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散文”20年：命名的赋新及理论标举的疏漏

刘 军

进入新世纪之后，散文思潮的弱化构成了文学思潮整体趋于弱化的一种表征。近20年来产生的“新散文运动”与“在场主义”两个散文思潮，呈现出的弱化表征虽然不一，但在理论的自洽性和思潮的铺展面、持续性上，皆存在某种本ss然的缺失。2019年3月，“新散文二十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一批重量级“新散文”作家聚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锐锋在会上做了“文学大坐标上的新散文”的主题发言，祝勇写出了《“新散文”何以活力不衰》这样的总结性文章。

经历20年的震荡，重新梳理“新散文运动”的起起落落，该如何对这一散文思潮做出整体性判断？又该怎样考辨其理论标举的得失，理解“新散文”的“新”？这些理论课题，正摆在散文研究者的桌面上，等待理性的回应和钩沉。

一、命名的演进与赋新

“新散文”这一概念的再次使用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李孝华在《散文》杂志上刊发了《新散文的审美特征和成因》一文，以“新散文”这一提法指认此前几年散文领域内一批在艺术传达和主题发掘上有新意的作品。而随着“新潮散文”在80年代中后期的涌现，附着其上的各种命名多种多样，“新散文”就是曾经被使用的概念之一。秦晋于1993年写就《新散文现象和散文新观念》，分析评论的对象就是“新潮散文”。到后来，学术界以“新生代散文”统一了之前的多重命名。而在2006年段建军、李伟合著的《新散文思维》一书中，两位作者再次使用了“新散文”概念。但书中并没有严格的论证过程，只是简明扼要地将新时期以来的散文作品统称为“新散文”，并将巴金的《随想录》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定位为这一时期“新散文”的代表作品，以此与“十七年”时期的散文作品相区别。

如果说“新生代散文”致力于重构散文的话语秩序，却因个体的差异导致了艺术探索的不完整，那么，“新散文运动”的参与者则在探索步调上显得更为统一，其力度和取得的成果也相应地远高于“新生代散文”的文体实验。作为一种整体性推进，“新散文”概念在后续过程中进一步拓展，并演化为新生的散文思潮。《大家》之后，一些重要刊物，如《人民文学》《天涯》《山花》《作家》《十月》等也加入推介“新散文”作品的阵营。主题性图书随之推向市场，如“深呼吸散文丛书”就收录了周晓枫、张锐锋、庞培、祝勇几位“新散文”作家的作品。南帆、周晓枫主编了《7个人的背叛——冲击传统散文的声音》主题图书，收录了格致、朝阳、方希、吕不、刘春、雷平阳、黑陶7位“新散文”作家的作品。持续时间较长且影响较大的则是由韩忠良、祝勇主编的“布老虎散文”书系，不间断地推出“新散文”作品。此外，祝勇还主编了《1977—2002中国优秀散文(一个人的排行榜)》《新散文九人集》等主题鲜明的图书。这一时期，网络论坛写作方兴未艾，为诸多民间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以“新散文”“大散文”“原散文”“散文中国”“汉字”等为名的网站成为专业作家与民间作者竞技的舞台。尤其是“新散文”网站持续存在了近10年时间，将探索散文写作的多重可能性作为论坛写作宗旨，试图拓宽散文写作边界，成为吸纳“新散文”写作新生力量的重要平台。当下散文的中坚力量有一多半皆曾游历于“新散文”网站，如江子、范晓波、黑陶、宁肯、格致、蒋蓝等人。网站创办人马明博依托传统媒介，分别编选了《新散文十五家》《新散文百人百篇》，将“新散文”观念贯穿论坛写作。

2002年，祝勇以一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从正面建构“新散文”理论体系。这篇文章也可视作“新散文运动”的理论宣言，标志着“新散文”由创作层面向理论自觉层面转移。2004年，新风格散文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新散文”代表作家们纷纷建言。张锐锋总结散文传统的得失，认为过去的散文往往包含了强烈的宣教意识，作家与读者之间是一种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而“新散文”则致力于营造平等主体的对话关系，由过去的教育关系转向审美关系建设。周晓枫则指出，“新散文”是不断更迭的概念，不是“新散文”会成为潮流，而是求新、求变和求丰富一直是潮流和趋势，任何文学都是这样。随着新人新作的不断涌现，相关理论探讨也及时跟进。孙绍振对这一创作新潮大体持肯定态度，在其论著中提出了广义“新散文”与狭义“新散文”的划分。广义“新散文”作家群体内涵较为驳杂，既包括“新散文”作家群体，也包括“新生代散文”作家群体；而狭义“新散文”作家群体则专指“新散文”作家。吴义勤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也吸收了“新散文”探索的成果，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新散文运动”及作家作品。

