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语境与叙事学视野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诗性小说的释读往往纠缠了过重的感性色彩，美感之中透出空灵兴味的寻索旨趣，一度流行的情境、意象、氛围等范畴包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凸显出印象批评的主观、抽象色彩。印象批评是一种偏重感悟描述的批评方法，相对于客观冷静的实证分析，很难进入小说的功能结构、生成语境，以及内在关系，并不利于阐明诗性叙事的精神肌理、历史建构等。有鉴于此，结构性的叙事理路、交互性的语境分析有助于规避虚蹈缥缈的一面，深入诗性小说的话语生产机制，在内部结构的破裂与重组、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交相混合”中，辨识厘清诗性话语的生成与流变，完善提升批评的研究品格和价值。作为一种抒情文学，诗性小说也在“讲故事”，只不过“故事”已经改变，表明叙事规范的现代转型，以至一种意蕴结构诗学的形成。同时，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审美互动，是话语活动的产物与结果，反映出文学生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此意义上，在叙事学等理论思路中考察20世纪中国诗性小说的审美生成与流变，互文性、过程性的诗学观照突出了从宏观到微观、从虚泛到具体的内在方法转变。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印象批评、传统抒情理论，以及经典效应等方面的束缚，为研究在结构张力、历史观察上的突破，充分揭示审美话语的诗性规范及其历史变异，提供了一条综合、兼容的方法论路径，标识出诗性小说批评“诠释的界限”与前景。

一

诗性小说是一种蕴含审美诗情的小说文类。在百年中国新文学中，主要涉及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冯至、孙犁、茹志鹃、汪曾祺、迟子建等人的小说创作，并构成重要的小说现象，常被认为是“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

钱理群：《序》，钱理群主编：《诗化小说研究书系》，第3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多年来，在传统抒情理论的主导下，淡化叙事、消解情节等一系列论断存在明显的“无事化”倾向，助长了印象感悟的散文化、空泛化，甚至“玄学化”倾向，一度引发关于诗性小说在文类归属、界限上的困惑等问题。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凌宇、方锡德等人对于抒情小说的意境化、意象化、写意化等特征的确认，凌宇、方锡德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等论著中，提出“意境”为现代小说家的“自觉的创造”和现代小说“重要范畴”“审美追求目标”等观点，对相关研究影响很大。对诗性小说印象批评范式的确立起到了主要作用。“意境说”是一种以传统诗论为理论基础的批评方法，“借助‘意境這一诗学范畴把作家的文本归结到一起来进行研究”，郑家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第19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关注的往往是文体学意义上的诗意氛围与格调，对于内在感受性的偏重有着彰显心智自由的优势。然而，相对感性化、率性化的文学思维与行文方式，也放大了审美体验的含混性，存在方法上的偏失，“在领悟到作品的某种风格特征、韵味、深意之后，不能对这种直观感受做进一步的调整，不善于借助令人信服的批评语言对领略到的印象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也不能将探得结论的过程展示出来，因此这种结论往往成为未经论证的悬空结论”。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第8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至于以这类概念言说叙事，又基本是“同构异名”，“将抒情诗学范畴直接作为叙事范畴去使用，在说明抒情诗学之于叙事研究的强势和屏蔽的同时也多少表明这一研究理论资源的某种局限”。席建彬：《论现代小说抒情转向中的叙事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3期。

