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先生纪事

刘益善 祖籍湖北鄂州，生在湖北江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任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芳草潮》杂志特邀主编。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五百余万字，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二十余部。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诗刊》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优秀作品奖，纪实文学《窑工虎将》获全国青年读物奖，中篇小说《向阳湖》获湖北文学奖、汉语女评委奖。

徐迟先生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浙江南浔，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于武汉，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是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日。我有幸与先生在同一单位供职多年，并有多次亲密相随聆听教诲的机遇，受益终生。这里挑选几件与先生有关的事情写出，以纪念先生的百年诞辰。

这几件事都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葛洲坝工地行走

根据我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的日记记载：中午，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的赵师傅用吉普车送我和徐迟到汉口海员俱乐部，和黄声孝会合，两点半从汉口码头上了东方红231号客轮。三点客轮起航逆江而上。四月四日下午一点，船到宜昌，上岸后，黄声孝先带我与徐迟在宜昌港务局招待所休息，长航（长江航运管理局）宣传处的张强华、宜昌作家李华章、宜昌港宣传科龚科长等人陪着聊天。徐迟很高兴，他本已年过六十，在干校放了几年牛，有关部门通知他退休，他到老家南浔把住处都找好了，准备回到江南小镇去颐养天年。不知什么原因，有关部门又突然通知他不退休，要他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上班。能够重新领一本工作证，重新回到文学队伍中来，他简直要焕发青春了。徐迟那天下午谈了一些话，主要谈黄声孝的诗和到生活中去寻找素材，他还说他在干校放牛和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感觉特别好。晚饭是在黄声孝家里吃的，徐迟还喝了一小杯酒。

从黄声孝家里出来，我们住进了宜昌市革命委员会招待所。这是一处英国人的房子，木楼梯木地板，有古色古香的味道。我们俩住一个房间，徐迟很快就坐在木桌旁，把书摆在桌上，还有几封信。那书里有英语书，在汉口到宜昌的船上，我看见他读过。

徐迟对我说，我要在这里住几天，要到葛洲坝工地好好深入一下，了解更多的情况。一九六六年之后，到现在十年了，我一个字都没发表过，我是个作家哩！我重新回到队伍里来，我要写些东西的。他随手从桌上的信件里拿出一封信，朝我扬了扬，接着说，这是我的老朋友袁水拍的信，他当年写的讽刺诗可是很好的哩，《马凡陀山歌》影响很大，现在却做了官，文化部的副部长啊，可惜。说到这里，徐迟不做声了，似乎觉得不应该给我这个年轻人说这些。

我到卫生间里洗漱完毕，请徐迟也去洗漱。徐迟说，益善你先睡，我还要看一会书再去洗，我的瞌睡不多。停了停，他又说，我们住在这里，尽量少让别人知道，要是他们经常来找我们，那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我答应说，我晓得。

那天我有些累，很快就睡了，也不知道徐迟是什么时候睡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发生了大事我们还不知道。这天徐迟与我在招待所吃过早饭后，他带我去葛洲坝工地。九点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站牌，站牌上写着从这里上车可以到葛洲坝工地。徐迟和我在站牌下等车，我们等呀等呀，等了大半个小时，既没有车来，也没见前来搭车的人。我们感到有些奇怪时，一个提菜篮从街上买菜过来的大婶，看到我们这一老一少的在站牌下等车，便赶过来对我们说，这车站早就搬了，这里没有车来的。大婶给我们指明了新车站的地方。徐迟和我谢了大婶，赶到新车站。搭车的人很多，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车，一路摇摇晃晃站到葛洲坝。

挤下公共汽车，我第一次看到葛洲坝工地，惊呆了。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到处是人是机械，大型运土车呜呜地行进着，车上满载着泥土与石块；高大的塔式吊车伸出巨臂，像一棵大树伸出的巨大枝干，把水泥浇注的预制件吊来吊去；挖掘机挖掘出泥土和石块，装到运土车的车斗里。挖掘，搅拌，浇注，机声隆隆，人声鼎沸，热火朝天。

