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创造人类社会与当代文学的故事叙述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题材和风格不断变换，其中蔚然大观的部分当属叙事文学，包括小说、影视文学、戏剧文学。叙事文学是讲故事的艺术，例如，苏童的小说《碧奴》是孟姜女千里寻夫的忠贞爱情故事;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是家乡被日寇蹂躏时，一群野性难驯的汉子浴血抗争的故事;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是平凡人唐三穿越到武魂世界，修炼成神，为母复仇的故事;猫腻的小说《庆余年》是一位当代重症患者穿越到虚构的庆国世界的励志故事。通常情况下，人们将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理解为陶冶情操或消磨时光的精神消费品。但事实上，与人类相伴而行的故事已经存在了几万年，这些故事中蕴含着人类无比丰富的秘密。宗教、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科学、艺术等都从不同领域和层面，传达着人类共同的故事，规约人类的行为，揭示人性的本质。可以说，人类发明的各个知识系统，都以建构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为使命。不管是艺术家，还是心理学家、政治人物、企业领袖，甚至是宗教僧伽、传教士，虽然使用的话语系统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都在讲故事。故事也因此成为一种创造人类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特殊力量。

一

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群体语言习惯基础上，语言把意义加在经验之上，预先规定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语言成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它是人创造的蕴含着人类全部精神活动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镜像。世界图景是人类在对物质世界感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以语言的形式呈现。正是言说过程改变了人类的感知印象世界，“使其变成了一个心理世界，一个观念和意义的世界。全部理性认识都是从一个语言在此之前就已赋予了形式的世界出发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以至哲学家无不按照语言呈现给他的样子而与客体对象生活在一起”。〔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55页，于晓等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客观物质世界在人类面前依托语言的形式，提供的是经过不同群体语言或不同民族语言表述出来的关于世界的各种版本。

首先，人类用语言来规范世界的形态，语言成为一种表述工具。语言表述的结果虽然不能等同于客观现实，但它确定了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人们借此对世界的各种场景进行系统化整合。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发现人类的文明起源于虚构，虚构事物是人类语言最独特的功能，它让人们虚构出种种故事，这些都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志，通过语言创造出来，并只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中，只存在于人类自己发明并互相讲述的故事里。

语言赋予人类讲故事的能力，人类耗用了大量的精力编织出极其复杂的故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通过故事创造的东西被称为“小说”“社会建构”，以及“想象的现实”。人类一直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现实中，一方面，我们有像日月星辰、山川田野、高楼大厦这种确实存在的客观现实;而另一方面，人类通过故事将彼此连接，有效协作，于是便有了像祭祀、宗教、艺术、企业和国家这种想象中的现实，“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31页，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人类正是通过故事塑造自身，故事成为人类共同的生存方式。

其次，故事对人们的观念具有塑形作用。为什么我们要背诵唐诗宋词，要熟读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古代小说？为什么要以关云长、岳鹏举、文天祥、王阳明、林则徐、曾国藩、朱自清为人生榜样？因为这些都是故事的各种面孔，故事正是以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建构我们的生活诉求、道德信念、理想信仰。他者的故事很快就成了自我的故事，他者的生活也将变成自我的生活。人类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实现了故事的统一，也即思想的统一。

我们考察不算漫长的人类历史，故事一直如影随行，在其中充当着主要角色。所谓世界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人类自说自洽的故事史。在这个庞杂的故事史中，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文学艺术容易深入人心，改变人心，它是故事中能撼动人类社会的力量之一。比如，一部神话经典《荷马史诗》框定了希腊社会的基本格局，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一部叙事体文学巨制《圣经》建构了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在当代，文学艺术指引社会运转的能量在减弱，但由于历史惯性，它依然在建构社会思想体系，塑造社会形象方面有着巨大效能。我们从历史与当代的关系角度，梳理当代文学的故事叙述，可以清晰地发现它有两条流脉绵延不断——神话主义和神学主义。这两条当代文学流脉保留了中国历史的感性记忆，也正在创造当下时代的现实样貌。

