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者的“罪与罚”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创作生命漫长的巴金一直深受不同年龄层读者的喜爱，无数意气风发的青年从《家》中获得了反抗的勇气与出走的动力，无数白发苍苍的老者从《随想录》中感受到良心的悸动与岁月的抚慰。走过101年人生岁月的巴金一直以“现代文学最后一位大师”“作家良心”的形象为人熟知，始终引领文坛的方向。《寒夜》是巴金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被海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是巴金艺术趋于成熟完美的作品，在主题思想上被认为是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的揭露和批判，是对底层知识分子困苦生活的同情和悲悯。关于《寒夜》的艺术评价和接受情况，见陈思广：《定位与拓进——1979-2009年的〈寒夜〉接受研究》，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你是谁：巴金研究集刊卷八》，第210-22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然而，《寒夜》除了纯熟的艺术技巧和巴金多次强调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意义之外，对巴金的整个创作生涯来说有什么意义？巴金于新时期重返文坛后，在其重要的五卷本《随想录》中表达了深沉的自省和忏悔意识，和《寒夜》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本文在知人论世与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巴金的整体创作中观察《寒夜》的位置，也由此探究巴金为脱离个人精神困境所做的探索，同时关注巴金创作中关于反思与救赎的时代主题。

一、正确与错误：革命青年的作家之路

因为《家》的广泛影响，我们对巴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较为熟悉，通常意义上会将巴金看作“觉慧”的原型，他因为受不了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束缚而反抗和出走，这也是巴金早年成为青年代言人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巴金虽然确实深受封建大家庭繁文缛节、道德沦丧之苦，巴金自述家中有将近20位长辈，有30多位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位男女仆人。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成长，巴金甚至忘记了自己一个早夭的同胞妹妹的名字。巴金父亲曾做县官，巴金亲眼见过父亲刑讯逼供，而家中叔父的荒淫无度也让巴金印象深刻。见巴金：《我的幼年》，《中流》1936年第1卷第1期;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但这个封建牢笼毕竟是个富庶之家，使巴金在战乱年代免遭饥寒，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小说中被描绘成大家庭罪恶之源的祖父现实中其实对巴金颇为疼爱。祖父曾在巴金父亲去世后专门给巴金订牛奶补养身体，因为“识时务”，他对家庭的很多新式变化听之任之，也出于现实考量允许巴金和其三哥在外学习英文。巴金在人生之初和生命成长中就多次历经矛盾挣扎，他一方面依恋母亲和哥哥带来的温情，另一方面也亲眼目睹了从小照顾陪伴自己的女佣杨嫂的悲惨死亡，朦胧意识到了自己出身的复杂性。“在公馆里我有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跟所谓的‘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的‘下人在一起生活”，“我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暗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巴金：《家庭的环境》，最初收入《巴金自傳》，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该文未在报刊发表过。这虽然是巴金后设视角的追忆，却也合理解释了16岁的巴金在走出家庭之初为何会被宣扬平等、博爱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适社是当时活跃在四川成都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社团，1921年在当地刊物《半月》上发表意趣和大纲，巴金读到此文后十分激动，写信去不久被接纳进编辑部。吸引。“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失。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我找到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现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巴金：《信仰与活动——回忆录之一》，《水星》1935年第2卷第2期。巴金在走出家庭后沉迷于和这群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办报、写稿、发传单、参加游行活动，正是和他最初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