徐迟带着我，小心地绕开机械车流，跳过翻开的土块深坑，在工地上谨慎地行走。徐迟说，我们去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国务院直管的部门）设计代表处。他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葛洲坝的情况。

长江穿过夔峽、巫峽、西陵峽，穿过重峦叠嶂的三峡沿岸的巨石险滩，从南津关口冲刺而出，被葛洲坝与西坝两个小岛分割为大江、二江、三江。在三峡建一座大坝蓄水发电，在四十年代美国人萨凡奇考察过三峡的水流落差后就提出过，苏联专家也建议中国建坝。毛泽东主席的诗句“高峡出平湖”就是写的兴建三峡大坝后的理想。在南津关口葛洲坝岛处修建葛洲水利枢纽工程发电，是给三峡大坝上马打基础。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七十八岁生日，这天晚上，毛主席在关于建设葛洲坝的文件上写了一段五十二个字的批示，开始的六个字是“赞成兴建此坝”。批示很快传到武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立即集中全省七十多个县的民工，昼夜兼程赶往工地，年底，在宜昌举行了十万人的开工典礼。一九七一年元旦，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但是革命热情代替不了科学，毛主席的批示后面的四十六个字却没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后面四十六个字说：“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的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十万大军上马，工地由军代表一元化领导，实行三边步骤，即边施工，边设计，边勘察。十万民工住在不蔽风雨的芦席棚里，没有开水喝，更不用说洗澡了。中国农民是世界罕见的巨人，艰苦本是革命传统，在工地上得到了大发扬，围堰硬是靠他们用肩膀挑了起来，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围堰巍然耸立了。可是，汛期一来，航道淤积，无法按原计划进行下一步施工。图纸没有设计人员签名，不懂技术又不学技术的人在指挥工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中旬，周恩来总理下令：葛洲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在修改了设计，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在停工近两年后的一九七四年第四季度，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又复工了。

我问徐迟，徐老，你怎么对这个工程知道得这么多？

徐迟笑着说，嘿，我六十年代就是为了长江，为了三峡工程，带着全家从北京迁居到湖北的。碧野同志和我一样，是为了丹江口大坝带着全家从北京迁来湖北的。他写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长篇小说，文革开始了，还没来得及出版。我要写三峡大坝，在三峡工程还没上马时，我要先写葛洲坝。我原来采访过长办的主任林一山，那是个了不得的人，是长江王，他的意见直接能影响高层决策者，文革开始后，他吃了不少苦头。他是老革命，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我从干校回来后，去见过他，葛洲坝的停工与复工都是他告诉我的，他已经被解放了。

四月初的太阳不大，我和徐迟都没戴帽子，又加上在工地上跳跃着行走，我看见徐迟的额头上有汗水了，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徐迟接下来说：益善，写任何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一定要深入，要多了解材料，要到现场体验，生活是第一要紧的，当然还要多读与你要写的题材相关的书。

终于，我们找到了长办设代处，见到了设代处分管宣传的干部杨声金。杨声金与徐迟很熟，看样子与徐迟打过多次交道。杨声金是个物探工人出身的干部，搞了二十多年的物探，走过许多地方。他文化程度不高，学习十分刻苦，我在徐迟研究他提供的图纸和设计材料时，翻看他剪贴的几大本剪报，剪报中有报纸文章、图片、歌曲。杨声金还给我看了他写的散文，其中有一篇写他当物探队员时在云南虎跳峡落水死里逃生的事，使我在三十多年后到虎跳峡，看到那湍急的江水，脑子中立刻就想到了杨声金，他能从那水中逃出，真是命大。

中午时，杨声金在工地食堂给徐迟和我买了两份饭菜，饭是用一只土钵子蒸的，菜是用一只粗瓷碗装的，有白菜萝卜和几小片肉。我看到工人端了饭菜后，把头上的柳条盔摘下往屁股下一塞，坐在工地上吃起来。杨声金拿来两叠废图纸，让徐迟和我垫着坐。我跟徐迟和葛洲坝的建设者们，在纷繁的工地上，头顶青天，坐在大地，吃了一顿午饭。徐迟把钵子里的米饭分了一坨给我，再把那肉片夹了几块放在我的菜碗里。他说，你年轻，正长身体，多吃点。我说你要吃饱哇！他说，我吃不了这么多。我和徐迟在工地上吃的这顿饭，很香。饭菜是杨声金掏餐票买的，徐迟掏钱给他，他坚决不要。

