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重建一片纸上的旷野

林东林

一

“笑起来，厚厚的嘴唇像石头开裂；不笑的时候，嘴巴荒芜，鼻梁落满白霜，小眼大雾茫茫。从来不用额头思考问题，但皱纹一层叠一层，头发悄悄变黄。”诗人雷平阳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以一下飞机走进丽江机场的贵宾休息室，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但雷平阳不好约。早在去年八九月间，我就向他提起“跟着诗人回家”的专访，他很认可这种形式，且认为“很有意义，也做得比较高级”，但他一再表示怕太忙耽误了我的进度。事实上，我们约定的时间的确也不得不因为他的忙碌而一再后延。后来，因为在丽江永胜举办的一场文学活动，张执浩提议我一同前去，于是才有这个机会。

云南，躲在南天下遗世独立的这片神秘而藏隐着诸多原生态的土地，人神鬼巫、山水草木、鸟兽虫鱼共生共荣不悖，我向往多年但至今才踏上，却是出于采访雷平阳这位诗中遍写云南、自称有着“云南血统”的诗人之故，也是一种能说却说不清的缘分。

当天下午从丽江赶往永胜，一百多公里的路走了三个多小时。一路上都是盘山路，高山峡谷，白云蓝天，弯弯曲曲的山路时而俯首时而仰头，车窗外是别处难得一见的广阔空间。而在这种地理之大中又随处驻扎着人世之小，一整面硕大的山坡上只有一户或几户人家，周围种着几棵高大的绿树，门前挂着开得艳红的花，又寂寞又灿烂。

路过金沙江时停下车来，土黄色的浩荡江水被水电站拦截之后，有一种安静的、碧绿的美，美得甚至和两岸的夹山很不相称。后来雷平阳跟我说：“你看到的金沙江现在是这样，我们以前看见的金沙江是会飞翔的，江水哗一下流下来，然后飞走。”跟很多地方一样，云南也变了，无论是此地的滇西北还是雷平阳老家的滇东北，他的家乡欧家营甚至变得让他愤怒，“那里是昭鲁大河与荔枝河的流经处，现在那种脏和臭，令人窒息”。

第二天早上去他留山古墓群。车出县城，隐隐看见淡黄色的朝阳在山后升起，一团团清冽的雾气笼罩着村庄、山脚和旷野，在光线所到之处渐渐消散。“这是真正的雾，不是霾。”雷平阳跟车里的人介绍说。他喜欢在山野之间这样出行，“在云南，即使开着车在山野里晃一下都很舒服。”阳光升起来，同行的诗人李元胜感叹自己老了，雷平阳跟他开起玩笑说：“你这个50岁的老头，还能享受到90年代的阳光，真的很幸福！”

事实上，雷平阳的话很少。如果不熟悉，他的话甚至少到会让你觉得他是对你有成见的地步，但这可能跟他从小的性格有关，“小时候我也不调皮捣蛋，我是兄弟里最安静的一个，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我很多时候是一个极其安静的人，仿佛从小就习惯了孤独，有时候做作业甚至都要爬到树上去做，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做自己的事情”。

事实上，雷平阳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昆明他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玩，一个人去筇竹寺读书写东西，走出昆明之后，他也是一个人去建筑工地或乡村奔波，一个人去基诺山或布朗山行走，一个人去寨子里住着修改书稿。这当然是他的性格使然，也可能跟他身上“很强的悲观主义”有关，抑或他觉得在一片受伤的土地之上说不出来话，说出来的话也没有什么用——而诗歌或许比说话更贴近他的表达。

就像在永胜的一天，午饭后我们来到程海边，一行人动了童心，捡起石头打水漂。只有雷平阳悄悄地在岸边的草丛里坐下来，没腰深的荒草掩映着他的身子，的确，他也没什么事情要做，但就是要躲到一边去。热闹的人群和无言的湖光山色，他选择后者。

二

在中国当代诗歌界，提起雷平阳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除了广为流传的十余部诗文集和诸多让人耳熟能详的单篇之外，他还几乎得遍了中国诗坛各种各样的奖项。

