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书写”呈现的问题与反思

王磊光在2019年春节期间推出的《“故乡记忆”的终结》一文没有引起太大关注，曾经热闹非凡的“返乡书写”似乎消歇下去了。对媒体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流量话题消费性的乏力;对研究者而言，对这一现象的后设性总结却适逢其时，一些问题变得不可回避：在“返乡书写”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同时，如何看待其负面评价？“返乡书写”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问题？为什么一批学院知识分子会成为其写作主体？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本文将对这起由文学话题点燃，却引爆社会立体反应的文学事件进行梳理。

一

作为近年中国最有影响力、冲击力的一种写作现象，“返乡书写”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潘家恩认为：“返乡书写”“是指在城‘农二代利用假期等契机返回自己家乡，以‘非虚构的形式（如散文、笔记、日记等）对乡村现状进行观察思考，并通过各类传媒手段而引起一定关注的写作实践。”潘家恩：《城乡困境的症候与反思——以近年来的“返乡书写”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这种从作者身份、文本内容和传播方式维度界定概念的方式，比较接近“返乡书写”的实质，但在大众接受层面，更多人把“返乡书写”等同于近几年春节期间流传甚广的“返乡体”网文。其实可以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去追溯“返乡书写”。早在1999年12月底，《南方周末》已开辟“记者回家乡”专栏;2001年，熊培云为《南风窗》写的报道《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就引起了美国记者的关注，这位记者在一家美国报纸做了“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其中“后进的中国”正是以《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为依据。这些都可以看作“返乡书写”的滥觞。据现状而言，“返乡书写”至少包含以下三种形态：其一，一批人文学者以自己的故乡为焦点所写的非虚构著作。例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阎海军的《崖边报告》等。其二，在2015年、2016年春节期间，在网络上获得海量点击率，引发持续而广泛讨论的“返乡体”网文。例如，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广东金融学院教授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心理学副教授王君柏的《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教师杨仁旺的《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等。另外，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工人、学生、进城务工者等不同主体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亦可以归入此类。其三，一批出身农村的新闻记者在节假日返乡，记录农村真相和现状的记叙性报道。例如，《南方周末》自1999年12月29日起开设的“记者回家乡”专栏的新闻笔记（后结集为《南方周末文丛：回家过年》一书出版）;《新京报》的“记者还乡”专栏自2011年开始设立，至2017年共发61篇涉及农村的“返乡笔记”;《财经》记者高胜科的《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亦在2016年春节期间受到广泛关注。

不可否认，在文学写作日益边缘化的时代语境下，没有一种写作现象对现实的搅动能与近年出现的“返乡书写”相比。这三类作品甫一问世就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作品屡获大奖，长期位列各类文学作品排行榜榜单之上。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曾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十大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書、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等奖项，梁鸿也凭借《出梁庄记》荣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年度作家。因其巨大影响，《南方人物周刊》授予梁鸿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称号。学院知识分子的“返乡书写”在知识界、读书界所受的重视和好评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在更大范围引发轰动效应的作品，主要还是近年春节期间备受关注的“返乡体”网文。以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例，此文不但在2016年春节期间风靡网络，获得难以计数的网友留言跟帖，而且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据此制作的节目《家在丰三村》再度推波助澜，将此文的影响扩大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引发持续讨论。同时，《一个农村闺女眼中的乡村图景》《北方农村儿媳眼中不一样的乡村图景》《一个乡村老炮儿眼中的乡村图景》《三个青年眼中变迁的山西乡村图景》等仿效文章纷纷出炉，来自农村、城市各种身份的网民以黄灯的文章为契机，以网络为媒介，联合起来，通过网络为自己赋权，分享自己对农村，乃至对整个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讲述自己的故事。显然，“返乡体”网文的出现作为网络事件，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