“意境化”是诗性小说的重要特征，反映出小说文体的现代转变。诗性小说同样是叙事的艺术，只是“故事”已然不同，“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王瑶：《序》，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第3页，北京，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0。相对抽象的抒情性逐渐成为叙事的基本内容。诗性叙事的生成源于松动裂变的线性结构所提供的话语势能，文体元素的功能性调整与转变，为超越性的审美诉求提供了条件，也就是“文体内部占支配性的规范的移位”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第15-1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改变了叙事的语义空间。一般而言，叙事性取决于情节、人物、环境等元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传统叙事以情节、人物为主导，追求情节的完整与戏剧性效果，过程一波三折，人物形象生动;而诗性小说则淡化情节、人物，赋予环境更多情感、思想属性，扩展了自然、景物、氛围等的隐喻功能，“此消彼长”之间的功能转变成就了意境化的诗学基础，反映了叙事“在历史文化中的功能”变化。应该说，印象批评在此充分发挥了优长，有着切入“现代生活之经验”，以及“体裁的多样性”的天然优势，对于诗性小说“向诗倾斜”的跨文体融合等问题，都不乏令人瞩目的“探索与建树”。然而，多年来缺乏突破的情态，也制约了研究的发展，形象化的描述、感悟式的判断并不具备深入诗学理论与文学生产等问题的优先性与有效性，意蕴化的批评也多重复、单调之感。由此，以结构性的叙事学思路，去收拢相对缥缈的意蕴张力，也就不失为一种完善、提升诗性小说研究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叙事学看重的结构主义思路，并不局限于情节性的因果链条，还指向内在的、深刻的语义逻辑与秩序，这就标识出内核性的语义关系——意义结构模式，突出了“那个最基本的故事”，意味着诗性小说终将臣服于文学生活的对立、融合与超越性特征。叙事抓住了生命的理想化意旨，成为展现诗性诉求的张力结构。诗性叙事反映了生命结构的深层对立，构成一种对立与融合中的人生美学。而生命的意义即便千变万化，但积极/消极作为总体性征，一直在凸显这一人类生存的本质对立。在叙事学意义上，这也正是对格雷马斯等人观念的证明，“二元对立是产生意义的最基本的结构，也是叙事作品最根本的深层结构”。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这构成了语义矛盾冲突的调和或克服，虽不一定达成和谐的诗学效果，却以内在的紧密性，将相对零散、率性的生存印象和飘忽的人生体悟统一在叙事空间内，生成现实与理想相纠缠的独特语义关系。

结构性的语义关系凸显了文学意蕴的精神脉络，诗性小说并不突出的情节结构，已无多少实质意义。鉴于主题意义的有所侧重和审美个性的差异，以对立与融合为特征的结构机制往往有着多层面、多方位的诗学赋形，诗性叙事也显露出不尽相同的形态和特质。首先，乡土蕴藉着传统与现代、革命与现实、个体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等多重内涵，生存图景与伦理的变异构成了审美诉求的基本障碍，田园借由本体意义的比照凸显为叙事结构上的超越环节，小说的诗化程度也就取决于这类结构调适的重心与效果。其次，灵与肉之间的审美调适也是一种欲望的诗化建构，存在着净化、转化生命本能的超越伦理，以及释放与满足的自然机制。再次，信仰叙事的诗性表达，多在于终极关怀的精神辐射与意义深化，诠释了沉沦与救赎、漂泊与皈依等人生对立之间的审美选择。诗性叙事一般都会触及终极意义，然而只有形成叙事层的聚焦，才可能成就本质性的抽象，进入宗教美学的范畴。诗性叙事的语义对立与融合属于一种张力性的结构范式，时而清晰，时而隐约，反映出诗性诉求及其美学效果的具体与多样。应该说，这不仅是诗性作家在诸多精神资源之间有所矛盾、游移的结果，也是他们独特人生境遇与文学情怀的反映，还是时代变革与文化嬗变的应和与投射，其间的精神认同和意义归属影响到了叙事形态的内在变化，以至于叙事学的风貌与品格。

二

一种文类的发生演变，注定与历史语境相关，目前的诗性小说批评也难以回应这类问题。20世纪的中国社会曲折发展，从西方到东方，从启蒙到救亡，从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到个性主义，从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到商业文化，从传统、现代直至后现代的纷纭变化，为诗性小说的发生发展设定了总体语境。凝结着特定的情感记忆、社会心理与文学期待，诗性小说从单纯、厚重、抽象到碎裂、泛化的历史演进，不同语境下的风格趋同与精神开裂，凸显了审美话语的过程性、互文性、复杂性和丰富性。

