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和我的温度

安殿荣

从没认真地梳理过自己的编辑生涯，应土路老师之约，这一回首，九年时光竟已蹁跹而过。自己入行以来那么多有趣的记忆，都还仿若昨日；每与新识作家相见，也一厢情愿地以新手小安自居，仿佛这样就能豁免自己身上诸多不足，以得到更多的体谅与包容。

现在回想起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最初来到《民族文学》做实习编辑的那一年。在后海南沿的丁玲故居办公，听上去着实让人羡慕；冬天却有另一番艰辛，在后加盖的二层小楼上，只一台壁挂空调，完全抵不过单薄的墙壁，办公室四面透风，一整天都要裹着羽绒服，脚指头也要躲在鞋子里偷偷做操，否则真的有被冻僵的危险。那时，我负责处理自然来稿，中午下班，先整理一沓稿子，把书包塞满，然后由后海南沿转悠到羊房胡同，踅摸一碗面吃，把肚子填饱，再到国图翻阅各种文学期刊，专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写阅读笔记。就是在这没有补助也没有工资，在吃一碗面都要掂量价钱的2005年，我却始终处于亢奋状态：能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对口，又让人感到无比神圣的工作，真是老天眷顾。

收拾这九年旧时光，留下痕迹的，除了在各类作品后面的责任编辑署名，就只剩下一些“可爱”的职业病了。

说到编辑大抵相同的职业病，恐怕就是爱挑错了，但说这是一种“病”，我却不以为然。把错的找出来，指给身边的人看，有什么不好呢？挺好。但这样一种热情，竟也慢慢消退了。细细回想起来，也许跟我每天见到的一条小标语有关。标语就写在小区车库的入口处，黑色的笔，歪歪扭扭地涂抹了八个大字：“无观人员，不得停留”。第一次看见的时候，这个“观”字搞得我五内俱崩，本想通知物业来处理，又怕被别人当成精神病，也只是想想而已。这样对着这个“观”字，天长日久地磨下来，我也终于变成了视若无睹，爱挑错的毛病，就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给“治愈”了。我并不当成是病的“病”没有了，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职业病既然是种病，就得拿出病的样子来。除了值得商榷的爱挑错，我还真的有几个职业病。

第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查户口”的病。这个病跟《民族文学》的刊物定位直接相关。刚到《民族文学》当编辑的时候，手上没有一丁点儿作家资源，而刊物又仅限于刊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当时别提有多急了，见到会写字的，都希望对方是少数民族。翻看各种文学刊物的目录，看到名字姓氏特别的，总要拐弯抹角地去打听，问问是不是少数民族。印象最深的，当属与鄂温克族德纯燕的相识。鄂温克族属于人口较少民族，除了曾连获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乌热尔图，进入公众视野的鄂温克族作家少之又少。当我在《骏马》上看到德纯燕的小说《荒野》时，仿佛找到了一块遗落他乡的宝贝，作品只读到一半，便已经按捺不住，没个轻重缓急，直接打电话给《骏马》主编姚广老师，询问作者的联系方式。

这种愣头青的事，还真是没少做，竟也因此收获了不少感动。记得在2007年的青创会上，我负责给驻会的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发放刊物，在会上见到田耳，那时他刚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是土家族，于是凭着那股天生的愣劲，没头没脑地向他约稿。可能是不适应北方冬天干燥的气候，田耳当时的状态特别不好，声音苍老，讲话也很费力，最后只哑着嗓子，以一声任谁听了都会心里没底的“好”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也没来得及向他详细介绍《民族文学》的用稿要求，没想到一年半之后，竟收到了田耳特别写给《民族文学》的小说《戒灵》，而且后来才知道，由于我疏于介绍，田耳以为《民族文学》对作品题材有特别的要求，才特意创作的这篇《戒灵》，让我感动不已。

当然，也有碰壁的时候。有一些作家不愿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出现在刊物上，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因为民族成分而受到照顾。这种想法我很能理解，也因此时刻提醒自己，在送审稿件的时候不要因为其他因素对作品质量降格以求。作品是会说话的，读者也不会“照顾”哪个作家。回顾这九年的编辑生涯，幸运的是，我编发了不少让自己感到满意的作品。这些作品未必出自名家，也未必会获奖，甚至完全可能出自一个新人之手，但只要发出来，一定会有回声，哪怕是无意间听到别人对这篇作品的赞赏，我都会觉得特别幸福。作家要寻找一个知音编辑，编辑也需要寻找知音读者。所以有时候，作家是孤独的，编辑也同样孤独。

因此而涉及的另外一个职业病，就是常有“莫名其妙的骄傲感”。细想一想，也并非莫名其妙，通过刊物这个平台，能接触到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而且这些都能和自己发生丝丝缕缕的联系，能不骄傲嘛。我想很多编辑都是这样的，为遇到一篇好作品而激动、振奋。而我在接触多民族作家作品的过程中，这种骄傲感可能来得更猛烈，有的时候不仅为作家和作品骄傲，更为一个民族而骄傲。

对我触动最大的，是2006年第一次接触新疆的少数民族作家和翻译家，他们的风趣、智慧和胸怀，让我一接触就喜欢上了。瞬间觉得，我的人生因和他们有这样一种交集而丰富和生动了。那时我还没有编发过他们的作品，但却让我一想到他们就骄傲。而我好像从来没有单一的民族属性，我跟哪个民族的作家在一起，我就想做他们中的一员。2009年我调到《民族文学》新创办的藏文版工作时也是一样，为藏族作家翻译家的谦逊和认真所感动。我曾试图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待到我再调回汉文版时，心中竟有许多的不舍。

还有一次难忘的经历，记得是在2012年初夏，我接到满族作家胡冬林打来的电话。他因为揭露了一伙盗猎分子在长白山毒杀野生黑熊的罪行，极有可能遭到报复，甚至不测。他将整个事件在博客进行了详尽披露，希望各路媒体能够关注。那时，我已经编发过他的散文《山猫河谷》，深深知道他对长白山上每一种植物，每一个生灵的特殊情感，羡慕他那种长住长白山的洒脱，却没有想到，他一个人深入白山黑水的荒僻之地要面对怎样的危险。虽然我远在北京，除了转发博客，什么都没为他做过，但从那一刻开始，我一厢情愿地觉得，我是和他并肩作战的，我以我同样是满族而骄傲，并深以他的正义感和担当精神为荣耀。

九年时间下来，和作家之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不乏误会和质疑，当然，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最让我感动的，当属作家对我的信任。第一次接触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时，他便直言相告，他从小就喜欢阅读《民族文学》，给《民族文学》投稿就一定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作品，这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顿生对编辑职业的敬畏之情。作家们能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交到我手上，让我格外珍视，作品每每转载、获奖，或听到别人对作品的好评，作为责任编辑，我总是会得意好一阵子，好像所有的荣耀也都是我的一样。

做一份工作，最大的天敌恐怕就是淡漠了。就是在这番梳理过程中，当我发现有的职业病竟然慢慢淡下来的时候，竟然是伤心的。若等这些病都好了，说不定我就成了个没有温度的人。所以，不管是九年还是十九年，我都愿意把自己锁在那些旧时光里，带着那份初心，当那个打了鸡血般的愣头愣脑的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