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为问题的发生——以延安文艺运动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为对象

卢燕娟

今天看来，这些反思和探讨都极大拓展了当代文学的学科空间。同时，它们都分享着一个基本学科共识：将政治、社会等外部因素与文学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将“文学”视为超历史的、自足且自明的先验性概念(所谓“纯文学”概念)。这一视野很大程度上将“当代”限制在物理时间的意义上，似乎其仅仅是对研究对象所处历史时段的客观表述，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之“当代”所内蕴的问题意识。

回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各种命名，无论是最早的“新文学”，还是后来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包括更晚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现一切表面上看与时间相关的概念，都内蕴着历史观念和价值立场。而每一次概念发生或更替，都是一次文学观念的重构。

如果这样来理解当代文学的起点，则“当代”就绝非对一个单纯历史时段的指涉，而是一个涉及文学根本观念的重要问题。它首先意味着与“现代”文学价值立场的区别和对其内在困境的超克。由此，可以将从延安文艺运动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视为中国文学离开欧洲现代文学的审美坐标，将自己作为一种“激进”的有机实践力量参与到中国现代历史整体进程，在与中国现实历史进程的有机关系中重新确定自己新的美学坐标的历史。“当代性”由此成为文学的本质性内涵和重要问题意识而获得方法论意义，并生产出一种全新的文学的范式和传统：文学不再是一个闭合的领域，其必须向现实历史进程敞开甚至积极参与其中；文学不再是界限清晰的上层建筑，而是成为有机实践力量参与到对未来的创造中；文学不再于超验凝固的美学标准中获得自身的意义，而是要放置在其对现实历史的实践性后果层面来选择评价。

较之“左翼文学一体化”的阐释体系，“当代性”作为问题意识的凸显，更强调文学概念本身的转变。这样的理解不是将某种文学立场的扩张作为文学演进的动因，而是反之，将文学面向社会与历史的实践性诉求作为文学立场生成的原因，并将这一诉求在历史语境中所获得的共识作为其对应的文学立场获得普遍性的动因；较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更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遭遇“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命题，“当代性”作为问题意识的凸显，则意味着更关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与文化内部在如何理解现代、如何进入现代问题上的不同意识和路径。

以“当代性”为问题意识重新考察这一段文学史，则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根本观念、重要特征和基本标准均可以获得重新理解和阐释的空间。

一、“当代”作为问题意识的提出：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80年代形成的主流文学史阐释，往往秉持纯文学立场讨论延安文艺运动。该阐释在将政治与文学进行简单二分的同时，也简化了历史场域本身的复杂性。今天有必要以“当代”作为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来重新观察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及随后的延安文艺运动。

从宏观历史语境来说，从1937—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中日战争已经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反思。李泽厚将其表述为“救亡压倒启蒙”。但回到历史场域，或许也应该看到：以欧洲现代性为蓝本的启蒙方案，始终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在竹内好处被表述为启蒙中国大众与复制欧洲现代文学之间的矛盾。即使仅从启蒙大众一个维度来说，中国知识界也早已不乏反思之声。鲁迅写作小说《伤逝》、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都揭示出启蒙在现实历史中的无效性和启蒙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刻体会。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向“左”转本身也与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启蒙的限度与困境相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在危机中深刻体会到欧洲现代性在“文明与进步”之外，实际上内蕴着野蛮的侵略与扩张。当其时，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知识分子普遍在反思启蒙的同时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国族救亡的文化资源。这一思想转型固然是“救亡压倒启蒙”，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一“压倒”更应视为在外部侵略刺激下，对此前已经发生的启蒙反思的推进和深化。

简言之，40年代中国知识界普遍问题意识的转移，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与探索，构成毛泽东发表《讲话》以及推动延安文艺运动的历史动因。从这一视野出发，就不会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表述简单理解为政治对文学的强制，而应当视为“当代性”取代欧洲现代文学标准成为新的文学观念和范式。这里的“工农兵”，是新文化所要唤醒的新主体，文艺为他们服务，意味着文艺不再是象牙塔内的闭门造车，而是与自己所置身的历史时代有机共生，寻求有效进入、影响现实历史的可能性，并将这一努力作为自己合法性的首要标准。而这里的“艺术标准”，事实上所指的主要是此前文学所学习借鉴的现代欧洲文学的审美标准。这些文学，既包括五四启蒙文学，也包括30年代的左翼文学，前者以西欧为坐标，后者以苏俄为圭臬，均与中国民众的阅读、表达习惯有着难以弥合的差异。《讲话》将其放置在次要地位，而居于主要地位的“政治标准”，应当理解为文学能够面向社会历史所发挥的有机作用。当历史需要新的主体承担救亡与解放的历史任务时，文学就应当参与到解放劳动者、塑造劳动者——为人民的历史实践中。这种来自具体历史时代与面向社会实践敞开的新特性，即“当代性”，更新了此后的文学观念，也决定了此后当代文学的基本传统和范式。