事实上，从《诗刊》年度诗人奖到《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到鲁迅文学奖，雷平阳可能是当今诗坛得奖最多的人——或许没有之一。这让人艳羡、嫉妒、不解甚至指责，以至有人说他拿奖太泛滥，“什么奖都要”。

虽然是诗歌的现实利益获得者，而且以诗歌的方式得到了很多荣誉，不过让雷平阳悲从心来的是，某些荣誉的获得，让他内心五味杂陈。他说，有年冬季的一天晚上，两位好友约他去一家酒吧坐坐，朋友与酒吧主人是哥们，便向那主人介绍雷平阳得过什么什么奖，没想那人翻脸不认人，抡起拳頭就往雷平阳身上打，口中叫着“老子就是要打死得过奖的人”。这个故事的结局当然是那主人向雷平阳道歉，当然雷平阳也拒绝了。

应该说，在很多诗歌奖被人情关系等非诗歌因素左右的当下，那个打雷平阳的酒吧主人所愤恨的并非奖和诗歌本身，又或者，在中国诗歌界长期分野并抗礼的主流和民间两大阵营，也日益加深了大众对很多貌似被官方认领的诗人的一种情绪。

不过对于获得那么多奖，雷平阳并不觉得应该警惕，“因为我非常清楚我的写作”——这是自信，“我还真没有为任何一个奖去奔波过”——而这是心声。至于得奖本身，在他看来所登上的也并非就是领奖台，还有可能是审判台。同时他也觉得优秀诗人太多了，每个人都应得到“阳光灿烂的奖赏”，而那么多奖选择他，“我感谢所有认可我诗歌的人们呢，他们的认可是对我的激励”，“如果说有时候我把他们该得到的奖赏拿走了，我只能说这是一场罪过，我会在内心说无数声‘对不起，这是真的，不是一句假话”。

“真正的诗人只能远离名利场，各自打游击。我想，我在他们中间。”雷平阳现在以这样的心态自许，不过他也觉得有些东西要得到了才能真正放下，而他“比无数人更能放下，从来没用得奖去获取过世俗生活中的东西”；事实上，“这些年的诗歌奖，更偏重于对诗集评奖，对单篇诗歌的评奖越来越少”，而反过来他也劝指责者或不服者，“诟病我的人也要思考一下自己的诗集问题在哪儿，还能不能进步，下一步要怎么写”。

我明白他的意思，诗集，一个诗人在创作意义上的最终体现，标示着一个诗人的最终意义和整体形象。雷平阳觉得，很多诗人虽然可能有好诗或几首代表作，但是却拿不出一本真正像样的诗集，“每个人都在出诗集，却没想到诗集就是一个诗人的断头台和审判台”。卡瓦菲斯、史蒂文斯、布罗茨基，他们的诗集是雷平阳所说的“一个整体”式的诗集，而他也在这样要求自己的诗集。他以诗集《云南记》举例说：“当时真是太贪了，如果能够砍掉一半就更满意了。现在看来还是有些啰唆，或者当时觉得很有诗意、过后诗意又消失了，或者抒情和叙事的方式失效了，得不到美学的合法性或永久性。”

三

我最早读雷平阳，是从他的那首《祭父帖》开始的，不同的父亲，父亲不同的轨迹，但却有一种相似的命运。的确，这首诗也让很多人都找到了一种对父亲的集体共鸣，而雷平阳的几位朋友，每年清明节甚至还会把复印的《祭父帖》，烧在他们父亲的坟头。

这首不一定是诗的诗，有一种模糊或跳出文体的东西。雷平阳也不把它当诗，“當时我就没有把它当成诗歌去写，就是想把那些事件记下来，发表是非常偶然的发表。有个编辑在我家看到后，就看哭了，说一定要发表，我们都是反对的，后来经不住他说就发表了，我觉那是家庭档案一类的东西，我写的只是父亲的生命史，是家庭档案中的一页。”