到了离开家乡赴外地求学，巴金开始自由地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通信，通过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邓梦仙开办的华光医院当时这里聚集了国内外多名革命志士，巴金1925年从北京回南京又转到上海治病，与华光医院里的诸多同人往来密切，并结交了多位无政府主义者。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者，再到去往无政府主义者聚集的法国留学，生活犹如烈火烹油，激动人心。留学期间，巴金不仅参与了引起世界关注的“营救萨珂与樊塞蒂事件”，翻译了克鲁泡特金、高德曼、廖·抗夫等人的著作，而且写了非常多的讨论国内政治和社会状况的短评、杂感，“加入了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小组，并且和不同国籍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流亡者取得了联系;这些人包括象亚历山大·伯克曼和TH、基尔（伦敦）这样的名人。他和爱玛·高德曼仍保持着从1924年在中国就建立起来的联系，并且开始和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奈特罗通信。他还同法国的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美〕奥尔格·朗：《序》，巴金：《家》（英译本），纽约，达波台有限股份公司，1972。转引自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第163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从四川的“适社”走到上海的华光医院，再到法国的巴黎和沙多-吉里，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十分称职。而文学创作，只是这段时间里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巴金自己后来回忆说是因为初到法国，想念亲人，内心寂寞，只好借纸笔发泄情感。后来因为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作品而直接中断了创作，可见对于一些工作的轻重缓急，巴金自有标准。直到大哥写信来继续说些希望他“扬宗显亲”的话，他才拾起了中断的创作，想把这本书（《灭亡》）呈献给大哥，“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巴金：《序》，《灭亡》，第2页，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相比于翻译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参加营救无政府主义者活动、撰写时政短评等工作，文学创作真的只是巴金的业余爱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更准确地说，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巴金社会活动的补充，比如发泄情绪、辅助宣传、让长兄了解自己的主张理想等。

《灭亡》发表后取得巨大的成功，倒是让巴金深感意外。值得注意的是，《灭亡》的结尾，革命者杜大心选择了用恐怖主义的方式献身革命，这和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同时受俄国民粹派运动和欧美恐怖主义思想影响有关。关于巴金复杂思想的组成和发展可见陈思和：《巴金研究论稿》，《巴金的魅力》，第2-23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无政府主义在今天作为一种政治光谱包含着诸多不同的流派和宗旨观念，但在巴金对这一思想的接受阶段，暴力、恐怖活动、个人、集体、财产所有权等观念其实都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和认定，巴金虽然后来多次批评恐怖主义以及否定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关系，但彼时身在异国他乡，也眼见了诸多同人的奋斗牺牲，年轻而性情激烈的巴金塑造出杜大心这样的人物便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把这样一个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形象寄給了长兄，甚至奢望长兄能够理解他的志向。巴金对供养他生活、对他寄予厚望的长兄做出流血牺牲的暗示在传统文化意义上讲便是“大不孝”，但从彼时巴金的思想发展出发，这确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坦诚。巴金将全部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主义和理想，这种激情和无所畏惧可以算是巴金在个人主体性指引下对精神超越的最初探索。以赛亚·伯林曾指出浪漫主义的两大原则便是自由意志和反对一切固有结构，见〔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这里的“自由意志”和“固有结构”都是对启蒙主义理性一元化的对抗和反拨，伯林的这种对抗性张力正在巴金身上得到完美呈现，他既接受了启蒙理性的根本影响，又兼具与理性相抗争的自由与激情，浪漫主义者巴金在革命的理想和实践之中阴差阳错地走上了本来只是辅助他宣泄情感的道路——写作。

从法国回来后，巴金继续汲汲于社会活动，沉浸在社会革命者激情燃烧的生活中。《灭亡》大获成功的1929年秋冬，刚刚意识到写作巨大威力的巴金在给大哥的信中才提到想要为大哥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春梦》（即后来的《家》），而从这一想法萌发到《家》完成之前，巴金创作了包括《灭亡》续篇《死去的太阳》在内的多部作品，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决定继续走文学道路的时候，我曾在我心灵的祭坛前立下这样的实验：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巴金：《序》，《巴金论创作》，第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同样是为了他人，换了一条行走的道路，年轻而浪漫的安那其主义者巴金做出了不知是对是错的人生抉择。

虽然之后凭借多部重要作品逐渐成为知名作家，受到各方好评，甚至和鲁迅等人有了交往，但对巴金个人来说，这种创作生活并非自己想要的，还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矛盾和痛苦。即使是在全身心投入创作的1931年，巴金也时常感到懊恼悔恨，时常质疑自己当初的抉择。对巴金来说，真正能够为社会服务，为人类做贡献的是走到“广大的人丛中去”，而不是“躲在狭小的屋子里”，写作宣泄了情感，却也消磨了青春，更重要的是“无用”。

