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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进入历史,出入战争”

时间:2024-05-04

姚洪伟 蒋登科

军旅诗“是以战争、军旅生活和军人情感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样式”。朱向前:《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第182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王久辛是一名军人,其诗歌创作无疑属于军旅诗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于诗坛的王久辛,是“以更加鲜明的个性和偏激的姿态异军突起”朱向前:《军旅文学史论》,第8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的一代。其诗歌创作受到20世纪80年代“大诗”风潮和“向内转”探索等实验诗风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被归为“第三代军旅诗人”,杜紅:《谁能阻止我的声音在影子里生存——试解说第三代军旅诗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成为军旅诗创作的中坚力量。作为军旅诗人,王久辛坚持以诗的方式,在历史与战争书写中捍卫真理与正义,用“刻骨铭心的精神书写”,王久辛:《刻骨铭心的精神书写——长诗〈狂雪〉创作始末》,《解放军报》2020年6月6日。去“接近诗的本质”。王久辛:《致大海》,第34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作为“大诗”创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王久辛长期致力于长诗创作,追求“大诗”的艺术境界,在人道与人性、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真理与正义,在硬度与温度、警示与劝诫之间试图重铸民族精神,在史诗与“大诗”之间探索诗歌创作的新向度。无论是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成名作《狂雪》(1990)、世纪之初的代表作《大地夯歌》(2007),还是创作于近年的《蹈海索马里》(2017)等,其创作背景均与历史、与战争有关。诚如首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对其诗歌的评论,“以诗进入历史,出入战争,写得大气磅礴,狂放不羁,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和人间正气”。高洪波:《获奖理由》,王久辛:《狂雪》,第1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一、人道情怀与人性光辉

在新文学早期,周作人便提出了“人的文学”主张,他认为“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陈平原选编:《〈新青年〉文选》,第122、123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这一主张矫正了古代文学重“天理”轻“人欲”的创作观念。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在20世纪50年代也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认为“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钱谷融:《当代文艺问题十讲》,第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成为人们对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因为人不仅是文学创作反映的主体,同时也是服务的主体,人道与人性被放在一个更显要的位置。后来的一些文艺理论家还把人道与人性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和底线。见王元骧:《关于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朱立元:《坚守文学和批评的人道主义底线》,《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中国新诗是在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中发端的,对人的主体建构是早期新诗的美学追求。人道与人性受到了新诗创作者的极大关注,重视个体与自我书写成了他们的普遍追求。王久辛作为新时期诗人,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对人道与人性给予了较多关注。他认为“诗人与艺术家,就是美好人性的弘扬者”,③④ 王久辛:《致大海》,第313、336、34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彰显人道情怀,颂扬人性光辉,这成为王久辛诗歌创作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对于人道与人性,王久辛还认为,“诗人实际上是一个立场,是一个人道与人性的立场”,

③坚守人道与人性立场,用诗去接近人类本质,成为王久辛诗歌创作的有效路径。在王久辛看来,诗歌创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抵达人类的本质,凸显人的主体性存在,实现对人的价值的认可。

