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病和治病：贾平凹小说情爱叙事的现代性焦虑

如果说漫漫秦岭与浸染远山野情的商州地界是贾平凹创作所依托的实在之山，是由乡土、风俗、历史与虚虚实实的百态生灵所凝结的想象根基与生衍命脉，那么滋长于这方水土的琐碎庸常与世故人情，便是其笔下绵延于跌宕山谷间那条永不止息的“州河”。“写日常生活就看人是怎么活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人类之所以能延绵下来，就是因为有神，有爱。”贾平凹、杨辉：《究天人之际：历史、自然和人——关于〈山本〉答杨辉问》，《扬子江评论》2018第3期。他乐于以浩繁混沌的细节洪流还原生活琐碎纷扰的本来面貌，以纯美、矛盾抑或漾溢肉欲气息的情爱故事，将这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打扮得充满人情味与烟火气。穿行于乡村和城市之间，贾平凹汲取并酝酿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细腻的生命感悟，观察、体悟并讲述着置身漫长的现代化变革浪潮中浮沉跌宕的个人体验。其小说的情爱线索背后往往牵扯着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与沉重的社会反思，个人化的情感苦难被编织进时代话语体系中，借人物的情感抉择与命运走向表达作者对社会环境以及精神文化现象的观察和拷问。

元明戏曲与晚清民初言情小说，以相思疾苦控诉道德伦理困境与个体难以挣脱的命运悲剧，到五四初期，新知识阶层借灵肉对立剖析陷于爱情困境和歇斯底里症的时代病人。文人笔下的情爱叙事往往并非意在对两性关系的美满、温馨、幸福进行简单呈现，反而更多以充斥着矛盾、纠结、忏悔、苦闷甚至分离的悲剧爱情或病态爱情勾勒出情感与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借情爱表象的叙述传达知识分子更深层面对于人情、人性、人心的体悟，映射其关乎封建制度、道德伦理、思想意识以至一时代之社会问题的思考。这种蕴含现实反思意味的情爱书写模式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如其所言：“文学又怎能不受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呢？”贾平凹：《后记》，《高老庄》，第25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面对挣扎于情感困境中的小月、金狗、子路甚至庄之蝶，我们分明能够读出他们身上所弥漫的时代情绪以及现代性焦虑下的彷徨苦闷，情与爱的交织铺展背后凝结着作者对于特殊时期改革环境和现代化发展浪潮下人们生存与心理状态的微妙把握。贾平凹坦言：“主人公的爱情只是表象，我要写的，更重要是社会变迁，和这个变迁带来的社会病。”张亚斌：《报告现实社会生活的种种病相——贾平凹小说〈病相报告〉的艺术文化学解构之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在爱情悲剧的掩映下，他想要揭开的是特殊年代社会与文化层面的种种病相。情爱书写绝非只是为了在叙事层面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借由病態的爱情袒露人们难言的精神苦闷与尴尬的现实困境。只有拨开情爱叙事的浮躁表象，触碰其潜在的对于社会及文化矛盾冲突的觉察和映射，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因爱而病”或“因病而爱”的故事背后烙印着的个人苦难与时代创痛。

致病的情爱：现代意识觉醒的情爱困境与彷徨无解的城乡选择

创作之初，贾平凹的文字仍透露着典型乡土文学对故乡山水与淳朴人情的真切赞美，其爱情故事多以透彻轻灵的笔墨叙写青年男女间懵懂纯真的思恋之情。但拨开这一阶段对景美、人美、情美的着意点染，在单纯的情思背后实则早已悄然渗透着乡村青年现代意识的萌芽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影响情爱线索纠葛发展的不仅仅是自然状态下单纯的两性吸引，爱情选择的考量中更掺杂着主人公对于乡村发展、社会进步甚至自我欲望的觉察、审视与现实判断。《小月前本》中面对干干净净、热情机敏但不像个农民的门门与灰头土脸、木讷寡言却老实勤奋的才才，表面上看似令小月为难的是两个小伙子的爱，实际上却是她内心在两种生活观念与人生态度之间的徘徊不定，是对传统包办婚姻与女性命运潜意识里难以摆脱的抵抗心态，也是对现代化城市的向往与对靠土地为生的老一辈农民思想的排斥。小月与门门、才才之间的爱情话语，在无形中被置换为现代性意识下新旧农民思想间的对话、冲突与审判。对门门或才才的选择不仅意味着追求爱情或背叛婚约，更上升为对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的挑战和对传统女性婚恋道德枷锁的反抗。