《祭父帖》刚写出来时，很多人还嘲笑雷平阳怎么把自家的事写出来，而他觉得“其实这就是我的命运”。他见过形形色色的命运，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兄弟姐妹的命运，他在各个工地奔波时匍匐而来的亡命的、苟且偷生的、死亡线上挣扎的命运，以及他自己近乎被命运眷顾的命运，“我从来不会有理论先行的写作，更不会把书本里的命运引为自己的命运，事实上多少诗歌都是引用别人的命运，俄罗斯流放者的命运，凡·高的命运，卡夫卡的命运，却把自己彻底放到一边去了，没有几个人正儿八经审视自己的命运”。

金沙江上的水电站迫使百姓流离故土，无数子孙在收取很少的补偿金后将千百年的祖坟挖开，将一具具枯骨装入土罐祭拜后又背着赶往异乡；云南楚雄的一个村里，因为三个儿子外出十多年音讯杳然，一位老太太手提一瓶农药来到祖坟，躺在挖好的坑中喝药自尽。雷平阳所说的这种“枯骨别”和“垂老别”，与他所见证的矿工、尼姑、囚徒、小职员、杀狗人、牧羊者，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纸面、书本或抽象理论的人性，而是“生活现场上的人性”，是他在云南山野间正在亲历的而非远方的人性。

而在这种苦难而残忍的命运之外，他们同时又像云南山野中蓬勃的植物、庄稼、树木和山河一样，即使被中央地带和所谓的现代文明霸权地归化或蔑视，但是也在南国边地之“野”的褶皱中留存着自我之“礼”，“这一片‘蛮荒，每一个兄弟民族都形成了其自成体系、有天理、知敬畏的原生文明，而且，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在两千年的汉文化拓边史上，它们一直处于反抗状态，以自己的各路神灵不遗余力地对抗着汉字和孔子”。

正如雷平阳所言，在汉语指认和原生文明之间所形成的“误读空间”，一度是他努力挖掘的诗歌矿洞。布朗族、基诺族、佤族等边地民族的信仰、巫术与元神宗教，他们在滇国地理中所养成的独特生存、生活与生命方式，以及云南这片土地、原野与河山，以诗歌对其进行指认是雷平阳审视自我命运以及自我命运所代表的命运的一种方式，他想以此“修复所谓受伤的文明，而不是所谓的现代文明”，当铺天盖地的现代文明对乡土进行覆盖时，他要用一片这样的甚至是被诅咒过的土地投出一张又一张的反对票。

在基诺人的观念里，蝉是人间通往天国的路边那些孤魂野鬼的化身，它们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叫，叫到天国和人间的门都打开。雷平阳觉得基诺人说的蝉就是诗人，他自己的写作就是叫，就是哀鸣，“这不是反思的结果，是本能”。所以他对自己的写作足够自信，他不认为自己是地域性写作，也从不参与任何革命性的诗歌团体和流派，他一直在从“我们”之中把“我”拿出来，“乐得于独自写些人到诗到、人在诗中的作品”。

据我自己的经验观察，寺庙，在中国的南方比北方要更密集一些，而具体到一片地域而言，也可能是其南部比北部要更密集一些。譬如云南，尽管没有亲见或证据，但我从来都固执地认为滇南的寺庙肯定比滇北更多。雷平阳喜欢在西双版纳或大理的山水间行走，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原因之一，但是至少从他的某些诗歌中我能读出佛味来，就像他的那首《杀狗的过程》，而他自己也坦陈：“读了这诗来找我交流的人，和尚居多。”

西双版纳的布朗山上，据说有两种庙子，一种是远离人间、不见人烟的修行，另一种是山门洞开、人来人往的修行。对于惯常在云南山水之间行走的雷平阳来说，写诗可能也就是他的修行——后一种庙子那样的修行，而一心要“始终坚持在寺庙边上写作”的他，寺庙上空的悲悯之光，既照耀在庙门外的那些头顶上，也照耀在他的笔尖上。