午饭后，徐迟在长办设代处又看了一会材料，再和杨声金聊天，主要问工地上的基本情况，有些数字，徐迟用笔记在一张纸上，那纸上已记下了他看材料时随手记下的一些文字，那细小娟秀的字写得密密麻麻。

离开长办设代处，已是下午三点钟了。徐迟和我又在工地上行走，继续躲开车辆机械，在土块和石头中跳跃着行进。我紧紧跟着他，准备随时扶掖他，可他一次也没歪倒。他走在我前边，还指给我看，那些被挖掘被炸掉的土堰，叹气说：那是十万民工的汗水啊！不讲科学怎么行呢？

我们晚饭前回到招待所，晚上我去看望我的一个叔辈汪朝东，他也在长办设代处当工程师。徐迟晚上被葛洲坝报社的社长齐克接去了，齐克是老省文联的干部，他与徐迟熟。

我陪徐迟在招待所住了三个晚上，四月七日，我从宜昌码头上了江峡号轮船，前往重庆。船上的大副石若仪说，毛主席曾三次坐过江峡号。徐迟一个人在宜昌呆了几天后，回了武汉。

一九八二年三月，徐迟写的葛洲坝枢纽工程的报告文学《刑天舞干戚》完成，在当年五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并获得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全国报告文学奖。徐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结晶》的后记中说：“《刑天舞干戚》是八二年春天写的。这篇报告文学有多年积累，还写了五个多月。这篇文章写得比较保守，不够现代化，自己不很满意，虽然写现代化工业，不可能没有现代化笔触，但比较谨守着现实主义的手法，看来没有写好。”

徐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好严格。

☉夜访创作室事件

我将这件事说成事件，是因为湖北文艺界在文革后期发生这样的事，确实是一件不小的事。我的日记记载，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晚上，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看望徐迟与黄声孝，我和沈毅参与接待。

朱洪霞原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夏邦银原为汉阳轧钢厂工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九届、十届中央委员；胡厚民原为武汉铸钢厂工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这三个工人造反派出身的显赫人物，没与湖北省文化局与湖北省文艺创作室两级领导打招呼，夜访徐迟与黄声孝，他们是要干什么呢？

黄声孝是宜昌港务局的码头工人，也是著名的工人诗人。他的诗句：“我是一个装卸工，万里长江显威风，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是名句，江青抓的革命样板戏《海港》中有两句唱词：“装卸工，左手高举粮万担，右手托起千吨钢”，应是蹈袭他的诗句。徐迟与黄声孝交谊很深，在六十年代就亲自辅导黄声孝写诗。黄声孝的文化水平不高，他的诗句有气魄有奇想，他将这些如珍珠般的诗句用蚕豆大的字写在一张大纸上，得靠别人帮他用线串起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黄声孝的长篇叙事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这是徐迟与他一起谋篇布局，告诉他如何用诗句写人物，如何结构，如何抒情而写成的。长诗的封面题目，是徐迟亲自题写的，那是徐迟特有的书法，隽秀而柔韧。黄声孝在文化革命期间，被一些人利用，经常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诗歌，配合形势，颇有影响。其实黄声孝当时的许多诗歌，是编辑给他打电话，让黄声孝在电话里说几句，编辑就帮他写成了，重要的是借“工人诗人黄声笑”（文革中黄声孝曾更名黄声笑）这个名头。后来黄声孝调到长航创作组，住在汉口的长航招待所，那些要借用他名字来发挥战斗作用的报刊就更方便了，到招待所给他打个招呼，第二天报纸上就能见到“工人诗人黄声笑”的诗了。