二

早期人类需要神话故事并非为了消遣和娱乐，他们是通过神话获取生存的合法性，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在远古时期，原始人对日月云霞、风雨雷电、动植物构成的大自然既无知又敬畏，认为周围世界充满了神灵和魔力。他们以异常丰富的想象力虚构出天地神祇：一方面，人类依照自己的样子，采取拟人化原则编造出众多的神灵和他们的故事;另一方面，人类又制定了一系列膜拜神灵的舞蹈、说唱、仪式、规约，以此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由此，人类赋予自己处在众神之下、万物之上的灵长地位。神话是人类对严酷现实的想象性诠释，神话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灵力量。更为关键的是，编造神话的人采用了讲故事的方式，让听故事的人随着情节内容产生恐惧、敬畏、欢乐和希望。而讲故事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祭司、酋长的手里，故事一跃成为操控部族社会的权力工具。

人间的家族谱系是氏族社会牢靠的利益网络，彼时的人们也将这种谱系与想象中的神话族群连成一脉。热衷于编写神族的家族谱系，是神话的拿手好戏。在这些神族谱系中，主角血统清晰，神祇功能齐全，司职管辖范围明确，涉及天空、大地、海洋、雷电、战争、生殖、婚恋、爱与美、记忆等人类能想到的领域。以神族谱系的方式讲故事，需要在凡人与神祇之间建立起一种牢不可破的血脉联系，从而使氏族领袖、部落酋长获得神圣力量。讲故事有利于共同信仰的有效传播，很容易在氏族部落当中建立强烈的集体意识。远古人类思维方式简单，他们需要以故事的手段获取集体认知，剔除个人意志，进而使整个部族协同合作，形成战斗力。神话成为生命和世俗秩序的有力保障，而集体想象中的神话改变了世界。

神话是民族文学的源头之一，世界各地神话叙述的文学传统由来已久。在西方，古希腊神话的影响极为深远，公元前9世纪的诗人赫西俄德创作了关于诸神事迹的长诗《神谱》，翔实地记载了诸神的创世过程和诸神世系，它将神话故事体系完整地保留下来。在中国，神话源头之一的先秦重要典籍《山海经》，以及西汉祭礼学家戴圣的《礼记》，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西晋史学家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等很多文献都记载了上古神话。东晋时期干宝的小说集《搜神记》，明代许仲琳的《封神演义》，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都讲述了各种神话。神话作为人类传颂的故事，为后世的叙事指明了主题方向，成为人类的精神指引。虽然，神话的世界充满了矛盾、分歧和误解，有时也充斥着混乱、暴力和残酷，但神话故事的主体是表现神祇与人类并肩作战，去对抗象征着邪恶力量和野蛮化身的魔怪。文明终究会战胜野蠻，正义必然会战胜邪恶，成为神话的固定主题之一。这也成为后世人类叙事的共同主题之一，奠定了人类追求真理的故事基调。

当代中国，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神话叙述传统，并在三个时间段上集中爆发。第一时间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功的《爸爸爸》重写无头巨人刑天创世;刘恒的《伏羲伏羲》调用了伏羲和女娲的传说;徐坤的《女娲》探讨了地母女娲的当代意义;周大新的《走出盆地》贯穿了三个神话故事，与叙事主线形成对位关系。这一时期，作家以现代意识观照民族历史，将目光投向带有浓重民族文化意蕴的神话，形成了“寻根文学”思潮。第二时间段，在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了全球性“重述神话”项目，中国作家苏童、阿来、叶兆言、李锐加入“重述神话·中国卷”创作，出版了《碧奴》《格萨尔王》《后羿》《人间》。他们分别以孟姜女、格萨尔、后羿嫦娥、白蛇青蛇为描述对象，对古代神话做了颠覆性再塑，是呼唤神话精神回归当代社会的大胆尝试。第三时间段，是21世纪初至今。玄幻文学和魔幻文学在文学网站上出现井喷奇观。水泡、今何在、江南等网络作家依《山海经》设定架空世界，共同创造了“九州”系列小说集群，代表性作品有《海上牧云记》《九州缥缈录》等。网络小说家萧鼎也是取材《山海经》，创作了系列小说《诛仙》。萧潜的修真小说《飘邈之旅》，唐家三少的穿越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猫腻的《择天记》等文学作品轰动一时。他们不但“寻根”，而且试图再造一个“华夏意象”的新神话世界。

