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列文的幻境

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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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俄国当代作家维克多·佩列文，无法避开的是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

一九九一年红色苏联的轰然解体，让俄罗斯文学失去了整体选择的价值认同。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扑面而来的、多样的价值层面上的渐行渐远。剧变后，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眼见国内愈演愈烈的普遍否定之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清算，竟匆忙得出如此结论：当前俄罗斯没有文学。这无异于一则耸人听闻的讣告，而诈死之物便是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颇深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价值变换、体系颠覆的社会和历史时期，即我们所熟知的东欧剧变，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波所致。西方后现代主义善于表达人类精神的苦难，善于以非理性挑战“绝对而普遍的真理”，善于破坏性地颠覆过去时代的精神文明，这对处于迷茫、困惑中的俄罗斯作家来说，恰似雪中送炭。后现代主义在俄国“文学失语”中趁隙而入，继而星火燎原。它向传统宣战，高呼消除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影响，给文学以绝对的自由。自十九世纪起便存在于俄罗斯文学中为其民族所特有的传统，即教诲民众、干预现实的使命感和呼吁人道、宣扬理想的道德感，在此潮流中骤然退而蛰伏。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分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可谓独树一帜：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普遍反抗，俄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目标不同——它针对的是一整套社会政治体制，是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对者出现的，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对抗。

而佩列文便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浪潮中的一波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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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奥列格维奇·佩列文是当代俄罗斯文坛唯一的“畅销”严肃文学作家，更被欧洲文坛誉为当今最富才华最具创造力的青年作家之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佩列文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军人家庭。他一九八五年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后，于一九八九年考入著名的高尔基文学院，但未毕业。作家坦承，文学院的学习未给予他任何东西。但在此期间他先后在《神话》、《面对面》、《科学与宗教》等杂志工作，翻译了不少美国人类学家卡洛斯·卡斯塔乃的人类学著作，并接触了老庄东方玄学。

一九八九年佩列文发表了自己处女作《巫师伊格纳特和人们》。一九九二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蓝灯》，该书起初并未获得评论界的注意，但随后获一九九三年小布克奖和一九九四年国际出版大会奖以及金蜗牛奖。同样是一九九二年，他的中篇小说《奥蒙·拉》在乐于刊登先锋文学的杂志《旗》上发表，引起文学评论界的注意，并获得布克奖提名。同年四月，他的长篇小说《昆虫的生活》也在该杂志发表。一九九六年，佩列文的长篇小说《夏伯阳与虚空》出版，轰动俄罗斯文坛，评论界将之称为俄罗斯第一部禅宗小说，小说获一九九七年朝圣者奖，并于二○○二年被世界最负盛名的国际IMPACT都柏林文学奖提名。一九九九年长篇小说《“百事”一代》问世，在世界范围内热销三百五十万册，并获得了一系列奖项。沉寂四年后，佩列文在二○○三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过渡时期的辩证法》，小说获二○○三年安德烈·别雷奖提名，并获得二○○四年国家畅销书奖。二○○六年，佩列文的长篇小说《V帝国》出版，获俄罗斯“巨著”奖提名。二○○九年，作家的长篇小说《t》出版，并获得第五届俄罗斯“巨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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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最显要的特征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对于解构主义概念本身，解构主义主要理论家都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对于此学说的持续时间有不同说法，其中有一说是指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九○年。目前，在哲学、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他们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由于它是由多重艺术主义融合而成的派别，因此要为解构主义进行精辟且公式化的解说是无法完成的。若以单纯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最早出现解构主义的是哲学和建筑学。排斥“整体”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是解构主义的特点。

解构主义本身即是解构的，去中心化的，任何为其划定边界的精准定义都是背离解构主义主旨。特立独行的佩列文更是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流派，他将自己的风格命名为“透平现实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佩列文小说中大量的对传统经典和权威的解构、戏谑和互文，对现实真实性的否定，以及时空变换、现实幻境交错的创作手法，应当归类入当代通行的解构主义，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结合了传统与后现代性的特殊解构主义。