文章和话语有什么用处？自从有人类社会一直到现在，所说过的话，所写过的文章倘若都能够遗留下来，堆在一起也可以淹没了世界。然而到现在人类还被囚在一个圈子里面互相残杀。流血、争斗、黑暗、压迫依旧包围着这个世界，似乎永远就没有终结。文章粉饰了太平，文章掩盖了罪恶，文章麻醉了人心。那些呼声至今还是响亮的，它们响得那么高，就压倒了你的轻微的呼号。你不久就会过去了，然而那些青年的灵魂是要活下去的。你说你唤醒了他们，你却又抛弃他们走开了，让他们留在黑暗的圈子里面梦想那些光明、爱、自由、幸福的幻景。你完全忘记了他们，让各种打击破碎了他们的肢体。你，你这个制造书本的人，你真该诅咒啊！巴金：《无题——一个人的自白》，《文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1期。

书写的激情和被鞭策的热望始终掺杂着书写无用、误人误己等复杂的矛盾和苦痛，折磨着年轻的作家。和最初借小说向长兄明志一样，创作始终是巴金的“工具”。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巴金在文章中因为一些细节小事批评其他人后受到沈从文的劝告，“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巴金却回应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巴金：《怀念从文》，《再思录》，第1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可见在文学创作这件事上，不管是初试笔锋的1927年还是已经小有名气的1934年，巴金始终未有多少神圣感，且易动怒、爱计较。在巴金看来，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都是心灵和情绪的呐喊，又怎么可能不动情，怎么可能慎重呢？安那其主义者李芾甘在热烈的革命生活中沉浮，作家巴金却在新的战场备受煎熬。

二、激情与痛苦：《寒夜》根据金宏宇、彭林祥的研究，《寒夜》共有初刊本（1946-1947杂志初刊）、初版本（1947晨光出版公司首次单行本）、再版本（1948晨光出版公司再版）、新文艺本（1955新文艺出版社）、文集本（1962人民文学出版社文集收入）、选集本（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选集收入）、人文本（1983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全集本（1989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集收入）等版本，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和从初版本到文集本有两次大的修改，1962年的文集本是之后各个版本的底本，之后各版都是细微修改。见金宏宇、彭林祥：《〈寒夜〉版本谱系考释》，《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另有关于《寒夜》版本研究的重要文献是周立民：《〈寒夜〉的修改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问题》，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粒麦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卷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本文《寒夜》引文引自初版本，即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后续引文只标注页码。作为一次停靠