神话聚集着一个民族初始的精神元气，是构建当代文化重要价值的精神元素之一。梳理当代文学神话主义倾向的三个时间段，我们会发现它构成了一个叙事系列：找回神话—重构神话—再造新神话。长久以来，当代文学关于中国故事的叙述主要有两种姿态：一种是以“反传统”为标志，激进地否定传统文明，破坏传统文化;一种是以西方各种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构建“他者”的文化想象，其结果是中国故事作为一个被表述对象，不恰切地置身于语言词汇、文化意象、思想观念所建立起来的西方文化架构中。我们只能用西方话语系统表述中国故事，以西化思维和价值观判断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意义。这种由文化“他者”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中国形象，使人们对中国文明产生了巨大误读，对中国人的主体身份产生质疑，对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漠然无视。作家李锐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当中，神话都是最内核、最大众、最有影响力的。但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个大的文化氛围就是全盘西化，彻底反传统，这就造成了自我价值的虚无主义以及自我人格的取消。一提到中国许多人就联想到愚昧、落后这些错误的观念，很难有人会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转引自陈祥蕉、王蔓霞：《重述神话：全球作家的一道“命题作文”》，《南方日报》2006年7月30日。所以，以中国传统文化做底色，从中国视角讲述中国故事、认识中国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神话叙述试图摆脱错误观念对人们的引导，小说家引入神话写作，对现代社会被误读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回访，重溯源头，寻找力量，利用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从三个层面重构民族化、本土化的中国故事，弥补因效法西方而导致的局限。

第一个层面，找回原始神话，以此为参照，重建中国人与中国故事的自省精神，绝不因为传统文化是本民族的精神根脉，就一边倒地加以赞美。由于形成年代的历史局限，神话有精华也有糟粕，对此采取扬弃的态度，能培育我们的自省精神。韩少功的《爸爸爸》对国民劣根性采取一种隐喻性、寓言式的批判态度。作者一方面对原始文化的堕落充满了忧患，另一方面也挖掘了古代神话的神秘与美丽。鸡头寨在与鸡尾寨的武斗惨败之后，在以凤凰为表征的原始神话精神的指引下，开始向大山外悲壮地迁徙，走向希望之路。神话中凝聚的非凡力量成为拯救人类的精神源头。

第二个层面，重构神话，把表面上荒诞不经的神性重构为人性的合理性。古希腊神话的生活场景是人神交杂，神统治人;中国神话的生活场景是人神合一，伏羲、炎帝既是神又是人，而更多的普通人通过建功立业成为英雄，也可以成为神，姜子牙封神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英雄的本质是个体性极度张扬，具有无限能力的人。《碧奴》中的孟姜女纤弱娇小，对爱情无比忠贞，悲怒冲天可以哭倒长城;《格萨尔王》中的格萨尔是岭国降妖除魔的神之子，他有神的气概和智慧，也有人的怜悯和嫉妒;《后羿》中的后羿从一位完美英雄蜕变为一个荒淫无度的暴君，而嫦娥既有忍辱负重的品格，又有争风吃醋的弱点，更像世间情感丰富的女性。在这些小说里，神话故事作为原型素材，让历史与现实彼此对视，作家赋予它们现代性的新内涵，重新阐释神话的意义。在这些故事中，要么是人的妖魔化，要么是妖的神化，要么是神的人化，我们看到的是人神的对立统一，有神性的超然，也有人性的弱点。与其说他们是神话人物，不如说他们是在神的躯壳存在的人的灵魂，是艺术家理想中的时代英雄。神话叙述对故事进行了现代性改装，话语权重新回到艺术家手中，突显了人们寻找精神家园的主体性。

