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废墟和历史的纪念碑

一

常克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北疆开拓者，他退休后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他在恍惚间的自言自语被孩子录音并整理成“榻上呓语”，这些“呓语”便成了有待解密的意义迷宫。与此同时，常克勋在患病之前未完成的自传提纲中留存下了只言片语，这些简略的句子又成为有待拼贴的记忆碎片。由此，本该被直观呈现的、被激荡的历史进程所塑形的常克勋复杂的人生经历便坍塌为语言和意义的废墟。当他的孩子在这些语言片段的指引下，重访父亲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时，一场在语言和意义的断裂处挖掘、重建记忆宫殿的追寻之旅也就开始了。这便有了老藤的长篇小说《北地》。随着常克勋辗转于北地各处主政，《北地》的叙事亦随着地理空间的转化而推进。因此，对常克勋言行、事迹的追述便成了一个将历史进行空间化展示的过程。对此，历史学家阿莱达·阿斯曼有过非常形象的说法：

编年史成了历史的地形学，而历史可以通过漫步来一步步走过，可以一点点在当地解谜。[〔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359页，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漫步”就是在地理空间中寻找历史的痕迹/遗迹，而“解谜”正是将历史的痕迹/语言的碎片还原成完整的传记/正史。所以，《北地》的叙事便是从那些遗迹开始。很多时候，那些可以激活记忆、唤醒意义的遗迹本就是曾被语言/意义塑造过的人造之物。或者说，遗迹、旧物、废墟不就是有待“解谜”的语言碎片、意义迷宫吗？

二

《北地》的故事始于一座山和两座墓碑。

格拉秋农场是老爷子1958年转业后的第一站，和北地其他农场一样，当时都是白手起家。[老藤：《北地》，第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常克勋在格拉秋山上修建了“十八烈士墓”，里面埋着在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十八位志愿军的胸章，他们是常克勋的战友。于是，“墓碑”成为常克勋“白手起家”人生新起点的隐喻。从铁血战争到和平建设，是国家宏大的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从战场到农场，是个人身份和职业生涯的转变。于是，“墓碑”不仅意味正史新幕的开启，而且意味着个人传记的新开端。“墓碑”在这里不仅是国家历史与个人传记关系的见证者和承载者，其实也体现着各种价值的张力关系，比如，死亡与新生，哀悼与希望，个人与集体，私情与共情……

所以，《北地》的开头颇具有象征意味，重访“墓碑”是为了重建叙事的“纪念碑”：擦拭时间的灰烬，辨析残留的痕迹，以复原丰富的事件和充沛的意义。

两人离开褚家后，司机问还要去哪里，任多秋说去十八烈士墓。司机摇摇头，司机说没听说过十八烈士墓……司机说狍冢啊，在格拉秋山上，那个景點虽然偏，去的人不少，很多知青都愿意去那里参观。

……

狍冢旁一个导游正在讲狍冢的来历，两人听了听，与褚三禄所讲出入甚大，年代也提前到了清朝乾隆年间。

两人几乎同时注意到另一座坟墓，那一定是埋葬着志愿军胸章的十八烈士墓……与狍冢不同的是烈士的坟丘依然是土封。[②③ 老藤：《北地》，第22、20、1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现实对历史的遗忘和掩埋，在这里可见一斑。所以，重访“墓碑”不仅仅是记忆修复术，让模糊、残缺的往事变得清晰完整，获得意义的景深;而且也是记忆挖掘术，重现那些被有意无意遗忘、忽略的过去，让它们重新与现实建立关系。就像这个被很多人遗忘的“十八烈士墓”，重新谈论它，不仅是对现实从何而来的解释，而且是对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史前史（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的注释。“修复”是为了把历史残骸、碎片还原为完整的本事、鲜活的生命和充沛的意义，“挖掘”则是要在现实中唤醒被遗忘的历史，重建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

重访狍冢亦是如此。当年，常克勋与同事褚三禄去祭扫十八烈士墓时，被狼群环伺。一群狍子的出现分散了狼群的注意力。结果，狍子命丧狼口，而常克勋和褚三禄得以脱身保命。事后，他们把狍子的残骸埋在了十八烈士墓的旁边。

“为什么要筑狍冢？”

三禄叔未加思索回答说：“没有那五只狍子，坟里埋的就是克勋兄和我。”②

这本是个残酷生存和生命平等相互交织的伦理故事。然而这个社会主义农场故事却被改写到乾隆年间，这无疑是历史被商业消费的时刻。典故化、传奇化其实就是历史本事和意义被扭曲、篡改的结果。历史的残骸成了现实的玩具。所以，正名亦是历史重建的本有之义。