文革开始后，文联作协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遭到解散，人员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九七三年，在武昌紫阳路（现在的张之洞路）二一五号挂起了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的牌子。创作室陆续从干校调回一些文艺干部，有《湖北文艺》编辑部，即文革前的《长江文艺》编辑部；有音乐组，即文革前的音乐家协会；有美术组，即文革前的美术家协会；还有文学组，即文革前的专业作家。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相当于文革前的文联，但级别是县团级，隶属于湖北省文化局领导。徐迟在文革开始后就全家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到他年届六十岁时，有关部门通知他退休，但后来他又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上班。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他高兴。

武昌紫阳路二一五号是个很小的院子，院子里有前后两幢楼，前幢楼两层，一正楼带两厢楼，呈U字形，办公；后幢楼三层，住人。徐迟到创作室报到后，在前幢楼一楼的右厢住两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房子，单位还在二楼办公室边腾了一间屋给他做书房。徐迟回来时，除了老伴陈松外，小儿子徐健、小女儿徐音都回来了，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家的厨房在楼梯拐角处。

徐迟回到创作室时，分到创作室文学组。文学组由沈毅负责，当党支部书记。文学组原来有作家碧野、辛雷、洪洋，现在又增加了徐迟。徐迟到了创作室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黄声孝把《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二部第三部写出来。第二部文革前已经写成，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文革开始就放下了（《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二部在徐迟的帮助辅导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六月出版，书名仍由徐迟题写，徐迟还写了篇后记）。徐迟看到了黄声孝被某些人利用，把他作为政治的工具，心里很不安。徐迟向创作室党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帮助工人作家同时也向工人作家学习，这无疑很适合当时的文艺方向。创作室党委很支持徐迟，同意了他的方案。于是黄声孝就从汉口长航招待所搬到武昌紫阳路二一五号，住在前幢楼二楼右厢的一间客室里。我是一九七三年十月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湖北文艺》编辑部当诗歌编辑的，当时住在二楼一间六平米的水管房里，紧邻徐迟的书房，离黄声孝住的客房也很近。徐迟辅导黄声孝修改长诗时，有时我也在场旁听，他很细心，肯定黄声孝的句子，告诉他如何打磨，如何围绕人物来抒情叙事。具体细致的辅导后，黄声孝房间的灯光有时彻夜不熄，他趴在稿纸上，精心地创造他的诗句。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的那个晚上，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到创作室时，还不到九点。我当时正在斗室中看书，沈毅找到我，说朱洪霞等人突然到创作室来拜访徐迟与黄声孝，让我到门房陈师傅那里提两瓶开水，到黄声孝住的客室去帮助招待。我从门房提了开水上楼，进了客室后，看到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坐在客室里的床沿上，徐迟与黄声孝坐在椅子上，沈毅用我提上来的开水洗杯子，我帮沈毅泡茶。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当时都是四十来岁，看上去也并不趾高气扬。他们在徐迟和黄声孝面前，倒也谦和平常，大约他们都是工人出身，心里还存有对文学的那份尊敬与热爱。朱洪霞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当工人时，就是个业余作者，写过不少诗。现在回忆，他们当时主要是问候徐迟与黄声孝，问了《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的创作情况，说了下文学要正面歌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问徐迟与黄声孝在创作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告诉他们，他们愿意尽力帮助。徐迟当时回答说，没有困难，他和黄声孝一定会把长诗改好，歌颂工人阶级。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离开创作室时，大约是十点钟，他们在创作室呆了近一个小时。

朱洪霞等人夜访徐迟黄声孝，知道的人并不多，徐迟黄声孝也并没把这件事当做多大个事，那段时间，黄声孝还是改诗，徐迟有空就去黄声孝的客室或者到我的斗室里聊天，谈诗，谈读书。徐迟说，老黄的笔头这些年写坏了，大而空的东西太多，是被某些人引导坏了的。我文革前就盯准他，要把他引上扎实的创作之道，你看现在，他变了。我一定要把他拉回来。当时我想，徐迟是不愿意让黄声孝的创作之路变歪的，他是在真心地帮助他，把这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自从黄声孝搬到紫阳路二一五号后，那些想借用他的名字当工具的人，就很难得逞了。写什么东西，黄声孝会给徐迟说，徐迟往往就以要抓紧修改长诗为借口，不让黄声孝写那些配合政治事件的表态诗与战斗诗。