五四时期的诗性小说相对单纯与率直，受制于情感革命强烈的非理性倾向，自我解放的生机中也孕育着转型期的局限。早期诗性小说的不够成熟与此相关，或借景抒情、景情交融，或托物言理、直抒胸臆，最大限度地表现了来自心灵世界的时代感受性，却也导致了风格的平浅率意，“境界不够开阔”，“写作的随意性潜在的意识，是五四‘自由时代精神的指归”。杨洪承：《政治文化理念与现代文体的生成取向——2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化解读》，《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现代启蒙也是一场审美的解放与召唤，就其本性而言，也“指向未来、代表着进步和创新的现在”。徐岱：《现代性话语与美学问题——论当代文化批评的思想语境》，《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人文精神的觉醒开启了新的世界图景，不仅重塑国民性的社会认知与人生感受，也将生命哲学、身体意志与宗教关怀等引入精神世界，奠定审美解放的主体与思想前提;而社会、文化断裂与震荡又是如此之强，知识分子普遍陷入身心多重困境，也为超越美学提供充沛的情感动力。从热烈“呐喊”到痛苦“仿徨”，奔放、恣肆的情感表达导致了过度的浪漫主义，乃至盛极而衰的感伤与颓废主义，“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鲁迅：《导言》，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影印本，第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由此，文学愈发凸显代偿、拯救功能，展露理想彼岸的诗意抚慰;而以诗性小说为主要载体与工具，则主要在于西方小说自由、开放的跨文体启示与影响，加之短篇小说的短小精悍与易操作也便于思想情感的表达与宣泄，契合个体抒情需求。相当程度上，20世纪20年代诗性小说回应了近现代以来历史语境的转变，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语义对立与融合，相对单纯的诗性蕴味，密切联系着一个敏感、情绪化的新文化建构过程。

在近乎无限的语境力量中，主流文化反映了语境的基本框架与走向，規束着文学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社会语境与五四有所不同，政治文化已开始取代启蒙主义，构成文学转变的大语境。由于恰逢战争时期，人们对文学的要求“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情绪的宣泄”，朱晓进：《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能够留守诗性写作的作家，多出于审美自觉，在与现实的疏离或联姻中探索着文学话语的运作方式。政治文化的社会学建构，不仅触发了诗性作家的边缘心态与自主认同，也使前期就已显露成效的文学关怀转入更为高远、普适性的存在体悟与文化探求，拓展了诗性叙事的深度、广度，乃至长度。在主体累积的基础上，诗性小说向文化审美主义转变，从个体的情感世界转向厚实、抽象的意义寻求，审美追求与社会关怀并重，“从尽可能广阔的范围去把握时代”，与“社会历史意识以及更广阔的文化意识”形成深入沟通。朱晓进：《略论30年代文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姑且不论短篇愈写愈长，篇幅明显增加，长篇也开始显露重要性。1926年初，刊于《语丝》的废名的《桥》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节点。小说前后写了10年，废名说这是他“学会作文，懂得道理”废名：《〈桥〉序》，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第91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的作品，表明了《桥》的转折意义。小说采用“短章串联式”体例，勾连小林与琴子、细竹的情感纠葛和生活日常。每个短章都以意象为题，聚合观念，凝结趣味，在留白、省略中扩充领悟，人物的行动只是淡浅的脉络和背景。若干这样的意象被编织进一个长篇的形式中，揭示出“桥”的观念结晶、生命沟通以及文化谕示意义，为“意蕴美学”提供了一份最生动的诠释。从《桥》到《长河》《呼兰河传》，从《边城》《迟桂花》到《果园城记》《伍子胥》等，叙事的意蕴功能被更大限度强化，思想内容的拓展与诗学形式的变化也趋于和谐，使得诗性小说处于喷发期。就此而言，“30年代以后的小说艺术上是比‘五四小说成熟”。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政治文化渐成主潮，但尚未形成对公共空间的绝对控制，这为诗性小说的成熟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语境庇护，然而不利也已显现。外向性的文化关怀本身就包含异质性元素，集体性的政治要求也容易损害文学自身，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而调整。新时期以来，在“文学复归”的大背景下，汪曾祺的《受戒》、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何立伟的《白色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一批清新淳朴的乡土小说的出现，表明了诗性传统的接续。然而，在一个即将进入（或已进入）消费主义的时代，文学又将“失却轰动效应”，衰退无可避免，复归似乎也只是短暂、表面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诗性叙事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开始偏离传统的思想规范与形式约束，鉴于乡土主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普遍性，乡土叙事的衰变、颓圮更能说明这一点。