作为军旅诗人,王久辛深知“战争是人性两极的极致的肉搏”,

④因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2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战争诗作为对这种没有限度的暴力的书写,恰切地表现了人性之两极——丑陋与美好、野蛮与文明。在长诗《狂雪》中,诗人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展示了人性的极端暴戾:“看见一位老人/刺刀并不说话/只是毫不犹豫地往他胸窝一捅/然后拔出来  根本/用不着看一看刺刀/就又往另外一位/有七个月身孕的少妇的肚子上一捅/血  刺向一步之遥的脸/根本不抹  就又向一位十四岁少女的阴部捅去/捅进之后 挑开/伴着少女惨惊怪异的尖叫/又用刺刀  往更深处捅/然后  又搅一搅/直到少女咽气无声/这才将刺刀抽出”。战争成为检视人性、勘测人道的一面镜子。诗人通过描写侵略者对老人、孕妇、未成年少女的极端残暴行为,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期待人性的至善。诗人对惨绝人寰的屠杀场景的描写,控诉了战争中非人道的人类行为,激起人们的警醒与反思。其写作目的并不在于要煽动民族仇恨情绪,而是使人类回到文明正轨,抵抗“野蛮的人”之本性。诗人写道:“我不会去复仇”“但我  不能不想起硝烟和血光交织的岁月/以及这岁月之上飘扬的不屈的旗帜”“只要邪恶和贪婪存在一天/我就绝不放弃对责任的追求”。这种“责任追求”彰显了诗人的人道情怀,对人性丑恶进行了批判,人性光辉得到张扬。在长诗《艳戕》中,诗人对牺牲的红军女战士的高尚人格进行了赞颂。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组成的西路军,为执行“打通国际通路与苏联红军会合”的命令,在途经河西走廊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有8位十三四岁的红军女战士被俘后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但红军女战士并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即使面对残暴敌人的威逼利诱,也坚守信念,为了真理与正义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诗人写道:“残酷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疯狂/特别是当我们是我们中的一部分/被我们中的另一部分屠杀”“尤其是回忆起八位少女的生命历程/残酷实现了对极致的创造/而兽性在人身上的展现/便进入了非人的想象所能够想象的境界”“所有的民族内战  都是失去理智的人/要杀绝追求真理的人”。女红军战士作为“追求真理的人”所遭受的残暴和非人待遇,正是为了更多人能享有人的权利。这是王久辛人道情怀的诗学表达,是他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也是对革命先烈高尚人格的赞誉。

人道情怀除了体现在对真理与正义的捍卫外,还体现在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上。在王久辛的诗中,诗人通过对革命者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而献身的精神书写,表达了诗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大地夯歌》中诗人写道:“哦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会生长公平的社会/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个/不会伸张正义的国疆/这样的社会  文明该怎样来正视/这样的制度  人道该怎样来关怀/自由  根本就没有种子/民主  甚至还没有成为梦想/荒凉与贫瘠的大地/还不曾闪烁思想的光芒/饥餓与贫寒的工农/无法不四处逃荒流浪”,对人道的践踏,对人性光辉的蔑视,“那或许正是我们的悲哀与沮丧”。正因如此,才有了董振堂、方志敏、瞿秋白、陈树湘等革命烈士,正是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今天的自由、民主、平等与博爱。“哦哦  董振堂啊——/你的碎尸万段/你的粉身碎骨/给我们今天的自由和民主/平等和博爱/赋予了多少高贵/与坚定的  想象啊/又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明天和未来/赋予了多么深厚/与宽广的  精神源泉啊”“秋白哺育的明天/就是今天”“他们就是为了自由的生活啊/才把生命抛到了一边”。革命先辈们在追求人的基本权利时所表现出的不屈精神,为后世争取人道权利的高尚人格,成为人性光辉的典范。

此外,在王久辛看来,“诗人是人类之爱的布道天使”,②③⑦⑧ 王久辛:《致大海》,第304、1、339、314、328-32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爱与宽容也是人道情怀的重要内容。诗人在长诗《致大海》里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表明自己“爱”的人道主张,“我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恶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即使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堂——我还是要去传道。事情再简单不过:重要的是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

②他在诗中写道:“爱绝不抽象  爱就是拉起弱者/和强者一起  走向光明……”“所谓文明/就是人的良知要往低处走/哪怕自己微不足道  微如尘埃/也要为更低微 更渺小的人们做点事”。在诗人看来,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有无之别,更含尊重之意。诗人怀着“为民主的文明的社会而写作”

