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父亲们

李浩

至今还记得初次读到布鲁诺·舒尔茨那三篇小说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得那种不适和震动，那种疼痛与寒冷。当时，给我如此强烈感觉的还有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大坝》。1999年，在余华《温暖的旅程——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中。布鲁诺·舒尔茨的短篇极短，我记得我一气读了其中的两篇，《鸟》与《蟑螂》，不得不停下来——一是要回味、感觉，二是多少有些舍不得读下去。还有一篇，4000余字的《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我在小说的营造中陷入，难以呼吸。我记得那时正是正午，我却感觉不到窗外阳光的厚度，我却在犹豫：仅剩下的这篇，读还是不读？读完之后我还能读什么？没错儿，面对它，就像一个孩子面对自己喜欢的、但所剩无几的美食……

三篇小说，写下的均是“父亲”。这个父亲在小说中三次“变身”，分别变成了“鸟”、“蟑螂”和“螃蟹”，甚至在后两次，他都面对着可能的死亡。不过，变身三次的“父亲”依然是同一个人，你会在其中寻找到在他身上身边弥散的强烈气息，你会凭借其中的气息将他认出来，从鸟群中，从蟑螂和螃蟹中。这个父亲，他遭遇了挫败，这个挫败大约是致命的，足以让他一蹶不振，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挫败让他“越来越同实际的事务隔得远了”。作为“魔法师”和创造者的布鲁诺·舒尔茨，紧紧抓住挫败和“越来越同实际的事务隔得远了”的真实，让父亲隐藏在鸟群中，“一开头，这是一种猎人和艺术家混为一体的爱好”，不过后来，随着鸟蛋的孵出，情况发生了“离奇、复杂、完全邪恶和反自然的变化，这种变化还是不公开的”——他成了鸟群中的一只，尤其像那只一动不动、“在庄严的孤独中沉思”的秃鹰，甚至，父亲会偶尔地发出鸟叫声……进入到灰色时期的父亲用他的夸张抵抗着蟑螂的入侵，然而他那种有些神经质的抵挡却作用相反，蟑螂的某些因素进入到他的体内，“白天他还能用身内剩下的一些力量来抵制，同他的着迷做斗争；但是夜晚，他完全被控制住了”。随后就是，《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这一次，它完全不顾我们家境的日渐窘迫，距离实际的事务走得更远。父亲在“最后一次”中变身螃蟹，至少是类似的生物，它在逃，一次次——它躲避的可不单单是脚踩到它身上去的危险，不单单是。对这个“父亲”来讲，“实际的事务”竟然那么可怕，他料理不来，他经受了挫败，于是只得逃避，用一叶障目的方式。

当然“父亲”的逃走不可能彻底，成为喜剧。《鸟》，父亲的幻觉被粗暴的女佣打破，她用自己的力量驱赶了所有的鸟儿，使这个父亲成为“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失去了王位和王国的流亡的国王”；变身为蟑螂的父亲也许死去了，还是那个女佣，她把一些死虫扫进畚箕然后烧掉，布鲁诺·舒尔茨心境复杂地猜测，“他会不会可能是其中的一只呢”；最后一次逃走，有了螃蟹模样的父亲最终遭遇了“谋杀”，它被母亲煮熟后端上了餐桌，“显得又大又肿，变成淡灰色，而且像胶冻似的”。余华说，布鲁诺·舒尔茨并没有书写父亲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的过程和境遇，也没有指出什么历史必然和人物命运的因果关系，而是抓住——“布鲁诺·舒尔茨似乎建立了一个恐怖博物馆，使阅读者在走入这个变形的展览时异常地小心翼翼”。的确如此，作为“魔法师”和创造者的布鲁诺·舒尔茨，让自己书写的这个“父亲”一次次变身，他的存在丰富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对挫败的理解，对那些“父亲们”的理解。

