称之为新安书院。

徽州地处新安江流域，汉口徽商也称新安人，新安商人。新安也可用作徽州的另一称谓。

其实定名紫阳书院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汉口徽商在汉口商界就是一老大。汉口徽商骨子里，就以文化强势自居。他们有老祖宗朱夫子撑腰，那种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是其他地域商人所缺少的。这个地方就是出人才，汉口徽商中也是人才济济，有相当多的徽商先商后仕。对于汉口徽商来说，新安帮只是个标记，“紫阳朱子之后”，更是金字招牌。

山西陕西士商合伙，在汉口大兴土木，修建起山陕会馆，一座西关帝庙，吸引武汉三镇香火，闹得沸沸扬扬。面对此情此景，汉口徽商能够再沉默下去吗？

汉口徽商的集体潜意识是：

你修我也修。

你修这么大吧，我比你修得更大。

你不就修个会馆吗，我修个书院。

你西关帝庙供奉关公，我朱子祠崇祀朱夫子。

我比你有文化吧。

这些潜意识，志略首版凡例表露无遗：

汉口为七省通衢，士商云集之所，琳宫梵宇不知凡几。独吾郡首建书院，尊崇正学，礼教攸关。入其门者，安得不为提撕警觉使之循序而进乎？

上述引文中，一句“独吾郡首建书院”，把徽州人的文化自信说得明明白白了。

这就是汉口徽商。

汉口新安书院有多大规模呢？

武汉三镇由两江交汇分割而成，其形势恰如一个英文大字母Y，Y的夹角部分为汉阳南岸嘴，南岸嘴南与武昌汉阳门相对，北与汉口龙王庙相对。龙王庙上首一带，由汉水和长江环绕，呈圆弧形。新安书院主体建筑群，就在这个圆弧的位置上。

若从古徽州一府六邑而来，乘船到了两江交汇处，停靠东北面的新安码头。上了码头，登四十一级台阶，向北走十来步，就到了魁星阁。魁星为主宰文运的神话人物。轩敞的南北门洞之上，我们首先看到“新安津梁”的匾额，新安码头是新安书院修建的义埠，到了新安码头，作为一个徽州人就有回家的感觉。这个匾额，于雍正十三年题写，题字人为湖南观察史歙县人许登瀛，他的故事后面再细说。北阁门洞上方，匾额题写“安土敦仁”。更古的时候，人们提倡安土重迁，要在故土扎下根来，不要向外面迁移。徽州人到这会儿观念变了，就是要向外开拓，到汉口来发财。到汉口也是为了安土，敦厚仁义，融于市井。

雍正甲寅年间的魁星阁，阁高四丈一尺二寸，那时就算高建筑物了。魁星阁早期与武昌黄鹤楼、汉阳晴川阁，并称武汉三大名楼。阁内有尚书、休宁人汪承霈撰并书的联句：左挹鹤楼，右揽晴川，溯十载汉渚经游，枌社簮缨崇道脉;瑞霭斗魁，祥凝东壁，三千里楚江星耀，天都人士颂奎垣。

穿过阁门向北走不多远，就到了紫阳坊，门上题写的是“紫阳遗泽”。紫阳坊的遗泽，到今天只剩下紫阳商场。一九八五年四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武汉视察，提出要看看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为安全计，订下八个字的章法：只走不停，只看不问。他答应了。那天，他从汉正街利济路口出发，一路步行到集稼嘴，通过了正常营业的拥挤不堪的街道，大约只用了二十分钟。到紫阳商场门前，紫阳停下脚步，伫立片刻，他欣赏一个与他同名的招牌。据陪同他的武汉市政府领导人回忆，赵紫阳当时只说过两句话：一句是汉正街名副其实的繁荣，一句是汉正街旧城改造一定要保留一些老建筑。

新安书院内祠宇，以新安老家祠堂为范式，只是更加高耸宏阔而已。举理者想法很明确，就是要让汉口的徽商们，让来往于汉口的徽州人，在这里有家祠的感觉。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意识里，朱熹是高高在上的大圣人，而在徽州人的意识里，就是他们亲切的乡贤。新安书院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紫阳书院大建筑群与山陕会馆，在汉口形成双雄并峙的局面，更加带动了汉口会馆兴建之风，各地会馆竞相展示本地域特色。由于汉口紫阳书院开风气之先，相继有一些会馆也以书院名之，可见汉口的商业社会在徽商的引领之下不乏儒雅风气。

◎始建祠留下的血泪记载

汉口紫阳书院这样工程浩大的建筑群，从开建到形成规模，历经四十多年。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财力和物力，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智慧和精力，还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有一份《始建书院姓氏》，这是一份二十四人的名单，肯定也是挂一漏万的名单。志略载有《始建祠记》，写道：“吾乡建紫阳书院于汉口，自康熙甲戌始。劳心劳力，历数多年。成始成终，群推四老。”四老为汪默庵、吴蘊如、余南宜和余本立。书院志编纂董桂敷对四先生的赞语是：生而为合郡所推崇，殁而专祠以享之。

汉口书院起事的二十四人中间，最早公推领头三人，第三人为余南宜。余南宜是为建设书院殉职的第三人。有关南宜的记载，只在《始建祠记》里有寥寥数语。字数不多，我将这些拉出来，让其醒目：

其三南宜先生，开元博士之后裔，嘉鱼寄籍之诸生。志切匡时，心存卫道。感一时之义激，致数载之蔓延。涉水攀辕，不禁大声呼吁。锄奸扦敌，遂使狂吠潜消。天不憗遗，伤于劳瘁。

憗遗，yìn yí。天不憗遗，是说老天爷不愿意留下这个人。

这位徽商，在汉口做事，在湖北嘉鱼县寄籍，寄籍的目的，也许就是为了成为县府的生员。上述一段简洁文字，蕴含好多故事，但我有言在先，不敢杜撰编辑。其中涉水攀辕，可能是涉水登山、攀辕卧辙两个成语的缩略，这里面就有故事呀。可以想象，这一位诸生学问不敢说有多大，但脾气肯定大得不得了，当时与土著的争斗中，与骚扰工地的宵小之辈的周旋中，是一个冲得上去的人物。偌大一个徽帮，光靠吴蕴予吴夫子、汪璲汪夫子这些人，肯定不行。有余南宜这样敢于锄奸歼敌的人物，内鬼不敢犯上作乱，外人不敢欺上门来。

余南宜，本名余尚煜。

吴蕴予，汪璲，余南宜，三位相继谢世。第四位担纲人为余本立，始建姓氏名单中余宗经是也。他是余南宜的族弟，原来就和前三位一起，“协力承肩，同心任事”，由他继任首事之人顺理成章。

书院建设凡四十年，四十年间的前仆后继者，最值得一说的还有戴良玉。

尊道堂建成十多年，每年照例举行春秋祭祀。凡祭祀都有公卿来谒，没有一个专门接待的地方，更衣也只能在走廊上，非礼也。再说，没个摆放文房四宝的斋舍，不能让公卿们留下墨宝，非敬也。祭祀完毕，也没有一个宴请的地方，非情也。康熙五十二年，即一七一三年，圣祖仁皇帝六十大寿，普天同庆。紫阳书院尊道堂张灯结彩，好不热闹。汉口徽商的大佬们都到了，能请到的贵宾也请到了，于是想到，要是有一个厅堂，一起坐坐多好呀。正好，尊道堂西侧，还有一块空地，大家不谋而合，议定在这块空地上，修建一个西厅，以为休息之所。于是，各商号踊跃捐资，不日就成事了。

谁来领头干呢？公推戴良玉。一起干的还有江箴极、陈汉先、汪次山等人。康熙五十六，即一七一七年，西厅完工。《西厅记》（未留作者名）高度赞赏戴良玉之力：

大抵新安人在汉各有生业，不难于捐赀急公，而难于出身任事。盖奉公者必废私，故创造书院之人，生业多致落，俗以为鉴。是以西厅之成，非戴君之慷慨任事不能为也。

这段话不用翻译了，说得太明白不过了，一般商户出钱没问题，不能让他管事，一管事就危及自己的生业。

没有西厅之前，汉口徽商议事，事无论大小，都在尊道堂。自从有了西厅，不是行大礼，不是大众聚集，尊道堂不开门。新安老家来人了，就在西厅话旧，于公于私都方便。但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西厅成，戴君之业败。游广东，不得志。复至汉江，衣敝不能更为。而见书院之体统日以尊，朋情日以密，较未有此厅时气象迥然不同。脱帽大笑，纵饮欢呼，以为此生平得意之事。翼日病卒，以丧归。

