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杜甫去蜀时间与行止

李江才

一、严武死前去蜀与死后去蜀相关论据

诸家考定的杜甫离蜀时间大致不外乎严武死前去蜀和死后去蜀两种。

死后去蜀说本《旧唐书》： “ 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 ”其后如《新唐书》、王洙、赵子栎、鲁訔等均持此说而对行止有一定辨误。钱谦益《少陵先生年谱》 “ 永泰元年己巳 ” 条载严武四月卒后杜甫 “ 辞幕府，归宅浣花溪草堂。五月，离草堂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旋至云安县 ”。其后学者多以此为是。

死前去蜀说最早见于《云溪友议》： “ 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 ”然此说无稽，不足为信。至清人浦起龙分析《去蜀》一诗时才又倡老杜于永泰元年春严武未死前去蜀： “ 旧谱：严武以四月卒，公以五月去。此说殊不确。公于严交谊如何，岂有在蜀亲见其殁，无一临哭之语见于诗者。且此后去蜀诸诗，亦绝无严卒始去明文也。愚意公之去，在四月以前严未殁时。 ” 又言 “ 公为严幕军事参谋。今谢事他往，则‘大臣’定指严武，可见武未卒 ” 。曾枣庄先生曾言 “ 浦起龙的判断是正确的 ”，陈尚君先生先后发表《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杜甫为郎离蜀考〉续篇》（以下称陈文）以证浦说，其论点有四：

1.杜诗无作于严武死后的短时间内悼严者，颇悖人情。且从时间紧迫程度、严武卒后蜀中人事安排等方面来看杜甫不可能在严武卒后迅速离蜀。

2.《去蜀》诗 “ 并无初离成都时所作的确凿证据 ” ，不能成证杜甫何时去蜀。 “ 综观全诗，疑为大历三年（768）出江陵后拟赴湖南时作。 ” 且杜甫在《绝句三首》《喜雨》等诗中已表明心迹并拟定了下峡时间，《喜雨》一诗正是路上景象。

3.本年在成都所作诸诗，均成于春间而无入夏痕迹。据《戎州杨使君东楼》《狂歌行赠四兄》等诗，可知老杜六月已至戎州且在成、戎之间的嘉州有较长时间逗留。加上杜甫悼严武之作《哭严仆射归榇》及《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 皆言在峡中得闻噩耗，不及成都诀别 ” ，故 “ 离成都的最早时间可以在三月底或四月初 ” 严武卒前。

4.杜甫去蜀并非因与严武有隙，而是其被征召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其去蜀是为赴任。

张忠纲先生随后发表《论严杜交谊与杜甫之离蜀——兼与陈尚君同志商榷》（以下称张文）一文与其商榷。其论点大致如下：

1.从《营屋》之 “ 能令朱夏寒 ” 与《长吟》之 “ 花飞竞渡日 ” 可看出其所言为夏日景象，且后者在端午无疑，故言杜诗无入夏之迹实误。又二诗有终老草堂之意，若四月前去蜀则转变未免太快而前后矛盾。陈文所言《去蜀》作于大历三年，在杜甫思想感情与时间上也都难以说通。

2.陈文言老杜之离蜀，应在三四月间。然若四月走，彼时严武应病，抛弃病人出蜀，殊悖人情，故应在三月走。陈文亦言其六月至戎州，则自成都至戎州走了两三个月。然两地十日可至，何以在路上迁延两月之久？

二、对旧说的质疑——从杜诗看杜甫于严武死后去蜀是否合情

事实上，一生交友广泛的杜甫，有不少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挚友，其中诸如房琯、郑虔、苏源明、严武、高适等人，皆先于老杜去世，而在他得知房、郑、苏去世的短时间内都曾有感人肺腑的哭悼之作。

当然，我们直接以杜甫对别人的态度来忖度其对严武的态度也难免有此嫌疑，但严武自有其特殊性。首先能明确的是，杜甫极重友情，且关系越密切在其诗作中表现就越明显，而绝无可能越亲密反而越不纪念。故具体到严武这位老杜平生第一知己，即使不能比房、郑、苏等人获得更多老杜之美誉，至少也应与诸人等同。从此后他多次怀念严武的诗作也可看出，杜甫对严武总是赞誉有加而从不提及两人之间的些许摩擦，因此可以看到两人关系之密切。因此我们从他对别人尤其是对房、郑、苏等好友的态度来推测他的反映，应该不至于有大的偏差。这样就说明，杜甫若知严武新丧，有极大概率会留下哭悼之作，今集中所见最早哭悼之作为《哭严仆射归榇》，其时大致在八九月间杜甫旅居云安不久，这就说明其于严武死时应不在场。这样，唯一能解释这种缺席的理由，只有杜甫在严武死前就已离蜀。

之所以大费周章地对杜甫应该在这段时间内应有哀悼严武之作进行论述，是因为从此处正可看出杜甫去蜀时间的不少线索。正如前文所言，杜甫对朋友总是能带有诚挚的情感，如果杜甫在严武死后去蜀，则应该不久便有哭悼之作，而不会直到于三峡遇严武灵榇时才痛悼挚友；只有当严武死时杜甫不在成都，方有可能直至遇到严武归榇时才听闻死讯并有哭悼之作。