一边受亢奋情绪和光明未来的驱使，不得不写，另一边却是自我质疑，深感书写的无力，巴金挣扎在要写与不能再写的困顿之中难以逃离，面对混沌年代的众生皆苦，巴金深感“百无一用是书生”，社会革命家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作家这里更无法解决。也是在这段时期，曾经在《家》中逃离封建大家庭而成为青年楷模的“觉慧”也开始改变观念，认为“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在羽毛还未丰满的时候，一只小鸟是不能够远走高飞的。天空固然广阔，但到处躲着那些凶猛的老鹰，它们具有尖锐的眼睛和锋利的嘴爪，准备着捕食一只迷途的幼禽”。巴金：《给一个孩子》，《中流》1937年第1卷第10期。人到中年的巴金似乎开始意识到个体的解放无法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个体的牺牲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全民族的自由。但群体的解放路在何方？大多数人的自由如何实现？无力的巴金不管是在自己的社会活动还是文学创作中都没有给出答案，自己也深陷在痛苦、抑郁的低落情绪中。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不安中，国民政府的腐败与军阀的混战被更为巨大的灾难——抗日战争冲击，主义与制度之争也不得不变更为民族国家维度上的同声歌唱。此时的巴金和其他文人知识分子一样奔走呼号，呼吁抵抗和斗争。从理论上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天然敌人，作为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没办法背叛自己的信仰，却又因身为中国人，在炮火连天之中眼见日寇的铁蹄践踏疆土，眼见同胞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性情激烈的他无法真正无动于衷。晚年巴金也曾坦言，“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的祖国分不开”。巴金：《绝不会忘记》，《随想录》，第1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面对全民族的战争灾难，巴金看到的是他发誓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人的生的艰难，死的悲痛。于是互助友爱的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天然地让位于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发声，让位于为了和平和保全的战斗。这种斗争和流血精神其实更符合巴金一贯的思维，即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了更多人的未来做出牺牲。他自行调整了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条条框框，使其适应自己眼所见耳所闻的终极信仰。战争期间，巴金辗转于上海、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多地，忙于编辑书刊和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也完成了契合时势的抗战三部曲的创作。也是在这段残忍的战争时期，巴金逐渐意识到自己之前那些激情与理想是多么脆弱和天真。纵观巴金的创作不难看出，那个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要为人类幸福牺牲的青年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危机。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战争硝烟未散，国民党政府腐败溃烂，人们似乎进入了生理与精神双重的悲观疲惫期，巴金的创作也愈发沉郁。于1944年到1945年间完成的《憩园》《第四病室》都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了人间悲苦，但也还是穿插着隐秘的乐观和希望。而于同时期断断续续创作完成的《寒夜》则整体气氛低沉，且以惨烈的结局收尾，伤感的基調下难寻“激流”与“爱情”中的昂扬斗志。曾经辉煌灿烂的五四一代汪文宣、曾树生们被生活打压得猥琐而凄凉，《寒夜》也因此被认为是“以‘青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信仰在40年代的消失和变种”“五四一代人在动荡战乱时期的思想困顿和精神匮乏”。赵静：《另类的都市漫游——对〈寒夜〉的再次重读》，周立民、李秀芳、朱银宇编：《〈寒夜〉研究资料选编》（下），第66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时常让研究者们感到奇怪的是，这部小说创作的时间正是巴金与相恋8年的萧珊新婚燕尔浓情蜜意之时，而且巴金离开家乡多年，早无母亲在堂，巴金如何会将夫妻、婆媳之间的家庭生活描写得这般不堪，且细致入微到这般程度？巴金在《后记》和后来的几篇创作谈中都曾提到，写《寒夜》主要是因为自己身在战时首都重庆，生活困苦，不仅目睹了彼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更有感于平凡小人物的悲惨无力。笔者认为，这些只是表面“说得出”的原因，巴金的深层情绪可能更为复杂。