身处农牧业甚至渔牧业乡村生活环境中，对于接受传统小农思想训导成长的青年男女而言，这种“不合时宜”的觉醒通常难以被清晰地辨识并转化为反抗现实的动力，反而常常会使他们沉溺于压抑的情感困惑与理性博弈之中。他们既需要面对来自乡村社会文化整体的质疑、老一辈农民的规训，又不得不独自承受内心摇摆纠结于双重观念之间的挣扎与苦痛。这种痛苦往往借由敏感复杂的爱情与婚姻生活被进一步激化并凸显出来，无形中推动他们做出种种看似“不可理喻”的叛逆行为与抉择，并陷入近乎“病态”的心灵与肉体折磨。

置于两难的“选择”当中，小月既自责于为什么就不能像秦叔外甥女那样做一个温柔安分的传统女人，同时又羞于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渴望热切而充满力量的激情之爱。她不忍心辜负才才和父亲如土地般踏实厚重的关爱，却又无法抑制心底对遥远城市的真切渴望，向往与门门一起奔赴体验大山外面那个广阔而新奇的世界。这份旁人无法理解的“大胆的”“叛逆的”爱情简直使她病了，她一睡不起，粒米不进，眼圈青黑。“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来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47页，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生理上的异常是小月内心情感挣扎与意志力动摇的外在表征，她倾心于门门却又同情着才才，矛盾纠结的爱情难题逼着她直面内心长久以来压抑着的困惑与不解，推动她在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爱情与婚姻之间做出抉择。小月个人化的精神苦闷与情爱折磨，预示着现代化浪潮下传统乡村话语体系的瓦解，以及新一代农民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

小说中的情爱选择实则只是对现实困境的一种戏剧化表达和凸显，其“病”的根源仍在于理想和现实、观念和行动之间难以抉择突破的裂隙。

与小月相似，在另一部小说《鸡窝洼的人家》里，烟峰和禾禾也同样置身于现代意识刚刚萌芽的乡土社会，被困囿在“踏实种地”或是“不务正业”的传统农民评价体系中，经受着乡村文化和自我意识的艰难拷问与质疑。他们志同道合的情谊与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在闭塞落后的乡土社会遭到乡民们的道德非议与耻笑，最终造成四人重组家庭的闹剧。表面看来，两段感情与婚姻的戏剧性重组推动了故事的情节发展，但潜在主题却仍关注于乡村青年的现代意识觉醒以及传统农业社会中新、旧农民间的思想分歧、对抗和发展。如贾平凹所言：“两家人活该要那么一场动乱，各人才找着了各人的合适。”贾平凹：《鸡窝洼人家》，第40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对烟峰与禾禾、回回与麦绒这一代青年农民而言，“合适”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八字相合或是顺应道德伦理约束的合适，而是建立在现代意义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默契一致。烟峰与禾禾的爱情与婚姻，既是现代意识觉醒下新一代农民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追求，也象征着打破封建婚恋传统组成真正意义上“三观相合”的现代婚姻意识的苏醒。同小月和门门一样，他们的新农民观念与爱情觉醒经受着传统农业生产社会中劳动力评价体系甚至道德伦理约束的多重打压，朦胧而纯洁的情感线索背后承载着巨大的社会时代话语背景。