当然，“返乡书写”获得的也不都是赞誉，对其的质疑，甚至恶意诋毁，也相伴而生。梁鸿的《梁庄》（后改名《中国在梁庄》出版）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发表后，在2010年10月23日举行的“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70以后”会议上，就有学者对这部作品提出批评意见。例如，黄平就认为《梁庄》只是在“人道主义”理念上的讲述，无法回应当下的历史性，“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在《梁庄》中读到人道主义，我们不必读《梁庄》”。② 《〈梁庄〉讨论会纪要》，《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而在李丹梦看来，《梁庄》里那个批判的、略嫌伤感的倾听者和叙述者的预先设定，使作品中“选择的人物、记录的事件大多是负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乡村本来面目的遮蔽”。②张莉则指出，这部作品把乡村乡愁化、问题化，是“自上而下”的启蒙视角，这使“读者没有看到梁庄人自己的理解，有的只是回乡者本人的感喟”。张莉：《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为例》，《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显然，众多学者对“返乡书写”作品的批评，不乏真知灼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返乡书写”的作者，按照学者们事后依据自身的文学观念和秉持的学理所提出的“合理”方式去写作，那么，梁鸿肯定写不出现在的《中国在梁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也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态。现实的写作就是如此，在“理想模式”那里是缺点的部分，有可能正是让作品引人注目，乃至杰出的重要元素。不可否认，学者们语重心长的批评对“返乡书写”者的确产生了影响。以梁鸿为例，她此后关于“返乡书写”和非虚构的言论，就变得不那么肯定和自信，而显得小心和稳重得多。

与以上有理有据、严谨有礼的批评不同，还有一些人对“返乡体”的指斥则要尖锐得多。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孔德继，先后发表了《“知识精英”的处境与“返乡体”的生成》《何以爆红？——对春节“返乡体”传播轨迹的一个解释》等多篇文章，直指“返乡体”存在的问题。在孔德继的文章中，“返乡体”一无是处，它们只是以乡村负面叙事来吸引眼球，并不以表达乡情为目的，“其火爆依赖的既不是平台权威，也不是内容质量高，更不是公众对内容的认可，而是每个人对话题的参与和经验分享”。② 孔德继：《春节返乡题材文章的叙事和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18年第2期。先不论孔德继上述文章的质量如何，他文章显示的逻辑如下：“返乡体”的“爆红”和“泛滥”，只是靠其负面叙事具备的争议性获得巨大的话题吸附效应，而参与话题讨论和传播的媒体及网民，只是凑热闹和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并无理性可言。这一逻辑在他对2017年“返乡体”为何遇冷的分析中有更突出的显现。在他看来，2017年春节期间的“返乡体”网文从风格、题材到作者身份，都呈现了丰富性和多样性，然而，其代表性文章《上海姑娘在东北婆家的第一个年》《一个“留守父亲”的不断送别》等，都没有得到广泛关注，他分析其“原因兴许就是文章文风朴实，文章内容的信度都比较高，但由于传递出的信息不具备争议性，注定难以获得作为互联网话题的高关注度”。②由于孔德继对“返乡体”现象中汹涌民意的无视，对广大网民、媒体智力和理智的低估，使他做出的判断极为偏颇。虽然他的文章对“返乡体”全面否定，但他毕竟想以学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清泰的批评文章《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则显得更加情绪化。这类文字毫不掩饰对“返乡体”的厌恶，作为人类情感一部分的乡愁和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的情怀，在刘教授的批驳中成了被耻笑的对象。这类文字对“返乡体”施以大棒的批判，无不充满明显的敌意。另外一些批评“返乡体”的文章则认为，“返乡书写”弥漫着“比惨情绪”，充满“负能量”，因而对“返乡书写”充满义愤和不满。他们要求“返乡体”能展现农村日渐富裕或正步入发展康庄大道这一“基本盘”。不能否认，这类批评者愿望良好，但混淆了“问题揭示”和“负能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返乡书写”对问题的揭示，并不能简单视为宣扬“负能量”，就如“返乡书写”如果只进行皆大欢喜的正面叙事，也不能被简单视为“正能量”一样，这里面隐含诸多需要辨析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返乡书写”在春节期间的备受关注，有媒体和网民过度消费带来的问题，诸如“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农村”等假新闻，对媒体公信力、网络舆论环境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破坏，这样的行为事实上也得到了相应的惩处，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返乡书写”毫无价值。事实上，绝大部分“返乡书写”是真诚的、有力量的，围绕这一文学现象而形成的公共讨论，曾营造了一个生机勃勃、良性互动的网络环境。但是，随着“返乡书写”自身的后继乏力，随着批评甚至恶意诋毁“返乡书写”的声音甚嚣尘上，以及一些假“返乡体”的干扰，再加上新媒体因为自身的消费性和追求流量的天然冲动，“返乡书写”很多时候被置于娱乐化境地，直接导致这一良好的公共讨论话题，还没有很好地展开就被湮没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因此，现在有必要对“返乡书写”的污名化批评进行清理，以正视“返乡书写”的严肃性，并对“返乡书写”进行理性层面的考察。