葛兰西突破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二分关系，认为文化也是一种“实践性力量”，会面向社会历史直接生成实践性后果。《讲话》重新规定了文学是什么和文学为什么。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风和随后的延安文艺运动，都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打破了文学艺术的自足性和闭合性，将其强行拉入社会历史实践中，使其迅速转变为一种“强力”的实践力量。由此，文学观念从竹内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中国文学不再以欧洲美学坐标为自己的艺术参照，而是直接从时代与社会的当下需要中生产出自己的美学合法性。

二、“当代”作为问题意识的展开：文学史上的批判运动

首先，是批判所关注的问题性质。传统文学的批评与争论往往产生于作家艺术观点的分歧以及由此决定的美学标准差异，当代文学开端时期的批判运动，则以作品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引发的现实后果为主要标准；传统文学的批评与争论往往在专业文学创作者与批评家之间展开，当代文学开端时期的批判运动参与者则具有空前广泛的社会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争论的双方，均不将文学视为自足闭合的艺术创作，也不把艺术原则与社会效果作为二分选择。简言之，当时看上去尖锐对立的争论，事实上分享着一个文学观念的共识：评价作品的首要标准是作品所引发的现实后果，而不是作品的美学维度。

因此，到“十七年”期间，与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批评一起写入当代文学史的，还有胡适《红楼梦》研究批判、京剧《李慧娘》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等事件。在这些对古典文学的当代批判中，《红楼梦》批判的焦点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立场分歧；《李慧娘》争论的问题是宣扬“牛鬼蛇神”还是“有鬼无害论”；《海瑞罢官》更是为响应“向海瑞学习”以抵御当时浮夸风的号召而写作，随后因为海瑞阶级属性问题受到批评，最终与现实政治事件遇合而越出文艺领域。

从今天的问题视野来说，这些在当代文学史上频繁发生、涉及古今中外文本与历史的批判事件，清晰地呈现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性”从来不是一个物理时间概念，它也从未将自己限制在哪怕是大致意义上的“当代”。作为一种新的问题视野，它指涉的是以当代社会历史问题对“文学”的观念重塑和内涵重构。

三、“当代”作为美学坐标的重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新的美学诉求，意味着文学的当代性诉求移动了以现代欧洲文学为范本的美学坐标，其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现实主义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谈论现实主义，往往更多意味着作家的立场与态度，而不是指同样来自欧洲现代文学传统的那种作为单纯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在80年代对文学史的重述中，本文所讨论时段的文学作品往往受到美学上的质疑。而作为其基本方法与立场的现实主义，也由此被判断为非文学乃至反文学的概念，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被视为自延安文艺以来形成的文学传统的核心方法和基本立场而受到排斥。

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将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问题导向所建构起来的现实主义方法作为不具备美学意义的表述，实际上遮蔽了这样一种思维：在现代文学接受欧洲现代影响时一并接收下来的欧洲审美坐标是可以而且应该重构的，这种重构在于将文学理解为整体历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以能回应、进入和理解自己的历史与时代作为文学的要求。从中被召唤、生产出来的美学风格，正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文学观念的更新与文学意识的重构中所生产出来并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当代性”。

结 语

20世纪80年代重申“文学性”“学术性”的问题的讨论中，李泽厚有思想淡出、学术兴起的说法，该说法认为学术追求对稳定、凝固研究对象的沉思探究，而思想意味着对变动不居现实的主动进入与参与。唐弢则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该说法同样意味着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分离。这些风靡当时、影响后世的说法，既包含着对本文所探讨的“当代性”的清理和摒弃，同时也内蕴着对其暧昧的延续——一种“去当代性的当代性”：在严阵以待的批判中，同样将自己置身于一种从现实语境中重构文学观念的方法论立场。因此，今天看来，问题不在于这些说法有多少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而在于这种典型的二元结构的表述，将起点上具有有机整体性的“当代性”分离出来，而这一分离过程本身，却正是延续了当代文学最根本的问题意识与方法立场：文学呼应着历史进程，其标准、话语范式等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整体问题之中。

换言之，针对竹内好通过鲁迅所提出的现代文学的困境，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并不简单地通过择其一端来解决。漫长的当代文学史，乃是通过在历史的整体发展中不断重构乃至颠覆文学观念与美学坐标的方式来寻求自己的建构和发展路径。这一点，正是“当代性”取代“现代性”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和基本立场，也成为我们可以将文学观念与审美范式大相径庭的前后30年都称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根本依据。也正是从这样一种“当代性”出发，我们可能会找到我们如何理解和回应今天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问题的一些阐释可能性：如果我们将文学理解为一个既成的概念，则无论是传统左翼文学还是纯文学，在今天现实的文学场域中早已失去其曾经的影响力；网络文学、非虚构写作、新科幻与新武侠等写作虽然问题芜杂，但具有正统文学所无法否认的勃勃生机。面对这样的文学现实，我们需要以“当代性”为方法论，突破既成模式，重新找到文学如何面向现实历史、进入未来的理解途径和阐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