第三个层面，架空历史，回访神话现场，搭建全新的故事世界。21世纪神话全面复兴，无论是小说、影视、绘画都有从古老的精神源头回应当代社会的强烈愿望。《哈利·波特》《魔戒》《指环王》等一系列新神话色彩的电影被搬上银幕，世界迎来了新神话主义浪潮。面对西方文化的再次长驱直入，面对中西文化迎头对撞，我们需要增强国家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力量感。中国神话主义叙述以玄幻小说和魔幻小说为宣扬文化自信的载体，开始了在现代性祛魅和全球化语境下“故事重塑当代社会”的艺术实践。以起点中文网为例，2006年至2020年的全部月榜上，除了少数都市生活类图书，其余全是异世界、超能力、玄幻类型小说。他们创造的神话世界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存在的宇宙，小说家们拓展了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疆域。架空的神话叙述的特征是隐喻色彩浓重，现实意义强烈。无论是小说《择天记》《武动乾坤》《斗罗大陆》，还是电影《画皮》《哪吒之魔童降世》，都在“玄”“魔”“幻”的想象力之下，呈现出似曾相识的现实生活。他们将沉淀在文化记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重新唤醒，再次确立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共同生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诉求和生活态度，企图冲破社会生活的精神桎梏，重建被遗忘的自由自主、激情奔放的精神秩序。每一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部完整的人类生活史，神话思维和神话意识早已深深地根植于当代人的心理结构中。神话主义叙述破除了种种驳杂的思想障碍，把它们呈现在世界面前，让我们找回已经失落的文明和人类最初的纯净心灵。

三

信仰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精神基础，而建立信仰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抵人心的故事。在封建社会，东西方主流文明很早就开始创造各自体系独立而内涵相通的神学故事。这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对零散的、多系统的、自相矛盾的神话谱系进行整合简化，对庞杂的多神教进行修正，删减众神，尊崇正神，形成“一神教”的故事系统。

在古代西亚，希伯来人的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天神耶和华”只属于其中一个部落，并未受到所有部落的普遍信奉。但当他们经历了“埃及之奴”和“巴比伦之囚”的迫害之后，任人践踏的命运迫使希伯来各部落必须统一精神依托、崇拜一位至上的神。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共同的故事来维系民族认同感，借此召唤和凝聚散落在各地的族人，形成悍卫生命和生存的力量。有了神学故事之后，人世间的一切秩序就不只是人类自己的想象和設计，而是来自至高无上的“神”的权威。依靠统一而完备的神学故事，封建帝国施行大规模、全领域的有效统治，形成了绵延上千年的宗教影响下的社会。