先说巴金与萧珊的新婚之喜，彼时巴金的心情恐怕并非只是新婚的喜悦。巴金与萧珊相恋多年，而且萧珊自1942年从西南联大辍学后便一直和巴金在一起，他们的结合也只是托朋友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旅行结婚”的启事而已。且婚后几天，萧珊便回到四川探亲，巴金独自留在贵阳写作，还进医院动了一次手术。可见此时二人虽然感情甚笃，但早已过了激情澎湃的热恋期。笔者大胆推测，在少年时代便立志献身人类的革命与解放事业的巴金可能开始并无婚恋的打算，巴金年轻时在朋友圈中一直属于“反对恋爱婚姻三人团的成员”，认为婚姻和恋爱影响“工作”，从他的《雾》《雨》《电》三部曲中的不少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倾向。见刘恩义、王幼麟：《巴金与萧珊》，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就像《灭亡》中的杜大心，“并非不能爱人，而是把他的爱奉献给了群众”。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72页，本章译者水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巴金一生著述千万言，但涉及私人情感的部分确是少之又少。这当然是作家个人创作的主体性选择，这里也绝非责备作家吝惜情感，一句“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巴金：《怀念萧珊》，《随想录》，第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便可见鹣鲽情深。巴金显然是一个不愿意在文学作品中记录夫妻私人情感的人，但个人的情绪却可以透过作品被读者体会。结婚这年巴金整整40岁，或许是不惑之年思想的某种转变，或许是在战火纷飞中渴求安慰，笔者推测巴金此时选择结婚多少有对时局、国家乃至前途失望的情绪推动，可能多少有当年大哥被安排了婚姻时“大哭一场”的相同感受。这并不是说巴金结婚出于勉强，而是说巴金对早年某些精神和理念的疏离乃至放弃，不再执念于工作永远第一、不应婚恋，也不再将全部的身心完全奉献于无望的革命与创作。以此观之，《寒夜》中历经五四洗礼的中年夫妻的隔膜、别离以及小说整体内含的压抑、绝望便都多少有理可循。也有学者将《寒夜》和鲁迅的《伤逝》进行对读，认为彼时新婚的巴金和鲁迅写《伤逝》时的心情类似，既担心小说中描述的场景会发生在自己的现实婚姻中，也因婚姻对小说人物、细节和情感的把握更为真实细腻，同时又是作家对五四启蒙后新式女性的困境的探讨。见陈国恩主持专题：《启蒙神话、命运悖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关于〈伤逝〉与〈寒夜〉的笔谈》，《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其次，巴金不喜欢分享私人感情，倒是格外注重以朋友们的故事反观自身，《寒夜》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因素的产物。1944年至1946年，烽火复燃，国统区生活凄惨凌乱，巴金已经失去了王鲁彦、林憾庐、陈范予、缪崇群等至交好友，还听闻他们近乎悲惨的死状。他们不只是巴金的朋友，更准确地说是巴金的“战友”，他们与巴金在文学、出版及社会运动中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多年，却无法同享胜利的果实，无法看到他们所期冀的理想社会的建成。1945年，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萧珊即将分娩的时刻，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却病重，送进医院仅7天后便撒手西去。三哥和巴金在故乡时便形影不离，一起离开家乡后20多年中互相扶持照顾，是真正意义上的手足，巴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贫病交加，凄然死去。“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巴金：《寒夜》，第353页。这是汪文宣临死前的疑问，显然也是巴金内心的呐喊。他们都和汪文宣一样，是接受了新文化思潮洗礼的“新青年”，信奉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为了国家和社会奉献到最后一刻，但时代回报给了他们什么？贫穷、琐碎、病痛以及无尽头的绝望，最后是寂寂无声的死亡。即便国家和未来前途光明，那些逝去的生命该由谁来补偿？谁来给予最基本的铭记？《寒夜》的书写方法正和多年前的《家》类似，现实生活中的祖父并没有高老太爷那么罪恶滔天，甚至是一个让巴金感受到爱的长辈，但他依然成为“类”的代表，成为巴金成功塑造的典型形象;巴金的亲朋故旧也不都似汪文宣那样凄惨的结局，但汪文宣也还是成为“类”，成为巴金控诉、抒情的最佳“工具”。

在这样的双重意义上，《寒夜》是巴金历经近20年创作后，在从未消失过的激情和痛苦中的一次停靠：它首先作为作家生活观念变迁的体现，进入婚姻是世俗的出口，《寒夜》则是文学创作上的见证与体察，作家有了自己的港湾，却也在港湾中埋葬了部分的情绪与理想;《寒夜》同时也是巴金写给同代人的挽歌，是对彼时社会环境的真实揭露，更是对那些优秀的逝去的灵魂哀悼与不忿。巴金借此在多年的激情澎湃中获得喘息，更在多年的挣扎苦痛中安定心神。

然而，《寒夜》也仅仅是一次停靠，之后的巴金还有漫长的人生需要度过，还有无数的苦难需要历经，由《寒夜》开始的对个人精神境遇的抚慰又如何影响了巴金的后半生？以巴金为代表，历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双重洗礼的一代人又该如何实现疲惫灵魂的疗愈呢？