“父亲变形记”，犹太人布鲁诺·舒尔茨用他的夸张和变形写下了父亲，让父亲的某一侧面获得扩大，充分展示。提及“变形记”，我想我们自然会想起卡夫卡，想起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甲虫”的另一变形——那里也有个父亲，那里的父亲也颇含意味。那里的父亲，格里高尔·萨姆沙的父亲，他高大（相对于变成甲虫后的萨姆沙），勇敢（在驱赶变成甲虫后的萨姆沙时，在把苹果当成子弹射向儿子萨姆沙时），有责任心（譬如对萨姆沙母亲的“保护”，对萨姆沙妹妹的“保护”，这“保护”，针对的当然是自己变成甲虫后的儿子），有权威（萨姆沙的母亲和萨姆沙本人都参与着这一权威的塑造）……当然，我们也从中读出了相反，被隐藏着的、遮盖着的另外：他自私 （这份自私弥漫于整个文本中，卡夫卡故意让它细碎，不强烈地凸显），怯懦（面对前来探视的公司代理人，面对租赁房间的房客），虚假，躲避责任，口是心非……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的不能工作是因为有一个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儿子，他愿意趴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吸吮；这个父亲的失败也远没有想象的悲惨，他偷偷藏了些积蓄，只是隐瞒着儿子。面对“剩余价值”被榨取尽的甲虫儿子，这个父亲渐渐冷漠凶狠，他也给出了辩解，我们是爱他的，可是——“不这样还能怎样呢？”不这样还能怎样？每次重读《变形记》，我都会把这个问题给自己提出一次两次。它让我心酸，心寒，也有着某种的自我警醒。我想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个父亲的制服，小说中说，格里高尔的父亲“以一种顽固的态度坚持穿着制服，即使在家里也不肯脱”。制服，它当然是一种象征，或者是几种象征，在《梦游者》中，一个叫巴塞诺夫的人把“不肯脱制服”这一有寓意的行为发挥到极致：那是他的新婚之夜。他躺下来，却不肯将制服脱掉，而当衣服的一角皱起露出里面的黑裤子时，他急忙把衣服整理好，把露出的裤子盖上。在《变形记》里，卡夫卡对那件制服的闲笔也耐人寻味：“格里高尔常常整整一个晚上盯着制服上的斑斑油渍看。”“制服上擦得铮亮的金扣子闪着微光，老头子穿着这身衣服坐着睡觉极不舒服，但他却睡得十分平和。”卡夫卡当然知道，他写下了什么。制服，让“老头子”得以在极不舒服中得到平和的安睡。“父亲”这一称谓或许是另一件制服，在我看 来。

父亲，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他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我关注“父亲”，还因为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趣味，在我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父亲一次次出现，并且可能还会继续出现。我曾写下《那支长枪》《蹲在鸡舍里的父亲》、《英雄的挽歌》、《如归旅店》、《父亲，猫和老鼠》、《乡村诗人札记》、《父亲树》……去年，2012年，我完成了关于“父亲”的总领性建筑《父亲简史》。我愿意对父亲言说，我愿意让父亲承载——当然，有这一意愿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数目众多。

在《铁皮鼓》中，君特·格拉斯写下“父亲”，小小奥斯卡的父亲，这一次，父亲不是一个，而是复数：一个是拥有“父亲”之名的父亲，马策拉特，一个粗犷、平庸、日常的商人，另一个则是奥斯卡“假想”的父亲，扬·布朗斯基，这个男人则柔弱、文艺、温雅而多愁善感，是一家邮局职员。这两个父亲，从国籍上讲分别属于德国和波兰——没错儿，马策拉特是德国人，纳粹党员，爱好集邮的扬·布朗斯基则被纳入到波兰，并且在“邮局保卫战”中被捕，这将导致扬的最终死亡。父亲马策拉特，他是我们所常见的那类人，略显木讷，努力跟随流行思想，努力“适应社会和生活”，他加入纳粹并非是出于对信仰的坚持而是出于盲从的驱动，对种种纳粹时期“社会活动”的认真参与也是如此。小说第二篇，“蚂蚁大道” ，君特·格拉斯饶有兴味地书写着这个父亲的劫难：苏联士兵进入我们藏身的地窖，马策拉特手里的纳粹党徽却无处可藏。于是 ，他在情急之下，只得把这枚象征意谓的党徽塞进嘴里，“马策拉特想摆脱它，作为厨师和殖民地商品店的装饰师，他的想象力经常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可此刻，除了他的口腔之外，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藏匿处来了”。后果是，他“被这块难咽的水果哽住了，脸涨红了，两眼圆睁，咳嗽，又是哭又是笑”，“这一点伊凡们可不能容忍”——其中一个，抱着“我”在旁边冷静观察的士兵对着他，“在马策拉特被哽死之前开了枪”。另一个父亲，扬·布朗斯基，同样也是我们生活中所常见的那类人，多少有些文艺，软弱怯懦，喜欢知识，对生活之外的事物小有幻想。在“邮局保卫战”中，他始终缺乏参与 ，甚至缺乏参与感，但还是为此最终丢掉了性命。《某处之后》，米兰·昆德拉在总结“卡夫卡式”这一话题是强调，处于荒诞剧中的人物“知道他故事是喜剧性的却没什么安慰。他陷入了他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条鱼落进鱼缸里一样，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确，玩笑只有当你是外在于鱼缸时才成其为玩笑”。的确，玩笑只有当你是外在于鱼缸时才成其为玩笑，知道自己荒谬处境的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都笑不出来，他们甚至会由此进入到“喜剧的恐惧”中。两个父亲，复数的父亲，有着不同的侧面和特点……正是君特·格拉斯的启示，让我找到了《父亲简史》的写作通道：他将被数量众多的镜子一一展现，每面镜子可以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色调，并且最终汇成交响的和声。“要知道，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太多了，这么多的生命、事件、奇迹、地方、谣言交织在一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和尘世间常见的东西紧密地混杂在一起，要知道，记忆从来都是混乱的、繁杂的、多重的，它们相互纠缠，时有黏接时有断开，有时沉在水底有时又浮出水面。即使浮出水面，它们也和另外的一些事、物相混杂——现实的、过去的、虚构的、想象的、误解的、不经意修改过的或者故意修改过的，表面的、不溶于水的、比水要轻的，有吸附性的、染有颜色的……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需要一个支点，就像找到一团毛线藏在里面的线头儿，以便我开始叙述——他，我的父亲。”