四

我们在永胜待了四天，从他留山到清水古镇，从程海到金沙江，从瓷器厂到三川镇，滇西北小县城里这片云南式的地理也让我第一次认识了云南，第五天一早折返丽江。

当天上午去文海。车子穿过城区，沿着大路、小路、山路、村路开过去，冬日骄阳照射在路边的土坯砖房上有一种苍黄的亮丽，前方时隐时现的玉龙雪山的脚下是终点。沿着崎岖的山路扶摇直上，玉龙雪山一会儿出现在车窗左边，一会儿出现在车窗右边，但总可以一眼就望见——不过随着气温变暖和雪线的攀升，这样的望见恐怕也时日有限。

在看到文海之前，先看到的是山路边堆积的残雪。一片又一片还没来得及融化的积雪，堆在树荫下或背阴的山坡上，又把我们的目光送往那片蓝色的湖泊。位于玉龙雪山主峰扇子陡西南麓的文海由古老的冰蚀湖演变而成，秋冬之季冰雪融化后形成了湖，而到了春夏就变成了有零星湖水点缀的草原——开满了一串串云南八大名花之一的报春花。更早以前，这里是滇藏线茶马古道的要道之一，马帮常常在此逗留放养骡马。

终点是一处由二三十间低矮平房组成的院落，这里是雷平阳曾工作13年的云南建工集团的文海水库施工处。得知他要带着诗人和作家们前来参观采风，施工处杀了一头牦牛作为款待，在七八张桌子摆成的流水席前我们各自落座，空旷的院子里洒满了阳光，对面的屋脊上挂着露出一截白头的玉龙雪山，我们就那样远远地望着它开始喝酒吃肉。

在2003年调入云南省文联之前，雷平阳在建工集团办企业内刊、撰写各种公文和材料，“公文实在太多了，有无穷无尽的材料要写”，但是他并未因此就放弃了自己在文学意义上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很感谢在各个建筑工地上奔波的这13年，“任何一个偏远工地我都跑去跟工人一起住，一年四季都在建筑工地上奔波”，这一段更多是偏重于谋生层面的工作经历，让他读懂了以前没有读明白的书，也让他见识到了各种底层人物和小人物身上形形色色的命运——而这一点后来直接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

午饭之后去看文海，路过的小院子里还有工人正在蹲着吃饭，一只手里端着菜，一只手里拿着馒头，两团热气冒个不停。到了湖边，堤坝下有几个工人在塔吊下施工，粗大的手掌抡起扳手，落在塔吊的铁臂上，也正落在他们背后的玉龙雪山顶上，在这里——丽江最美的景点之一——他们是多么像一个个工人。在多年以前，雷平阳应该也来这里采访过，和这些或另外一些工人同吃同住，一起喝酒、抽烟、聊天，或者沉默。

在湖边眺望玉龙雪山，透过蓝莹莹的湖水望过去，由玄武岩和石灰岩互层组成的山体一黑一白，在阳光下对比格外明显。很久以前，藏传佛教就是沿着这里的茶马古道传入丽江，据说在文海之南还留有一方石柱，相传是藏传佛教领袖大宝法王噶玛巴的神杖所化。

从文海边回来后，我和雷平阳转移到一个办公室里做采访，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中说起他的欧家营，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的成长、阅读和学业，他的职业迁变，他的诗歌，他的书法、酒和行走。没有去成雷平阳的故乡昭通和现居地昆明的我，在他带有昭通腔调的普通话中，不断地想象他的一个又一个人生节点和一重又一重诗歌景深。

等我们谈完走出来时，落日已经西斜到屋顶。原先在院子中间烧烤的其他人，已经带着烧烤摊从原来的位置转移到了另外的位置，在隆冬的风寒中，他们追逐着阳光投射下来的些许温暖。我和雷平阳也加入了这样的追逐，并在追逐中吃完了最后的晚饭。