也不用翻译了。写到这里， 我该脱帽，表达我的敬意。戴良玉，性情中人。他的灵柩能回故里，当是徽帮的集体运作，因为生前他连更换一身破衣服的能力都没有了。

戴良玉，还有江箴极、陈汉先、汪次山等人，都不在始建书院姓氏名单之列。他们算是后来人。汉口徽商之所以在数百年间立足江汉，就是因为这样一些贤达支撑着，一代一代地支撑着。他们的精神脉络，就是尊道创义。

◎报功祠留下的官方印记

紫阳书院设有报功祠。顾名思义，报功祠是纪念有功于书院的先贤。不过，这里供奉的先贤，清一色是谢世的官员。职务排列，成双成对：两中丞，两观察，两太守。六位。

报功祠供奉了湖南观察许登瀛。许登瀛，字沧亭，号蘧园，歙县城东关人。

许登瀛最初从商，拥有较多财富，一方面为自己聚财，一方面惠及亲族。雍正五年成为进士，授湖南邵陵知县。他为政的处理能力周详，大大出人意料。之后，进入湖广政界，出任衡、永、彬、桂四郡观察使，也可称作湖南观察使，或衡永观察使。在他的治下，“庭无滞狱”，此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积压的案件，凡大小案件都审决得清清楚楚，是时楚人都以神视之。雍正十二年，他到湖广总督府述职，因为他本为紫阳人氏，对朱夫子更多一分尊崇，少不了斋戒沐浴，过汉口拜谒紫阳书院。

此时，距离书院开建已经整整四十年了，距离尊道堂落成也有十年了，许观察见到的书院，栋宇宏敞，气象辉煌，堪称汉上一流。不过也有美中不足，周边道路尚欠通畅，也无专门的取水路、救火路。于是，徽州六邑士商商议，扩充一条街道，名曰新安巷，开辟一个码头，名曰新安义埠，这里就可以方便坐贾行商来往。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受益的不仅仅是徽商，也惠及其他商家和市民。但是这件事情受到当地人阻挠，官司打了六年，破财达到巨万，这个案子还拖延着。这显然不符合许观察庭无滞狱的行政风格。许观察看到的情景是，由于长期纠缠在官司上，书院理事人筋疲力尽了，书院的财力耗尽了，原定每年的春秋两祭，也难以为继，只有朱子生辰一祭。

许观察在湖广总督府述职期间，疏通各方面的关系，使多年积案得到化解。许观察还有一大壮举，捐出自己的养廉之禄三千，供构建魁星阁之用。这样，一花引来百花开，汉上徽商踊跃乐输，一下子募捐到一万五千两银子。于是，书院得以置买店房，扩充路径，开通新安街，并镌刻新安街石碑。新建成的魁星楼，成为汉口一大景观。新安码头成为汉口新的渡口，连通武昌、汉阳两镇。又收买会馆周边屋基，造屋数十栋，为同乡来往居所。还开设经学，聘请儒师任教，成为同乡子弟肄业之所。功德圆满的许登瀛，在书院有“纪治南国”的题匾。

新版《歙县志》的许登瀛条目，夹杂少量文言文，全引下来一般读者有阅读障碍。我所改写的上述文字，没有添油加醋的东西，请读者诸君放心。

书院志收有《魁星阁记》，未具作者大名。文章写得很漂亮：

“建魁星阁于渡埠。背木兰，面大别，与黄鹤、晴川楼阁相鼎峙，天地自然之文章具焉。”文章作者写道，他站在阁楼前，对自己的同乡说：“新安为人材渊薮，占客籍擢巍科者，代不乏人。今天建兹阁，欲使吾乡之侨寓汉滨者，父兄训其子弟，朋友勉其同侪，相与砥砺切磋，浸淫于诗书礼乐之中。”

这里就有我所说的新安人的文化自信。他说新安人在客籍汉口的人士中间，被提拔到高层者，代代大有人在。汉口徽商共建的魁星阁，背向黄陂木兰山，面向汉阳龟山，与武汉黄鹤楼、晴川阁两大名楼媲美。

谁有如此气魄，写出如此文章？我考证出来了。

阁记里有一段自述：“甲寅秋，子以公事来鄂渚，留连弥月，渡汉谒祠，因与桑梓耆旧握手道故，仰瞻堂构轮奂，顾而乐之。即稔，津渡湫隘，未免犹有憾。予固知辟其径之非易也，乃捐俸为之倡。购基拓巷，经营肇兴。自是礼门之衢，直达汉江上。”

啊，这不就是许登瀛，许观察使吗！

籍贯，歙县人，与桑梓耆旧握手道故，对上了。

时间，甲寅年，他从湖南来武昌述职，对上了。

捐俸，有记载的捐俸官员只有两位，许是其一。另一位另说。

◎毕沅：一位有情有义有故事的官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千余万件档案，其中有一千余件竟是封疆大吏毕沅一人的奏折。毕沅为官一方，密切关注疆情民情，并及时与皇上沟通。我华夏泱泱大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有多少侍臣属宦，有多少封疆大吏？毕沅勤勉为政，上不负国家，下不负庶民，官德可见一斑。

安徽休宁中国第一状元博物馆，悬挂有毕沅画像，其为休宁历代十九状元之一。毕沅祖籍休宁闵口下毕村，这个地方现在划属黄山市屯溪区。其父年轻时在江南镇洋县经商，这个地方现在称江苏太仓市，毕沅就出生在这里，三岁时父亲去世。毕沅的母亲张藻，因为颇具才名，作为封建时代一名女性，难得地留下名来。张藻自作《训子诗》，全诗五十四行，二百七十字。“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这些诗句，毕沅熟读成诵。毕沅有母亲的谆谆教诲，六岁就能诵读《诗经》《离骚》，十岁通晓声韵。又在苏州灵岩山师从诗人学者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开阔视野，学业益进，弱冠之年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随后进京在内阁谋得中书一职，又在军机处充任章京，就是秘书吧。他的同事中，另有诸重光、童君凤两位举人。

话说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年），毕沅同两位同事参加了礼部会试，就在发榜前一天晚上，一个意外的举动，改变了毕沅的命运。原来这天夜晚，本该由诸重光值班，诸重光却要毕沅代劳。毕沅问为什么，诸重光毫不客气地说，明天发榜，倘若高中，还要参加殿试夺魁。我们的目标不就是要中状元吗！明天你即使榜上有名，就你的书法水准而论，你能夺取一甲前一名吗？毕沅自知书法只有中等水平，不能与诸重光相比，不如成人之美，自己来值夜班，让诸重光有时间备考。傍晚时分，毕沅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的奏折，事关万里之外的新疆屯田方略。毕沅本来闲坐无事，就饶有兴致地反复阅读数遍，以致奏折全部内容烂熟于心，甚至连文笔辞章也全了然。毕沅觉得此次替班值得。

次日，会试发榜，毕沅、诸重光和童君凤三人，同中贡士。

过了几天，殿试开场。

那时，新疆初定，朝廷正在考虑治理新疆之策，乾隆皇帝出了一道新疆屯田的策问试题。你看，二百五十年前的皇帝，也会讲理论联系实际呢。只是这样的试题，一般士子都摸不着头脑，满肚子学问用不上。毕沅捡了个便宜，这道题好像为他量身定做一样，他得心应手写下来，交了一份自己满意的试卷。不过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书法不如人，没有夺魁的希望。事态正是这样发展，主考官们一致认为，毕沅文章好，不仅道理讲得透彻，更难得的是引证翔实得体，但考虑书法水准稍逊，只好放在第四位。前十名贡士卷子到了乾隆手上，他的感觉是前三名均不甚如意，读到第四名文章，眼前瞬间一亮，眉头舒展开来。啊，这才是好文章呢！于是，御笔一挥，在毕沅试卷上，写上第一甲第一名。自我感觉不错的诸重光屈居第二。

旧时科举殿试揭晓时，皇上登殿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由侍臣传到阶下，卫士齐声传名高呼，此唱名仪式即称传胪。就在传胪大典仪式上，毕沅一睹乾隆圣颜。皇上也看到了毕沅的风采，从此对这位仪表修伟、气宇轩昂的读书人格外器重。短短五年，毕沅由翰林修撰，到侍读学士，再到左庶子。乾隆三十年，他三十五岁上，成了封疆大吏。