③的目的,让人道思想融入精神深处。

人道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理念,除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和宽容外,其终极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自由、个性发展和价值实现。诗人对人道情怀和人性光辉的书写,已构成其诗歌创作的基本价值取向。正是诗人的人道写作情怀,使其在民族仇恨与愤怒书写中有了理性思考,其“作品的思想具有一种超越性和普世性”,石一宁:《穿越岁月的光芒——〈狂雪〉再版序》,王久辛:《狂雪》,第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这种超越性和普世性实现了对真理与正义的捍卫,对人类和平的期待,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文艺理论家兰科维奇认为:“任何一部真正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本身总是包含着一整套的人道价值;这些价值都是合乎一般人性的。”〔南斯拉夫〕兰科维奇:《人道和艺术》,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4辑,第131-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王久辛的诗歌写作就是在这种意义与价值中展开的,他书写战争而不鼓吹民族仇恨,他描绘灾难而不宣扬绝望虚无,始终以人道的情怀宣扬人性光辉,因为诗人相信,“从人道出发而努力创造的诗人作家,是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人的理解和传诵的”。王久辛:《默诵的领奖辞——写在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狂雪》,第3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二、历史书写与现实关怀

历史书写是王久辛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所谓“深入历史”,是指其通过诗歌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精神重构,以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达到关怀现实的目的。王久辛认为:“要想获得深度,就必须沉入历史,沉入历史复杂深刻的思想情感的最深处,去体悟、去发现、去开拓历史深处隐含着的思想精义与情感细流。”

⑦他曾引用克罗齐的话来阐释自己的历史观:“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所有当代人的思考与想象,尤其是对历史的想象,就有可能通过思考与想象呈现出来。……尤其对于那些想象力极其丰富但对历史有很少知识与学力的人来说,克氏的理论便极具‘解放思想’的魅力。”

诗人认为对历史的书写可以靠思考与想象来实现,面对真实的历史与想象的历史,可能产生“激情”,又可能存在“困惑”。诗人选择了远离虚无的“激情想象”,在历史中观照现实。从对历史的理解视角来看,诗人的论述触及了克罗齐所讲的“真历史”与“现实关怀”的关系。在克罗齐看来,“应当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看作一种统一的关系”,② 〔意大利〕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3、2页,〔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因为“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

②只有历史与现实产生联系,让现实从历史的丰富性中汲取精神营养并蓄积力量,历史才有价值与意义。

王久辛曾“强烈呼唤作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格魅力、人格精神、人格风采俱佳的时代英雄的大作品”,王久辛:《致大海》,第306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诗人认为的“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就是要凸显历史书写的现实关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审视,重构现实生活。在长诗《狂雪》中,诗人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在描述民族灾难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主体感受,让历史具有了“当代性”,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指引”作用。“我  和我的民族/面壁而坐/我们坐得忘记了时间”“我们体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体验了被杀的种种疼痛/那种疼痛/在我周身流淌”“那种耻辱/那种奇耻大辱/在我辽阔的大地一样的心灵中/如狂雪缤纷/袒露着我无尽的思绪”。诗人言说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让历史成为生活的教科书。诗人在历史中感受到的“深重的耻辱感”,是为了“反省和叩问”“追问历史、追问责任和担当”,在对历史的深入与再理解中,“实现艺术的真实对人心的一次感染与洗礼”。王久辛:《刻骨铭心的精神书写——长诗〈狂雪〉创作始末》,《解放军报》2020年6月6日。这是诗人在历史书写中关于国家与人民、战争与和平的现实思考。