可以说，“墓碑”上的文字、图案乃至裂痕都是历史图景及其意义的缩写或破损。关于它的重新确认和辨识，既涉及历史叙事的终点/死亡与开端/新生辩证法，亦涉及本事和意义的挖掘和重新厘定。这些都将决定接下来的叙述方向和边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墓碑亦是界碑。于是，人生的断裂和修补，风景的消逝和重新发现，记忆的破碎与拼贴，都围绕从墓碑到纪念碑这种叙事隐喻，有层次地搭建起来。

所以，在随后的重访过程中，追忆因公殉职的同事，缅怀那些为信仰而牺牲的年轻人，怀念某些激动人心的共同时刻……都在突显小说中的一句评价：“殉道者是一个时代留给未来的舍利子。”③很显然，抛开那些需要被检讨的时代局限性，让那些值得被铭记的价值和精神重现纪念碑式的光芒，始终是《北地》的主旨之一。

三

狍冢之于常克勋和他的北地人生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它所隐喻的生态关系，将一直贯穿于《北地》之中。因为，常克勋辗转于北地各处主政时，与地理、生态、自然打交道始终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叙事空间的每次转换，都伴随着关于当地风景、物产、习俗的介绍，于是，对常克勋北地经历的追寻便有了人文地理志、风物志的特点。所以，我们不妨把常克勋的北地经历视为各种生态关系交织的结果。

常克勋北地人生的初始阶段就遭遇了政治气候的阴晴不定。在其调任红花尔基农场后不久，大炼钢铁运动便成为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发生冲突的场域。为了保护山林生态，他以学习修建十三陵水库精神为名，带领当地群众去修建水库。这本是缓解政治压力的权宜之计，却对湿地生态造成了伤害。

泡子周围有三处泉眼……钓到的鱼多是黑鱼……方圆数十里的汉、满、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各地安营扎寨，饮水钓鱼、祈福祛病……黑鱼泡一带的草地，几乎成了端午节远近民众狂欢的舞场。想想看，泡子里波光粼粼，地上草长莺飞，蓝色的钢笔水花成片绽放，垂钓的人群，白色的帐篷，红色的篝火，飘着鱼肉鲜香的吊锅，这是多么美妙的图画！随着黑鱼泡的消失，这个节日消失了，只留在老人的记忆里。[②④ 老藤：《北地》，第31、149、3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风景的变化、物产的消失和习俗的改变，其实就是人、政治和历史关系改变的结果。人的境遇、政治风潮、历史进程三者的相互影响和塑造，其实就是一种生态关系。所以，风景、物产、习俗都成了人物传记和历史图景的内在构成。那个时代有一个常用词汇叫“移风易俗”，它不就是关于政治生态和历史表情变化的一种修辞吗？如果从写实的角度而非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历史风景”这样的词汇，有些场景会更加直观地展现其意义的冲击力。

任多秋说：“我们先去‘五七干校’原址看看，看看老爷子当年住过的宿舍还在吗？”

白猛摇摇头：“别去了，那个院子卖给了私人，现在是一家养貂场，味大。”②

后人想参观常克勋曾经待过的“五七干校”，未能如愿。简单的对话却勾勒出极具荒诞意味的素描：规训与养殖的异同，人与动物的对比，革命激情与商业欲望的更替，两种历史生态及其所包含的意味叠加于现实场景之中。更进一步说，历史生态可以决定风景样子抑或有无。所以，段义孚会说：“地图是非历史的，而风景画则是历史的。”⑤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第100、45页，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7。]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常克勋与他的同事毕克功何以会在改造老街的态度和方案上发生冲突。

毕克功有一种二锅头般的民族情绪，认为凤鸣街是白河的羞耻，是被殖民的标志，凤鸣街的存在除了做反面教材再没有其他意义。④

“文化和经验会强烈地影响对环境的阐释。”⑤这是人对周遭世界进行判断时所无法回避的。北地作为东北的模糊指代，曾有过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并留有日裔、俄裔居留地。所以，“历史创伤”和“异国风情”（小说原文使用了“异域特色”这个词汇）这两种冲突的意识形态认知会落在同一片风景上。前者是以真实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的文化隐喻;而后者是以审美作为包装的经济诉求（旅游开发和招商引资）。两者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历史生态中所孕育出的不同的政治诉求，难以进行调和。所以，有的风景就消失了，正如常克勋的老同事毕克功最终拆除了凤鸣街。