二、新散文的理论得失

《大家》杂志打出“新散文”旗号，虽然也配发了编者按语并跟进了一些批评文章，但仅仅是解决了概念的确立问题。对于观念的新指的是什么，“新散文”的文体探索又体现在哪些层面，“新散文”的审美指向包含哪些内容，这些基本理论架构是在新世纪初，经过祝勇的集中阐发方得以初步成形的。考辨“新散文”的理论框架，祝勇写于2002年的《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堪称代表性论文。尽管“新散文”的一些代表作家针对“新散文”的处理方式有过表述，但毕竟是局部的、细节上的。而祝勇在其后继续通过访谈和著文的形式为“新散文”的合法性辩护，终究属于修补性质的工作，在理论表达的充分性上，2002年写的这篇文章堪称典范。

《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依附性散文历史与现状的批判，集中在散文以独立性的丧失换取对社会观念的迎合上；第二部分阐述“新散文”为散文写作提供的变数，并列出几个指标，论证了“新散文”不同于“体制散文”的新要素。文章开篇，祝勇对参与文学史写作与散文选本的话语权拥有者表达了强烈不满。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这些人对大众需求的迎合，造成了具备先锋性、独立性的文本被遮蔽的事实，他将批判矛头指向市场体制和技术体制。市场体制指的是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体系，这一体系以流行与否为评价指标，进而隔断了超拔之作的问世之路。他甚至断言，几乎所有的畅销散文在艺术性上皆无可取之处，散文创作应该有一种抵抗精神，以免被大众文化淹没。所谓技术体制既非本雅明批判的机械复制时代，也不是海德格尔对工业技术崇拜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至今，思想文化界对流行的技术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皆展开了反思和批判。以上三种也构成了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病灶。祝勇所言的技术体制主要指文学史业已形成并根深蒂固的艺术处理方式，即陈旧的表达体系依然对当代散文形成规约，而支撑这一表达体系的主要内容有两个：唐宋散文的文以载道和明清小品的性灵闲适。中国当代散文并没有建立起新的话语体系，仍然在陈旧的表述体系中打转。

三、后续的争鸣

“新散文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因理论标举的越界而显得标新立异，引起了一场争论。不过，相关“新散文”的理论争鸣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较短，主要集中在2006年前后，随着“新散文运动”的式微，争鸣话语自动终结；二是范围和规模远远比不上此前的争论焦点，参与的学者并不多，争鸣场域也仅限于几个媒介。在这场争鸣中，除了祝勇之外，其他“新散文”作家皆保持沉默。因此，话语场掀起的波澜比较有限。

争鸣首先由当代散文研究界的代表性人物陈剑晖发起。他在《羊城晚报》发表了《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一文，从多个层面批评“新散文”文体探索的误区。报纸又后续刊发了林炜娜的《为新散文澄清概念》、佃国春的《新散文写了什么》、庄航的《新散文是自由的舞者》，以及祝勇的回应文章《为“新散文”背上的三宗罪辩护》。上述文章立场各不相同，审美判断有针锋相对的指向，学理性和逻辑论证皆有其局限，因此，虽然引起了散文界的注意，但影响毕竟有限。后来，陈剑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思考，在《文艺争鸣》发表《新散文往哪里革命？》一文，深化对“新散文”的批评。此次争鸣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孙仁歌于2007年著文《“新散文”是一朵正在凋谢的玫瑰》，所取题目甚大，实际内容却是与张守仁编辑商榷，批评其选发了一批文体形式“怪异”的作品，对“新散文运动”并没有展开整体性梳理，仅仅针对“格致散文”的虚构性展开批判。通读这篇文章，可见作者观念的保守和滞后。

陈剑晖的批评话语较为集中，可谓切中肯綮。“新散文”文体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细节沉迷、词语迷恋、伪劣个性的问题确实对这一实验性散文思潮产生很大制约，在审美个性上剑走偏锋之举最终将难以为继。他的批评声音在理论批评界反响并不大，这缘于散文弱势文体的身份地位，但在勃发的新媒介平台上，比如论坛和博客上却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也是由新世纪散文理论场域外扩的基本景观所决定的。

2007年，黄雪敏在《文艺评论》第2期上刊发《论“新散文”文体变革的艺术得失》一文，主要针对“新散文”的理论建构内容展开批评。她认为祝勇倡导的“无界限写作”否认了散文文类的特殊性，将会带来文本结构支离破碎的结果，必然消解掉散文文体的独立地位，使之走向反文体的极端。对于“新散文”的理论架构，她指出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对抗性的思维逻辑，构成了理论缺陷的主要内容。祝勇在回应文章及后续访谈中对自我理论表达的辩护，仍然没有脱掉“凡文学观念革命必然正确”的绝对化立场，而且话语也不够集中。因此，这场关于“新散文” 的争鸣无疾而终。

总之，百年白话散文史上，多次出现“新散文”的命名，涉及到散文的破体、文体的创新和结构模式的突破窠臼等。但“新散文”作为文体新概念是在新世纪前后的“新散文运动”中完成的。在此之前，小说、诗歌、戏剧皆完成了技术和观念层面上的革故鼎新，由某种封闭状态走向开放，汇入世界文学的交响乐。如果以逆s向思维加以考察，也足以说明散文文体的保守，足以验证散文作为一种弱势文体的特性。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紧随着“新散文运动”而崛起的“在场主义”，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遭遇了同样的困局，也很快落入窠臼。散文的活力和张力，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