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致邮差的情书

鲁敏

青春期：闪电前的闷热时光

总觉得自己没有青春期。就算有，一个字即可以概括：闷。

可能跟离家比较早有关。那时候的小学是五年制、六年制并存，我读了五年，刚11岁，离开家了。自此，我就一直生活在别人的家里，然后是别人的城市，别人的家乡。好在我后来明白，其实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寄居者。但当时，在11岁，在我还没学会跟他人沟通、跟世界交好的时候，我就开始面临着一个必须独立存在并与外部协调的问题，这加重了我的紧张感和压力——我不由自主地竭力显得乖巧懂事。我不大愿意得罪人，也不愿显得有个性，像被在不同杯子里倒来倒去的水，总保持跟容器高度的贴合。

同样，情感表达也是我的弱项，不会撒娇，就算对家里人也不会，更谈不上吐露心事，对游戏与娱乐缺乏热情，对享乐有罪恶感。好在，这些都不算啥，表面儿上可好了，我体格强健、有说有笑，除了一个人时，会感到憋闷。

这样，在亲戚家的小村子，以及所就读的那个规模很小的联办初中（由几个村合办），以及后来所考上的小中专，我所能做的好像就只有一件事：读书。一种无意识的权宜之计与排遣之道。

看看，书放在那儿，多好！一本打开的书，倒扣着，特别像瓦房的屋檐，令人生出藏匿遁形之心，似乎可以寄身其下，看风雨飘摇，殊觉安稳，乃至可以终身依傍——到现在都是这样，我终身最爱的朋友与亲人就是书！

书的好坏深浅不论，从亲戚家订的《外国文学》、《民间文艺》到妈妈订的《雨花》一直到邮电学校的那小得可怜的图书馆，有什么看什么，不挑，还抄了不少书（抄得最多的应当是泰戈尔与聂鲁达，那时的趣味，很《读者文摘》！）。还做长篇大论的读书笔记，最记得读《巴黎的秘密》、《基督山伯爵》等厚书时，因为里面的人物、事件比较纠结，我就挨个儿地替人物做年表、做故事线、做家族谱系等等，把书里所有的伏笔啊、呼应啊、关节点啊等等什么的全都标出来，做成表或图，错了用橡皮擦擦掉修改，特别较真，像在进行一桩壮丽宏大的事业……整个青春期，没有早恋读，没有对口红的尝试，没有舞会狂欢，更没有闪闪发亮的月下初吻。总之，好似一部法国闷片，说起来都要让人打哈欠。

稍微算得上有一些戏剧感的细节，发生在我工作后的一个黄昏。

其实，从学校毕业到进入职业，本来是另一个临界点——完全世俗化的日子开场了，菜场、干洗店、租碟屋、水果摊、阳台上不需浇水的仙人球，门卫老头模糊的笑容。这按部就班的慵懒生活也许本足够淹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奇怪，写小说的念头似乎正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苗头。

我第一个工作单位在南京偏北方向的某一幢三十层的写字楼里，从办公室向外俯瞰，可以看见东北方向的小半个南京城，看到正下方各种各样的人，看到他们的头顶：小贩、警察、公务员、失恋者、送水工、餐馆侍者、经济学教授等等，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方向坚定、匆匆忙忙，像奔流不息的水一样冲洗、腐蚀着整个城市。那是个黄昏，光线半明半暗，天空中垂挂着造型古怪的浮云，把视线从天空往下移动，当我看着他们，看着那些跟我一样的人群，看着他们的头顶，像在大海中那样起起伏伏，强烈的焦灼突袭心头，如惊涛拍岸。

——我知道，我看到其实是一种假象：所有那些人，并不真像我所看到的那样，不，在目光所及的外表之后，他还有另外的感情和身世。每个人都有一团像影子那样黑乎乎的秘密，像镣铐那样深锁内心。对了，就是那些深沉的秘密、就是人们身后长长短短的影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像是积蓄多年的火山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迫切地想要贴近他们的心扉，感知他们的哀戚与慈悲。这就需要一个合法的工具，好在，它在那儿！正是它：小说！它就是一台高倍的、夸张的乃至有些变形和癫狂的望远镜与取景器，将会给我以无限刺探的自由、疯狂冒险的权利。