这种思想意识觉醒导致的观念冲突与爱情“苦難”是80年代初期贾平凹小说的常见模式，主人公的困惑与迷茫既来源于自我意识觉醒的爱情追求与传统包办婚姻观念的冲突，也暗藏着现代化追求过程中萌发的新农民意识、现代农业发展思想与同老一辈农民观念之间的对抗。他们陷入情感与理智的双重困境中踟蹰不前甚至“大病一场”，轻则如小月般日渐消瘦、闷闷不乐，重则如烟峰般婚姻破碎、卧床不起。纠结矛盾的情感苦痛被投射并外化为肉体遭逢的苦难，对传统观念的抗拒和挣扎以身体的消瘦和病弱为代价。疾病的异常状态传达出青年男女所承受的内心冲突与精神焦虑，觉醒的爱情既为他们带来生活的希望，也带来心理甚至生理层面的“病态”折磨，使他们面临着乡土社会传统观念与道德伦理的审判，也涌动着抛弃传统走向现代的愿望与勇气。对现代生活的渴望与现实境况的束缚使变革时代的青年承受着身心分裂的焦灼苦闷，这种现代性的焦虑造成了改革初期观念冲突下乡村青年男女面对爱情的踟蹰和犹疑，也塑造出诸多具有相似性且承载着价值观念判断的爱情悲剧。

而伴随着现代化发展的加速推进，当现代意识觉醒不再成为少数个体的“特权”，新旧农民思想与农业发展观念也不再构成冲突的主要矛盾，人们的现代性焦虑由社会层面的观念碰撞逐渐转向为个体内心面对城乡选择的情感困惑。长久以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向着三亩薄田讨吃食的农民开始意识到，城市不仅意味着地域与文化的区别，更象征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与对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甚至是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传统狭隘的农业发展观念不再构成人们追逐现代化、城市化步伐的阻碍，关于新旧农民观念、传统与现代农业发展观念的论争早已被如何走向城市、如何走进城市、如何平衡城乡身份转换的喧嚣所取代。贾平凹笔下现代性意识觉醒的农村青年摇身一变成为进城返乡的乡村新人。置身城乡选择与价值判断的十字路口上，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思想、行为甚至肉体，谨慎地在城市或乡村之间做着亲情、友情、爱情的断舍离，甚至重新定义着道德、伦理以及自我价值的评判准则。这种急功近利的现代性焦虑无形地催生着人生命运的抉择转变与悲喜离合，爱情和婚姻更是无可避免地沦为了畸形现代/乡村对立观念下悲剧性的牺牲品。

金狗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塑造的颇具代表性与时代特质的“乡村新人”形象，对三段感情的取舍推动着他完成由仙游川到州城，再到白石寨，最终又返回仙游川的进阶式“进城返乡”故事模式。金狗对爱情选择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对乡村/城市的矛盾态度形成同构。在英英与小水之间，所谓一时糊涂、失去理智，只是其用以遮掩羞耻“欲望”的借口，与纯洁爱情相较量的实则是金狗内心对情欲、权欲、物欲的渴望，是对乡村或城市命运的抉择。金狗清醒地认识到，他对英英的选择并非只是单纯青年男女之间未能把持住的肉体冲动，其间夹杂着他对小水和英英的“报复”与“恨意”，这份“恨意”既源于其无法改变的卑微出身，也源于乡村生活经年累积的不满和无力。英英触动金狗的不仅是被小水的传统男女观念所遏制的欲望，也是其自我压抑下急于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勃勃雄心。

从小水到英英，再到石华，金狗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像吸食大烟土一样，明明知道大烟土要毁掉自己的生命，却要在吸食中得到烟瘾而使生命极尽畅美。”③ 贾平凹：《浮躁》，第241、24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所谓城市化与自我实现不过是其置身于生活罗网中的苦苦挣扎，是在价值颠覆的时代人们被浮躁欲望支配的历史迷茫。“他们朝着另一种生活体制摸索，而又说不出这是怎样的一种体制;在感到怀疑并不安地做出反抗的姿态的同时，他们怀念童年时的那些明确、肯定的事物。”〔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6页，张承谟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20世纪80年代，以爱情选择模式揭露现代性变革下普遍的精神困惑几乎是作家们不约而同的默契，但金狗的“浪子回头”却要比高加林幸运得多，他最终能够回归仙游川、回到菩萨般的小水身边。这既是作家对于人们置身现代性选择困惑中迷失自我的同情与悲悯，也是对于乡村现代化以及乡村青年盲目现代性欲望追求的某种表态与隐喻。一如金狗悲愤的感叹：“天下只有小水是干净的神啊！”