毕沅顶班的故事，说明什么呢？做好人常常要吃亏，做好人又不一定吃亏。老天有眼呀，皇上圣明呀。

休宁县志记述，毕沅在清代状元中间，是收入最丰厚的一位，也是最礼贤下士的一位，他爱才若渴，有孟尝君之誉。他做着封疆大吏，除了行政之外，还有军权在握，而其性情依然儒雅。因之，他身边总有名士聚集，有浓浓的读书治学气氛。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如孙星衍、洪亮吉、严长明、程晋芳，都出其幕下。他见谁需要帮助，不等你开口就会伸出援手，白花花的银子千两万两不足为虑。也有人慕名找上门来求助，但又放不下架子，难得毕沅知道文人的这种心理。时有歙县籍文人汪中，与毕沅并无一面之缘，跑到毕沅衙门口交给卫士一张纸条，只说了住某某客店，转身走了。毕沅看纸条写着：“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过哈哈大笑，着人送去白银五百两。

任陕西巡抚期间，毕沅出巡路过一座寺庙，与老僧相谈甚欢。“一部《法华经》，不知道有多少阿弥陀佛？”毕沅随口说句笑话。老僧不慌不忙地应道：“我一个破庙的老和尚，钝根生就了，哪有这个学问。大人乃天上文曲星下凡，当然知道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被老僧的机智折服了，二话不说，捐银子，为寺庙添置田产，将破庙修缮一新。

京城诗人黄景仁为债务所累，慕名到陕西找毕沅，是时毕大人为代理巡抚。黄诗人走到半路一病归西了。毕沅也没省下银子，他出资料理黄诗人后事，委托洪亮吉护送灵柩回乡，还为黄诗人出版遗诗。

毕沅，好人一个。

湖北得长江之利，也深受长江水患威胁，防治水患是历代湖北官府要务。乾隆五十三年，毕沅在河南巡抚任上，调拨三十万两银子，帮助湖北救灾赈灾，接着出任湖广总督，正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我手头有清光绪六年刊印、二○○六年荆州市方志馆校勘的《荆州府志》，卷之十七堤防志一《谕旨》记载了皇帝的诏书。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诏书写道，“上谕：毕沅奏‘荆州修筑玉路口隄塍已有七分工程”云云。皇上批示：“至万城隄上居民，虽属相沿已久，但隄工之上盖有庐舍，且约有万余家之多，于加高培厚究有妨碍，自应谕令迁移居住。况官为给予屋价，亦可无虑失所，现已拆卸让出。将来务宜严饬地方官，随时查察，勿任再有私占居住之弊。”

当年毕沅遵旨，坚守实地调研，不断上送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五十四年某月某日，五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五十四年三月某日，皇上又先后来了五次诏书，毎件诏书开头均写有“毕沅奏”事宜。毕沅作为湖北父母官，在荆州这个地方，为加固堤防，清理河道，做了许多工作。此间发现江中窖金洲芦苇丛生，严重阻滞泄洪，原是萧姓民人擅自出租所为。毕沅下令收回洲地，割除全部芦苇，以加大江面流量，保障堤坝安全。

毕沅总督湖广，始于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紫阳书院从一六九四年始建，到此时已经有一百一十四年历史。毕沅督鄂七年过去了，到一七九五年，有一百二十一年历史的紫阳书院，实已垂垂老矣，再不进行修缮，势必难以为继。

于是，汉口徽商一些领军人物，请出毕沅撰《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他们的议事过程，都写在此序文中了。我这里收录全文，让本书读者可以看到原文全貌，也省去我叙述议事过程的笔墨。从这份完整的史料，可以看到毕状元的手笔，绝不会是办公厅秘书捉刀。毕沅序文的落款是：“赐进士及第诰授荣禄大夫  兵部尚书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总督湖广等处军务  同郡后学  毕沅  撰”。

作者所署头衔似乎长了一些，但这还不是最长的落款，最长的落款我会在另一章揭示。汉口徽商们请出毕沅，要的就是这一大堆头衔。正是这一大堆头衔，才具有号召力，才能使这个久议未决的工程，得以实施。这就是名人效应，或者是权力效应。

汉口书院初建时期，就受到过一些干扰，这一次整修也是不小的工程，要相当长的工期，会不会再生事端呢？不过，现在汉口徽商腰杆子更硬，总督湖广的毕制军，就是他们的老乡，就是他们的后台。

旧时尊称总督为制军，董氏文中的毕秋帆制军，是对毕沅的尊称，秋帆是毕沅的号，前面行文没来得及交代，这里就啰唆了。董桂敷撰写的碑文，是说募修新安书院，为毕制军的建议。而毕制军在他的募修新安书院序里，却很谦虚，只说是乡人请他出面。董桂敷还在《重修书院首事纪迹》一文中这样写道：

书院之修，倡议者毕制军，董理者，二十有六人，而汪衡士其首也。

有了毕制军振臂一呼，“众皆踊跃捐赀”，这件看似难度极大的事情，就算顺利地办成了。

新安书院在尊道堂供奉朱夫子，崇祀朱夫子是建院第一要义。新安书院内还建了两座祠堂，一座是始建祠，一座是报功祠。始建祠供奉书院初建时期几位功臣。报功祠供奉哪些人呢？

董桂敷有这样一段记述：“文昌阁下东祠，所以崇祀杨吴两中丞，朱许两观察，戴吴两太守也。六公者，皆以尊道创义，扶正抑邪为任，时不必同，事亦不必尽合，要其有功迹于书院，则先后如出一辙焉。”

所供奉六公，都有功于书院，这没二话可说。关键的关键，还要有级别。中丞，观察，太守，都是什么官，读者可在网上查到。没有这样的级别，能登如此大雅之堂吗？

六个名额已经全占满了。又有一位先贤要上，怎么办？

这位先贤就是毕沅，毕制军可是一位贤中之贤。

乾隆五十五年，毕制军督鄂的第三个年头，各方面工作已经基本理顺，于是分出一部分精力，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编纂《续资治通鉴》。这可是一项大的文化工程。毕沅为他的幕客们专门租赁武昌水陆街一所公馆。公馆就在蛇山之南，紫阳湖之北，湖光山色，环境怡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也曾在这里的一座小楼里住过，也是做舞文弄墨的事情。我一直想找到紫阳湖名称的来历。前不久，我的小学同学方先璋，从太原回来出席武汉大学校庆，他让我看了他的自传手稿。原来他在武昌三中上高中时，就是在紫阳湖畔，这所学校后来与安徽中学合并了，是后来的紫阳中学的前身。他还在我住过的小楼里，参加过空军招收飞行员的体检。我于是想，这里的安徽中学，紫阳湖，是不是与汉口徽商相关联呢？我知道，《武汉地名志》所写的是另外一回事，那也不过是自圆其说而已。

不说这些了。说毕沅。毕沅涉猎经学、史学、地舆、小学、金石，而且皆有所成。他的幕客，以章学诚、钱大昕为首，人才济济。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成天泡在毕沅二十万卷藏书里，以编年史宗师司马光为楷模，编撰出与《资治通鉴》相衔接的宋、辽、金、元史二百二十卷。除此之外，还著有《灵岩山人诗集》《灵岩山人文集》《经训堂丛书》。经训堂的来历是，其母张藻谢世之后，乾隆皇帝赐御书“经训克家”，褒扬其母教子有方。皇恩浩荡，母恩绵长，毕沅将自己的书房冠名经训堂，将诗文集题名《经训堂丛书》。

毕沅生于一七三○年，卒于一七九七年，六十八年间经历三任皇帝。他没见过雍正。六岁时逢乾隆登基，其后有六十年就是这一个皇帝的臣民，他二十三岁后就在乾隆身边工作，三十多岁后就成了乾隆皇帝的要臣。毕沅在乾隆手下，受恩有加。其间，乾隆五十九年，走了下坡运。当时陕西安康、四川大宁发生叛乱，传言来自湖北，毕沅被贬为山东巡抚，被摘去花翎，并罚交湖广总督养廉银五年，山东巡抚养廉银三年。所谓养廉银，即正俸之外另按官职高低给的赏银。那时的廉政建设，抓得好紧呀。到乾隆六十年，再授湖广总督，又官复原职了。紧接着湖南苗民石三保造反，毕沅奉命赴常德、荆州督饷，恪尽职守，又被赏戴花翎。

一七九六年，为嘉庆元年，毕沅倒霉的日子到了，当时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湖北枝江聂人杰造反，毕沅自湖南辰州赶赴枝江弹压，当阳又落入聂人杰手中。嘉庆皇帝下诏，罢免毕沅官职，不料诏令未到，毕沅又攻克当阳，嘉庆皇帝再下诏恢复毕沅官职，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你看看这个皇上，就位伊始，手忙脚乱，弄出这个名堂来。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六月，毕沅手足麻木，皇上御赐活络丸。是年七月，病故于湖南辰州军营，归葬于苏州灵岩山麓。