有著类似经历的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常会被这样的问题困扰。但事情的暧昧之处在于：尽管常克勋对此保持着反省和惋惜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毕克功就完全错了。因为，不管“历史创伤”与“异国风情”在具体情境中的冲突有多么激烈，它们却都能在更深广的历史语境中——在驱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进程最根本的意识形态中，即“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找到支撑。后者固然与“开放”直接相关。然而，创伤的疗愈或解决却同样是“发展”的动力。所以，凤鸣街的存在或消失充满了偶然性，或者说，风景的暧昧其实就是历史生态的暧昧和复杂。

然而有的风景注定会消失，因为它的消失本身就是历史生态自我更新的代价，不管它曾经有多么迷人、壮美。铁西曾是北地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在90年代中期工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转型中，它原有的功能和角色烟消云散。所以，关于它的重访是一种挽歌式的怀旧。

改行当年，铁西有33根高高低低的大烟囱，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些冒着白烟的烟囱是一道不错的风景，因为阳光能把白烟染成金色，尤其寒冬季节，这图景给人无尽的温暖。但很快这些烟囱一根一根倒下了，就像被割倒的高粱，倒下的烟囱无法再给夕阳配图，真后悔当年没买个相机把那个景象照下来，现在惋惜也没用。[⑤ 老藤：《北地》，第313、3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林立的烟囱代表着工业时代的强力和繁荣，巨量的白烟是时代巨大气魄的象征，壮美的夕阳则是那个年代革命浪漫主义的余晖。这种典型的工业时代风景，曾是一个地方全部意义的表征。所以，它在消失于现实中后，依然会一遍遍地浮现于亲历者的回忆中，并伴随着浓郁的感伤和失落。旧风景被新历史覆盖，见证这一切的人是需要被理解的。所以，曾有过社会主义经验的俄裔美国学者博伊姆说：

这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渴求，在一个被分割成片的世界中对延续性的向往。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③ 〔美〕斯特兰维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第6-7、8页，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但是，她同时也提到：怀旧“诱引我们为了情感的羁绊而放弃批判性思维”。③确实，怀旧的风景和记忆都是虚构，需要经过涂改和增添。就像那幅风景里的白烟，它所呈现的情感效应和视觉冲击力，无疑是以审美性掩盖了其污染性的结果。现实有时会反向测试记忆，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如今“白烟”的秘密已是常识：所谓白烟其实是视觉效果，实际上是脱硫产物，含有大量的硫酸盐、脱硫剂，还有一些氯离子、硝酸盐。也就是说，这些白烟构成成分绝大部分是PM2.5，是空气的重要污染源，也是导致雾霾主要原因之一。见雪萍：《厂里大烟囱冒的白烟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危害？》，北极星大气网，2018年1月27日，https：//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27/877166.shtml。]所以，《北地》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尽管这风景属于某一群体的特殊记忆，但小说叙述并没有被这种怀旧情绪牵引，在表达共情之理解的同时，亦借助其中一个人物之口说出了“故事很文学”⑤这样的话，以与前述引文所涉及的风景和故事拉开审视的距离。由此，那些被虚构和抒情包围起来的风景细节才能获得更为冷静的审视。

在这段引文后面，亲历者继续描述了那些烟囱被爆破的细节。那些曾经被刷在烟囱上的标语也随之灰飞烟灭。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些标语既是真实历史事件的浓缩，亦是具体历史阶段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风景坍塌的过程，成了历史完成自身使命逐渐退场的隐喻。这些表征历史的文字的破碎和坠落，就像是蝶变、蝉蜕，是一种历史生态更新时的自我扬弃。所以，风景的坍塌并非意味着历史成为废墟，只是在尚未充分展開的历史语境中，没人知道在历史的地基之上将会出现怎样的风景。就像没人知道这并不尽如人意的铁西现状最终会被怎样重建，铁西的上空又会升起什么文字，排列出怎样的形状和意义。