“米歇尔孤独一人。说真的，他一直是孤独的。”伟大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这样开篇，写下父亲，并将这部书写父亲和孤独的书定名为《何谓永恒》。小说写下米歇尔的一生：童年和少年，那时“他父亲好像被一个既不爱丈夫也不爱丈夫的儿子的母亲藏在了什么地方”，接下来是他的成年，先后的两位夫人，和英国情妇的爱情，包括他经历的情欲和荒唐，努力和奋争，经济衰败，战争，直到……21万字，尤瑟纳尔始终保持着平静凝滞的语速，那样娓娓道来，回旋，经得起回味和追问。尽管遭遇了二战，米歇尔的经历并无特别的起伏，他经历的也就是多数法国人经历的，尤瑟纳尔无意在“故事”上着力，她醉心于探寻，探寻“何谓永恒”，在人的生存中哪些值得而哪些又显得荒谬，轻质，而这些轻质当中是否依然包含着“永 恒”的因子……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不提供准确答案，她写下的，远比任何答案都丰富复杂，引人省思。这部文字未能完成。剧烈的头痛病阻碍了写作的进度，让它缓慢，让它凝滞，直到突发的脑血管病将尤瑟纳尔与她的写作永远分开。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个“父亲”，但我喜欢尤瑟纳尔的文字，喜欢她在这个父亲的故事里埋下的那些。何谓永恒？她写下的这个个人，和我们的众人那么相像，和我的父亲，和我那么相像。她写下的不是事件，而是内心和骨骼。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一向如此，如果你读过她的《安娜姐姐》、《默默无闻的人》和《苦炼》的话。

耽于理想，这份理想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就是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种象征，是毕司沃斯对于独立和身份的追求的具体体现。奈保尔以自己的父亲为基本原形，塑造了这样一个父亲，这个“父亲”身上涌动着和他父亲一样颜色的血。这个父亲其实也是众人，他们对现实对环境时常怀有不满，可又总得过且过，不思改变。他们心底有份理想，然而又一向眼高手低，力不能及。具体到毕司沃斯先生那里，具体到，他对房子的建造上——当然是挫败连连，在和具体事务的交道上这位父亲显得笨拙，无能，容易受骗。他所看中的，总是远远超过他钱袋允许的支付能力，而所有的付出都要经受一次次失败，摧毁。终于，他建造起了第一座房子，这栋房子被甘蔗种植园的劳工纵火烧掉；他建造了第二座房子，这一次， 它依然未能逃过灾难的火焰，只不过，这次纵火的是他自己，虽然完全无意。《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房子的建造和摧毁属于作家们的惯常魔法，饶舌的奈保尔更着力的是“父亲”和“理想”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理想为 “父亲”究竟注入了什么？面对现实，这份理想如何安置才更为恰当？如果它屡遭挫败，我们能不能将它从生命中挤走，就像挤破生在脸上的痘痘？在阅读《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之前，我就猜中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命运走向，它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更关注于理想和对理想的实践，更关注于，它，会不会被“父亲”强力地传承下去，试图成为儿子必须的负载？