正是这个平淡而致命的黄昏，在1998年，我25岁，小说，它如闪电来袭、惊雷响起，我繁闷而紧张的青春期，像一个漫长燠热的午后，结束了，我找到了走出窄门、通往外部的途径。生理与心理上的青春期结束了，而文学的青春期开始了。

坐到电脑前，打出了我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寻找李麦》。就那个被圈点过的黄昏，它来了。

十八春：致邮差的情书

从1987年到2005年的这十八年，我的生活都与邮局那黯淡多情的绿色紧密相关：前面四年，在江苏省邮电学校读通信管理专业；后面十四年，在邮局的各个有趣或不那么有趣的岗位辗转。

邮电学校位于南京城南，我那时十五六的样子，失眠症却已根深叶茂、如影随形，无数个深夜，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听连绵不断的洒水车唱歌，眼睁睁地听着洒水车开上了夫子庙的文德桥，开过了长干巷，开过了考棚小学（这名字真够古雅的！），然后又往三山街、白鹭洲方向一直去了……终于，天慢慢亮了，我与下铺一起出去跑步，学校在中华门附近，我们俩的跑步，便是冲着那灰白色、枯萎般的城门，一边跑，一边瞧着它在我的视线里一上一下，慢慢地近了、大了，心中总有一种近乎悲凉的却又骄傲的感受……邮电学校的那四年，由于来自乡下，一无所长，不会唱不会跳；又因为爱吃馒头和肉丸，到后来还有点小胖。我相当羞怯、自卑，跟男生说话很少，就算说，脸一定会红。但我很怀念那四年，怀念我的那个班：通信管理8701，怀念我住过的那个宿舍505室。直到现在，我都在以一种可笑的方式加以怀念——设置各种密码时，总用这组数字来进行排列组合。

在邮政局的十四年，如果用一个最快速的流水账来加以闪回，现在能回忆起的大致如下：

营业员——我是狗皮膏药似的“大替班”，从包裹、特快、储蓄、报刊发行、国际业务到汇款，所有的柜台所有的业务种类我都齐活儿，谁休息我顶谁的台子。印象中，由于粗心，我赔过两次钱：一次是国际长途台少收了100块押金，一次是汇款台晚上结账少了50块。

劳资员——在一个二级单位，叫作区局，每个月都要用各种系数进行反复测算，试图替下属六七个支局的四五百人划分出三六九等的奖金额，那一阵子不知为何脾气大，被那些数字算得不耐烦时，还摔过区局长的门，完全没数！好在我碰到的局长都很好。

团总支书记——装模作样主持过团总支的晚会呢，把头发扎上去，俗气无比地穿上红毛衣，跟邮局的单身汉们跳南京流行的小拉舞。还组织烧烤，准备了好多好多鸡翅啊！但我记得我不太喜欢这闹哄哄的工作。

外宣干事——与各级媒体记者打得火热，南京的小报纸特别多，我每年的发稿量都在450篇以上，简直大跃进啊！经常有稿费呢，15块！25块！我拿个小本子记着，美不滋滋的！

行业报记者——担任《江苏邮电报》、《中国邮政报》的驻地记者。我喜欢“五个W”的新闻体，那种言简意赅的新闻八股腔，挺可爱！那阵子采访真猛啊，全局一百多个单位全都跑遍了！比如，南京到北京的T66/67次长途邮件押运班，我前后就跟过四趟。后来，我写过一个短篇《在地图上》，跟这些采访有一点点关系。

办公室秘书——前后替四任局长做过秘书，年中与年末的全局工作总结、职代会报告等是我的主打产品，同时擅长写各种场合的、假大空的讲话稿，欢迎啊致谢啊动员啊鼓动啊表彰啊祝贺啊之类，为了帮助自己“入戏”，每次动笔前，我总会积极地假想我就是局长大人本人！用一种胸有河山、俯视全局的宏大眼光……

所有这些岗位中，与文学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这一幕——

大概是1993年左右吧（那时除了读书笔记还没写过啥），我在新街口邮局坐柜台，苏童来买邮票，他慢吞吞地说，要一张《古人对弈图》。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我沉默、平淡，像一个疲倦的营业员那样，把邮票卖给了他，同时心中一声长叹：这辈子，除了阅读，我难道还会跟文学发生任何瓜葛吗？（2010年10月，叶兆言、苏童、黄蓓佳等老师来替我的新书《此情无法投递》撑场子，我还跟苏童老师提到这一幕，当然，他茫然、无邪地笑着，因为他的确一无所知。）