四

不难看出，老藤写作《北地》的意图在于对新中国史的重述和反思，因为不管对新中国第一批建设者的生平做出怎样的复原和评价，一旦涉及语境、背景，作者都无法回避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进程、社会发展的描述，而这样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观念和态度。很多具有宏大的历史诉求的现实主义写作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即通过对历史人物原型或虚构的历史人物的生平描述，来完成关于历史的想象和评价。这种正面强攻的叙述，不管叙述人称如何变化，其实都隐藏着一个上帝视角对人物、事件、背景的整体统筹，这样视角本身就宣告着一个并无多少张力空间的意识形态评价。很多类似的现实主义写作之所以显得乏味、单调，正在于意识形态被呈现为单调的设计和说教。正因对这个问题的警醒，使得老藤的写作做到了同中求异。所谓“同”指的是，《北地》无疑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老藤始终以政治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这是这部作品的底色。所谓“异”则是指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复杂性的前提下来讨论政治正确。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涉及关于新中国历史评价的具体观点和对错分歧，而是讨论小说写作中可能的历史叙述方法。

老藤的主要描述对象常克勋在现实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言语、思维和行动能力，这对小说叙述来说是一种隐喻，即历史在现实中缺席。所以，《北地》的出发点就是要在现实中寻找历史的痕迹，重建历史与当下的连续性。与这种缺席相对应的，老藤放弃了正面强攻的手段，而是采用了更为复杂多样的手段去重建被当下抹除的历史景观。随着叙述的铺展，常克勋留下的语言碎片逐渐被传闻甚至是谣言、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报纸、照片、录音、信件、物品、遗迹等事物包围、充实。他们既是存储历史记忆的媒介，又是历史记忆被呈现的结果和形态。历史记忆的媒介与形态之间的关系，如同叙事手段与故事形态的关系。所以这些不同的记忆形态所包含的信息和意义并不一致，它们之间相互修正、补充，也可能彼此消解、证伪。但正是在这种意义的张力关系中，当下与历史的连续性得以重建，历史的复杂性亦得以生成。而历史复杂性、多样性与政治正确并不总是冲突的，两者之间的平衡和协调才是出色的主旋律作品散发强大的说服力和充沛的感染力的主要原因。

小说里的任多秋就是一个承载政治正确与深刻反思之间张力关系的功能性角色。他是京城某大报的退休记者，是常克勋传记的执笔者，陪伴着常克勋的儿子常寒松寻访那些旧地旧事。他的职业身份使得他一直在执行某种功能，即为那些重新发现的事件提供历史语境、彼时的政策内容和制度执行、理解角度等方面的背景信息。所以说，倘若把常寒松视为事件的探矿者和寻宝者，那么任多秋便是绘制矿产、宝藏意义地图的人。更进一步说，因为血缘关系，常寒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当事人，而任多秋才是那个相对冷静的旁观者。两者在身份、功能之间的差别和距离，便是反思流动的空间。

但是，还需要考虑到被重现的事件中还有部分亲历者在世。如果把当事人理解为叙事意义上的主角，那么，亲历者就会被视为叙事意义上的配角。这些配角本拥有自己的经历和历史，却只能活在别人故事的注释里，像是充满反讽意味的历史幸存者。亲历者重新讲述自己在那些事件中的言行和意义，其实是作为旁观者的自己在讲述作为当事人的自己。这里再次形成一种反思空间。所以，在多重的当事人、旁观者、幸存者之间，各种话语关系叠加着层层的反思空间，事件的多面性和评价的多样性在其中交织。这种多样性在小说叙述中又以田野调查、人文地理志、游记、口述史访谈等多种文类形式表现出来。

简而言之，长篇小说《北地》根据一位失智老人的只言片语，追溯、还原了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东北拓荒者波澜壮阔的一生。从生理意义上的阿尔茨海默症到现实中的物是人非，如何在这些记忆的废墟之上去勘探、重建残缺模糊的记忆片段与历史的连续性、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长篇小说《北地》对史诗型现实主义写作难题提出的挑战。老藤调动、借鉴了丰富的文类形式，以追寻和重访作为叙述动力，让这些思绪、情感、记忆的碎片逐渐串联、扩容、互文从而编织成充沛的故事形态。东北地理生态史、东北社会变迁史、新中国开拓发展史等多重历史图景之间的张力关系，亦在叙事的过程中逐渐丰满起来。于是，对一个人的生活史、精神史、奋斗史的复原和展现，也就成了对多重历史图景交相辉映、共同成就的过程的回顾和展望。可以说，老藤以极富创造性的方式探索了书写现实主义史诗的新途径。

2021年12月6日21点40分，远景路

2021年12月7日21点24分，远景路

【作者简介】方岩，辽宁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