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文学行走

娄喜雨

上初中时，我就有了理想：作家！可谓少年壮志。

因爱好文学而偏科。有一次，化学仅考了35分。所以，那时的我，在班上，乃至在整个学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男生。初三那年，因成绩不好，班主任从不点我的名，连我最后一段时间的缺席（我在家自习）也不过问。记得老师有一次发动学生写挑战书。许多同学都写了，说长大了要干什么，有的说做科学家，有的说做数学家，有的说做建筑学家……因为我是一个差生，所以保持着沉默。从文之初，我就很少张扬。发明飞机的人说，会说话的鸟儿是飞不高的！而我自学文学，原因：①给家里省钱。因为我那时自立心很强，不想给当农民的父母增加负担。②想成为作家，完全可以自学。③为了考试而学习没有兴趣。至今，我都不明白一个学生干吗要学那么多东西。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习必须寻找聚焦点；倘学而不用，何益？

1987年7月，我参加了中考。8月初，同学们相约着去学校看分数。我没去，也不想知道。后来，据一位同学说我仅考了四百多分。9月初，我拒绝了复习（那时有许多落榜生都进了复习班），也拒绝拜师学艺，而是选择在家自学——从一个初中生到一位作家，这个过程就是一次长征，一次一个人的艰难行走！可以说，我一个人的长征就从那儿开始了。

那时，首先家里人不理解，因为我是以叛逆面目出现在那个偏僻的乡村。父母系文盲，骂也罢，怨也罢，已无可奈何。忙时，我干活；一有时间，就缩在“牢洞”里。如今，城里的姑母就夸我能上能下。只要有钱，我就去买书。在那个容易“动荡”的年龄，我从未用钱给自己买穿的、吃的。一个长大了可以结婚的青年出门行走时还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98年我第一次走进市文联。一个为理想而苦苦奋斗的青年，其前期阶段的艰难可想而知。

为了挣钱，我在建筑工地打过小工，在化肥厂储运车间做过民工。在此，说说当民工的一段生活吧。那时，月薪64元。早上在食堂里吃，中、晚自带饭盒在车间蒸饭箱里蒸饭；住在民工房里，一个房间4张床。为了省钱，更多时候从家里带腌菜。民工的工作除了一年一度的大修，其余时间的事并不多。没事时，我们在休息室待命。休息室里，别人扯淡，我一有时间就读书。当然，不能让负责民工的头头沈××发现。道理很简单：这不是让你读书的地方。在此说明：像我这样的小民工，是受像沈××这样的势利者歧视的。上班：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中午午休两小时。从厂里到集贤路新华书店，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所以，只要是晴天，我放下饭盒就往书店里赶。书店开架，没钱买书，但可以进去装作买书的样子看书。进入书店，我熟门熟路去社会科学的隔里看我要看的书。记得一本《现代汉语》，不过1.35元，我跑了几天才将它看完。时间到了（父亲将他的钟山表给了我），我又忙往回赶。回到厂里，趁闲将看到的内容简明扼要写成笔记。这种读书方法一直持续到离开了化肥厂。其实，厂里有图书馆。我曾试探着向沈××询问，他白了一眼理也不理，仿佛在说，那是像你这样的人去的吗？在此赘言，那时石化厂少数本地工人很坏，相反，外来的工人（大多是上海人）对民工却能平等相待。有一次，我出厂门时，沈××还对我审查过，以为我所带的饭盒装了尿素。那是我第一次被人当作贼。我回答很沉着，之后静静地从他面前走了过去……涉世之初，在感受人心冷漠的同时，我也得到了民工组几位长者的关心与爱护，比如汪家礼（家住联盟村）等其他几位我已忘记了姓名的长者。因为我年龄小，个头不高，一些重活他们总是替我们几个小的干。比如拖板车，他们总是掌车把，我们几个小的仅仅在后面推推而已，而彼此的报酬却是一样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第一个月的工资下来时，我第一次花6元钱在衣摊上买了一条海中蓝色裤子。回到民工宿舍，我还念叨：6元钱，一条裤腿值3元钱。而我的一位工友却不管这些，用所有的钱买了一件不错的皮夹克。那时每月虽只有64元，可是值钱！正式工月薪也不过150元。除了给自己留下生活费，余下的我全交给急等着用钱的父母。在那个时期所购的书籍里，我常用笔写上一段小字说明当时的窘况。现在，每每看到这些文字，我都不愿回忆过去。

与现在的学生相比，那时我哪有读书的条件呢？我曾语重心长地告诉身边的孩子：那时不能等！其实，许多事你都不能等，一等，美好的青春时光已经从你身边溜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要做的，必须紧紧抓住每一天！每年从各个大学文学院毕业的人数以万计，可最终成为作家的能有多少？有人认为搞文学清苦，等我有钱了再说，可是等你有钱了，时光却已经将你抛弃了。

每当温习过去所写的笔记，我笑我学习上的愚笨。可是想一想，那时不那么做，能有第二种方法吗？1995年，我走入市图书馆，办了三张借书证。进修期间，我几乎将馆内所存的文学类书籍全借阅了。在此，我要感谢市图书馆对我的帮助！所阅之书，价值几千，如今上涨，恐怕已值几万了。我，一位没有多少收入的青年，哪有那么多钱买书呢？

……

这就是我30岁前的一段成长历程。如今，我虽已在《大家》《广州文艺》《雨花》《西部》等杂志发表了近百篇作品（主要是小说），但我感到，此生，除了哪天进了方匣子，我都在长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