三、忏悔与救赎：作为《随想录》前文本的《寒夜》

1936年，巴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品集《生之忏悔》，是“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中的一本。这个看似有些奇怪的题目其实来源于古田大次郎。古田大次郎是日本的一个恐怖主义者，因为替被无辜杀害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复仇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日记《死之忏悔》，巴金读后深受感动，在自己的散文《死》中评价道：“古田大次郎为爱而杀人，而被杀，以自己的血偿还别人的血，以自己的痛苦报偿别人的痛苦。他以一颗青春的心毫不犹豫地攀登了绞刑台。死赔偿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巴金：《死》，《文丛》1937年第1卷第2号。巴金虽然对于极端暴力的革命行动不赞成，但对勇敢奉献与牺牲流血的殉道者精神一直十分感佩，他也曾撰文歌颂俄罗斯、法国的虚无党人，芝加哥无政府主义的殉道者，甚至对于刺杀了法国革命领袖马拉的少女哥代，巴金也多次表达自己的同情和理解。相关论述可见巴金：《俄罗斯虛无党人的故事》《法国虚无党人的故事》《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的四十年》《俄罗斯女十杰》《马拉之死》《马拉、哥代和亚当·克鲁斯》《静夜的悲剧》等。此时距离他塑造杜大心这一牺牲者形象已经过去了近10年。这种非理性之诱惑伴随巴金的一生，也塑造了巴金的“情感结构”和“感觉结构”。在巴金看来，这些人都是理想的圣徒，“死”在这里也成为救赎罪恶、实现理想的终极道路。

这一本小小的书虽出于一个无学者的手笔，但绝不是我一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它也可以代表一部分青年人的思想，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而且至今还没有脱离他们的圈子。让他们来判断我和我的书罢，我诚恳地把它献给你们。巴金：《生之忏悔·题记》，首发《水星》1934年第1卷第1期，后收入《生之忏悔》，改名《前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题记》简洁而直接地表达了巴金想要通过“忏悔”来救赎自己过错的意图，因为没有像古田大次郎一样赴死，所以只能是“生之忏悔”。这本杂文集很薄，第一部收录《我的心》《作者底自白》《我的自剖》《我的呼号》《我的梦》《我的自辩》《新年试笔》《我与文学》《灵魂的呼号》《给E.G.》《呓语》，第二部是对三部外国作品的评论，第三部是他几部翻译作品的序言，第四部收录《广州二月记》《薛觉先》两篇，第五部收录《童年》《两个孩子》《双十节在上海》《木匠老陈》四篇。在二三四部收录的文章中，巴金依然是那个激情澎湃的战士和关怀体贴卑微者的善良青年，但《题记》和第一部收录的作品全是“生者”巴金纠结惨痛的呓语和自剖，除了对文学创作和知识分子力量弱小的懊恼外，更多了对憎恶、仇恨、罪过、宽恕等情绪的挖掘和追问：

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欺骗没有宽恕的。让我再来打开我的灵魂的一隅吧。在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够闭眼睛，没有别的声音和景象来缠绕我。一切人世间的荣辱毁誉都远远地消去了。那时候我就来做我自己的裁判官，严苛地批评判我过去的生活。

我的确犯过许多错误了。许久以来我就过着两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挣扎，我像一个战士那样摇着旗帜呐喊前进，我诅咒敌人，我攻击敌人，我像一个武器，所以有人批评我做一付机械。在夜里我却躺下来，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抚着我的创痕哀伤地哭了，我绝望，我就像一个弱者。我的心为了许多事情痛楚着，就因为我不是一付机械。

……

有人说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但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找寻来的。对于这我不能够有什么抱怨。巴金：《新年试笔》，首发于《文学》1934年第2卷第1期，署名比金，后收入《生之忏悔》。

出身地主家庭、优渥的少爷生活成为巴金自己认可的“原罪”，于是选择和弱势的“佣人们”站在一边，是某种程度上主动为之的“赎罪”;如今因为“读书”，因为“写作”，因为做了一个彻底又无用的“革命者”，巴金再次直面失望、不满、无能为力的罪恶感。在深夜辗转反侧，反省自己的过错，也审视自己对他人的憎恨，巴金这种痛苦的“我不能爱人”的状态颇有鲁迅《野草》中“抉心自食”的悲凉。白天是战士，夜晚是自省的矛盾体，想要爱人而不得，不想恨人也不可，深知自身的“毒气与鬼气”，却不能停止，巴金共享了鲁迅式的焦虑。巴金试图以革命和书写拯救生民于水火，更需要拯救自己深夜被矛盾啮噬着的孤独的灵魂。