③

这种城/乡之间的爱情选择模式在90年代的《高老庄》中也同样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但透过作者对于子路、菊娃、西夏三者感情的处理可以发现，表层模式相似性的背后，其隐含的思想与情感内核实则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大学教授子路与原妻离异并同省城姑娘西夏结婚，不再被辩解为一种城市诱惑，他甚至特别强调“他喜欢的并不是周围人和家乡人所说的因为西夏是城市人，年轻而漂亮。他喜欢的是高大”。⑤ 贾平凹：《高老庄》，第9、4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主人公试图摆脱城乡爱情选择中的被动处境，获得一种对生活和自我的掌控感，其选择行动不再透露出欲望支配下的冲动和迷茫，而是表现出遵循进化论与现代性发展的逻辑理性，他渴望借西夏完成对自己生活方式、心态思维甚至是身份的改变。显然高子路对爱情的考量远比金狗更加成熟，不同于前一阶段人们对地理意义上与身份意义上城市化的浮躁追求，他敏锐地觉察到高老庄与省城之间远不止外在环境或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落差，而是存在某种难以弥合的裂痕。因此，他以“借种”为由建立的第二段婚姻透露出强烈的目的性甚至报复性意味，“西夏的短处可能是菊娃的长处，而菊娃的短处却没有一样不是西夏的长处”。⑤高老庄、菊娃甚至自己骨子里的缺陷基因是子路急于摆脱的羁绊，故乡的人事纷纷更使他清晰地认识到城乡间显而易见的隔膜疏远与价值分歧，惆怅的两次婚姻经历不过是以往“城乡选择”困境的变体和延伸，作者借子路徘徊于西夏和菊娃之间的情感困惑传达着其内心陷于城乡二元对立选择的精神焦虑。

与初期现代意识觉醒的爱情选择模式不同，金狗和子路的痛苦显然不再来源于传统文化观念及农民意识的束缚，抑或是理想和现实之间难以跨越的重重阻隔，而更多是在心理层面经受着情感与道德伦理的沉重拷问。他们对现代性与城市化少了几分质疑和彷徨，多了几许果断和决绝，对乡土社会的失望使他们面对爱情选择时更为理性也更为绝情，对乡村爱情和传统婚姻的背弃几乎成为他们由身到心地向城市与现代理念“皈依”的入门献祭。小水与英英、菊娃与西夏分明印刻着乡村/城市、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绰影，所谓改变乡村政治生态环境、推动基因人种进化的虚幻理想不过是其化解现代性焦虑的托词。感情与道德的背叛凸显了其自我实现的迫切愿望，却也造成了情感挣扎的痛苦延续，爱情选择模式背后隐喻的是置身城乡分裂夹缝中人们的艰难处境。贾平凹曾在《四十岁说》（1992）一文中这样写道：“人常常是尴尬地生存。我越来越在作品中使人物处于绝境，他们不免有些变态了，我认作不是一种灰色与消极，是对生存尴尬的反动、突破和超脱。”转引自李遇春：《拒绝平庸的精神漫游——贾平凹小说的叙述范式的嬗变》，《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社会身份的转变与道德情感的献祭最终也没能让子路与金狗彻底摆脱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撕扯，困囿于现代化欲望旋涡中的他们蓦然发现，挣扎不仅未将其带向乌托邦的彼岸，反而陷入更加迷惘的困境和歧途。无论是金狗遵循本心辗转回到小水身边寻求内心的安宁平静，还是子路抛下菊娃、西夏再度离乡，爱情选择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面对现代性冲突困境时的艰难犹疑和深沉的无力感。作者未尝以完美的结局给出一个正面展望抑或是标准答案，更多是借爱情选择的隐喻揭示人们在现代性意识觉醒与追求的过程中置身夹缝的苦闷无解。

治病的情爱：治愈时代苦闷的良药与現代性焦虑下的自我救赎

20世纪30年代，《子夜》中的吴老太爷被上海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惊惧得目不敢视、耳不堪闻，在心惊肉跳之中突发脑出血身亡。颇具夸张色彩和象征意味的猝死，既带有封建制度命不久矣的隐喻内涵，也刻画出迅猛的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感官冲击以及人们难以自适的尴尬处境。社会观念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使置身其中的人们不得不重新适应并回应这一特殊时代裹挟而来的新问题与新选择，时代动荡和个人命运遭际的漂泊无依更使人们经受着心理甚至生理上的忧患苦痛。但如贾平凹所言，“拯救苦难唯一的是爱情，不管它的结局如何”，贾平凹：《我是农民》，第91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其多样化的爱情表达并不只是带来“致病”的痛苦，凡事皆存在两面性，对情爱的追寻反而成为另一部分人用以疏解病态心理焦虑的救命稻草。爱情作为这场泥沙俱下的变革浪潮中零星仅存的枯枝浮木，成为人们宣泄内心矛盾体验与情感冲突的一种特殊方式，疗愈着时代性与个人性的伤痛，也承载着社会变革时期难以言说的精神苦闷与信仰失落。