历史书写中的现实关怀,始终贯穿于王久辛的长诗创作。诗人的历史书写并不是简单的再现过去,而是着眼于当前的生活来观察、审视过去,为未来寻找方向。在《大地夯歌》中,诗人对历史有这样的描述,“……包括博古  李德/所有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决策者/他们之所以成为前驱/成为令我们后辈仰望敬畏的/先烈  是因为他们的所有付出/包括错误的决断/盲目与固执的坚持/有意无意间的互相伤害/等等  都是为了苏维埃/他们是理想与信仰的追求者/更是与家庭与阶层/决裂与背叛的时代先锋”,他们所犯的错误,“全来自急切的梦想/和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因为在战争中“没有神只有人/有人就有闪失”。诗人从“人”的视角,对历史进行了重估。当然,这并不是为历史人物翻案,而是站在人道客观立场,对开拓者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审视。诗人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理解,这为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凸显了历史的丰富性。如在长诗《香魂金灿灿》中,对地震孤儿的描写,同样体现了诗人从现实关怀的角度出发,对灾难书写的重构。“什么是——孤儿/孤儿  就是/你必须  被认为/你/是/孤/儿”“像灾区必须被人/当作  灾区/灾区  才是/真正的  灾区吗”。诗人通过对一些现象的洞察,认识到了“被孤儿”与“被灾区”的社会问题。显然,没有纵的历史与横的现实参照,诗人是无法廓清“被孤儿”与“被灾区”现象的。历史与现实的遇合,诗人对人类的灵魂救赎和精神重建便有了新的看法與思考,其诗在思想深度上也具有了“鲁迅的国民性思考向度”,并“染上了几许深邃冷静的沉思色调”。罗振亚:《寻找“大诗”写作的可能性——评王久辛的诗》,《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2日。

在王久辛的诗中,历史书写的现实关怀还有另一向度,那就是带着现实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诗人在《蓝月上的黑石桥》中拷问战争时,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担忧和不满:“在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轻松。/咒骂鲁迅。开发权力的各种功能。/艳羡金钱在人性中找到的第一把交椅。/几乎人类不齿的种种恶臭,/在现实中都找到了‘美加净’的商标。”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丑行和道德沦丧现象,诗人将视角转向历史,回到那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卢沟桥畔,“揣着双倍的悲哀”,诉说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历史书写对于现实的意义,在诗人的回忆中展开,民族之耻与现实之痛交织在一起,提醒人们去思考和关注这个时代,从而起到用历史疗救现实的作用。

三、诗教传承与劝诫原则

诗教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诗教一直占据着诗歌教育的重要位置,是诗歌创作、批评和传播的主要方式,“深刻影响中国的君子人格构造和审美谱系”。②④ 方长安:《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进入现代以后,在五四反传统的文化语境下,诗人们为了摆脱传统诗学观念对新诗创作的束缚,实现“革命”和“解放”的目的,“被认为是妨碍中国社会转型、进步的深层文化原因”②的诗教传统遭到新诗人的普遍批判。这一延续千年的诗歌传统从此在新诗中消隐。但诗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早已变成文化基因,融进中国文化的血脉深处,一旦有合适的土壤便会生根发芽。新诗完成草创使命,进入建设阶段,如何参与社会建设、融入大众生活,成为其寻求发展的新方向。新诗要达到参与社会的目的,发挥文化建设的功能,必须利用诗教传统。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加速,社会氛围变得较为宽松,诗教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王久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开始新诗创作的。他以历史事件为抒情对象,以现实生活为参照依托,以接续诗教传统为使命担当,以劝世教人为诗歌创作审美原则,在社会转型期主动担负起精神引领的时代重任。正如诗人所说:“写作或创作,终究是要‘经世致用’的。”王久辛:《致大海》,第30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诗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诗教主要指围绕《诗经》所开展的诗歌教育活动,其目的在于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实现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建构。广义的诗教涵盖内容较广,凡是以诗歌作品为载体,为达到政治教化、审美养成、人格建构、伦理秩序等目的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均可视为诗教。今天的诗教内容还包括爱国情怀、担当精神、现实批判、正气弘扬等。王久辛诗歌的诗教属于广义范畴。他在诗中以警醒和劝诫的方式,通过对历史的书写,对战争的描述,对日常的观察,对现实的诘问,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批判社会的丑恶不公,唤醒民众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在新的社会转型期,面对“娱乐至死”的时代文化语境,物质至上、道德失范、价值失衡等社会现象凸显,世道人心需要诗歌的正义去匡扶与疗救。此时,王久辛担起诗教重任,他在诗歌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面对厚土沃野的稼禾庄园/我在想  从今天到未来/有没有一双巨手/来把文明的圣火承传  难道/五千年冶炼的精神/数百年锻铸的光荣/竟挡不住私欲的诱惑”(《致大海》)。他还在诗中提醒人们不要遗忘历史,忘记苦难。在长诗《狂雪》中,诗人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将那段悲惨的民族记忆再现,引起每一位中国人的警觉,发挥诗歌疗救现实的作用。“我们的历史”“那入骨的铭心的往事”“使得我们无法佯装潇洒”“无法面对这惊心动魄的情景/说那句时髦的  无所谓”。诗人劝诫世人记住历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警醒那些“无所谓”和“佯装潇洒”的人们,不能让惨痛的历史重演,其诗教目的是希望人们“一代又一代  代代相传着/关于和平或者关于太平盛世的心愿”。面对信仰缺失、价值失范,诗人用不断反问的方式追问现实,“时代不是前进了吗/人的素质不是提高了吗/从过去到现在/谁还在想  谁还在问啊/如果前进的时代没有灵魂/我们该怎样来面对希望/如果提高的素质没有理想/我们又该怎样来期待未来”(《大地夯歌》)。在对历史的深度书写中,诗人尽力发挥诗教的劝诫警世功能,以直击灵魂的拷问,逼迫人们去反思现实,担起重铸民族精神的重任。