三、对永泰元年部分杜诗系年的再讨论

如果说仅从杜甫生平经历来证实杜甫去蜀在严武死前尚属推测，那从杜诗写作时间来看其去蜀行止则是更为关键性的证据。参考诸家对杜诗之系年，永泰元年至戎州前所作诗歌大致有《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敝庐遣兴奉寄严公》《除草》《春日江村五首》《春远》《绝句三首》《营屋》《喜雨》《长吟》《莫相疑行》《赤霄行》《三韵三篇》《寄赠王十将军承俊》《去蜀》《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狂歌行赠四兄》《宴戎州杨使君东楼》等，其中《长吟》《寄赠王十将军承俊》《宴戎州杨使君东楼》等涉及杜甫去蜀关键节点。试一一论述。

又据杜诗 “ 炎方每续朱樱献 ” （《解闷十二首·其九》），可知彼时樱桃先熟而荔枝稍后。考戴叔伦 “ 丹荔来金阙，朱樱贡玉盘 ” （《春日早朝应制》），李德裕 “ 雨残红芍药，风落紫樱桃 ” （《思山居一十首·忆村中老人春酒》），温庭筠 “ 披香殿下樱桃熟，结绮楼前芍药开 ” （《题西平王旧赐屏风》）等可知，唐代樱桃在三四月间即已成熟，故彼时荔枝成熟应在其后的四五月间。而与老杜同时稍后的鲍防也有 “ 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 ” （《杂感》）之句，晚唐郑谷有 “ 我拜师门更南去，荔枝春熟向渝泸 ” （《将之泸郡旅次遂州遇裴晤员外谪居于此话旧凄凉因寄二首·其二》）之句，足以说明五月荔枝成熟实乃唐时常见现象。因此，即使老杜有 “ 轻红擘荔枝 ” 之句，也不能判断其六月一定在戎州，相反，根据唐代物候判断，其在戎州时更可能在五月间，六月不过是其在戎州的时间下限而已。

这样，《寄赠王十将军承俊》就不能成为考察杜甫去蜀时间的证据。

由上述可知，杜甫至少在四月底严武死时已离开成都，中间间有停留，约在五月中下旬已经到戎州，最迟在六月应离开戎州。

四、《去蜀》写作时间

旧说一个重要证据是《去蜀》一诗的系年，黄鹤定为广德年间阆中作，蔡梦弼、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等以为永泰元年严武死后离成都时作，浦起龙则以为当在严武死前作，陈文认为诸说皆误而应作于大历三年出江陵后拟赴湖南时作。愚意陈说为是。

时隔多年而再起感怀，在杜诗中亦不少见。如《赠李白》言 “ 二年东都客，所历厌机巧 ” ，《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言 “ 追随二十载，浩荡长安醉 ” ，《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言 “ 读书东岳中，十载考坟典 ” 等。至于为何时隔五年再起去蜀之叹，我认为正是由于杜甫自始至终都未曾有 “ 转作潇湘游 ” 的打算却最终不得已而南征。按其在蜀中规划线路，是出川下峡途经荆楚而至吴越，再从吴越北上还乡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非但再游吴越成为泡影，更是 “ 故乡归不得 ” 。彼时距去蜀已经三年有余，距其始具东游打算则更久。前文所列最早有去蜀之意的《一室》，约作于上元二年，则在蜀六年中，有四年打算去蜀。宿昔念兹在兹，终不能成行，一旦怀想往事，悲从中来，故成此作并非不可能，其专言在蜀而不言居峡就更显出人生迟暮而事与愿违的无奈与悲凉。

综上可知，虽然杜甫在严武死后去蜀之说广为流传，但若细加考辨，仍可发现其亦有不能自洽之处，且诸家对永泰元年杜诗之系年尚存在一定不足。而若依据现有材料，从是否符合杜甫秉性、去蜀行止时间能否说通两个方面来分析，杜甫在严武死前去蜀并非证据不足的推测。而若以严武死前去蜀来审视杜诗，似更能合理解释部分杜诗的系年问题，理解其晚年的心态变化。

注释：

②《新唐书》卷二〇一： “ 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 王洙《杜工部集》序： “ 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蜀中大乱，甫逃至梓州。乱定，归成都，无所依，乃泛江，游嘉、戎，次云安，移居夔州。 ” 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 “ 永泰元年乙巳 ” 条：四月，严武死，有《哭严仆射归榇》诗。又 “ 大历元年（766）丙午 ” 条：二月，杜鸿渐镇蜀。甫厌蜀思吴，成都乱，遂南游东川。鲁訔《少陵先生年谱》言： “ 夏四月庚寅，严公薨，有哭归柩……赵傁以为永泰元年四月严武卒，五月下忠渝。 ”

③（唐）杜甫撰，（清）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清康熙六年静思堂刊本。

④（唐）范摅撰，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5页。

⑤（清）浦起龙撰：《读杜心解》卷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5页。

⑥曾枣庄著：《杜甫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⑦两文分别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和《草堂》1985年第1期，又收于氏著《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09-424、425-439页。本文所引陈文皆源此。

⑧此文原载于《草堂》1987年第2期。又见氏著《杜诗纵横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81页。本文所引张文皆源此。

⑩孙羽津：《再论杜甫去蜀之原因》，《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