在《病相报告》中，贾平凹以复调叙事的方式借他者视角拼凑还原出胡方与江岚之间历经几十年的凄美爱情。战争与“文革”使这段延安革命时期萌发的感情支离破碎，但坚守爱情的信念却支撑着胡方慢慢熬过了青海油田上那些苦涩绝望的日子。他以自我摧残的方式铭记并守护这段爱情，在极度压抑与思念的扭曲下，对爱情信仰的病态表达成为他赖以消磨时光并治愈时代苦难的独特方式。“与其说我在写老头的爱情，不如说我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写老头病了，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③ 贾平凹：《后记》，《病相报告》，第177、17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相对于以悲惨命运贯穿主线的单一叙述模式，贾平凹将爱情作为第二重线索，螺旋交织地构成了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更为感性的解读。

动荡中的爱情既书写着文学悲剧的母题，也成为治愈一代人命运悲剧最为珍贵的良药，它不仅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丰满人物形象的文学功能，更承载着作者对于社会、时代发展掀起命运波澜的思考。贾平凹在后记中感叹：“过去的年代爱是难以做的，现在的做却难以有爱，纯真的爱情在冰与火的煎熬下实现着崇高，它似乎生于约束死于自由。”

③如果说《病相报告》的爱情故事治愈着特殊时代与社会环境造成的苦难，写出了革命战争年代爱情所浸染的崇高性与悲剧性，那么90年代末在西安城里上演的《废都》则讲述了深陷价值失落的知识分子借缠绵纷乱的情爱关系试图完成的一场自我疗愈。

自古以来，爱情对于文人而言总是蕴含着特殊的况味，文学特有的虚拟性和幻想性抚慰着现实裂隙所带来的挫败感和苦闷心绪，其宣泄与调节的治疗功能尤其体现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及后来各种情爱书写的变体中。它们通常具备的特点是，以虚拟世界中对两性关系的幻想完成自我的“英雄”疗救。见孙绍先：《不可翻转的“风月宝鉴”——对文学治疗功能的再认识》，叶舒宪主编：《文学与治疗》，第14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比起才子佳人小说中才贤兼具的封建淑女形象，《废都》中的女性更像是从《聊斋志异》中走出的花妖狐魅和鬼女仙姝，她们有着超越世俗伦常、打破礼法约束的大胆和热情，以爱和性的治愈使庄之蝶重新感受到长久以来被压抑着的欲望和激情，完成对时代文化环境下文人价值失落与自我迷失的唤醒和拯救。柳月、阿灿甚至唐宛儿之于庄之蝶总带有一种浓重的救赎意味。“他们的看法似乎很有些‘现代性’，但庄终究没有逃出‘士’的美梦，唐也没有跳出‘妾’的理想，他们的关系带有浓厚的中世纪的陈腐气息。”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卡伦·霍妮指出，对于才子而言，“爱情似乎能保证给他以保护、支持、钟爱、鼓励、同情、理解。爱情使他感到自己具有价值。爱情会使他的生活有意义。爱情是获救和赎罪”。〔美〕卡伦·霍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自我实现的挣扎》，第258-259页，张承谟、贾海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无法抗拒的文人效应搭配无所欲求的情肉奉献，现代化的西安城里重新上演了几十年前了无新意的老剧本。从仙侠到人鬼，中国文学中男性似乎总难摆脱对女性救赎和献身的期待，所谓爱情不过是一场施以矫饰的“求缺”，是无力改变现状的知识分子为自我疗愈和自我满足而建构起来的乌托邦幻梦。