在当代诗歌创作中,诗教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重视诗歌对个体人格培养、诗歌对家国情怀培育的精神向度上”。④在王久辛的诗歌中,这种精神向度主要表现在民族精神重铸、家国情怀培养,以及对理想信念的坚守等方面。《狂雪》《蓝月上的黑石桥》激发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与人道主义情怀,《致大海》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断反思,《大地夯歌》凸显了人类在追求独立、自由时的抗争精神,《香魂金灿灿》教给人们面对灾难的勇气、战胜困难的信心,《蹈海索马里》表现了中国人的悲悯情怀和责任担当精神。这些长诗在重铸民族精神、塑造健全人格、重建人文理想等方面发挥了诗的劝诫功能。在王久辛看来,诗人应该“担当警世敲钟人”,王久辛:《香魂金灿灿》,第341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在民族精神信仰出现危机之时,要担当起劝诫世人的重任,以匡扶世道人心、捍卫真理与道义。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说,诗歌“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特朗斯特罗姆获第六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答谢词,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26日。王久辛诗中所显现的诗教精神与劝世言说,就是通过不断“唤醒”,让劝诫起到警世、醒世、觉世的作用,因为诗人相信“劝诫将是现在与未来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的主体文化精神”。王久辛:《致大海》,第30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四、史诗意识与“大诗”追求

中华民族并不缺乏具有史诗品质的优秀文学作品,《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便是证明。史诗在文学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被称为文学的最高典范,也是诗人们创作的最高追求。史诗必须是关涉民族历史和命运的长篇书写,以诗的语言描写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英雄事迹,全面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当下中国诗坛,崇尚技术者甚众,抒情短制上出神入化的‘好诗’不断;但是,能够标志一个诗人或一个时代诗歌真正成熟的史诗、抒情长诗等‘大诗’创作却相对薄弱。”羅振亚:《寻找“大诗”写作的可能性——评王久辛的诗》,《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2日。为了创作出与时代相称的具有史诗意义的“大诗”作品,王久辛作为有责任担当的诗人,尝试着不断突围,其作品中凸显出十分明显的史诗意识。