新时期以来，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写了乡土传统伦理，动摇了乡土价值与精神认同。世俗幸福的寻求开始取代朴实感性，自然与传统变得愈发遥远，城市身份的重建已使大多数作家成为身心一致的去乡之人。诸如贾平凹等作家虽不乏深切的乡土体验与记忆，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文化身份的转换，原本的乡土情怀逐渐被都市生活的世俗性及新的身份要求抹消。即便乡土仍是一种文学资源，但置于这一代人多变的人生际遇中，似乎又不算什么，已难以保持创作心理上的持续兴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将在“传统乡土文明的挽歌”中逐渐耗尽诗意;从《一潭清水》《秋天的思索》到《九月寓言》，张炜的大地民间也在现代文明侵袭下发生本质蜕变;迟子建的小说“看似温情，却能品出其中的冰凉和哀怨”，“现代文明的伤怀者”贺仲明等：《乡土伦理与乡土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的乡村景象已陷入驳杂与异变。贾平凹们的乡土叙述往往投射着文化转型的困顿与迷惘，对于颓废、虚无心理的放大，印证了这一时代文学的颓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土叙事的一个重要走向是个人叙事。徐则臣、鲁敏等一批年轻作家的乡土经验往往包含着过多个体教育经历的文化教谕和集体无意识的记忆承传。他们的乡土书写主要是一种超现实性的想象与建构，在一己世界中进行个体心灵的勾勒，纾解自我与世界、社会的紧张关系，但缺乏能够真正面向历史与现实的镜像意义，自我言说的局限限制了深广气度的提升。所谓理想主义已脱离传统所指，有时甚至自己也理解含混，正如一位“70后”作家所言，“可能我們自己都不明白理想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郝敬波：《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论稿》，第9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人们或将陷入普遍“无乡”的时代，乡土叙事愈加成为一种个人的事情，“与私人经验的呈现、挖掘相关的经验化美学的出场”。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中国“新生代”小说家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较之欲望、诗性颠覆与异化模式，乡土书写虽还不至于就此走入某种极端，但理想主义激情的弱化、颓异已近常态，精神尺度趋于模糊、摇摆，很难再凝聚出诗性叙事的统一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面临的危机主要是世俗化语境的渗透与整合，大众文化“正在吞噬过去文化所确立的各种边界，它像能量巨大的‘黑洞，把任何其他异质文化的能量都吸引过去，并改变着它们的形态”。周宪：《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多元透视》，第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初期诗性叙事的短暂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态势还不明朗，以致《受戒》等小说脱颖而出，迎合了新时期急需慰藉的社会心理。同样，这也引发了对沈从文等人的重评，“文学史家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最缺少的是什么？就是面对苦难、荒诞时坚持自我的勇气，就是‘纯文学的执着和那种极其浪漫、理想的爱情传奇”，程光炜：《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而这些东西却正是沈从文们的强项。然而，一个趋于透明化的时代，纯文学既无力对抗，也难以自保，最终不得不与大众文化发生融合，形成某些同构。语境的世俗化演进激发了个性写作，日常生活的率性切割与诗意泛化，主体似已无须在精神家园中进行生命与意义的追问，感官快感与欲望满足的追逐，开始成为审美的主要趋向。由此，即便在“乡土中国”拥有着无以复加的文化基础的乡土叙事都无法规避这一命运，何况本就缺乏根基的欲望叙事，欲望表达已普遍肉身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贺仲明等：《乡土伦理与乡土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内容简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这也是诗性话语命运与前景的一种申明。20世纪中国诗性小说的兴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注定与超出文学自身的诸多因素相关联”，乔以钢、宋声泉：《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在时代精神的影响、制约下，表现出阶段性的风格嬗变，与历史文化有着内在、密切的关联。