二

严肃的写作无法不直面时代的问题和书写时代的局限。作为介入性极强的“返乡书写”，直击当下中国农村的痛点，直呈写作者对故乡存在问题的痛心，这是“返乡书写”的基本意义所在，否定“返乡书写”对农村和农民困境的讲述，实际是对“返乡书写”的彻底抽空。正因为“返乡书写”以极强的文字冲击力，呈现了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严峻性，任何回避其呈现的问题的批评，都显得无的放矢。那么，“返乡书写”到底凸显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哪些问题呢？

首先，“返乡书写”集中呈现了当下部分农村物质上相对贫困的状态。从现状看，尽管一部分农民住进了楼房，用上了手机，甚至买了汽车，过上了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但城乡间的深层差距依然存在。从阎海军的陇中农村，到梁鸿的梁庄、熊培云的小堡村，再到黄灯笔下的丰三村，都能看到这种现象。当然，由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现在的贫困已不能等同于过去“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的绝境。

在表現贫困方面，“返乡书写”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对贫困现状的描述，而是发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通过进城劳作摆脱贫困的无效，以及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进城务工的农民是中国农民的主体，这一群体是“返乡书写”关注的重要对象，作者对此亦进行了更为丰富、深入、多元的陈述。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直抵在广州的农村亲人们的生活现场：拥挤、肮脏、混乱又暗无天日的“握手楼”就是他们的栖身之所;打零工、做缝纫、开小饭铺、进厂做工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一年年的辛劳并不能改变自身的命运和身份，他们的生活遍布着被高档社区遮蔽的景象，赌博、斗殴、传销、吸毒等城市毒瘤，随时都可能把他们拖入深渊。梁鸿笔下进入城市的梁庄村民们同样住在肮脏、简陋的城中村收废品，搞装修，拉三轮，做小生意，他们早出晚归，辛苦劳作。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讲述这些人的生活处境时，有意把目光延伸进他们的住所，以此探测他们的精神世界，“青哥的房间有一种显见的匮乏，这一匮乏是属于个体生命的内向而又舒展的东西，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悠闲、丰富……青哥的房屋显示了他这一层面的枯燥、封闭和压抑，他被剥夺了，或者说自我剥夺了除挣钱以外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哪怕是最微小的那一点。完完全全的枯燥，没有一点空间和亮光”。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2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这样的场景真实地暴露出侧身于城市的农民在城市的生活，已被简化到怎样的程度：谋生、挣钱是唯一内容，闲暇、享受、个人精神的舒展、人性和身心合理的释放，都显得多余而无从顾及。他们把这样的生活当作是在城市赚钱的必然代价，他们不奢求城里人的待见，而城市似乎也忽略掉了这些人的逼仄、贫乏、劳累、灰暗的生活。至此，“返乡书写”实际上已触及新时期农民生存困境的新特征：贫困已不仅是物质的匮乏、生活境况的恶劣，精神的贫乏、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才是更严峻的问题。

“返乡书写”对贫穷代际传递的指证，也让人印象深刻。梁鸿在《出梁庄记》中，记录了一批通过上大学摆脱农业户口，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经营工作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的生活境况。这批“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一般在城市从事非体制内的工作，因为户口身份的模糊，他们在城市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社会福利方面的待遇，而他们原生的贫困家庭，也无力给他们更多的支援。“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正是他们人生困境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农村和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贫困，更多与农业的弱质性、农业的过密化和长期以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模式有关，那么，当下大量进城务工者的贫困及其在“新生代”进城务工者那里的延续，就更多与“城乡分制”的体制性、事实性阻隔和排斥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一点上，“返乡书写”写出了农村、农民的贫困及其代际传递在自身之外的结构性原因，指出农民走向城市面临的问题在现有城乡结构和发展模式下并不能得到有效处理的真相。

“返乡书写”着力最多的地方是对农村“空心化”境况及其后果的呈现。因为劳动力大量进城，在“返乡书写”者的笔下，农村新建成的楼房十室九空，村里人气稀薄，除了老人和小孩，难得见到年轻人的身影，鸡鸣狗吠也难以听到。乡村的“空心化”现象，不能不让返乡者产生悚然一惊的“乡村崩塌”之感。不过，“返乡书写”并不仅仅停留在描绘农村人口外流而带来的生机丧失上，例如《崖边报告》就用大量篇幅状写崖边村淳朴民风和良好社会风气的退化。梁鸿对乡村“精神空心化”的书写，同样触目惊心。可以说，正是“返乡书写”让长期被忽视的农村“精神空心化”现象浮出地表，得以集中出场，并在有力量的文字中让人警觉。“返乡书写”者虽然看到了农村在物质上的显著进步，但显然更着力表现乡村内在精神的衰颓，以致让人觉得他们有意“唱衰农村”，这显然是对“返乡书写”的误解。