在东方，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地域广袤，物产丰富，养育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但由于河流经常改道、部落间的掠夺性战争等原因，这些原始部落只有不断迁徙才能生存。而万物有灵论决定了他们变换新的居住地，就要编造新的神学故事，膜拜新的万物众神，这就分散和削弱了信仰的力量。而农业逐步发展以后，一些大规模种植五谷和驯化家畜的部落逐渐壮大起来，本部落所供奉的保护神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被征服或兼并的过程中，他们原有的保护神被弱化或被取缔。最后，在势力强大的部落集团中，众神逐渐消失，只保留了主部落的保护神。与西方的“先知”不同，东方认同保护神和部落首领融为一体，称之为“帝”。部落联盟最顶端、最权威的“帝”只有一个。神学故事的演变过程中，东方的“帝”出没在人群中间，而逐渐失去了神格，但他依然作为至上神，受到极高的崇拜和敬仰。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便出现了“一帝统领群神”的神界秩序，形成了以首领为主的复杂的帝系，他们被敬誉为黄帝、炎帝、帝颛、帝喾、帝皞等。而诸子学说的兴起，逐渐对众神进行了修正、整理，形成了一整套以《山海经》《淮南子》《列子》《论语》《庄子》《吕氏春秋》《离骚》《史记》为元典的“天命理论”故事架构，于是神权与君权合二为一，产生了“君权神授”“代天行政”的国家治理观念，也为封建主义安排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从战国到清末，帝王代表上天统治万民，尊为“天子”。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社会形态为写作题材，表现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士子、英雄好汉、市井小民的神学主义叙述，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巨大。古代且不论，仅以当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很多都是历史题材小说，粗略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文化历史小说。以二月河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凌力的《暮鼓晨钟》《少年天子》《星星草》，高阳的《慈禧全传》《胡雪岩》，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为代表。它们大多取材于明清朝历史文化，用传统章回小说的叙事手法，给历史注入了鲜明的当代意识，宣扬历史规律和现实信仰的合理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改革热潮，凌力被励志变革而又步履艰难的顺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创作了《少年天子》。而她的《暮鼓晨钟》更是把少年康熙塑造成励精图治、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代明君圣主。同样，二月河的“帝王系列”着力赞扬三位清代帝王整顿吏治，惩治腐败，振兴朝政，推动社会变革，迎合了人们渴望公平的心理需求与社会理想。文化历史小说中的帝王将相皆为时代英雄，强调文治武功，倡导仁政治世，试图再现历史秩序，提供历史经验，破解人类演变的秘密，使读者在历史故事中获得现实感和未来的可能性。

第二种类型，新历史主义小说。以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檀香刑》，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鲜血梅花》，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代表。它们与文化历史小说依附神学主义倾向和迷恋历史实证不同，它们避开恢宏的历史场面，摆脱对史籍素材的拾遗，摒弃神坛上的英雄叙事，取而代之的是关注历史时空中的小人物。莫言曾说：“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是来自民间的传奇化了的历史，这是象征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打上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莫言：《什么气味最美好》，第56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在莫言的小说中，历史只是一种叙事的装置，他以底层群体的挣扎和日常琐事的展现作为叙事重点，以反思作为叙事动机，把貌似私密性的个人命运故事，演绎成对社会历史的陈述。新历史主义作品重新审查历史客体，凭借个人回忆式的叙述，恣意建构历史。新历史小说最大的反拨便是对历史中“大写的人”的重新发现，以历史角落里的小人物为表现对象，真正要表达的却是当下的公众生活和对人的主体性张扬。故事是塑造人性最有效的途径，新历史主义故事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神学主义历史的信仰，不断以各种姿态呈现人生中的苦难、迷茫、欢愉、幸福的时刻，探索人生的真谛。《妻妾成群》中“受过新时代教育”的女学生颂莲，《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丰乳肥臀》中的“我母亲”，都有一个显著的共性，就是对人性和本能的尊重，对激情与自由的向往。