至此为止，情爱关系的治愈功能仍主要求助于传统意义上的情感满足、幻想满足甚至是性的满足。无论胡方还是庄之蝶，都不过是借由两性情爱关系本身所带来的情感抚慰和欲望宣泄试图缓解灵魂与肉体层面的苦痛焦灼，或许可以说，他们对于情爱的理解和情爱治愈的诉求简单到只关乎个人的情感与肉体。然而，随着现代化发展使城乡差距日渐加深，流动人口大量涌入，三农问题日益凸显，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当现代性焦虑开始从简单的观念冲突降落到更为具体的关乎个人生存的现实层面，人们对于情感和物质的需求与满足愈发复杂多元，所谓的自我救赎也难免会沾染着某种暧昧的现代性特质。贾平凹笔下发生在城市里的情与爱明显受到商业社会环境下公平性、交易性意识的潜在影响，挑战着真、纯、美的传统爱情审美模式，体现出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焦虑以及自我存在意识焦虑的典型特质。其治愈指向带有鲜明的“城市”特性，情爱关系的索求与衡量远超出肉体和情感层面，而开始与身份、地位、财富、权力相挂钩。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表现趋势，一是渴望以爱情强化其自我身份的确证，二是在情爱关系中呈现出市场经济社会特有的公平性和交易性。

弗洛姆认为，孤独是强烈焦虑的来源，人们最深切的需要就是克服分离。当代社会的群居模式有助于个人融于更大范围的群体之中以克服自身的孤独感，而爱与性的结合同样也是人们为摆脱因独居而产生焦虑感的绝望挣扎。见〔美〕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第12-17页，刘福堂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这种与生俱来克服孤独和分离的焦虑，促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不断寻求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夜郎和刘高兴所代表的“城市异乡者”而言，城市和农村身份差异的焦虑使其爱情线索中时常若隐若现地透露出一种敏感的身份意识。“我夜郎是下层人，好女人就不该是我这样的人命中所有吗？”贾平凹：《白夜》，第13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潜意识里对于身份差异的敏感和自卑使夜郎不敢坦然面对虞白的感情，退而接受并不完美的农村姑娘颜铭。深刻的城乡阶层意识阻碍着他对于自我和爱情的追求，身份意识与内心感情的冲突使他在情感的抉择中畏缩不前。但同样作为进城者，刘高兴反而表现出一种积极打破城乡制度性身份安排的自我意识，他不断尝试从肉体和精神层面建立一种“市民化”的城市归属感，与五富、韦达之间的友谊甚至与孟夷纯之间朦胧的爱情关系都成为他借以实现身份认同和自我确证的特殊方式。“我是拾破烂的，如果没有和这个城里最漂亮的孟夷纯有了关系，我能有这种气势吗？”贾平凹：《高兴》，第15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在他与孟夷纯之间所谓“爱情”关系的发展中，微妙情绪的刻画常常被理性的考量和判断所取代，“城市”“农村”“妓女”“拾破烂的”成为其心理动态中的“高频词”，爱情给刘高兴带来的似乎不仅是一种情感欲望的满足、男性自信和尊严的补偿，更是对于其置身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城乡区隔带来的身份歧视与自卑体验的治愈。

身份焦虑是现代城乡身份分隔体系下“城市异乡者”群体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心理焦虑，进城群体对于“市民化”和“城市化”的渴望及其所表现出的身份认同困境，或可看作人类孤独、分离焦虑的一种现代性发展。他们不仅期望以情爱关系抚慰情感和肉体层面的孤独，更试图借“城市爱情”获得一种缓解其现代性身份焦虑的他者认同。然而弗洛姆认为，这种爱情的治愈功能本身或许就是一种病态化的表现，是不健全的爱情理念。“作为互相性的满足的爱，或作为‘协作’和逃避孤寂的港湾的爱，是当代西方社会爱情瓦解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社会上模式化了的爱情的病态。”② 〔美〕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第97、107页，刘福堂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在心理满足与孤独感的治愈之外，他运用了“协作”这一颇具经济属性的词汇来修饰和描述这种现代社会的病态爱情模式。“他的主要目的是用他的技能、知识、他自身、他的‘全部人格’为一场平等的、有利可图的交易而进行逐利的交换。除了过日子外，生活没有目的;除了公平交易外，没有任何原则;除了消费外，没有任何满足。”②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中，两性间的爱情与友情逐渐呈现出被非人格的公平交易所取代的预兆。