一九七六年十月，随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的垮台，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随着结束。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全国各地都在清理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爪牙的反革命罪行。湖北的清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属于四人帮在湖北的爪牙，当然在清理之列。据我的日记记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党委与驻室工宣队找我谈话，询问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五月夜访创作室的情况。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谈了些什么？你们受了什么影响？我说，他们好像没谈什么，主要目的是看望徐迟和黄声孝。他们说要写文化大革命，写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我就这么实事求是地很简单的回答了他们。第二天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创作室党委副书记徐寿基与工宣队程师傅把徐迟、沈毅和我（黄声孝回宜昌去了）找到一起，还是谈朱洪霞等人来创作室的事情，我们几人说的情况是一样的。徐迟说，我们要实事求是，他们没谈的，我们不能编造，他们说了的，我们也不会隐瞒。最后商讨的结果是要写一篇揭发材料，与四人帮联系起来。徐迟和沈毅要我写，我是年轻人，又是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他们觉得由我来批判比较合适。当天晚上，我到徐迟的书房找徐迟，问这材料怎么写？徐迟说，很好写。就说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鼓吹写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就是要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阴谋。朱洪霞他们夜访创作室，也鼓吹写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秉承了四人帮的衣钵，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决不答应。我从徐迟书房出来回到斗室，连夜写了篇《一个政治大阴谋》的材料，交给创作室党委书记刘文谌、党委副书记徐寿基看了。第三天即十一月十日，湖北省文化局系统在湖北剧场召开全系统批判四人帮大会，刘、徐二书记要我上台代表创作室发言，我就照稿子念了一遍。现在看来，我在徐迟指导下的揭发是苍白无力的，实际上就是口号，就是大家都说的一些事情，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当然我也编造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第四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创作室机关召开批判四人帮大会，我写了篇《摘下红帽子砸烂狗头颅》的稿子，在会上又发了一通言。我这天的日记写着：“两天发了两个言，昨天的发言稿被文化局的一个什么人拿去了，今天的发言稿做急用的包装纸。” 现在想不起来那是做了什么包装纸。

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夜访创作室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徐迟对我在这件事情的处置方法是满意的，我也得到了他的指导。

这件事带来的唯一后遗症是，一九七六年，湖北省文艺创作室评选我为湖北省文化局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报到省文化局之后，没有被通过，原因就是朱洪霞等三人夜访创作室时，我在场。

若干年过去，朱洪霞、夏邦银在服完了刑期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有关部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问题。而胡厚民则在服刑期间去世了。

☉《哥德巴赫猜想》前后

徐迟一九三三年十九岁第一次发表作品，一九六六年三日十九日《羊城晚报》发表组诗之后，接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九七六年《湖北文艺》五期（九月出版）发表《“诗言志”——回忆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毛主席给作者题词》，这中间有十年又六个月，他一个字都没发表过。综观徐迟之前的创作，还有翻译作品，虽说没有什么轰动效应的作品，但他的诗写得现代隽秀，他的散文写得诗意盎然，他的特写与报告文学充满了激情和时代气息，他的小说内蕴丰厚，他的翻译作品信达传神，徐迟毫无疑问是个文学通才，堪称大家。

作为大作家的徐迟，在文艺圈子里无疑受人尊敬，人人知晓，但在社会各行各业人群中，他们平时不接触文学，却不知徐迟是何等人也。徐迟成为那个时候国人尽知的人物或说大师，是在一九七八年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徐迟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随即各地方的大小报纸纷纷转载。一时间，凡能读书读报的人，无人不说陈景润，无人不议1+1那数学上的皇冠，无人不知有个大作家叫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犹如一声春雷，响彻一九七八年春天的神州大地。徐迟火了，徐迟热了，徐迟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奇迹。徐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关注，徐迟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与敬仰，机关团体，大中小学校纷纷请徐迟做报告，报纸杂志找徐迟约稿，出版社争着出徐迟的书，一些科研部门请徐迟去写他们的科学家。徐迟忙坏了，徐迟招架不了，徐迟坐飞机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徐迟做报告，听众挤爆礼堂。