与农村“空心化”紧密相连的是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留守群体，这几乎成为所有“返乡书写”者着力关注的焦点。《崖边报告》一开篇就聚焦留守农村的老人们，那个60多岁仍手拿铁锹，背一捆柴，迟缓地走在荒芜村道上的厉军红的母亲，是众多留守农村老人日常艰辛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国在梁庄》中的五奶奶，因為无法照看好淘气的孙子，孙子淹死河中后，老人始终无法释怀，总是沉浸在无尽的自我折磨中，她辛苦、凄凉而又忍辱负重的晚景让人叹惋。在描述农村留守儿童、妇女生活状况时，“返乡书写”并非粗略观照，它们在呈现基本事实的同时，更多把叙述引向事实的深层原因，以引发人们对这一群体特有精神状态的关注。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对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而形成的心理扭曲特别关注，芝婶的孙子因为被爹妈留下，被迫与双亲分离，伤了心，死活不接爹妈电话，坚决拒绝去外地和爹妈团聚，并以“跳坑”相威胁。她在讲述梁庄那个奸杀同村82岁老妇的王家少年时，更多注意的细节是“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了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相比当下更多人因农民外出务工改善了农村和其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认为乡村获得了很大发展不同，“返乡书写”者因为感同身受的痛楚，往往能直接越过物质改善的表象，注意到留守儿童因为长期的家庭分离，对个体精神成长留下的巨大伤害，“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梁鸿：《中国在梁庄》，第7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除了儿童，青壮年外出务工，给农村留守女性同样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影响。这些女性在丈夫离家之后，需要从事更多的劳动，需要照顾长辈和抚养孩子。正值壮年的她们，身心难以得到正常的满足和慰藉，更多时候，她们只能选择无声地忍耐，但日复一日的忍耐和压抑，却有可能扭曲她们的性情，甚至磨蚀掉她们内心的道德阈限，致使她们行为失常，做出自伤、伤人或挑战公序良俗的事情。梁庄那个因无法忍耐与丈夫长期分离而陷入“臆想症”，最终自杀的春梅;崖边村那个因丈夫常年在外，而与外村人偷情导致家庭破裂的张纪纲妻子;崖边村那个被怀疑与人有婚外情，不堪压力上吊自杀的厉小虎老婆。这些农村留守女性的遭遇，无不凸显她们为这个时代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她们的丈夫进城务工，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动力，但她们留守乡村，却因为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得不承受无尽的身心伤痛。

相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多从经济角度看待农村的变化不同，“返乡书写”从人的角度出发，植根于人的逻辑，从文学层面将农村现代化转型背后亿万留守群体的现实精神隐痛暴露出来，毫不掩饰地将留守群体的痛苦呻吟、生命的灰度凸显出来，让我们透过时代的繁荣，看到社会深层次的压力是如何隐蔽地转移到这些人身上的。

从“返乡书写”对乡村的讲述可以看到，作者毫不掩饰一个共同的判断：尽管乡村在现代性转型中，在物质生活上的确获得了一些改善，但相比所得，它们失去的更多。面对乡村在种种巨变中的失去，“返乡者”们毫无疑问产生了丧失故园的痛心和无根的惶惑感。有人把“返乡书写”表达的这种痛感，解读为“阵痛式乡愁”，这明显是对“返乡书写”的极大误读。“返乡书写”传达的痛失家园的情感，固然有浓烈的乡愁在其中，但又是出离乡愁的，他们对故园的留恋和追忆，既直接表达了“返乡者”对“去农”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也包含了作者对中国乡村朴实的自然和人文传统的珍惜。熊培云重申人在乡村与自然亲近时所获得的宝贵滋养，提醒人们留意到乡村对一个人精神的修复、平衡功能。梁鸿则从文化的角度，思考乡村作为中华文化的孕育地，对整个华夏文明、对中国人精神维系和安放的重大作用，“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制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③ 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25、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所以，当“返乡书写”者一次次为村庄的古树被卖、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喟叹时，为一座座村庄因“空心化”而逐渐失去生机，并导致精神的溃散和荒凉感到痛心疾首时，其字里行间无法不充溢着对传统乡村的追挽和留恋。从这个层面而言，“返乡书写”不仅在否定和批评，亦在肯定，在以一种保守的姿态肯定乡村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下急速变动的时代潮流中，要批评容易，要肯定和重建某些东西则非常艰难。能直面现代化发展下乡村付出的代价，充分显示了“返乡书写”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概而言之，通过对农村问题的表达，“返乡书写”在凸显农村的贫穷和精神抽空的困境时，超出了只重视农村物质生活提升和农民收入提高的观照视域，在更宽广、更深远的现实和历史视野里，对当下中国“去农”的城市化发展逻辑和模式，通过文学的叙事，做了一次深刻反省，并以进城务工者，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清晰面影，提醒人们中国几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并从文化和文学的视角，凸显农村对中国文明和国人情感的重大意义。