同所有当代俄国后现代派作家一样，佩列文在其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对解体的苏联制度及其领袖、权威、偶像进行讽刺和戏谑。在《蓝灯》中，他将列宁称为“躺在红场上的死人司令”；在《下冻原》中，他将莫斯科河描绘为一条“冰封的血河”，将一座废弃建筑前的列宁雕像成为“一座单手伸向前方的当地保护神的塑像”；在《睡吧》中花费大量辞藻来揶揄苏联式会场百态；《奥蒙·拉》将整个苏联航天事业描绘为一个骗局；在《夏伯阳和虚空》中充斥着对历史小说《夏伯阳》的戏仿，将历史战斗英雄夏伯阳塑造成了一个高深的神秘主义者，将原作者富尔曼诺夫放进小说并使之成了一个阴谋家，夏伯阳在车站对士兵的动员讲话更是用原作中的其他对话拼接而成，明显让人觉得风马牛不相及。

区别于一般俄国后现代派作家，佩列文没有完全否定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他不像索罗金等后现代作家，将其一燃而尽，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佩列文本人曾说过：“俄罗斯文学中有许多传统，无论你怎样唾弃，都必定会继承某种传统。”他的作品中没有赤裸的性爱场面，没有血腥的凶杀，批评家阿扎多夫斯基说：“佩列文……是一个文明人，佩列文和索罗金的区别正在与此。佩列文在思考如何用文明的方式表达自我，同时又不脱离读者观念中的传统文学。”他笔下的角色大部分可辨善恶，有自己对真善美的评判标准。例如《夏伯阳和虚空》中追寻终极真理的彼得，《妮卡》中渴望爱情的“我”，《奥蒙·拉》中热爱科学向往自由的安德烈，《睡吧》中求知若渴的尼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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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解构经典，佩列文更擅长的是塑造幻境。佩列文小说最大的特点便是现实和幻境的对立与统一，但是区别于一般对立统一，他小说中的幻境更多地占据了统治地位，进而统一了现实。他笔下的主人公或多愁善感，或初出茅庐，或意志力薄弱，酒精、幻药、毒品对于他们来说不可抗拒，进而轻易地达到不省人事的地步。意识由清醒转为迷糊，故事情节也由现实转向梦中，或者幻境之中，但这并不是止尽，在梦境幻境中，主人公往往再次失去神智，而发展出梦中之梦，幻中之幻。

佩列文小说中的幻境，主要分为三类：梦境，幻觉，幻境中的幻境。

研读佩列文小说的梦境场景，首先不能忽视的就是短片小说《睡吧》——小说的绝大部分主要内容都是梦。主人公尼基塔在哲学课上昏昏欲睡，在为自己未能用功学习懊恼时，他发现周围的同学其实都在做梦，只是手法都比他聪明的多——左手虎口支着额头，这样脸就看不到，右手藏在左手肘后面，这样就分辨不出是否在记笔记。尼基塔尝试了一下这种姿势，发现睡眠质量立刻得到改善。如果说以前他的神智严格区分睡眠和清醒，那现在这两种状态结合了——他睡着了，却并不是两眼一黑的彻底睡着，这感觉像是早晨的回笼觉，任何思维都轻易化为脑中的彩色影片。在这种新状态下听课做笔记都更加轻松——只需让手自己动起来就好，让老师的呢呢喃喃直接从耳朵传到手上去，完全不经过脑子——而在以前，尼基塔要么刚刚睡醒，要么昏睡而落下整节课的内容。他在梦中逐渐来回平衡着这两种状态，到了某一阶段甚至掌握了如何分出自己意识的极小一部分去关注和回应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人类能在此种技巧上达到怎样的高度，老师给出了示范。如果不去注意，尼基塔怎么也想不到他也睡着了。老师习惯性地紧紧侧靠在一人高的讲台一面，不时翻转到另一侧，背对教室而面对黑板，偶尔无精打采地将手挥向板书已编号的前提条件，来为自身无礼的姿势脱罪。有时老师会翻身仰卧，将后脑勺枕在讲台的松木镶边上，这时他的话语会缓慢下来，观点主张变得自由散漫，让人又惊又喜。就这样，他学会了睡觉的同时和人打交道的功夫。可以边做白日梦边听课、吃饭、乘车、和同学说笑、和父母聊天。但在发现身边每一个人都处于这种状态后，他萌生了强烈的交流焦虑，希望找个清醒的人好好聊聊梦境。一天晚上，在一次准备不充分的尝试中，他招惹了一个疯女人，引来了两个治安联防队员的关注，一番交流后，和两人喝起了伏特加。故事情节在此处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酒醉后的尼基塔回到了真正的现实，看到了真正的自己，一个有家室有事业的秃顶中年男人，此前一切不过一场黄粱美梦。文学作品中梦境可谓并不少见，但佩列文将“并不知晓自己是在做梦，直至最后一刻”这一条件置于其上，使得小说中的梦境相对于现实具有了压制地位，为解构现实埋下伏笔。