可是徐迟在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在文艺圈虽说受到尊敬，但在非文艺圈、在社会上，甚至在官场，他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一九八四年十月，湖北省新闻出版系统在黄石海观山宾馆举行全省新闻行业的记者编辑职称培训考试，通过考试者即可参加职称评定。参加培训的报刊社人员有一两百人，其中有不少年龄较大且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为了获得一个正高副高的职称，也屈尊参加培训学习。我当时和一批同事也参加了培训。十一月二日中午，黄石市委市政府举办宴会，招待全省各地前来参加培训的人员。会务组给每人发一张宴会券，粉红色的纸印成扑克牌般大小，参宴者凭券入席。我那段时间真没好好学习，写了一二十首诗，与黄石文学界的朋友李声高、龚去浮、胡海波等经常聚会，喝酒谈诗。反正考个七十分，通过资格绝无问题。这天刚好胡海波到宾馆找我聊天，谈到凭券参加宴会的事，胡海波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绘声绘色。胡海波是大冶钢厂宣传科干事，写报告文学、散文与诗歌，是个诚厚温和的人，是个可交朋友的人。胡海波当时说这个故事可能是见景而生回忆，随便说说而已。但我听后却哭笑不得，久久无语，而且终生难忘。

大约是一九七七年七、八月间，徐迟一个人到了黄石，也住在海观山宾馆。徐迟喜欢往下面跑，不愿久呆在城市里，他说下面有新鲜空气，有新鲜事物，可认识新的朋友，听到新的故事。徐迟到黄石，时任黄石市文艺创作室主任的李北桂一手接待，胡海波参与陪同。李北桂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写了黄石市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贼狼滩》，曾得过徐迟的教诲，后来担任过黄石市文联主席、市委宣传部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北桂和胡海波对徐迟尊崇有加，安排徐迟到大冶钢厂参观，走访华新水泥厂，走访源华煤矿，考察汉冶萍旧址，踏勘古铜矿遗址铜绿山。

那时间，海观山宾馆正在开一个黄石市的科技大会，那天会议闭幕，中午举办宴会。李北桂是会议参与者，离不开身，就让胡海波陪同徐迟，黄石市创作室司机小张开车，去铜绿山看遗址，并叮嘱他们中午赶到宾馆参加科技大会的宴会。

但是李北桂没想到那天中午参加宴会要凭券，当会务组工作人员把他和小张的宴会券给他时，他才想到俆迟和胡海波中午要回宾馆吃饭，而且他对他们说过是参加宴会的。李北桂当即就给发宴会券的工作人员说了情况，工作人员说这券是按名单人头发的，你想多要就去找会务组长，并告诉他会务组长的房间号。这李北桂平时不求人的，身上那种文人的清高是免不了的。但为了徐迟，他决定去求人了。

李北桂找到会务组长，对会务组长说省里来了位老作家，正好住在海观山宾馆，能不能给两张宴会券，请老作家和陪同人员一起参加宴会。

那会务组长是市委或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对李北桂也熟，但对文人一贯看不起，不就写点小说诗歌的么？凭什么那样清高不愿理人。呵，今天你求到我了，想去讨好省里的老作家，不就是关系户么？老子就不给券，看你怎么样？

那会务组长脸上皮笑肉不笑地对李北桂说：李主任，按说两张宴会券，小事一桩，但我不能给你。如果我给了你两张，张三也来要两张，李四也来要两张，那不就乱套了么？这参加宴会的人员名单，是市委领导圈的，我没权力决定。要不你去找找石书记（我就用黄石的石做他的姓） ，他在某号房间，让他批准吧！