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查办太上皇的宠臣和珅，抄了他的家并赐死。嘉庆闻悉毕沅曾与和珅过从，下令猇夺世职，籍没家产。我们现在不去讨论嘉庆所为当与不当，倒是籍没毕沅家产时，发现一个惊世秘密。原来，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几经转手，几近流失，被这位对中华文化有责任感的先贤收藏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件完好无损的国宝，所有有关毕沅的是非功过，都不值得一提了。他所有的功，都不会超越保存《清明上河图》之功，他所有的过，与保存《清明上河图》相比都可忽略不计。

毕沅在死后第三年，嘉庆四年，遭籍没家产。过了没几年，到嘉庆十一年，中国还是这个皇帝统治，汉口徽商们，董桂敷们居然在汉口新安书院，在报功祠内，将毕沅供奉到神位上。真是天高皇帝远呀。

新安书院内悬挂的匾额中，毕沅也是头块牌。他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落款为：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钦赐兵部尚书 都察院右都御史 湖广总督臣毕沅。文昌阁里，他题写了四个字：光腾云汉。落款没有前面的气势了，仅仅写道：嘉庆二年丁巳孟春 总制全楚使者毕沅题。他就是这一年死于湖南军营之中。

尽管他生在异乡长在异乡，在那个客籍镇洋县，他不过是一个徽商的儿子，在他骨子里故籍依旧是休宁人。

休宁，新安，徽国，是他与生俱来的骄傲。

◎侠肝义胆方岩夫

方岩夫，本名方起泰，字轸，东山，岩夫。世居安徽歙县西部灵金山。祖父为候补布政司理问。父亲方晞原，为新安三名士之一，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收有《方晞原传》。岳父为歙县贡生曹问林，此人性格纯和，好学嗜诗，到汉口就在盐商鲍筠庄寓斋落脚，由这位同乡包吃包住。鲍筠庄也有诗词之好，宾主倡酬，殆无虚日。方岩夫既有家庭授受，又有师友渊源，因之学博文工，品高神雅，藏书丰富，与世俗迥别，是汉口徽商中的一大儒商。

《汉口丛谈》这么描述方岩夫：“以先业在汉，时来寓馆，虽处嚣尘中，闭户操觚，吟声不辍。”古时书写用的木简称为觚，操觚即指执简写字，后指写文章。你说这位吟声不辍的方岩夫，哪有什么心思做生意呀。这里说方岩夫在汉的生意为先业，那是谁创造的基业呢？肯定不是他的父亲晞原，因为晞原受父命，留在老家灵金山，为曾祖父母、祖父母守墓。那就是方岩夫的祖父了。他祖父那个候补布政司理问，也许不是什么实职，说不准是捐来的一个官衔，他还是生意场中人。所以范锴说方岩夫在汉是“时来寓馆”，他极有可能是汉口待一阵子就回灵金山，再过一阵子又回汉口。方晞原享年六十一岁，极有可能先其父离世，岩夫时来汉口，帮助祖父打理生意，也在情理之中。

岩夫爱才心切，善与人交往，“大有庇寒广厦之风”，全仰仗祖父的产业作后盾。

嘉庆丙寅（一八○六年），范锴由淮扬到汉口，与岩夫订交，相互考研经史，你来我去地讨论，每十天总有一见。次年，丁卯冬天，天寒地冻。一天夜里，岩夫睡意未兴，忽闻窗外雪声大作。这时他想到范锴，惊呼：“范叔得无寒乎？”马上派人给范锴送去一件羊皮袄子。

范叔是同人对范锴的雅称，他也有自称范叔的时候。常芝仙有诗写道：“风雅多情寒范叔，典袍沽酒为看花。”程耕云有诗写道：“能令看花饱，休言范叔贫。提壶初地会，负米去年人。一笑三生得，三生共话频。”这个典故出自《史记·范雎列传》。战国时期，魏国大夫须贾对辩士范雎说：“范叔一寒如此哉！”就把自己的一件绨袍赐给范雎了。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一八○七年冬天，汉上有场大雪，这个典故重现在范锴身上。不过两千多年前那个范叔，遇到的须贾可不是个好人，而是一个曾置范雎于死地的佞臣。

那时节，岩夫与范锴唱和结集，由同乡汪均之作序。这里将汪序一段译成白话文：“啊，世间读书的男子，哪里有轻财而尚义，多能而爱才，都像岩夫一样的人呢？哪里有倜傥伟岸，不忘旧谊，像心盦一样的人呢？”

方岩夫乐于助人。一八一○年，范锴的儿子范涛要纳妇成家，租不到合适的房子，岩夫听说了，就指着自家后宅说，这间房刚刚修饰过，就在这里住下吧。江苏吴县人黄谷原，在湖北做个小官，入赘汉口周氏，庚午（一八一○年）汉口大火，周氏家化为灰烬，因为认识范锴的缘故，也住到了方岩夫家里。是时，方家汉上家业已趋败落，能够这样眷注朋友，实在难能可贵。范锴与黄谷原在方岩夫家住了一年多。

就在这期间，岩夫准备回歙县，应江南乡试。依据清代乡试每三年一次的惯例，其父未应试的丙午科是一七八六年，此次乡试应该在一八一○年，庚午科。两次乡试，间隔二十四年。当年晞原五十八岁未应试，作为长子的方岩夫，到一八一○年年已半百吧，居然还在求功名。

回老家之前，岩夫请岳父大人曹问林，请同乡名宿黄心盦，当然还少不了范锴，到他汉阳的别墅一聚。那天天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一干人只得移席洪石农寓馆。是时洪石农在陕西做官，回歙县奔丧返，在汉口小住，与范锴租住屋为邻，也就是与岩夫为邻。

石农寓馆里，先听说书人说《红楼梦》野史数则，接着觥筹交错，众位诗兴大发，各赋十绝句纪事。心盦诗句是：“流红未可付春猗，合筑香泥葬玉肌。传得女郎情态好，教人一倍惜花枝。”“杏子樱桃且慢肥，柳絮榆英莫轻飞。欲将暮雨潇潇曲，翻作花开缓缓归。”范锴有诗句：“葬花人独荷香锄，听说红楼一卷书。试问阿谁能遣此，伤春那不渺愁余。”“秋赋槐黄看拾才，待君秘籍校兰台。也须先解文园渴，银烛金尊醉百杯。”岩夫即赴乡试，于是以诗抒怀：“漫唱玲珑四犯词，不争日暮汉宫诗。姓名倘入江湖集，肠断江湖酒醒时。”石农读到这一首，反复吟唱，称赞说：“大有遗韵绕梁，不仅风调佳也。”

岩夫与范锴，折柳河梁，依依惜别。两位漂泊中人，各赋五言诗三首。分手时岩夫延请范锴，日后一定到歙县去，那里有东山读书堂，在那里任教授经。这样他们就可终日一起探讨经学。

一八一一年冬天，范锴奔走巴东，让儿子带着家眷回归故里，黄谷原也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了。后来，范锴又转徙入蜀，与岩夫隔了音问。

一八一五年，范锴客居四川犍为，得知方岩夫回老家之后辞世了，不禁潸然泪下。他写道：“呜呼！四海茫茫，知心有几？丧我良朋，能无悲恸？”当晚就在灯下写了四首挽诗，其中有“考研经史分灯火，啸傲江山遣岁华。”“江边记赁梁鸿庑，雪里曾贻范叔袍。”梁鸿庑，典出《后汉书·梁鸿传》，这里借指租赁方家后宅。“鸟道蚕丛愁间隔，素车白马哭蹉跎。”“碪敲哀响飞空院，雁带酸声入晓天。”“如何一别纷如雨，忽动牙弦顿辍嗟。”“想到交情千古泪，蜀鹃啼血助悲号。”“九原若问栖枝意，雪虐霜饕不改柯。”歙人黄心盦说：“真声声酸咏也。”汪均之说：“于尝言如岩夫者，补天地之不足，平豪杰之不平，培生民之元气者也。”同人就是这样地推重岩夫。

岩夫有诗作《述怀》《寄心盦》存世。还有题范锴《苕溪渔隐图》，诗曰：“夕照淡疏林，幽兴忽不已。孤棹泛烟波，缘溪钓秋水。秋水清且广，夕鸟下汀沙。一竿收未隐，风起乱苕花。相将弃尘虑，归棹江湖去。只有捕鱼人，深识桃源处。二月湖水生，八月湖水平。渔翁了无事，日日结鸥盟。”时人对岩夫的诗人评价是：诸作深得骚选之旨。