短篇小说《蓝灯》的题目佩列文作为自己小说集的书名，可见作家对其的喜爱。《蓝灯》更像是一篇儿童文学，只不过是恐怖版的儿童文学。夏令营的男生宿舍里，不肯睡觉的孩子们争相讲着恐怖故事，从一开始故事便涉及如何界定生死的哲学问题，显得十分沉重。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最后一则关于黑兔子的故事：夏令营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副黑色敲鼓兔子的画，但两只脚爪被钉子钉住了，路过的好奇小女孩将钉子卸下来，黑兔子便开始敲鼓，鼓声让所有人立刻进入了梦乡，他们梦见自己午睡醒来喝下午茶，参加营区活动，然后从夏令营毕业，各自回家，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但实际上，众人一直在兔子的鼓声中昏睡，不曾醒来。佩列文借用孩子口述，用一则恐怖的童话故事解构了一切现实，让人不得不怀疑生活是否存在于一只黑兔子鼓声带来的梦境里。

服用幻药的情景在佩列文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无论是高级的可卡因、吗啡，还是低级的蛤蟆菇、天菇，甚至降压药，并且这些幻药还总是被伏特加送入小说人物的腹中。《下冻原》中，巫师宋蛤蟆妄称自己前世为帝，被皇帝辕蒙强行灌下大量致幻的天菇，在药力作用下，宋蛤蟆的精神回到了前世，并且作用于现世的肉体，大声狂吠，四处咬人，一切证据都表明他前世不过是一只哈巴狗。但不久，皇帝本人为对抗奔袭帝都而来的宋蛤蟆，也不得不服用了大臣为他调制的天菇幻药，前往朝觐北极星君问救国之策，不想却堕入了当代俄罗斯。他因穿着华丽而被歹人盯上，又饮下掺有降压药的伏特加，却因祸得福，在幻觉中得见北极星君，又在星君得点拨之下悟出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觅得平叛之法。

佩列文的小说中常出现的时空坐标有三个：现实、幻境、幻境中的幻境。而由于佩列文的创作意图是解构现实，否定现实，将现实虚幻化，实际上作家本人是将幻境作为了坐标原点，而现实与幻境的幻境则各居原点两侧，呈现三点一线的结构。因此，在佩列文小说中与现实同等地位的幻中之幻四处可见，出场率不输于现实场景。在《睡吧》中，佩列文特地描绘了一个“梦境是不可言说的”现实：大学生尼基塔在思忖与他人讨论梦境的可行性时，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来到一个雄伟的拱顶回廊，装潢精致，地上铺有红地毯——典型的会议场景。他顺走廊而下，被请进一个会场，大会议桌前围坐一群上了年纪的干部，激辩着梦境是否可以拿出来讨论，却被在座官阶最高者粗暴打断，他提议成立一个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先闭门磋商讨论梦境可能造成的后果。众人退出会场在回廊等候，少顷会场内传出异响，众人撞门而入发现三人专门委员会因为商议梦境事宜而化成一摊清水，正当惊愕之时，三人却穿着桑拿装束从外面走进来，并笑称以此警戒那些想讨论梦境的人。作者以惊人的荒诞解构了权威人物，同时为“梦境是不可言说的”这一论点下了定论。但偏偏尼基塔对此结论不买账，硬要找人交流梦境，他来到远郊，先和一位在梦中捻臭虫的老人谈论他的梦境，紧接着又向一位精神失常的妇女逼问她的梦境，惹来了治安联防队员。也因为触犯了这一禁忌，带来了不可预料的后果——尼基塔梦醒了，原来之前的大学生生活都是虚幻的梦境，真正的他只是一个被日常工作和家庭生活压榨到麻木的中年秃顶男人。