王久辛诗歌的史诗意识主要体现在重大历史题材选择、民族精神重铸、宏大意象设置、英雄人物塑造、语言内蕴最大化追求等方面。在重大历史题材选择上,诗人主要到中国近现代史中去挖掘、整理相关材料,重新确立其诗史价值。《狂雪》与南京大屠杀、《蓝月上的黑石桥》与卢沟桥事变、《大地夯歌》与红军长征、《肉搏的大雨》与百团大战,以及表现中华民族与灾难抗争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书写等,无不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这些历史事件或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或体现中华民族面对大灾大难时的不屈精神。诗人或以诗“招魂”,或以诗“铸碑”,或以诗“抒怀”,王久辛的长诗一般都使用副标题,这些副标题除了对正标题进行解释说明,还明确表达了诗人写作该诗的主要目的,如《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三十多万南京军民招魂》《艳戕——魂系红军西路军八位十三四岁的少女》中的“招魂”,《大地夯歌——谨以此诗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铸碑》《肉搏的大雨——谨以此诗为彭德怀元帅指挥的“百团大战”铸碑》中的“铸碑”,《香魂金灿灿——中国玉树地震百日暨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祭》《芦花红,芦花白……——追怀23岁抗日烈士朱凡》《男儿女儿踏着雪野冰峰……——写在迎击冰雪重建家园的大地上》《初恋杜鹃——神游毕节百里杜鹃抒怀》中的“抒怀”等。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以诗的形式进行重新书写,在观照现实中重新发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王久辛在选择重大历史题材进行诗歌书写的过程中,力求重铸民族精神,注重长诗传统内涵的现代转换,以期达到诗歌干预现实的目的。诗人意识到“祖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人们的感情世界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王久辛:《默诵的领奖辞——写在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狂雪》,第3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他试图以诗歌的力量去重建人们的理想和信仰。在《狂雪》中,诗人通过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描写,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和平精神的深层意义;在《蓝月上的黑石桥》中,诗人用自己所感受到的“双倍的悲哀”,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重振中华民族的辉煌;在《大地夯歌》中,诗人对新中国创业者们抗争精神的描写,激起人们奋发向上的愿望。在王久辛的长诗书写中,他从未放弃过对民族精神的重塑,无论是历史题材的战争书写,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日常表达,他都将民族精神作为诗歌写作的重要内容。在重铸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诗人还塑造了系列英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抵御外敌的抗日英雄,有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志士,也有战胜自然灾害中的军人和普通民众。《芦花红,芦花白……》里的朱凡,《肉搏的大雨》中的彭德怀,《大地夯歌》中的瞿秋白、董振堂、陈树湘,《艳戕》中的女红军群像,还有《男儿女儿踏着雪野冰峰》中迎击冰雪风暴重建家园的抢险工人周景华、村支书吴声海、工会主任王勇,以及《蹈海索马里》里的维和战士张楠等平民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都怀有一颗赤诚之心,他们或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独立、解放,或在灾害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英勇精神,或在国际和平事业中凸显中国力量,树起了一座座人格的精神丰碑。诗人在塑造英雄人物、重铸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通过宏大意象的设置来凸显人物形象。在长诗创作中,王久辛通过具体的意象设置来拓展诗意空间。诗人写南京大屠杀的《狂雪》,以漫天飞舞的狂雪为背景,在大雾弥漫的茫茫雪地里展开想象,创造出一种阔大的意象空间,给人一种庄严而深广的宏大气象。《大地夯歌》则以漫漫长征为诗歌的整体背景,在不断响起的夯歌声中缓缓拉开叙述的帷幕,对长征作全景式书写,长征这一宏大主题得到充分呈现,整首诗大气磅礴、跌宕起伏,具有极强的历史深邃感。而《肉搏的大雨》则以无边无际的滂沱大雨为背景,把抗日战士的勇猛抗敌置于“狂骤”“瀑布般”的大雨之中,既表现了战争进入胶着时段的艰难状态,也表现了彭德怀指挥若定、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这些宏大的场景结构出宏大的意象,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凸显出史诗般的氛围。在宏大意象的设置、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民族精神的重铸中,语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王久辛的长诗中,他常常通过赋予诗歌语言以音乐性来克服长诗因长而产生的平淡。如《大地夯歌》对民间音乐——夯歌艺术的借鉴,让声音成为诗歌表达的有效手段,在变化起伏的夯歌声中,将长征的如虹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王久辛还将一些耳熟能详的歌词、其他诗人的名句等直接融入自己的诗歌中,语言的边界得到进一步拓展,实现了多种感官语言风格的融通。诗人还运用反复等修辞方法来追求语言内蕴表达的最大化,通过叠句、半句重复、单句成节等方式来抒发情感,在不断重复与停顿中,打破语言常规,实现内在节奏与外在韵律的和谐统一。色彩词的运用,也是王久辛诗歌语言的一大特点,《狂雪》《白鹤》《洁白》里的白,《香魂金灿灿》《柠檬色》里的黄,《云游的红兜兜》《碧水红莲》里的红,《致大海》《蓝》里的蓝,以及《山葱茏,水葱茏》里的青和绿等,都体现了诗人在表达情感时,对色彩语言的重视与灵活运用。其中白、红和蓝运用最多,白色不仅代表圣洁、纯净、梦想,还有净化、救赎之意,诗人用白色去覆盖、涤清世界的丑陋和人性的丑恶,以实现诗美的创造;红色则代表了革命、胜利、激情与信仰,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坚守,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蓝色则代表了美好与希望,表现了诗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王久辛的诗中,听觉语言、视觉语言与诗意的和谐统一,实现了多种语言的交融共生,使其诗歌语言获得了极大的内蕴和张力。