成为儿子必须的负载，它屡见不鲜。没有考取大学的父亲希望儿子进入大学学业有成，贫苦一生的父亲希望儿子成为骄傲的富翁，没落的贵族希望自己的儿子……“父亲”和“理想”黏接在一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模样，那种重压往往造成——还是举例说明吧，我要说的例子是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作为反叛的长子，柯西莫远离了父亲的“规束”和理想设计，因为一次无谓的争吵他竟然斗气选择到树上生活，并且从此真的再没有踏回地面。这个“一生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着大地”的男爵，在树上风着雨着霜着雪着，梦想着，痛苦着，热爱着，并且一次次发挥着自己的才能……小说中，十四章，有一段父子间的对话，它发生于柯西莫展示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领导力，扑灭几次森林火灾之后，那时，这个 “父亲”已经开始衰老。书中说，当这个父亲听到柯西莫的事迹时“沉默不语，只摇摇头，别人不明白关于那个儿子的每条消息使他感到痛苦，还是他在表示赞许，或许他被奉承话打动了心，只期待着能够重新把希望寄托于他身上”——“我听说你为镇上谋利益。”“我心里想的是保卫我所居住的森林，父亲大人。”“你知道有一段森林是我们的家产，是从你那可怜的已故祖母艾丽莎白塔那里继承下来的吗？”“知道，父亲大人……正是作为森林所有者家庭的成员，我要联合一切有关人士去保护这些森林。”“对。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面包师、菜贩子和马蹄铁匠的联合会。”“也是，父亲大人。包括一切职业，当然都是些规规矩矩的行业。”“你知道，你是有可能以公爵的头衔去指挥下属的贵族吗？”“我知道当我比他人有更多的主意时，我把这些主意贡献给他人。如果他们接收了，这就是指挥。”……这些貌似简单的话语里包含深刻，它，其实在暗示两种观点间的对抗与互融，暗示一种新理念的生成，暗示两代人之间对身份、理想、责任在认知上的不同。后来，叹过气后，经历了凝神沉思之后，父亲还是将具有象征意味的宝剑授予了自己的儿子：“你希望自己配得上你拥有的姓氏和爵位吗？”“我将尽一切努力以更配得上人这个称号，我将具备他的一切品质。”

“配得上”，当然是个高标准，是对自己的行为、道德、品行的有意约范，而在父亲和儿子那里，指向却有着相当的不同。父亲要柯西莫向家族荣耀宣誓，而柯西莫在意的却是更有宽泛度的“人”，人性，个人的现代性，自由，和他者、和世界的应有关系……卡尔维诺这部容纳着理想、梦想和幻想的书让我深深着迷，我把生活在树上的柯西莫男爵看作是我，把那个书写者，柯西莫的弟弟看作是我，于是他们的父亲也便是我的“父亲”，那些话，是他对我说的。所以其中有着百感交集。多数时候，我觉得柯西莫的回答就是我的回答，我无法找到更精彩的、同时又表达真实内心的另外说法。

父亲，父亲们——卡夫卡还曾写下另一个父亲，“依然是个巨人”，这个父亲最终对自己的儿子发出判决：“我现在就判你溺死！”判决自动生效，那个儿子未给自己留下半丝试图的反抗，他选择遵从，跳进了河流。《我弥留之际》，福克纳写下这样一个父亲，本德伦，他遵守对亡妻的承诺将她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一段极为艰难、挫折的“苦难历程”之后，大儿子卡什失去了一条腿，二儿子达尔进了疯人院，三儿子朱厄尔失去了心爱的马，小儿子瓦达曼心愿成空，女儿没能成功堕胎却遭受了奸污……可这个父亲，独立配上了假牙，娶回了新太太。《午夜之子》，那个叫阿吉兹的父亲遭遇到装在瓶中的魔鬼，狡猾的魔鬼经常以“酒”的面目出现。于是，经历挫败、丧失信心的父亲一次次被瓶中魔鬼击败，他在书中日渐显得倦惫，木然，无精打采。我还曾注意到：《父亲是个兵》《父亲进城》，注意到王小波小说中的“父亲”，《百年孤独》中那个具有创世意味的“父亲”…… 父亲，我们在父亲那里获得遗传，获得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同时，在文章最后，我也必须悄悄承认，我的写作，尤其是对“父亲”的写作，在这些作品当中获益甚多。《父亲简史》，我甚至部分地直接拿来，镶嵌于自己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