一般来说，小说的虚构存在两种情况，“对于现实的虚构和对于虚构的虚构”。自然主义小说在虚构时尽量写实，现实主义小说在虚构时力图仿真，而佩列文所属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则野心勃勃地对虚构进行虚构，甚至在虚构中虚构虚构。佩列文对于梦、幻觉、梦中的幻觉、幻觉中的梦、梦中的梦等等场景的灵感源源不绝。几乎每部作品他都会将幻境塑造作为重要表现手法，无论是解构现实，还是构造世界，幻境成为佩列文手中最易加工，也最得心应手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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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列文创作幻境存在这几种典型的创作范式：以神话塑造幻境，以宗教塑造幻境，以致幻剂塑造幻境，以梦塑造幻境。

佩列文在短篇小说《希腊方案》中，海量运用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描写了一个试图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复辟古希腊生活方式和信仰的疯癫金融寡头——瓦吉克·库德里亚夫采夫。他桌上始终摆着古希腊典籍，且常常翻阅；办公室中的装潢全是重金购得的古希腊雕塑；他将自己女儿负责的信托基金命名为“阿卡迪亚”；他半夜将银行雇员从家中押到会场以庆祝酒神节；在信托基金倒闭时，他穿戴成古罗马皇帝的样子，向前来讨要说法的人群挥洒印有自己头像的银币；甚至将自己的婚礼布置成为全希腊式的，无论是典礼仪式，还是宾客装束，还是宴席菜肴，以至于最后天遂人愿，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降临婚礼，他化身为《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将新郎以及全体宾客悉数击杀，只留下向他祈祷的新娘。佩列文虚构了一个怪癖而富有的寡头，而寡头为自己虚构了一个古希腊式的生活，一个幻境，但叶公好龙的幻境成真时，这古希腊幻境中的虚幻神明竟然显露真身，击碎了寡头的幻境，更击碎了幻境所依托的现实，让现实和幻境的碎片混淆一片，真假莫辨。

在《奥蒙·拉》中，佩列文则借用了古埃及神话元素。首先就可以注意到，奥蒙不是典型的俄罗斯名字，拉也并不是典型的俄罗斯姓氏。拉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而奥蒙原是埃及的一位地方神，在底比斯法老统治时期被认为和拉神合为一体，成为诸神之神，众神之王。他的形象是一只鹰隼。奥蒙将拉神的名号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是因为拉有着鹰的头部，而鹰又象征着苏联的航空航天英雄，暗示了奥蒙向往光明和自由。小说将苏联的整个宇航事业及其舆论宣传描写为一个巨大的骗局，所谓的宇宙飞船不过是在隧道中行驶的列车，所谓全能的宇航员不过是被砍下双脚以便控制的不健全的人，所谓登月行动不过是几位残疾“宇航员”在地下列车中完成象征性的任务后开枪自杀。目的在于使美国相信苏联具有强大的国力，同时蒙蔽国内民众。小说中奥蒙被航天员大队的教官卸去了双脚，成为残疾，成为虚假的苏联航天事业的牺牲品。乍一看，仿佛是拉神不敌苏联国家机器，但实质上，是古埃及神话粉碎了苏联意识形态——奥蒙从幼年崇拜宇航员，到怀疑苏联航天事业，到敌视整个国家机器，并最终导致了他违抗自杀指令，独自消失在没有尽头的地铁隧道中。同时我们看到，奥蒙看似粉碎了苏联官方的弥天大谎，穿过迷雾看到了真实的现实，但却选择了避开现实，遁入虚空之中。

《“百事”一代》中，作家则引入了古巴比伦神话。古巴比伦的自然与丰收女神伊什塔尔，和巴比伦通天塔在小说中是一条暗线。主人公塔塔尔斯基首次游历幻境是在第一次喝过蛤蟆菇茶后，他的话语变得支离破碎，仿佛是《圣经》情节的翻版——耶和华惩罚人类修建通天塔而让本来统一的人类语言变得混乱。但当他顺着螺旋上升的坡道来到塔顶后，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灵感，这让他在广告业平步青云，仿佛是找到了统一的人类语言一般。在他服下烈性毒品“巴比伦邮票”后，他第二次进入幻境，见到了巴比伦塔和地狱的看门人，在交谈中明白了广告业控制大众意识的真相。第三次进入幻境是他服用了大量蛤蟆菇和伏特加后，他再次来到巴比伦塔顶，并在这里进入了梦境，在幻境中的梦境中，他被带到巴比伦塔底，在金色房间中完成了与伊什塔尔女神的神圣结合，成为了她在人间的代言人和传媒业的王者。前两次读者尚且可以辨认现实和幻境的边界，而第三次幻境已然是一片混沌，孰真孰假不再可辨，也不再重要，塔塔尔斯基已经完成了最终的蜕变，从最初有着崇高追求的文学青年变为彻头彻尾被物质操控的躯壳，幻境再次击败了现实。