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看自己可以说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催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魔术，也不只是别人强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巴金：《关于〈寒夜〉》，《文汇报》1981年2月14日。

这是写于1980年年末的创作回忆录，是时隔30多年后的“忆当年”，这30多年的时间里，巴金历经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知名作家、政协委员，到蛮荒年代的“阶下囚”、“臭老九”，再到新时期的“归来者”、作协主席，巴金的幸与不幸也都被付诸历史尘埃。写下这篇《关于〈寒夜〉》时，巴金已经完成了五卷本《随想录》的前两卷，写完了《怀念萧珊》《纪念雪峰》《小狗包弟》《说真话》等名篇。巴金也因为《随想录》坦诚的叙述与深沉的自省被誉为“世纪的良心”，巴金与20世纪研讨会组委会编：《世纪的良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与民族共忏悔”。刘再复：《作家的良知和文学的忏悔意识——读巴金〈随想录〉》，《特区文学》1987年第1期。甚至有学者直言：“如果否定《随想录》的话，那么80年代知识分子所受的精神折磨和生命的消耗，就变得毫无意义。”李辉：《细读〈随想录〉》，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编：《巴金精神遗产探讨暨〈随想录〉出版二十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第201-235页。对《随想录》的评价也是80年代复杂的症候之一种，但毫无疑问，渡尽劫波后巴金确因为《随想录》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的又一高峰，也由此真正推动了自己的思想探索。

在《随想录》第一卷的序言和后记中，巴金表示：“这只是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巴金：《随想录〈总序〉》，《大公报·大公园》1978年12月17日。“《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巴金：《随想录〈后记〉》，《大公报·大公园》1979年9月11日。但在第二卷《探索集》的后记中，巴金已经有了非常鲜明的“问题意识”：“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道路上的一些感受，一些感悟。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巴金：《探索集〈后记〉》，最初发表于《羊城晚报》1980年11月9日。对这个时候的巴金来说，总结“十年浩劫”也意味着重审这10年中的自己，反思历史的过错也意味着检讨自身的幽暗，当意识到自己并非无可指摘甚至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的时候，巴金的痛苦与悔恨可想而知。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巴金给《激流》和《寒夜》写创作回忆时，便也与30多年前的那个共享了鲁迅式焦虑的自己重逢，也将今天不堪的自己置于30多年前的审判台下。

他在黑暗中把右眉碰肿了，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痛。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⑧⑨ 巴金：《寒夜》，第45、162、225页。

“不过时局坏到这样，你应该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我也会有办法走，我们很快地就可以见面。你听我的话先走一步，我们慢慢会跟上来。”