对了，工作之余，我还“学”点了文学——南师大的自学考试，都是一下班就直接往南师大去听夜课。上课的时间，要么是暮春，要么是深秋，似乎全南京的春华与秋色都集中到南师大了，其夜色之好，到了令人伤神的地步……我虽是形单影只，却也自得其乐，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古代汉语，兴之所至，每晚逐篇背诵那些佶屈聱牙的先秦散文。

这种傻乎乎的社会性自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快要毕业的那年冬天，以一种最古老的方式，通过我邮校同学的介绍，我认识了他，微胖，话不多，我们到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喝茶，到古林公园看梅花，很冷的冬天，接下来又是同样寒冷的早春，我跟他的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在与冷飕飕的风儿约会。春季班开学之后，我像很多女同学一样，也有男朋友在校门外等着接我回家了。我喜欢这种平庸的画面，非常之安全——不到一年，我就决定结婚，在镇江路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在每扇窗户上都贴上大红的“喜”字，楼下的人经过时仰起头都会看见。

从邮电学校到南京邮政局，对这一路，我充满复杂的感情，这十八年，我对社会生活有了较为充分、体己的感受，我破灭了各种的梦，我失去父亲，我生了孩子，我养成了“秘书般”的性格，我变得世故而冷静，但也非常不世故、非常不冷静地爱上了写小说，并决心一去不返。

你好，再见

最近几年，似乎总是在上各种培训班，鲁迅文学院（四个月），北京大学（二十天），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二十天）……不论大家年纪几何，同学间总能以一种类似于萌芽的清新状态共处，

进行一整套诸如疯癫、嬉戏、恶作剧、赌气与和好、结伴出游、小型八卦、熬夜谈天等等校园化的小儿女行为。在鲁院，我从零开始，学会了打乒乓球，后来甚至像捡大元宝似的成为女生组冠军，以至于到现在，一旦忆及鲁院，总是那张乒乓球台子印象最深——三三两两几个人围着，各自叼着烟或是酸奶（鲁院食堂供应的），围观中间两个家伙小丑般的球技。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我与南京民乐团的团长徐凯成为好朋友，常常聊天。他原先是南京小红花专修打击乐的，搞民乐多年，跟他的聊天，直接促成了《伴宴》一文……在北京大学的班上，我竟碰到十多年前认识的《扬子晚报》记者薛兵。那时候，我们合作写过许多新闻稿啊，我离开邮政局之后，就再未联系，哪里想得到，会再次碰上还成为同学！太奇妙了！

然后，还有各样的会议、雅集、宴席、对话、讲演……认识到的新朋旧友可真是永远都数不清的。比如，《人民文学》与《南方文坛》在苏州做“年度作家”评选，那算是我，一个一本正经的邮局秘书，第一次参加文坛活动，那种乱讲话、猛喝酒、四处走，极为亲热、极为随意的活动样式让我大为吃惊，哦，原来，这就是文学活动……如果把这些年所参加的活动、所认识的人、所经过的各种趣事逸事一一写下来，着实会有不少的笑点、趣点或是羞恼点。

——但我的重点不是这个，而是，在“你好”之后，总是“再见”：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人与地域、与住所、与物品的关系，在某个时刻，会亲密得如影随形，处在同样的温度与喜乐之中，但到了另一个阶段，出于现实的局限与交往的规律，又各走各路，冷暖两重，最多偶尔致电互通，大多数是一去茫茫，相忘江湖……并且，这样的过程，大家都认为十分自然、恰当、符合惯例。可是，无人处仔细想想，这里面，有种带有寒气、令人心惊的东西，算是人生真相之一种吧。

南京有位翻译家杨苡（曾经译过《呼啸山庄》，其哥哥杨宪益、丈夫赵瑞蕻都是翻译大家），今年已经92岁了，我每年冬季会去看看她老人家。她记性特别好，随意指着家里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本书，就会极其详细地忆起某人某事，那些事，大部分是三、四十年代的，有时还是她小时候跟妈妈在一起的事情……我特别喜欢听，然而，每回告辞出来，却总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慌与悲伤。我担心极了，将来我的记忆会不会也会这么准确、可靠？如果不是，那么，我曾经熟识的、交往的、给生命带来欢愉的那些人或事，就又到哪里去了呢？因为，所有的情谊、交际、往事，记忆是唯一的证人与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