佩列文早年研究东方宗教和老庄玄学的背景，使得宗教元素成为他作品中幻境场景的又一大来源。《下冻原》中，佩列文尝试了将道教、中国宫廷与当代俄国进行混合。元朝皇帝辕蒙为叛乱所苦，在大臣的建议下，服用幻药天菇以前往冻原觐见北极星君。天菇的药效让他进入幻境冻原上的天坑，来到了当代俄罗斯。这里他碰见了因侦察机被击落而困在下冻原的美国飞行员，美国人用辕蒙听得懂的语言，即道教阴阳的原理向他解释了苏联解体的原因。随后他又遇见了用降压药把他迷倒并抢劫的军车司机，但因祸得福，在幻境的幻境中辕蒙得以顿悟万物相生相克以、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找到了对抗叛军的办法。佩列文在这篇作品中利用东方朴素的辩证法解释了苏联制度的终结，用道家思想剖析社会现象，并像往常一样，用幻境解构了现实。

佩列文用宗教元素塑造幻境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夏伯阳与虚空》。这部长篇被称为“俄罗斯第一步佛教禅宗小说”。作者本人更将之称为“世界文学中第一步发生在绝对虚空之中的长篇小说”。十月革命胜利后，诗人彼得在圣彼得堡扼杀了一位契卡官员，正当他要亡命天涯时，被突然到访的夏伯阳拉去自己的部队做师政委。在酒馆饮过掺了可卡因的伏特加后，他昏睡在车中。醒来的彼得躺在九十年代的莫斯科一家精神病院中，被诊断为多重人格，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彼得经历了负伤休克，被其他精神病人偷袭等各种事件，意识穿梭在两个年代之间。他在夏伯阳的引导下逐步明白“形”与“空”的关系，并在一次部队哗变事件中在夏伯阳的指点下顿悟“形即空，空即形”，解放了自己的精神；另一方面，顿悟也让精神病院对他做出“痊愈”的诊断，解放了自己的肉体。在《夏伯阳与虚空》中，佛教思想、苏联英雄神话和当代俄罗斯被糅杂在了一起，使得读者在读完后仍分不清究竟何为现实，何为幻境。小说故事情节的时空层面有两个：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彼得堡和苏联解体不久后的莫斯科。将之串起的是在梦与醒之间穿梭在这两个时空中的彼得·虚空。但究竟哪个时空是真实的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解体后的苏联是现实，彼得因为无法接受现实而分裂出多重人格，其中一个人格乐于返回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有人认为新生的苏联是现实，而彼得以某种先知先觉的方式穿越到未来，目睹了苏联的灭亡并精神失常。可见，这部小说中，已不存在现实和幻境的边界，任意一方都可以被认为是现实或幻境，也对应了佛教思想中“空”的观念：事物表象为“空”，本质也为“空”，一切皆是虚幻。

各式各样的致幻剂是佩列文小说中最常见的幻境塑造工具和媒介，其琳琅满目的程度足以让一个清教徒瞠目结舌，而其中烈酒只能算是最低端的一级。俄罗斯民族对于酒精有着天然爱好。酗酒是俄罗斯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过去十年间，俄罗斯的七百万死亡案例中，百分之三十四都是与酒有关。百分之八十三的凶手，以及百分之六十的被害人在命案发生时都处在醉酒状态。每年因酒精中毒而死亡的人数也居高不下，二○一三年这个数字是四万。这一民族特点使得佩列文在小说中对于酒类的运用有如行云流水，且毫不吝啬酒的消耗量。《睡吧》中，尼基塔在触犯“梦境不可言说”的禁忌后，与两名联防队员坐在长椅上分享了一瓶“莫斯科特酿”牌伏特加，仅仅两轮便喝了个底朝天，与一般酒精的功效相反，伏特加彻底将他从深沉的梦境中拉回现实。