三

如果说，对“返乡书写”的误读和“返乡书写”所包蕴的问题，构成了理解“返乡书写”的两个维度，在理解两者的关系时，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为什么学院知识分子成为“返乡书写”的主体力量？这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心灵密码？

“返乡书写”的写作者显然更多一份阐释自己写作意图的愿望，他们的创作谈清晰地展现了他们闯入“返乡书写”的心路历程，并阐明了一个事实：对学院生活和自身学术研究的怀疑，构成了他们在学术书写之外介入社会书写的缘起。熊培云、梁鸿、王磊光和黄灯无不如此。整体来看，他们都是大学中从事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学院给了他们一个读书思考的安宁环境，但长年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的书斋生涯，却让他们感受到身陷文字和理论世界的不真实感。比如黄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发现自己无法认同那些从未离开学校、按部就班生活的同学，仅从概念、理论出发，沉溺于炮制一篇篇论文的学术方式。她博士毕业进入高校后，同样忙于做研究，写论文，申报项目，并按部就班地获得职称。但这些并未祛除她内心的困惑，她心灵的挂空感与日俱增，精神的日益逼仄和枯索让她不安，“尽管学院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存和命运，但这种改变的路径却同时将我的精神推入了虚空，让我内心几乎找不到安宁，并产生一种真实的生命被剥离的痛感”。黄灯：《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天涯》2014年第1期。同样的焦虑也侵扰着梁鸿，她曾自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繼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

③可见，与现实生活丧失关联所致的悬空感、失重感是学院知识分子们共同的精神困境。

那么如何重建自身与现实和时代的深刻关联呢？在焦灼与不接地气的虚空感推动下，他们共同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精神回返之路，重新把精神投注到生命的来处，回归“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以及那些依然留守的乡亲。于是，梁鸿开始在书斋里“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些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并产生了“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村庄”的冲动，

③⑦ 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1、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而熊培云也是如此。重返乡村也就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一种归根结蒂的过程”。王磊光：《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第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他们也在这种回归中获得了生命的踏实之感，从而接通了与中国农村、农民的情感和精神联系。他们不再拘泥于书本上的概念、理论，而朝向更为鲜活宽阔的生活，那个浩大而沉默的人群，以及自我原初的生命体验，并从精神深处接纳自己出身底层的人生履历。

一旦回到曾经熟悉而今陌生的故乡，回到亲人、乡邻中间，业已经历了巨变的乡村、纷繁的人事、物是人非般的恍惚立即让他们陷入了惶惑，现实和过去记忆的隔膜及距离，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梁鸿回到梁庄后，心头就有重重疑问：“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

③疑问的堆积、回归故乡所见的一幕幕让他们不安，催逼和压迫着他们，因此写作自然成为一个清理和表达的最好渠道，“不是为写而写，而是契机成熟，非写不可，不吐不快”。黄灯：《一个返乡书写者的自我追问》，《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可以说，重返、回望、书写，成了学院派“返乡书写”者对学院体制思考后的自然选择，也成为他们在能力范围以内，通过写作实践来表达自己思考的一种基本方式，他们以此在自我与广阔的时代生活、更广大的人群之间建立起深刻联系，并打通了获得生命真实感的最好通道。沉默的乡村、沉默的村民需要他们，但他们更需要乡村，因为只有“精神还乡”，才能真正完成对自身的清理，才能排解自身的困惑，也才能实现自我的精神救赎，这正是学院派“返乡书写”者写作的动力和动机。