第三种类型，架空历史小说。以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谈天音的《皇后策》、猫腻的《庆余年》、桐华的《步步惊心》为代表。架空历史小说随着网络文学的高速发展而兴起，作者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景象极度繁荣。它与文化历史小说不同，拒绝拾人牙慧，不拘泥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它与新历史小说也不同，不再质疑和消解历史的正当性，对解构历史毫无兴趣。他们的根本态度就是无视神学主义叙述的历史存在，只把它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在架空历史小说中，历史是作者想象力的产物，是主观化叙事发生的舞台。例如，《庆余年》虚构了一个类似于东晋末年的庆国世界，历史的时间和地点全都是虚构。当然，架空历史并不是真的空，而是以当代主体意识入史，人为地制造主观化的“伪历史”，以当代人文艺术观取代神学主义历史观。它们不仅有改变历史的强劲野心，而且要主宰历史，成为历史的主人。它们或者虚构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时空，或者利用“穿越”的叙事技巧，让一个现代人抵达历史现场，参与历史事件，改变历史进程。例如，《后宫·甄嬛传》的作者流潋紫不满中国历史对普通人的忽视，尤其是对女人的蔑视，“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少数极其贤德或是祸国干政的女人留下些痕迹，那些帝王将相背后的女人，多只是冷冰冰的姓氏或封号，连名字都没有一个，她们似乎没有机会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被记录。‘我不喜欢，所以就想自己去写她们的故事”。见周晓华：《甄嬛如懿背后的“双核”女人》，《北京日报》2016年12月13日。因此，她在小说中虚构了“大周”朝，主人公甄嬛是后宫新选入的秀女，她与华妃、皇后、皇帝、各种妃嫔争斗，屡战屡胜，直达权力巅峰。《后宫·甄嬛传》表面上将宫斗权谋之术推到极致，实质上它体现出作者对于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的推崇。

四

就生物学角度而言，人生和社会是无序的，也没有主题。但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需要方向感和结构性，需要赋予其意义。所以，人类需要故事来帮助其实现这一切。故事通过对思维之流、生活之流的梳理和固化，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组织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此过程中，故事促成并发展了个体认知能力和社会集体共识，创建了语言符号系统和故事隐喻系统之间的生动联系。我们通过故事的讲述、传播，将对世界的完整认知体系潜藏于社会群体意识中。于是，故事成为人类共同体，意义也在人们的信仰中诞生，“历史上，人类为自己创造了种种复杂的故事，我们认识真正的自己变得越来越难。这些故事的本意，是让许多人团结起来、集合力量、维持社会和谐”。

①一方面，人类一直企图用故事的有序手段对抗熵增定律;另一方面，故事将人类的本来面目和本性特征，进行大规模修改和重塑，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焕然一新。人类始终都在运用自己的幻想能力进行终极思考，以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确定我们的人生和社会理想。

讲故事的人要达到的目的是要给人类社会建立一套秩序体系，故事也的确为我们建成了这种秩序，它系统地规范着人类的行为方式。神话、传说、话本、戏曲、戏剧、小说、电影、电视剧、网播剧都是用“故事”的形式，塑造我们的个性特点和文化品格。当我们读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沉浸在故事中，被故事征服，相信故事里的一切，被人物和情节牵着走，对它描述的世界失去客观判断。换而言之，通过故事的方式，艺术家们很容易操纵观众，故事对人类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控制力。当代文学作为故事的一种，同样是建构社会规约的工具，在构思缜密的字里行间有我们的心灵家园。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包含了我们的人生，预演了我们与社会之间的约定。另一方面，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人们总是渴望有一个让自己自由挥洒、身心愉悦的地方，文学为人类心灵撒野提供了空间。它又以反向约定的方式，给人们对世界的不满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泄的场所。

从表面看，故事可以用于欣赏，用于消费，用于娱乐。而本质上，人们对于故事的需求是通过它帮助我们确立一种自洽的生活方式。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道德、伦理、商业、教育、艺术等都依靠语言和隐喻来讲述，最终以故事的形态呈现出来。美国学者乔纳森·歌德夏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传统社会中，传达精神世界的真理不是通过教条或论文，而是通过故事”。②现实生活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模糊不清的，它自身不能揭示某种主题。只有当人类生活被当作一个特定故事来讲述时，讲述者才将主题和意义赋予它。人生的主题和真理是虛构出来的，这种虚构的方法，我们称之为讲故事的艺术。当代文学的神话主义叙述和神学主义叙述，从两个方面完成了这个使命。我们以一种故事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故事成为创造世界的工具。今天的世界，正迎来千年不遇的历史大变局，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提出中国方案，讲述中国故事，是对全世界的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刘德濒，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①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第309页，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② 〔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第158页，许雅淑、李宗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