有时候，单单酒精已不能够让小说中的人物“进入状态”，于是佩列文便请出毒品。《夏伯阳与虚空》中，伏特加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时，杯中同时被加入的还有“一撮剂量大得吓人的白粉”，三杯混杂着可卡因的烈酒被主人公彼得和两个水兵一饮而尽，而仅仅一会工夫，这种骇人的饮料再次出现在酒馆的桌上，承受此物的胃依旧属于彼得，后果显而易见，彼得沉沉睡去，来到他最恐惧的地方——肃反委员会，牢房看起来很奇特，高高的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是一扇装有栏杆的气窗，房间被包上一层又厚又软的材料，他被穿上束缚衣，两个水兵却穿上白大褂。只不过此处并非肃反委员会，而是苏联解体后的一座精神病院，他分裂人格所认为的幻境。当小说情节所属时代还不存在精炼的毒品，或小说人物穷困到无法购买毒品时，人类最古老的致幻剂便登场了——毒蘑菇。《下冻原》中，产自天台山的天菇能让巫师宋蛤蟆梦回前世，也能让皇帝前往当代俄国寻访北极星君。《“百事”一代》的主人公塔塔尔斯基两次登上传说中的巴比伦塔都是处在蛤蟆菇的麻醉作用之下。

若没有梦，就没有佩列文的短篇小说《睡吧》。梦即是小说的主体，而现实只占据了小说结尾可怜的一小部分。正是尼基塔一场黄粱美梦，以及这大梦中人生里的无数小梦构成了整篇小说。在长篇小说《夏伯阳与虚空》中存在同样的构成，无论将主人公彼得的哪一部分意识认为是现实，无论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还是解体后的俄罗斯，那小说的另一半必定是梦境，梦的成分如此之多，以至于忽略梦境便无法读懂这部作品。

做梦是人类研究世界本质和奥秘的重要手段。尼采说：“壮丽的神的形象首先是在梦中向人类的心灵表现；伟大的雕刻家是在梦中看见超人灵物优美的四肢解构。如果要探究诗歌创作的秘密，希腊诗人同样会提醒人们注意梦。”对梦境的描写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专利，梦从来都是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传统文学中梦是功能性的，即是说，梦境的出现是为文章情节服务的。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梦的意义被拓展和深化了，它成为了探索真理的手段，甚至成为了小说本身。后现代派作家还发现了梦的虚构性和小说的虚构性是高度一致的。他们把梦看成一切，而不再是小说描写过程中的一个实用性的片段。梦既成了他们的创作动机，又成了他们的创作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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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后的俄罗斯，作为唯一社会意识支柱的无神论彻底丧失，俄罗斯人失去了对正面神话和任何意识形态活动的信任，急于寻求替代品。佩列文在作品中热衷于东西方宗教和神话的运用，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神话主义浪潮的延续，是对社会文化需求的主动迎合。另一方面，作为失去信仰的后果，俄罗斯社会各阶层，无论是掠夺了社会财富的寡头，还是富足的中产阶级，乃至社会底层民众都在饥渴的寻求着精神慰藉，酒精和毒品以及各类致幻剂无疑成为最易获取的慰藉替代品。佩列文借用致幻剂来创作幻境，是对社会现象的记录和折射。除却宗教、神话、致幻剂，存在着一种更为廉价和直接的逃避现实方法——梦。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凭借它进入幻境，但它又是最不可控的，需要时不出现，不需要时却又不请自来。足够漫长足够清晰的梦境可以让人真假莫辨，不到梦醒不知自己身处幻境。

在佩列文的创作中，现实与虚幻的关系是不变的主题。他作品中虚构的幻境都植根于现实，但结局都是幻境获胜，让不堪的、荒诞的现实变为意识可以人为左右的幻境，在逃离现实投入幻境中得到终极满足。作为一名后现代主义作家，佩列文对于现实的态度和看法具有很多与现实主义不能相容的片面性和极端性，作家不承认现实对于幻境的优先地位，相反，幻境的意志要高于现实的意志。因此，他对幻境的倚重和偏爱远大于现实，他塑造前者的目的正是为了解构后者——这正是绝大部分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局限性与创作特点。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及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其独树一帜的特征则是本国历史的偶然。具有末世——弥赛亚意识的俄罗斯民族，对人类命运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它在后现代派知识分子心中必然是极端矛盾和苦闷的：一方面对现实社会的荒谬性充满了解构冲动，同时又站在亲手捣毁的宏伟废墟上焦躁不安，更有无力构建精神自立机制的绝望。

佩列文自始至终都身处在亲手塑造的幻境之中。

（责任编辑：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