“大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理解。海子认为:“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西川编:《海子简历》,《海子诗全编》,插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在海子的“大诗”观里,理想、集体、民族、人类等宏大主题是构成大诗的基本元素。“大诗”首先在篇幅上要长,内容上要博大丰富,体量上要雄浑,是一种气势恢宏、精神宏阔的史诗式诗歌。从王久辛长诗创作所凸显的史诗意识,可见出其长诗书写的“大诗”追求。在王久辛看来,“大诗”比史诗更有诗质,因为“史诗并不是诗”,“史诗是粗糙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庄严与忧患的审美概括”。王久辛:《致大海》,第33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他所追求的“大诗”凸显的是一种“人性之大美”与“世间凡人之大善”。

①这种“大美”与“大善”是一种以追求大境界、大理想和大气象为精神旨归的诗歌创作,《狂雪》《大地夯歌》《肉搏的大雨》等都具有这样的基质。王久辛还认为,“大诗”应具有大志向和大悲辛,因为“大志向大悲辛的缺失,难出大气象”,

对大气象的追求,对大意境的营造,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关注成为王久辛“大诗”写作的显在特征,也可见出其对“大诗”写作做出的有益尝试。

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王久辛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并不断超越自我的诗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要成为我,成为我自己都不能重复与复制的诗人。”

③其诗歌创作在题材、形式、内容、语言等方面坚持求新、求变,在历史题材中用大意境创造大气象去创作自己的“大诗歌”,以抵达他所推崇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境界——“使人类被‘现代社会’扭曲和分裂的本性得到恢复”。

④王久辛还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在历史题材之外,他还把情思倾注向日常生活,以时代之诗记录下时代的日常之思。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新诗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15BZW147)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姚洪伟,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博士生,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蒋登科,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① 见王久辛长诗《香魂金灿灿》里的诗句,该诗可视为王久辛“大诗”创作的又一尝试,诗的“序”部分有这样的诗句:“翻遍人类/文明史  包括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也找不到/这成吨成吨的泪水  汇聚的/人性之大美  更找不到/这巨疼弥天的  世間凡人之/大善”。

②③ 王久辛:《香魂金灿灿》,第372、379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

④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太阳石》,第10页,赵振江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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