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张清华

主持人的话 我一直疑心，第一次见到邱华栋时，他是从一幕电影里出场的。那应该是一个冬日，或是深秋。有一部叫作《疯狂的石头》的电影正在热映，而我是在北京中央新影门口的“老故事餐吧”里见到他的。

他穿着一件风衣，领子竖着，带着风，从外面进来，当即就出现了呼哨声，座中有人在招呼他，而在人群中一阵骚动之后，我终于看清了他。

那时的邱华栋，才30多岁，是一个标准的青年的样子，而且是“型男”，一头浓密的头发，向上卷曲而翘着，额前的那部分尤其旺盛，浓眉下除了自带笑意的一双眼睛，就是一口灿烂的牙齿了。我一直想，人的命里带来的，总有一些是有定数的东西，光是这一口好牙，就注定了华栋的一生，一定是阳光灿烂的。

至于我为什么会联想到那部与石头有关的电影，纯然是无意识的作怪。因为那是一部喜剧片，里面的人物造型非常酷，而华栋正是那种有型男风度的人物。且在我看来，他身上有非常浓烈的戏剧气质，可以作为正面人物“卧底”到坏人中间，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番奇怪的联想。

随后的許多次见面，凑巧华栋都穿着十分“拉风”的衣服，比如大约十几次是穿深色风衣的，有些时候风衣可能是浅色;有若干次是穿长款的羽绒服，剩下的次数便记不清了，大约是穿着非常修身的白衬衣，或是西装。总之，华栋的衣着是非常显眼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穿衣服好看，有气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身材健硕而挺拔，有骑士和骑手般的风度。对于我这样一贯脸盲且不记事的人来说，华栋给我的印象如此有戏剧感，无疑是无意识记忆的产物。

只有一个答案，华栋人气旺，且气场大。

不知道为什么一起笔竟扯了这么远。

我真正见到华栋的时间，确乎是太晚了，应该是在2005或2006年，不过我注意到他的作品，却是早在90年代中期以前，有十年之差。1996年，我在写《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一书时，关于邱华栋就已近乎浓墨重彩了，是将他放在了“新生代”代表作家的行列。

想来可能读他的小说时，已有了一种强烈的想象，因为那些故事实在太令人吃惊了。那时我还住在相对闭塞的省城，每每看到华栋小说中新潮的男男女女们，看到他们在高档酒店的玻璃幕墙后面，新式职场的办公室里，还有密不透风的风月场中，所发生的种种悲欢离合，都会觉得开眼。那时我就想象着，有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尚，有着时报记者时髦身份的作家，便是那些故事的制造者，那些戏剧的导演者。

最令人惊愕的是《生活之恶》那样的作品。小说中的三对男女，分别是夫妻、恋人、姘居，他们在三种关系里，在各自拥有对方的同时，又出于不同目的或欲望去另作他求，结果形成了一个循环——他们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传递式”出轨，产生了三种新的关系：报社编辑黄尚与妻子梁小初离婚，与假装为纯情少女的高级妓女吴雪雯结婚，而吴雪雯很快暴露出自己的自私与丑恶，用丝袜勒死了黄尚与前妻的女儿琳琳，她自己也作为杀人犯而伏法;离婚后的梁小初则撬开了一对青年恋人，让热恋中的大学生尚西林和眉宁分手;之后，伤心的眉宁又与吴雪雯原来的男友罗东邂逅……

这个隐约形成的闭合性的连环，构成了一个关于“围城”的古老隐喻。它试图向人们表明，两性关系中的一切形式都是围城，看起来很诱人，但每一种都不能满足人们的贪欲;而一切试图走出围城的企图也都是徒劳的——或走入另一个围城，或走入一个“互为围城”的命定链条之中。每个人都带着人性固有的枷锁，并成为“婚姻锁链上的一个小丑”（黄尚语）。这篇小说几乎可以同时作为一部三幕话剧在小剧场上演了。邱华栋对于“生活之恶”与“人性之贪”的揭示，可以说是深入骨髓里了。

现在想来，邱华栋的意义，远不在于作为一个“新生代”群落中最年轻、最具时代感的一员，而在于他是典型的“城市文学”的当代接力者与创造者。这样说是因为，他凭着敏锐的感觉写出了急剧变化的后革命时代的，汇集着商业资本、现代传媒、时尚生活的新的城市生活图景，尤其是变化中的情感婚姻、人际交往、价值观念等，这些精神性与伦理性的变化。而这种故事，在上一代的北京书写者那里，无论是老舍，还是邓友梅、刘心武、王朔等几代作家笔下，都不曾出现过，它们是全新的。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邱华栋是“新城市小说”或者“新北京叙事”的一位圣手，他通过《生活之恶》《环境戏剧人》《把我捆住》《狗儿子》《离同居》《排卵期》……这些离奇又朴素、荒诞又合逻辑的故事，营造出了后革命时代“新北京”的万千风姿，仿佛是一幅幅速写的沙画，也仿佛是一件件充满寓言意味的木刻，又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玻璃社区”式的后现代装置，他为我们提供了万花筒般的城市新景观。