当然，学院生涯赋予“返乡书写”者的，除了与本真生命相剥离的不真实感，对他们的写作而言，良好的学术训练，也给了他们诸多积极的滋养。多年的学院修养，培植了他们较深厚的知识和思想根基，养成他们更开阔的思想视野和训练有素的思考能力，他们比其他“返乡书写”者有更高的思想起点。黄灯说：“一个人只有外出了，才会站在高处，俯览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的位置，才会在乎家乡河流的来路和去向。”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第125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在学院中的知识积累，造就了学院派“返乡书写”者“站在高处俯览”的眼光，他们对乡村的打量也就有了一种在全局中审视的维度。熊培云也有类似的认识：“当我从农村走出来，进城，出国，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就会有一个非常完好的剖面。也是这个原因，基于我对于各个阶层的人的了解，我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把握，在理解各阶层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中国共识。”见王莹：《熊培云谈新作：蕴含个人情感与经历 不写无法安宁》，引自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11-29/3493806.shtml。所以，他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就把自己的村庄，放在中国百年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去打量，以此建构中国村庄和农民的形象。梁鸿对梁庄的讲述也同样如此，也是建立在“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

⑦的基礎上。这种整体性叙事，意味着对村庄的观照，不只拘泥于村庄内部，而是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命运置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整体版图中，并在各种因果关系中分辨其来路、现状和去向。

显然，中国的乡村在“返乡书写”者那里，并不是一片孤立的土地。黄灯在写三个村落时，就贯注了以下思考：“乡村的问题已不能只在乡村内部循环，乡村和城市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村庄发烧了，那是因为城市发炎了;村庄呻吟了，那是因为城市疼痛了。”

①熊培云对小堡村问题的探讨和表达，同样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包括进城务工者的问题，归结到城市问题，乃至政策问题，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是其鲜明思路。换言之，将零碎、局部的人和事放在整体性中表现和观照，是“返乡书写”的共同特征，建构个体和时代、村庄和国家之间的同构关系，是他们宏大叙事的具体路径。“在时代的裂变中，他们和我一样，共同承受着个体和整体共生的命运。没有谁可以漠视大时代呼啸而去的滚滚烟尘，没有谁的命运可以割舍与大时代的深刻关联。”②熊培云笔下的小堡村、梁鸿笔下的梁庄、黄灯笔下的丰三村、王磊光笔下的罗田，尽管只是众多中国乡村的一个个具象地名，但它们背后所站立的书写者却能将其置于中国整体发展的高度来表达，它们是中国的梁庄、中国的小堡村、中国的丰三村和中国的罗田，村庄孕育的农民命运，是中国农民群体的命运。在这些中国故事的呈现中，其时间跨度，横跨了近30年的整个社会转型期，其对时间的感知和丈量，是典型的现代性尺度，对乡村事实的理解，也是现代眼光。毫无疑问，因为多了一份学者的理性和整体性观照，“返乡书写”尽管从具体的村庄和人物命运进入，却是真正意义的宏大叙事，这是“返乡书写”超越于一般乡土书写的杰出之处。由此看来，尽管“返乡书写”呈现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少问题，但不能把对问题的呈现，简单理解为“唱衰”和“乡怨”。“返乡书写”背后，充溢了写作者在个人化叙事早已泛滥的当下语境里，企图通过群体命运变迁，去传达书写者们对现实和社会的系统性思考的自觉意愿，这是“返乡书写”尽管不完美，却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共鸣的重要原因。

当然，“返乡书写”也有明显不足。就像一些论者所言，“返乡书写”对乡村的呈现，难以涵盖中国的全部现实，返乡书写者囿于个人的经验，在有限的书写中确实遮蔽掉了一些更为广阔的图景。从这个意义而言，我同意熊培云的观点，“我觉得现在返乡书写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写，而不是只有几篇，这样乡村的标本更多，面貌更完整”。

③如果有更丰富的“返乡书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会表达得更充分和完整。遗憾的是，刚刚开启的“返乡书写”，在媒体和大众的过度消费中，在一片有理或恶意汹涌的批评中，被打上了渲染“负能量”的帽子，“返乡书写”对农村问题的揭示，也在批评中被最大限度地漠视，再加上写作者后继作品匮乏，这一难得的能够营造开阔的公共讨论空间的写作现象，还是在现实中被消耗掉了宝贵的生长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韩少功创作与多重思想资源关联研究”（17BZW068）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胜刚，博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特邀编辑 杨丹丹）

①② 见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第338、4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

③ 见董子琪：《熊培云：我写乡村的时候 不仅看到沉沦也看到光明》，引自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1490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