◎汪衡士临危不乱

武汉三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农民起义志在必得的地方。

清代和民国时期，汉口战乱频，不仅商业活动受损，而且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汉口有少数徽商，在汉阳乡下置地建房，一听有战事风声，他们就躲到乡下去。史籍是有记载的，九真山是一去处。大多数徽商，或听天由命，或临时找个地方躲躲。

汪衡士在汉口徽商中，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功绩在于重修汉口紫阳书院，此项功绩稍后再谈。他的另一功绩，是当战乱来临之时，他的行动稳定了市民情绪，避免了一场全城大逃亡的灾难。就后一功绩而言，他只是一个无名英雄，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好在《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总编纂董桂敷，亲自写了一篇《重修书院首事纪迹》，记载了这段轶事。

方书院之兴役也，时值邪匪扰攘，北逮于孝感。孝感距汉口不百里，旦夕可至。居民闻此皆苍黄恐怖，或浮家挈妻孥远去，或舣舟津渡以待。有劝书院停工者。

什么邪匪？重修书院在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间，夏口志未记载此期间有过战乱，《武汉通史》李怀军主编《宋元明清卷》有这样的记载：“至于乾隆、嘉庆间的白莲教起义，主战场在川、鄂交界之处，但给武汉以极大震动，而扑灭这些起义成为坐镇武昌的历任湖广总督的重中之重。”这档子事，从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在湖北襄阳起事，到嘉庆十年（一八○五年）被彻底镇压，经历了半个世纪。顺便说个不好玩的事儿，起义军中有位女侠王聪儿，流浪儿出身，一身好武艺，身着白衣，跃马扬鞭，冲锋在前，被推举为八大兵马大元帅。在郧阳三岔河一役被清军步兵骑兵围困，王聪儿带着人马登上山顶，全部纵身跳崖自尽。王聪儿时年二十二岁。

重修紫阳书院，起讫时间为一七九五年至一八○五年，在这十年间哪个具体年份，白莲教打到孝感，威胁到汉口呢？重修书院竣工时间，与白莲教武装覆灭时间，正好都在一八○五年。

面对乱军压境的局势，面对众多劝导停工的声音，汪士衡回答：“书院中夫役，凡百馀人，一旦尽罢去，则近旁见者，将讶为贼且至，远近震骇，民心何以安？吾姑举吾事，安静以待之。”这段话说得多好呀，原文照录，不用注释。城里居民每天都到工地窥视，看见书院没有出现异常，于是互相慰藉，反倒平静下来。有些人准备外逃避乱，注意观察书院动向，以为书院为毕沅总督首倡，一定会有确凿的消息。当时，役夫有二十多人家在孝感，倘若停工，他们也没有去处。随后，清军清剿得胜，汉口安然无恙。董桂敷这样评说汪翁此举，“而岂知翁识量之超，胆量之雄，置身家于度外，而思以安合镇之人心。”

现在我们作一个假设，如果汪翁当时“审时度势”，作出看似聪明的停工决策，汉口城区肯定会出现大逃亡，他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正是他作出更聪明的不停工的决策，才没有出现全城乱象。

汉口徽商是一个很大群体，并没有一个有行政约束力的管理机构，只靠一些被推举出来的有权威性的人士理事。重修书院这么大的一项工程，如果人心不齐怎么办，如果资金接续不上怎么办？搞到半截子，前功尽弃，怎么交代？当时参与其事者，共有二十六人，由汪衡士领衔。有旁观者议论，有好心人劝导，汪翁已经是六十多岁人了，何必要冒这个风险呢？但汪翁说，这是我们新安郡合郡的大事，如果人人推诿，谁来担当此任呢？我既然承接毕制军之命，又受全乡人推举，我就不敢推辞了。

同乡出于对汪衡士的信任，捐助资金咸集。各方面的进言，他都认真听取。但究竟按谁的意见办，汪翁自有主见。他与襄事诸君，有条不紊地推进工程。汉口地势低，容易遭受水患，雨季积水，也危及房屋。所以，工程第一步，将地基测深培高，建成文昌阁。看看还有剩余资金，再修寝室，毁旧更新。其具体步骤上，由内及外，秩序井然。直到这时，同乡看到汪衡士的管理能力，确信其识见加人一等。凡汪君经手的财物，没有纤毫不公开，更得同乡信赖。书院重修工程，祠宇厅舍，次第成功。

紫阳书院重修的过程，也是汉口徽商各项公益事业递次完备的过程，仅消防水龙一项，就是汉口城区之首倡。

汪衡士绝对是一位有学问有阅历的管理专家，但没有见到他留有诗文记载，正因为此，我倒更确信他在管理上投入了全部精力。

◎吴美堂：砚不换妾

汉口这座移民城市是个大舞台，数百年间，各方士商在这里创造了商业奇迹，创造了文化奇迹，创造了人间奇迹。汉口徽商中，有许多奇人异事，其中有些在史籍上留下来了。

吴美堂，安徽歙县人氏，生卒年不详。据相关资料推算，吴美堂应生活于清雍正年间。

史载吴美堂用了八个字概括：业鹾汉口，富而好奇。他从安徽歙县到汉口，做的是食盐生意，而且发了大财。俗话说，富贵思淫欲。淫欲对于吴美堂来说，并不占重要位置，至少不是排在第一位。他有雅兴，酷爱收藏，喜欢买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所有藏品中，他最看重的是一台宝砚。

他爱此宝砚爱到什么程度呢？清代砚谱记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吴美堂常把宝砚随身携带，一是方便随时把玩，一是防止不慎落入他人之手。有一天过河，风浪乍起，木船摇摇晃晃，他把宝砚紧紧抱在怀里，生怕失落水中。万万没想到，一个浪头过来，木船几近倾覆，他掉到河水里了。他在河水中一沉一浮，差点儿就没命了，所幸被人救起来。人们发现，水淋淋的吴美堂，手里还牢牢抱着宝砚，显示出“人在砚在，砚亡我亡”的英雄气概。

你道这宝砚是什么宝贝儿？此种石砚贮水后，呈现出白色、红色、黄色斑点，形如鸲鹆眼，得名鸲鹆眼石砚。鸲鹆眼石砚，属于端砚系列，端砚与歙砚齐名，乃四大名砚之一，鸲鹆眼石砚乃名砚中的上品。

吴美堂本歙砚故乡人，耳濡目染，自然识货，知道此宝砚可与家乡的龙尾砚媲美，甚至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

话说关东有个富侠，安姓，名阿三。安阿三到了汉口，听说吴美堂有一奇砚，贮上水能变颜色，像八哥鸟的眼睛一样。于是，安阿三动心思了，先想看看讨个眼福，继而想最好能够自己拥有。于是，他派人送以厚礼去讨，不成。再是派人许以重酬去借，也不成。他还不死心，拿出最后一招，以美人换宝砚。

那天，阿三盛筵酬宾，席间六位美女抚琴歌唱。席间杯觥交错，阿三甜言蜜语，说是交个朋友，说着说着就说到宝砚上来，三句话不离宝砚了。阿三说，美堂兄的宝砚，应该是端砚吧？美堂说，是端砚没错，还是鸲鹆眼砚呢。阿三说，此砚添上水后，听说可现白黄赤各色晕纹。美堂说，入水活而清朗，以见黑精者为贵，我那宝砚正是黑精者晕纹呢。阿三读书不多，但也会附庸风雅，临时抱佛脚地准备一番，现场掉起书袋子来：“宋朝著名诗人张九成赋诗赞道：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美堂骨子里有股子徽州人的傲气，并不把关东富侠看在眼里，遂吟起宋代陆游《无客》诗：“砚涵鸲鹆眼，香斮鹧鸪斑。”接着像是问自己，也像是考阿三，“这是谁的诗呢？”阿三没有准备这么多，端起酒杯，直嚷嚷：“喝酒，喝酒。”