我一直想，批评界的失误之一，也许是没有及早地提出“新城市小说”的概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现在再提，只能是一种观察既往文学的视角，而未能恰逢其时地“嵌入文学史”之中。但无论怎么说，现在能够意识到这个意义也是好的。因为毕竟新文学以来，一直是一个盛大的乡土传统在占据着主导，而城市文学一直被挤在角落和缝隙里。虽然我们也有“新感觉派”，有老舍和张爱玲，但毕竟与漫长的乡土文学谱系比起来，城市叙事还是那么边缘和孱弱。

当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话题就长了，暂且不论。小说原本就是属于城市的，明代小说的繁盛，正是因为城市文化的发育。“四大奇书”要么是讲城市生活的，像《金瓶梅》;要么是讲给市民听的，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但最奇怪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乡土社会，却并没有乡土文学;而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现代社会在迅速发育，却又突然出现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强大传统，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

话题也许扯得太远了。我的意思是想说，正是在当代城市文学发育迟缓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重视邱华栋的贡献。

华栋涉及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新城市小说”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北京图景”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圣手”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气质风神”是一个……以此可以开一长串出来，每一个都可以写几万字不止。

据说华栋已经写了两百多个短篇小说。我与他开玩笑说，如果写到三百篇，你就是当代的蒲松龄了。《诗经》才三百篇，唐诗精华也不过三百首，《聊斋志异》号称近五百篇，但若剔除那些极短的篇什，也不过就三百左右。当代作家中能够写到这个数的，除了华栋，我不知道还有无他人。

而关键的是，华栋的短篇中有大量都是极有趣的，这里不能展开，但其特点我也可以大概说出几条，比如有强烈的戏剧性，有“速写”般的简练风格，有职业记者的社会问题意识，有荒诞与“文明寓言”的意味，有新都市“笔记”的文体风神……总之，不惜力气坚持投身写短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本身就是可贵的品质。

还有后现代主义的话题——对于绝大部分作家而言，说其有“后现代”意味，大都是批评家硬着头皮诠释出来的，而华栋是真正自带“后现代流量”的，他小说中的幽默、诙谐、新闻感、轻逸性、松弛的格调、简约的线条，都与现代主义的激烈、紧张、晦暗、荒诞有鲜明的不同。可以说，华栋是骨子里就带着后现代基因的，是真正的后现代之子。这与前面所说的几位依然带有浓厚现代主义倾向的新生代作家相比，确乎有着非常鲜明的不同。

为何有这不同？我以为，除了他们差了几岁，有个零点几的“微代沟”，更多的，也许就是城市文学自带的妆容了，是由当代的都市生活本身所决定的。

华栋的优点还有很多，比如他作为诗人的属性，就因为他小说的强大，而被压抑和忽视了;他还有多部长篇小说，但由于他的短篇过于迷人，便被轻视和遗漏了。还有，他是一个吞吐量巨大的读者，甚至也是一个潜伏的研究者，比如他某一天赠我一部厚厚的《金瓶梅版本考》，就吓了我一大跳，他是真正的“金学家”了。他对当代世界各国文学的广泛涉猎，也每每让他在任何场合，都有令人惊异的言谈。

有朋友私下说，华栋永远那么快乐，应是属于那种“没有痛苦”的人。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一个人有没有痛苦，说到底不是写在脸上，而是看他的处置方式和态度。华栋身体的强悍，会给他带来一往无前的行动力，而行动的成功反过来又会使人的大脑产生更多的“类多巴胺”物质，他就会兴奋和愉悦，而不会期期艾艾，像个充满忧郁和颓废的奥勃洛摩夫。所以，华栋即便是作为诗人，他的作品里也多是率性的机警与轻逸的畅想，而较少什么沉郁顿挫的玩意。

哦对了，我还差点忘记了一个重要桥段，那就是有侠士气质的华栋，十八般武艺都拿得起的华栋。几年前我还在某位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他的英姿——身体腾空，劈着大叉，手里是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好不威猛。可惜我一直没有见过真人秀。也是怪了，有关华栋的一切故事我都深信不疑，唯獨他作为武林高手的传说，让我有一点点狐疑。因为我意识中一直觉得他的身形太重了，那么壮硕的身躯怎么飞起在空中？

有一次我问华栋，那是真练还是摆“pose”？他说当然是真的。我说，什么时候给露一手？他说得空，我最近扭伤了。我便一脸坏笑，想，反正我没看见。即便是几年前能跳，如今也够呛了吧，毕竟也过了虎跃龙腾的年纪了。

但我还是想看见飞起在空中的华栋，那应该也是他作为全能型作家的姿势，希望他带着那壮硕的身躯与过人的武艺，嗖的一声，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