五

雷平阳喜欢且擅长书法，这一点读过他诗歌的人应该都知道。《祭父帖》、《大江东去帖》、《斩草帖》等多篇以“帖”命名的诗歌，也都在显露着书法对他的某种影响。

在回丽江的路上，同行的小说家王祥夫跟我说，字写得好的时候，要往丑里写。

他并不是在说雷平阳，但是用在雷平阳身上，也不是没有相通之处。写的像不像、规矩不规矩、是二王体还是颜体，雷平阳并不在乎，“关键还是要把字写出性情，把它写活，把线条写得更美，把书法美妙的那种空间重新建立，实用性消失了，但书法的意义是可以再生的”。书法，与其说是一种技艺，他更倾向于是人的一种修养和教养。

雷平阳也喜欢摄影。去程海的路上，远远地看到对面山坡上飘着的一片白云，他自顾自地惊叹“太漂亮了”，然后拿起手机就伸到车窗外去拍。在程海的游艇上，他还给很多人都拍下了照片。事实上，他拍下的并不是被拍者最漂亮的样子，还可能是乱的、夸张的、变形的甚至匪夷所思的形象，但那一瞬间的光影和表情一定是“最雷平阳”的。

雷平阳还喜欢唱歌，尤其是地方的民歌和土歌，他唱得最好的是一曲《莲花落》：“一寸光阴呐一寸金，寸金难买那寸光阴，寸金丢了容易找，光阴去了无处寻。——可怜人！”这首歌，我没有听雷平阳现场唱过，诗人、《诗刊》编辑刘年听过：“他用的是那种土得掉渣的昭通土城话唱的，边唱还边用筷子敲碗打节奏，尤其‘可怜人三个字，沙哑生锈的嗓音简直像喊魂一样，让人心生寒意，以至于当场有人要给他的碗里丢硬币。”

雷平阳还喜欢行走。他经常去滇南，那些人、神、鬼、佛共居的古老土地，那些充满鸟鸣、水声、风叫、虫唱的山水中央，他觉得一些古老的法则还在亘古如斯地运行着，那里有他的一堂课，“在山水之间有一堂课，每个人都应该来上”，“同时还有一种你看不见的神灵，至于在这堂课中所讲到的东西，听懂的就听懂了，听不懂的就听不懂了！”

当然，雷平阳肯定还喜欢阅读，他甚至觉得“阅读经验或许比天赋更重要”。他的枕边书是《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他也跟我多次提及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当然马尔克斯的系列作品、佩索阿的《惶然录》、伯恩哈德的《事件》等，以及卡瓦菲斯、米沃什和施奈德的诗歌，也都是他的案头常读之书，他觉得在古代笔记中有一种“时间管束不了”的现代性，而在西方的当代小说中也有一种“古老的继承”。他把它们穿插在一起读，他说“它们隔着千山万水和千年的时光”，又说“它们同在一个屋檐下”。

或许，雷平阳也是喜欢回故乡的。但他想回的故乡，未必就是“昭通城和鲁甸城污秽之物的堆积地”、“河水是苍灰似的，冒着泡，散发着浓烈的臭味，整个村庄疑似地狱里的厕所”的那个歐家营，而是放大成为滇南或整个云南的一个故乡。而他的行走，既是一种行走也是一种在场，他要寻找一片最像故乡的云南或者一片最像云南的故乡。

跟着七位诗人回家，我去了六位诗人的故乡，唯一没去雷平阳的故乡。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有一天深夜我用三维卫星地图前往欧家营，当精确到20米时，蓝色的屋顶、油绿的稻田、交汇的昭鲁大河与荔枝河一一显现。一切好像都是旧日模样，既不脏乱也不污秽——一如我们在虚假的乡愁和浪漫中对破碎的乡土视若无睹一样。而带着“丧家之犬的乡愁”的雷平阳却想成为一个战地记者，或一个坐在火药仓库里抽烟的亡命徒！

（雷平阳，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土城乡欧家营，1985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中文系。现居昆明，供职于云南省文联，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四个一批”人才，云南有突出贡献专家，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统》、《雷平阳诗选》、《云南记》、《基诺山》、《乌蒙山记》等作品十余部。曾获《诗刊》年度诗人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十月》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