眼看吴美堂畅饮到飘飘然了，阿三唤来一位绝色善琴美女，对吴美堂说：“愿以此姬相换一砚，如何？”吴美堂看了佳人一眼，果然有羞花闭月之容，爽快地说：“宝砚今天可以换给你。不过，明天你再拿出来，让我对着它赋诗诀别，从此宝砚就是你的了。”当下成交，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第二天，诀别仪式开始了，吴美堂对着宝砚作依依惜别状，抚摩叹息不已，令在场人士无不为之动容。吴美堂就在诗兴大发之际，说时迟，那时快，趁阿三不备，转手将宝砚交给随行者抱走了。阿三哪里知道，这个随行者，是吴美堂精心挑选来的勇士。阿三追不及，掉头回来，大笑不止。是时，黄冈人吴德芝写了一首《砚不换妾行》。摘其中数行：“莫笑鹆眼石，不换蛾眉人。我石患难曾同身，蛾眉虽好来方新，得新捐故何辜恩。九宾设次险一掷，谁知赵璧竟不失。君仍巫山寻云雨，我自南宫拜袍笏。高人嗜好各癖痴，一事风流两得之。”

晋人王栎门，也为吴美堂写诗道：“一片石，共生死。以妾换，资笑耳。美色悦君无十年，砚寿文字绵万千。”

看来这个歙人对他的宝砚确实挺讲义气。

◎汉口过客洪石农

洪石农，本名洪范，石农为其字，别号小蓬莱。安徽歙县桂林村人。他并不是汉口徽商，却与汉口徽商投缘，曾在汉口小住数月。在《汉口丛谈》中读到这个人物，我对这个人物有了兴趣，从他的行踪里，对古代官场中人，有了一些认识。我随后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其人其事，用以同当今官场做对比。

洪石农擅长书画。于书，篆书，隶书，皆精。于画，工六法。所谓六法，涵盖了画技诸方面：气韵，骨力，象形，附彩，位置，模写。但他的这些知识和技能，并不能适应科举考试，每每参加秋试，屡屡名落孙山。

不过，石农遇上一位伯乐，深爱其才，并待以重客。这位伯乐，就是福郡王。福郡王的爷爷爱新觉罗·弘昼，是乾隆皇帝的五弟恭亲王，福郡王的父亲是恭亲王的次子，福郡王是继承的爵位。福郡王从征后藏，就把石农带在身边。出塞一二万里，所经历西域各个地方，那里的山川险要，战地攻防形势，全都绘制在图纸上，一目了然。在作战时，依据图纸，指挥调动军队，可以进退自如。洪石农因之屡建奇功。

石农文思敏捷，有道是，磨盾草檄，倚马赋诗。倚马赋诗就不用解释了。何谓磨盾草檄呢？就是说，在盾牌上磨墨，起草一份公文，也是立等可取。我曾在军中多年，有这个切身体会，长官最喜欢这号人才。

不过是一个小小知县，洪石农因为立功绝域，很快升任川西重镇松潘同知。同知为知府的副职，相当于当今一个地区的副专员，也就是说进入了高级干部系列。接着又到陕西同州府就任，又补山东曹州府，又任运河河库道。洪石农同时代人、《汉口丛谈》作者范锴，对其评价说：“余尝谓叙功不愧勤劳之实，居官无惭清慎之名，惟先生有焉。”

陕西同州府，是李白宦游之地，郡内有一座白楼，白楼挂有石农书画作品。这同当今为官者到处题字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者，石农的书画作品，其角钤有一枚印章：白楼过客。此四字让人感觉这个当官的和易近人之处，因之有人把他比作香山。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

丁艰一词，旧时指遇到父母丧亡，石农任职同州府时，就因丁艰回到故里。他从歙县返回，途经汉口，正值炎威炽甚，就在汉口住下来。行馆与《汉口丛谈》作者范锴住处一墙之隔。石农杜门谢客，每日以翰墨自娱。只有在雨后，室外清凉下来，随小童仆到后湖，小步柳荫堤畔。他的穿着寒素，布袜青鞋，不像做官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他是戴过插有孔翠帽饰的武官出身，也没有人知道他现时是享受二千石厚禄的高官。

有史可查，范锴旅居汉口，住居仁坊揽茝山房，那里距离后湖不远。依据我的考察，揽茝山房的具体方位，就在今汉中路靠近淮盐巷北口的地方。范锴偶见石农，直觉告诉他，一墙之隔的新邻居，非一般布衣。打招呼听口音，原来石农就是自己熟悉的歙县人，还喜欢与寒士结交，随之与石农过从无间。石农也时设酒果，招待邻居范锴，同时也请来方岩夫、常芝仙，一起相聚谈诗论画。一天石农听说黄谷原擅长画法，次日就渡江，到武昌去拜访，爱才之心昭然。

这位洪石农洪同知，在汉口找到知音，说是小住，一住就是数月。这些知音，多是徽商，徽商中的大儒，或者是徽商过往甚密的朋友，他们不仅给他带来夏日的愉悦，还在互相切磋中获益匪浅。这些增益，在他任职的地方，在那个官场里，不可能有。

我就不明白，他这官当得为何如此潇洒，居然在长达数月里，不到府里打照面，也什么事也没有。

范锴自幼未曾苦练书法，一直为此感觉遗憾，每同朋友把酒吟咏，只要一提起笔来，就觉得愧汗交流。他又有爱书画的癖好，家贫没有能力购藏，遇上有价格合适者，即使典衣负债，也不吝啬。在他浪迹江湖的半生中，只要听说有擅长书画诗文的人士，他都不揣卑微浅陋，定要主动倾心交结。这会儿遇到洪石农，当然不会放过。

有一天，范锴到石农行馆串门，石农说起往时在京都逛琉璃厂，谋得古宣纸一幅，画的是山水，差可人意。石农说，可惜帧首破损，收藏在书箧中很长时间了。范锴随即就说，能不能让我欣赏一下呢？没想到千里迢迢，石农随身带着呢，不一会儿开箱找了出来。范锴以行家的眼力，赞叹道：“苍老浑厚中复具秀润之趣，盖仿麓台而得其神者。”说起仿麓台画作，石农不会不知道。江苏太仓人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此人为康熙进士，精于书画诗文。范锴见此画作，惊喜若狂，鞠躬作揖，乞讨到手。

你看这个范锴，说要就开口要了。你说这个石农，说给就大方给了。这是随身携带的宝物呀！大老远一直带在身边。石农可能觉得，让给一位识宝者，也值得。范锴马上拿去装裱了，一层一层包裹进来，如同稀世珍宝一般。

这宝贝落在了范锴手里，再想一见就没有这么容易哦。

依我考证，洪石农小住汉口，时在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年），庚午年初秋。

嘉庆十二年（一八○八年）秋天，洪石农为汉口紫阳书院题匾“绍古作程”。此时早于他路经汉口两年，看来当时是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的墨宝。

洪石农的别号小蓬莱，应该是到山东任内才有。任山东曹州知府期间，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得到百姓拥戴，口碑载道。升任山东河道后，时值运河水涸，漕运受到阻滞。钦差大臣实地勘测，提出打开黄河，借水以济运河。洪范力排此议。他认为黄河多泥沙，借水之举诚可济运河，但日久天长运河必将淤塞。钦差大臣声言弹劾洪范，洪范大义凛然：“官可去也，黄河决不可开！”原来运河因为微山湖泉眼堵塞，漕船屡屡搁浅，前任因此获咎。洪范实施疏浚之法，运河水位得以恢复，漕运重新畅通无阻。

洪石农是中国官场伸直腰杆做官而未被打压下去的一例。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洪范改任部郎，任内病故。

◎汉阳三老有徽客

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在古代文人圈子里，常常对有共同特征，或成就相当的人士，使用这种并称。清代的汉口，也有享有并称的人士，如黄心盦与范锴，一个安徽人，一个浙江人，都从事鹾务，都有很高的诗文修养，两人旅居汉口期间，经常如影随形，因之，人们把这两个人并称黄范。有这种并称的人士，能够获得名誉增值的效应，往往是说起其中一人，就自然联想到另一人或多人。

清乾隆年间，有汉阳三老的并称，民国《夏口县志》也说成汉上三老。

汉阳三老，是吴邦治、段寒香、彭念堂的并称。吴邦治为安徽歙县信行里人，另两位为汉口本邑人氏。这样一种组合的并称，反映了汉口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是一个兼容性很强的多元社会，本地人不排外，外来人自觉融入本地生活之中。

吴邦治，字允康，号鹤关。商界圈子，文人圈子，多以鹤关相称。

鹤关侨寓汉口有年，终老于汉口。

鹤关好学多艺，诗词歌赋，书画篆刻，样样精通。为人耿直，名望极高。像他这样才学高而名望又极高十分难得。

鹤关先后有两个住处，先一个住处在汉口，名曰鸴飞楼。鸴读作xué。鹤关爱舞文弄墨，自己为鸴飞楼写了小记，这里我先将原文照录，读者才可从中体味其学养和文风。

小记写道：

僦屋于汉皋，有楼焉。崇袤不盈丈，圭窦圮瓦。设跛几，积古书千卷其上。暇则偃仰其中，而颜之曰“鸴飞”。夫鸴之飞，不至于地而已，以谓非飞则不可飞矣。且不鹏笑。如鹏笑，必将为鹏辈所笑，或曰鹏弗笑。安乎？曰安。曰奚安？曰吾岁薄能安于小焉尔。知我者辄首肯去。