会务组长给李北桂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李北桂气得无话可说，扭头就离开了会务组长的房间，心里骂一句狗东西。他决定不就此罢休，找石书记就找石书记，不信就弄不来两张宴会券。

李北桂找到石书记的房间，敲了敲门就进去了。石书记正在看科技大会的闭幕词讲稿，待会他要在会上念的。石书记从讲稿上抬起头，问：北桂同志，有事么？

李北桂说了老作家徐迟来黄石深入生活，住在海观山宾馆，石书记能否抽时间见一见，中午顺便让老作家参加宴会，也算是石书记对我们创作室工作的支持。

石书记站起身，在房间里走动了一下，问：这徐迟是什么人，写过些什么作品？

李北桂说： 徐迟在四十年代就有名了，解放后写诗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代表作有《美丽·神奇·丰富》、《祁连山下》、《一桥飞架南北》等，在国内享有名望。文革中下放、进五七干校，才解放不久，正在搜集材料写新的作品。

李北桂一口气将徐迟做了介绍，生怕石书记不了解。石书记显然不了解，既没听说徐迟这个人，也没读过徐迟的作品。

石书记在房间里又走动了几步，皱了下眉头说：北桂同志，我看就算了吧，这科技会闭幕忙，我对这位作家也不了解，我就不见了，你接待一下就行了，好么？

李北桂只好从书记的房间里出来，气得直哼哼的。十一点半钟，司机小张开着车把徐迟和胡海波送回宾馆。胡海波陪着徐迟在房间说话，小张到李北桂的房间说：这徐迟老头了不得。他的风度、谈吐、学识的渊博都令小张这个小青年折服了。李北桂不听小张说徐迟，只说让他中午到外面找个好酒店请徐迟吃饭。小张问：不是一起参加宴会么？李北桂摇了摇头，把上午做的努力碰的钉子说给小张听。小张一听，大骂这些狗东西，有眼不识泰山。小张说：李主任，你先去陪陪徐老，将我的宴会券给我，我一定给你弄回两张券来。注意，我不回来你们不要出房间，你们去吃饭会晚一点。

小张从李北桂手上取了一张宴会券，没等李北桂说什么，就匆匆走了。李北桂只好到徐迟的房间，和胡海波一起陪徐迟说话。小张果然在半小时后来到徐迟的房间，交给李北桂两张粉红色的扑克牌大小的纸券，说，这是徐老和胡老师的宴会券，你们快去吧，现在人不多。

胡海波的故事讲到这里，才开始给我揭谜底。原来小张拿了自己的宴会券后，找了一张人不熟的桌子坐下来，把券往桌上一放。别的人也学他样把券放到桌上，他就把大家的券收到一堆，在收的时候他故意把券散落在地上。他赶忙蹲下捡宴会券，顺势把两张券塞进了他的凉鞋里。服务员每桌收宴会券，手里抓了一大把 ，收到小张这桌时，小张主动把一卷宴会券交给服务员。那服务员连说谢谢，哪里还去数哩。小张在半个小时内吃完饭，推说有事先走，赶到房间给徐迟和胡海波送他藏在凉鞋里的两张宴会券。

半年之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隆重发表，国人尽知徐迟和他的报告文学。黄石的石书记读了《哥德巴赫猜想》后，感动不已，他很想结识一下这位著名作家。石书记打电话给市文艺创作室的李北桂，要李北桂把徐迟请到黄石来，他要亲自作陪，让老作家来写写黄石。李北桂只能答应，他能说徐迟半年前来黄石他当书记的不愿见的事么？李北桂一直没请徐迟到黄石，石书记后来再问，李北桂就说徐迟太忙，安排不过来。石书记只好遗憾了。

胡海波讲的故事，我后来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苦笑》，发表在大连的《海燕》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上。小说中我把徐迟的名字改成了余天，其他人物也未用真名。徐迟一生宠辱不惊，得意不忘形，失意不自弃，在他生前，我有多次机会可对他讲黄石宴会的故事，但我终究没说，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