新作《暂坐》中，贾平凹将这种现代都市情爱关系中互利互惠的交易属性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作为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题材小说，《暂坐》围绕西京城里十余位“都市女性”讲述了她们置身金钱、权力、情感关系的泥淖中难以脱身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闷。她们虽然实现了经济独立与观念意识的解放，成为五四启蒙意义上理想的现代独立女性，但是否获得真正的自由却难置可否。“咱众姊妹不求在政治上多贵，经济上多富，婚姻上多完整，也仅仅要活个体面点，自在点，就这么难？”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她们看似无功无利的姐妹情深和云淡风轻的暂坐闲谈，实则被深深的生存焦虑所捆绑和包裹，所谓十姐妹却不过是一群围绕在海若周围抱团取暖的“刺猬”，为谋求生存体面互相攫取人脉关系换取利益，甚至不惜在必要时暗中伤害。对她们而言，性、爱情和婚姻都成为轻描淡写甚至可有可无的存在，是一场场关乎筹码的利益互换。从夏自花、严念初、辛起充满经济纠葛的情感生活，到暂坐茶馆中各怀心思的佛念与友情，各取所需的公平性和交易性成为附着在现代社会爱情关系、友情关系甚至亲情关系中的潜在意识，甚至连身处底层的孟夷纯也曾试图以肉体来报偿金钱与情感之间付出的不对等。这不由得让我们怀疑，爱情满足着人们的情感需求，治愈着人们在现代性焦虑下的精神病态，甚至沾染着市场经济社会特有的商品属性与公平交易的内在需求特征，这些丰富的意义与功能是否已然消解了爱情本身。

或许如同某些激进观念所认为的，在我们的社会里，爱与正常世俗的生活基本上是不相容的，在当今的世界里只有“殉道者”和精神病患者才能有爱。

结 语

爱情是一种病，这几乎成为心理学家和小说家的一种共识。厕身于改革浪潮与世纪更迭的特殊时期，贾平凹笔下的情爱叙事总不免沾染着沉重的时代社会反思意味，其着笔往往不意在借助幽微婉转的情思刻画揭示主人公之间相思爱恋的至切情深，而常以细腻锋利的笔调剖析其陷入感性与理性冲突对抗的病态心理。从小月爱情觉醒的纠结、子路和金狗城乡选择的困惑，到渴望自我救贖的城市爱情故事，其情爱书写似乎总是缺少一丝期待中的脉脉温情，夹杂着一种围绕现代意识觉醒与时代变革选择展开的理性衡量，透射出作者对于人的情感、思想和选择更具当下性和时代性的关注与思考。情爱叙事与“病态”书写背后沉淀着他将个体深深浸透于社会翻涌浪潮之中又打捞起来带出的沙砾、渣滓与浮末，不同于山乡原野间涓涓细流洗涤淘染出的真挚纯美，那些细碎的绒屑和斑斑印痕更记录着浪潮之下飘荡沉浮的彷徨与激流冲刷打磨的疼痛。于贾平凹而言，爱情导致了人们心理与肉体的病态，也治愈着人们在现代性焦虑下的精神苦闷。“疾病也许是人试图去解决生活中那种深层次危机的一次绝望的努力，是被某种东西逼迫的、出于无奈的最后一招，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

①他对于阐释或挖掘爱情和疾病间生理与心理性关联的本质并无兴趣，更多是以病态的爱情隐喻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生存困境与心理焦虑。“文学作品中的病人形象不再是心理与肉体疾病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一种文学策略，其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文化与道德，甚至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②贾平凹围绕非正常生理与心理“症状”展开的文学书写意在超越医学层面的生理考察，将笔触探入社会转型期“患者”敏感的心理与病弱的灵魂，以文化想象和人类学观照揭示关于病态的“社会诊疗”与价值判断，通过情爱关系的“病态”描写实现一种更为广阔的人类情怀的传达。

【作者简介】李彦仪，吉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薛 冰）

① 毛喻原：《疾病的哲学》，第1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

② 施军、朱蕾：《新时期以来小说疾病书写及其意义向度》，《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