鸴是一种小型鸣禽，亦名干鹊。体形似雀，头部黑色，背青灰色，胸腹赤色。以昆昆虫果实为食。有一说法，鸴能知未来，如有忧喜之征则鸣。南朝梁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写道：鸴鹏虽异，风月是同。鸴与鹏，两种鸟，一小一大，古人认为其风月相同。对于风月，有多个解释，这里是指情爱吧。

好了，有了上述注释，再来说说小记的意思。鹤关租了个小楼，小楼高与宽不过三米，有个小门，屋瓦已毁。小楼里面，有个破茶几，放了千卷书籍。下班了就惬意地待在这里，还给小楼题写鸴飞楼。鸴本来就是个小鸟，也不怕被鹏笑话。如果有鹏笑话鸴，就会反被其他鹏笑话它。问在这里住着安逸吗？屋主回答说，安逸。再问怎么就安逸呢？屋主说，年收入微薄，安于这个小楼。理解他的人，都赞同他的做法。

看来，鹤关生意做得不怎么样，但他有个好心态，能够自我解嘲。在你还没有说出看不起他的小楼之前，他就先写上了，先说出来了，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由此小记，可见鹤关性格之一斑，为人行文不乏幽默感。

鹤关喜欢汉口这个地方，喜欢这里的人文环境，他穷得有志气，穷得快活。当他穷快活劲上来了，就诗兴大发。

于是，他写了《汉皋移花诗》：

篱门上翠华，春早未移家。空觉人寰事，多栽山里花。根株占土脉，枝叶付烟霞。向暮风涛起，深情寄水涯。

他亦写了《登汉口第一楼独望四首》：

古市梁陈久，于今百万家。炊烟凌晓雾，野客住明霞。

地涌黄金贵，人谁彩笔花。闲闲凭吊罢，莺燕语平沙。

栖息份幽独，临高又散襟。文章惭报国，身世少同岑。

虚栋灵风雨，危途视井参。一声划长啸，楼阁大江深。

这汉口第一楼，不知道在哪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方志学家王葆心《续汉口丛谈》有“古市梁陈久，于今百千家”句，其意殆指南岸而言。若指今汉口，则殊无据。因梁陈古市，断在今北岸之汉口也。然合下句观之，似是指今埠而言，则词人考证之疏也。

小小鸴飞楼，更不可考了。

还有《汉口》：

大别亭亭郁翠霞，江深汉广思无涯。如何自古风流地，剩有于今富庶家？秋熟一尊篱下酒，春飞几点树头花。萧然磬室烟波稳，独把渔竿弄岁华。

诗中大别亭亭句，其大别山，即武汉汉阳龟山。江深汉广句，即指长江汉水。

鹤关全身心融入汉口人的生活之中，关注汉口市井文化，熟悉汉口民俗民生，汉口的大事小事，了如指掌。他有首《佳儿歌》，自注：为九龄曾玥作。

《佳儿歌》好长：

东邻娇儿白玉面，柔毫索索鼍矶砚。雁芦蛇草疾如箭，金刀莫剪吴淞练。嵌岩凿石搜幽奇，擘窠大画何淋漓。字高身小势未宜，腕臂头足皆为之。嘉名不胫驰南朔，琳琅温蕴荆山璞。好将万卷孰初学，桃花浪暖看头角。

说这位九龄童曾玥，就牵出大观音阁的故事。大观音阁，《夏口县志·舆地志》注：在居仁坊堤外。它的遗址在今硚口区和平剧场前后。大观音阁供奉观音大士像，金身高一丈六尺，妙相庄严，因为来历不凡，相传特别灵验。每到古历二月十九日大士诞辰之日，“香闺妇女，结束光华，登阁拜祷，香火最盛”，传说求什么有什么。原来这尊观音像来自四川，是一位木材商要请到普陀山去，到了汉口因事暂供在后湖。开始盖竹屋以避风雨，因香火愈旺，屡出火灾，而木材商又久不来，镇上人自愿募捐，建起了大观音阁。大观音阁的匾额上，题写“觉悟群生”四个大字，落款是：雍正乙卯九龄童子曾玥书。此时为一七三五年。

曾玥，字一峰，汉口人，幼聪慧，刚成年就早逝了，只是一个诸生，未成就功名。因为有鹤关的《佳儿歌》，曾玥的故事才得以流传。

鹤关有《文剩曾秫田墓志略》存世。文章写道：

君讳震，字非百，林田其别号也。其先南丰人，祖以官麻城，因家焉。父某依左宁南讨贼为偏裨，左军散，归业汉口。秫田幼聪颖，好读书而苦贫，且病瘵，未卒业。稍长，游襄邓，有帅某招人幕府，辞弗就。遇老画师陈碧山，北面事之，尽其秘，而于写真为特妙。居汉上久，往来宦游，与当事咸礼廷之。貌在得神，而于文人佳士为尤肖。间或近体诗，而以盛唐人为宗。

用电脑统计字数，上文有一百六十六个字。这么一小段文字，从先祖江西南丰说起，到祖父湖北麻城为官，到父亲从军及至汉口从业，再到墓主人曾秫田个人经历，详详细细。还详写秫田学画，“北面事之”， 即对画师恭恭敬敬，尽得其技艺，尤其人物写真。秫田写近体诗，宗法唐代诗人。这段古文若翻译成现代语言，非千字不可。一百多字，从中也可读出鹤关的笔力，以及他对汉口所发生的事情的关注度。

鹤关的第二个住处，是移居汉阳之西郭。这回是自己盖了房子，又有诗《西郭草堂落成》：“汉城西郭事烟霞，三亩初成一亩家。不是数弓营不足，让他新月上梅花。”草堂什么意思？肯定不会是隐居的草庐吧，应该是对新居的自谦说法。

汉城西郭，汉阳城的西边，似乎就在月湖之滨。看来他在这里十分惬意，写了《月湖即事》：“澄湖一片翠微微，谁把渔竿上钓矶？惊起白鸥闲不得，雪花无际镜中飞。”他还将湖光楼影收入画中，自题诗道：“湖中一片月，照此湖中楼。楼上有伊人，罗衣风正秋。”还有《题屏山》：“烟江日落风急，流水溪桥自斜。明月一钩未上，伴人惟有梅花。”这些诗里，写来写去，离不开明月梅花。诗中的斜字，古时候读音同霞。

请再看一首诗《移居西郭三年，重至后湖纳凉》：“移家西郭谢炎风，不见三年大泽云。为有故人酤浊酒，一来亭上接同群。柳杨近水都会起，菱芰充盘已半醺。非是琅玕留客处，剧谈微论总无分。”对这首诗我的解读是，鹤关从汉口搬家到汉阳，似乎是逃避热闹的街市，找了个清凉清静之处。三年之后，受故人之邀，到汉口后湖纳凉，吃的似乎是农家饭。非是琅玕留客处一句，我的解释是没有佳肴，但可一起畅怀，不分彼此地交流思想心得。

移居西郭之前，他有没有换过住处，不知道。但到西郭之后，好像就没再移动了。

◎师竹友梅馆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房四宝泛指笔墨纸砚，其实真正的文房四宝，是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清末武昌城内有一家师竹友梅馆，专售湖笔徽墨，汉口前花楼有它的分店。徽墨为墨中上品，湖笔为笔中上品，可见师竹友梅馆的品位。师竹，以竹为师？友梅，以梅为友？这招牌也够有学问了。徽墨是徽州的特产就不用多说了。湖笔的产地在浙江吴兴县，一个名为善琏镇的小地方。小镇称湖笔之乡，当地有笔祖蒙恬庙，蒙恬是秦始皇麾下大将，相传是他发明了毛笔。

师竹友梅馆的创始人曹斋端，字庸斋，本文行文一律称其字，因为其名有不同写法不敢认定。其生活年代在清代后期。曹家老籍在绩溪县上庄镇旺川村，距离县城只有三十五公里。读者也许还记得，胡适家也在上庄，距离县城只有三十九公里。读者也许还记得，胡适成亲时的伴娘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胞妹，因从小指腹为媒，错过了与胡适的缘分，这位才女为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就是曹庸斋的小女儿。