☉一首新婚贺诗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我老大，下面有六个弟妹，脱贫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一九七九年元月底，我与我大学中文系低一届的学妹刘惠芳结婚，可说是简单朴素，组成了一个十分贫陋的家。我当时到《长江文艺》当诗歌编辑已经六年了，结识的许多朋友与老师听说我要结婚，而且家在乡下，爱人家也比较困难，都纷纷给我们送礼物。有的送一对枕巾或是桌布窗帘，有的几个人合伙送床单，有一个朋友送了只床头柜，机关里的人每个人出五毛钱，给我们买了锅碗水壶水桶开水瓶。有份最大的礼是诗人何帆和工人作者叶永义送的，他们送了五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呢，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才三十六元。回忆几十年前的这些往事，我心里总有温暖在涌动，我会久远地记住这些给我友谊和关爱的朋友。

但是在我结婚时给我送的最珍贵的礼物的人是徐迟，他送的礼物不是金钱，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的产品，传世的珍物。徐迟送的是一首新婚贺诗。

徐迟先生的诗写道：

祝贺你们开始了，

共同的幸福生命，

这新的历史时期，

开启了远大的前程。

爱情越久越可贵，

要有互让的精神，

还要付出很大智慧，

以培育将来的人。

不要为了家庭的温暖，

忘记了对社会的责任，

强盛的社会还原，

为无上幸福的家庭。

书赠刘益善刘惠芳同志

徐迟一九七九年元月

徐迟平时很少写毛笔字，这次他是用毛笔将诗写在一张两尺余长一尺余宽的宣纸上。他的毛笔字与他的钢笔字很相像，流畅清逸俊秀，笔画痩而有筋，是一幅诗与书法都极佳的作品。毛笔题的贺诗后面，还钤了一方徐迟的印章。我和我爱人得到这幅贺诗后，高兴异常，忙托人裱装了一下，镶在玻璃框中，挂在我们新婚的家里。这首诗简短明了，充满了一个长辈诗人对年轻人的祝贺与希望。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把爱情与培育后代，把家庭与社会作了非常完美的阐述。短短的十二行诗句，给了我们一种咀嚼不尽的美感和体悟不绝的人生内涵，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好好做人的情感。大诗人毕竟是大诗人，随手写来，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种时代里，他的诗没有那种政治口号似的说教与帮气，是一种真正的诗。许多到我家里看到这幅贺诗的人，无不称赞这诗的隽永与珍贵。有个写诗的朋友，到我家玩，看到这首诗，悄悄地记下来，写了一篇文章，在一家生活类杂志发表，被我看到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没经过我们的同意，他怎么能擅自披露出去呢？现在想来，觉得大可不必。那朋友也是见诗好，披露出去，让更多的人分享。

我和我爱人把徐迟的这份贺礼作为镇家之宝珍藏起来了。几十年了，我们经常想着徐迟在诗中对我们的希望，不敢忘记我们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做事，踏实做人，与人为善，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的家庭也很稳定，夫妻二人也能说是相亲相爱，真正体会到了“爱情越久越可贵，要有互让精神”的真谛。有时两口子吵一下，想到“互让”二字，也能很快和好。我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先到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后来回到武汉，在一家化工设计院工作，已是高级工程师了。应该说在培育后代的问题上，我们也是按徐迟先生在诗中的要求做的。

二○○五年，我们儿子结婚，我请人将徐迟的这首新婚贺诗放大，PS成一幅大照片，把儿子和儿媳的新婚照合成到诗下，放在婚宴的现场，并在婚礼中朗诵了这首诗，作为父母转赠给两个新人的礼物，得到宾客们的夸赞，既赞徐迟的诗好，也赞我们的创意新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敬爱的徐迟先生飞升天国，我和我爱人深感悲痛，站在徐迟给我们的贺诗前久久哀悼。徐迟先生，您在一首小诗中对一对年轻人的希望与祝福，这对年轻人记住了。如今这对年轻人已经不年轻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工作，都是按您的要求去努力做的。他们没有辜负您的希望，他们祝您在天国平安！

徐迟先生的一幅新婚贺诗，我们将永久珍藏。

（责任编辑：龙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