“跟上来？万一你们走不了呢？”她仍旧不动感情地问。

他停了片刻，才低声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来了。”他终于吐出了真话。

⑧

因读书创作误人误己，却又要尽力拯救身边的人，汪文宣的懦弱、隐忍与痛苦是巴金的朋友们的化身，显然也是巴金自身的写照。因为不想让“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耗尽”而在内心呐喊“救出她自己！”⑨的曾树生在汪文宣的推动下采取了行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曾树生还有着早年觉慧等人的影子，虽然境况、性质都已完全不同，却还是巴金一以贯之的反抗与拯救的主题。蓝棣之认为巴金的《寒夜》属于“虽显犹隐”类别，巴金看似控诉战争和经济状况对曾树生的压迫，实则回到了五四的主题，即曾树生发出了五四觉醒一代女性在40年代社会困境里的呐喊。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第105-11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然而，此时的巴金显然已经和五四遗风有了告别，《憩园》和《第四病室》中已有端倪，《寒夜》中的汪文宣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回望自身。巴金在汪文宣身上寄托了自己探索到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即不能拯救自己，但至少拯救一个无辜的妻子，放她到自由的世界去，而自己即如古田大次郎一样，“死赔偿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巴金本人没有走上“死”的道路，却可以给他的人物“赋死”，这是“生者”的主体性自省，是作为读书人、作为革命者对“原罪”的“生之忏悔”。文学创作这份工作给他的“罪与罚”，令他不得不，也只能通过书写进行疗救。换句话说，肺结核患者汪文宣唐小兵用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分析汪文宣，认为肺结核本身的象征内涵使得汪文宣的患病是一种心理促生、有意为之，即汪文宣通过患病的自虐寻求现实生活的避难所，以此达成对自身的拯救，而他的死亡则象征着肺结核代表的民族衰弱、民众蒙昧、个体焦虑的现代传统走向尾声。学者徐钰豪并不认同唐小兵的观点，而认为巴金恰巧摆脱了疾病的隐喻，只是把肺结核当作一种普通疾病，令他更感到恐惧无助的，是战争。见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第75-1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徐钰豪：《杜大心与汪文宣：巴金笔下的肺结核患者》，周立民、李秀芳、朱银宇编：《〈寒夜〉研究资料选编》（下），第706-70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代替曾患肺病的巴金“死”去，以此完成巴金对自我的鞭挞，也完成对更优秀的朋友惨死、自己却苟活的罪恶感的纾解，巴金从汪文宣这里得到超越精神困境的内在力量。陈少华也指出汪文宣是“自觉的受难者”，但他还是从汪文宣本人所受的母亲和妻子的双重拉扯和他个人主体性难以建立的角度入手，认为其挣扎的惨状是对重重苦难的控诉。见陈少华：《二项冲突中的毁灭——〈寒夜〉中汪文宣症状的解读》，《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30多年后，面对浑浑噩噩过完的10年，有了重构自身主体性意愿和行动的巴金慢慢从创伤中平静下来，反思历史，也意识到了过往岁月中自己“觉新性”和“汪文宣性”的复发，他终于重拾青年时代的“工具”：“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巴金：《后记》，《无题集》，第1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此时巴金已经75岁高龄，走到人生的晚年，曾给他带来无数痛苦的、无用的写作终于在此时成为一种清理心债、获得困境解脱与灵魂安宁的方式，巴金也由此开始了真正的救赎之路。

在这样的意义上，《寒夜》对自身性格痼疾的反省正是《随想录》的一次预演，40年代借《寒夜》对自我进行批判、对拯救路径的寻找和80年代对过去10年中的自我和他人“挖疮”式的“还债”、对实现精神困境救赎的探索有了跨越历史时空的同构性。《寒夜》是《随想录》思想意义上的前文本，是巴金对灵魂困境出口与精神超越因素一次含蓄而深沉的触碰。

结 语

目前对巴金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对《随想录》和《寒夜》的研究也都有了相关研究资料合集，《寒夜》相关研究资料可见周立民、李秀芳、朱银宇编：《〈寒夜〉研究资料选编》（上、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随想录》相关研究资料可见李存光：《〈随想录〉评介、研究资料目录（1980-2006）》，周立民编：《〈随想录〉出版二十周年纪念》，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2006;胡景敏：《巴金〈随想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周立民：《〈随想录〉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巴金的意义”俨然成为一个学术话题。胡景敏对这一问题有详细叙述。见胡景敏：《绪论：巴金的意义》，《巴金〈随想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愈是在这样研究充分的前提下，愈是需要从整体看待巴金的思想与创作发展。《寒夜》的特别在于处于社会历史大变动的分界处，见证了巴金对一直困扰其身心的“罪恶”问题的考量与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巴金始终处于矛盾挣扎之中，被革命和创作的激情所驱使，却又沉浸于革命和创作都无法疗救他人的绝望困惑中，《寒夜》以深沉的基調抚慰了作者躁动不安又伤痕累累的心，以隐忍的人物之死容纳了救赎一切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巴金历经人生起伏，直到新时期用《随想录》的觉醒、反思，追溯和延续了《寒夜》的隐微主题。历经五四风云，历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不同的洗礼，巴金始终不改衷肠，始终试图借文学书写救赎罪恶感与无力感，而文学书写同时又是这罪恶感与无力感的来源。这或许也是巴金乃至几代文学创作者生命中的“罪与罚”。

【作者简介】樊迎春，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