读者也许还记得，本书前部作者大胆提出一大己见，即徽商的成因主要不是徽地地少人多，而是一种强势文化的输出使然，就像水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就说这个上庄镇吧，胡适家那边已经写过了，再看看旺川村这边，有资料记载，明清年代旺川科甲蝉联，有进士七名，举人二十一名，贡员七十六名。近现代人物有曹诚英，有曹诚英胞兄曹诚克，是矿治专家，有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曹谟。旺川村古村落，也有千年历史，也是徽商的发祥地。

曹庸斋早年在休宁胡子卿墨店学徒，满师以后立志独立创业，向店家批购徽墨湖笔，前往巴蜀一带销售。邵之惠主编的《绩溪徽商·续三》，有阿丰写的《我所知道的师竹友梅馆》，称曹家最初开店经营徽墨湖笔，是在清光绪年间，店设武昌察院坡，店名为曹庸斋文具店。不久更名为师竹友梅馆，业务范围也逐渐拓展，开始经营字画和装裱。曹家高薪聘请了资深装裱师，所装裱的字画，无论寒季暑天，无论气候干湿，都一样的平整，不会出现凸凹皱卷现象。师竹友梅馆一度驰名省内外，武汉三镇更是家喻户晓。达官显贵，文人雅士，要装裱字画，自然首选这里。就是普通百姓买个婚联寿屏，也都会上这里来讨个吉利。

师竹梅友馆最红火的日子，除了门店和装裱作坊，还开设有印刷工场，雇员最多时有三十多人，特聘王逸凤为经理，特聘曹子久为汉口前花楼分馆经理。曹家还开多处茶叶店，武昌有西山口瑞馨泰茶叶总店，经理曹太和，武昌长街有谦和顺茶叶店，经理沈瑞堂，汉口前花楼龙家巷口有瑞馨泰西号，经理曹渭泉，汉口胜利街有瑞馨泰北号，经理汪鸿云。也许读者还记得，后来成为诗人的汪静之，就曾在曹家茶叶店当过学徒，汪曹两家是亲戚，汪静之也追过诚英，但未得到回应。曹家在武昌滨溪门外田家庄，还购置荒丘百余亩，建成瑞馨泰花园，内有别墅三幢，玻璃花房一座。花房养花，一供嘉宾赏玩，二供配茶所用。曹家在宁国县也购置了一片土地。那时候，从徽州老家那边到芜湖，从芜湖到汉口武昌，有曹家的货运热线，运来茶叶和文房四宝，运去食盐和日用品。

一九○四年，曹庸斋谢世，师竹友梅馆由其子曹继发主理。继发字云卿，更有开拓精神，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在馆内附设书画研究社。此举不仅联络了一批文人雅士，而且打通了与政界的关系。当时有影响的书法家汪子大、杨寿昌、吴保恒、扬乙文、史久望，都来入社凑兴造势，湖北督军萧耀南、省长夏寿康等军政要员，也来入社附庸风雅。由此，师竹友梅馆身价大大提高，人气也越来越旺。

邵之惠主编的《绩溪徽商·续三》，发表了曹秋秋女士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给邵先生的函复。曹秋秋是曹庸斋的重孙女。依据她的零星记忆，曾祖父生有七男三女，第五子继发是秋秋的祖父。那时结亲真讲门当户对，庸斋三个女儿，二女桂娟嫁与上海胡祥钧，是墨王胡开文的后裔，三女杏娟是胡适的三嫂。庸斋五十多岁纳四川天水谭氏为继室，生养了曹诚克、曹诚英两位名人。

曹秋秋写道，上世纪三十年代，曹家院子里竹林开满白花，少年们觉得新奇有趣，长辈们备感惊惶失措。竹子开花是个不吉利的兆头，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家里真出事了，年仅五十四岁的爷爷这年去世了。曹云卿去世之后，家政由曹诚克的二妻杨芙蓉管理。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大举进攻武汉，曹家店产家产被日军飞机轰炸成一片废墟。秋秋的两个双胞胎哥哥同时被炸死在师竹友梅馆里，致使母亲张绣珍精神失常。随后全家逃往重庆北碚避难。抗战胜利后由杨芙蓉主持修复了师竹友梅馆。

一九四九年之后，曹家的瑞馨泰花园，由曹诚克捐给了人民政府。曹诚克任教于武汉大学。

从曹诚英年表看，曹诚英在旺川出生，在旺川长大，在汉口的时间有限。一九一五年十四岁时被接到汉口听课。那时，曹家住汉口胡林翼路，曹继发秉承徽商贾而好学的传统，又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聘请洋人实施家教。曹诚英只听了一年课，就回到了旺川，她说“曹家有读不完的书”。再是一九四六年，曹诚英与胡适两人，在武汉曹家有过几次约会。

作为曹家富二代的曹诚英，其实并没有享受多少荣华富贵。战乱中流离失所，人生中恋爱失意，让她心灰意冷了。一九四○年她三十九岁，上峨眉山出家，被其兄曹诚克劝下山来。随后，病倒在重庆，又无钱就医。好在重庆有浙江女师同学祝效珍，祝家家境殷实，帮她支付了住院费，留她在家中寄养。

秋秋的父亲曹谦，本来应该是曹家富三代，由于极左年代累受冲击，压根儿不愿意提及曹家往事。秋秋所知道的曹家一鳞半爪的往事，多来自父亲无休止的交代材料，或者是父亲偶尔谈到的只言片语。

◎学人邵逸周

汉口徽商休宁籍世家中，邵逸周是一位现代杰出人物，他的身世体现出徽州人的优良文化基因。

邵逸周，休宁县梨阳人，此地今属黄山市屯溪区梨阳镇。生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为著名徽商邵百万（国基）后人。一九○六年毕业于武昌博文学堂，该校为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一八八五年创建，旧址今为武汉市十五中。一九○八年，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一九○九年远渡重洋赴英国伦敦，先后就读于帝国工程学院，英国皇家矿务学校，获A.R.S.M及D.I.C学位。后任英国坎诺契司煤矿测量科长。

民国元年（一九一一年）， 邵逸周十九岁 ，此时武昌起义消息传至英国，邵逸周与刘贻燕等留英皖籍学生九十余人，抱定“一朝碧血，万世白虹”的信念，毅然返回国内参加革命。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邵逸周在石瑛、吴稚晖的介绍下，入总统府秘书处电报科工作。

一九一二年三月底，孙中山为谋求国内和平统一，辞去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离任之前，召集随从人员一一询问去向，秘书处一部分人不愿意北上依附袁氏，请求孙先生派往国外留学。孙先生认为建国必先有人才，亲自批准一部分青年的留学请求，由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负责办理。临时稽勋局经过严格考选，确定了第一期稽勋留学生共二十五人，其中邵逸周留学英国学习矿学。

一九一四年回国的逸周，担任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有一段时间，任大冶铁矿工程师，转赴藩国缅甸任工程师。

武汉大学工学院创建于一九二九年，其时只有土木工程系。一九三一年邵逸周接任院长，并兼任教授，致力于拓展学科，一九三三年增设机械工程系，一九三五年增设电机工程系，一九三八年增设矿冶工程系。他亲自讲授地质学、冶金学、矿物学、工程地质学、构造材料等课程。兴建实验室和研究所，以及土木、机械、锻造、铸造实习工厂。数年时间使工学院发展成为师资雄厚、学科齐全、规模宏大的工科基地。聘请了丁人锟、余炽昌、戴远伦、陈季丹、王进展等知名教授支撑学科建设。

邵逸周对武大的贡献，还在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首先提议学校西迁计划，为迁校早作准备。学校委以迁校委员会委员。他与迁校委员会杨瑞等六位委员，率先入川勘定乐山校址及校舍，使大规模的迁校工作，能够有序进行，并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完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邵逸周兼任武大教务长，及工程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国家和学校最艰难的时期，经费严重不足，物资严重匮乏，邵逸周受命于危难之时，因陋就简地整修校舍三十多栋，新建校舍二十二栋，保证西迁后的武大教学、科研顺利展开。正是在西迁后的短短八年间，从武大走出的校友中，竟然有十二位后来成为知名院士。

一九四二年，邵逸周调任甘肃玉门油矿局协理。一九四五年，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特派员沈阳办事处处长兼代特派员。一九四六年出任鞍山钢铁总公司经理。一九四八年到台湾，致力于矿业与金属冶炼技术开发，对台湾经济发展贡献良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邵逸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病逝。同年冬，台湾武汉大学校友会募捐，设立“邵逸周纪念奖学金”，以纪念他的功绩。

（责任编辑：张好好  龙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