三

在叙事学视野中，意蕴的结构赋形是审美感性的理性回归，突破了抽象、模糊的印象化描述与感悟式判断。对于意义范式的开掘，强化了功能结构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性与共生性，又体现了一种文化诗学视野。“故事是生活的比喻。”〔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第154页，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文学方式，叙事的关键显然在于生存“本事”。摆脱了情节中心论的叙事观照，不仅呈现了审美话语的精神理路，也揭示出纯文学现象与思潮的社会历史意义，使得诗性小说的重评有了诸多可能，并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文学意蕴中的结构诗学标明了一种内在、微妙的语义建构，突出了叙事（抒情）的结构性侧重与风格生成之间的呼应关系，为诗性小说批评的深化提供了一个稳固支点。多年来，诗性小说批评主要指向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等诗化小说作家作品的品读，经典性强化了印象批评的范式地位，也模糊了通向话语生成的具体路径，导致对诗学复杂生态的遮蔽。事实上，诗性风格并不和谐统一，诗情画意也常包含着文学性的矛盾冲突，结构性的此消彼长突出了审美理论的语义肌理，有助于突破相对笼统的诗化限定，揭示风格的变化与发展，重评诗性经典。比如，鲁迅小说的审美颓变问题就可视为一种“共时性的意义冲突与渐序性转变”，记忆的抚慰对现实的否定导致叙事的诗化格调，逐步强化的理性反省与批判意识则驱动了乡土诗情的颓变与溃解。从作为审美潜文本的《域外小说集》到《社戏》《故乡》《在酒楼上》《伤逝》，随着“对抗性的叙事空间”的理性转化，“也就预示了审美诗情的结构性隐退”。郁达夫小说从“颓废的气息”“人性的优美”到“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风格转变，未尝不是面向肉欲本能、生命诗意，以至社会革命等语义空间的阶段性开放、侧重，甚至交缠。汪曾祺小说在不同时期也“存在美学旨趣、风格形态的阶段演化与变异，表现出有所侧重的通联与转变”。而《百合花》这一“战争小说的纯美绝唱”，则“隐含了更为内在的欲望冲动及至转化的理路”，人性“与政治文化心理、观念，乃至思维样式相纠缠，生成一种能够兼容政治意识与欲望气息的审美空间”。同样，诗性语言问题也与“意义对立和纠结”的显微、强弱一致，可从语义结构中觅得线索。关于此类小说的分析，见席建彬的文章《诗情的“蛊惑”——鲁迅诗化小说的叙事读解》（《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6期）、《论郁达夫小说的欲望叙述理路及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百合花〉中性情的隐潜与转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9期）。结构诗学的辨析超越了虚泛、飘忽的文学感受，也打破了固化经典的研究惯性，突出了风格生成的差异性、互文性和过程性。由此，作家创作才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经典才能作为有源之水充分焕发活力。以抒情诗学为理论渊薮的印象批评，容易将个体变化、风格波动与差异等复杂性消融于诗化泛义之中;情绪化的批评趣味映现着审美意绪的窄化与表层化，对文本阐释与世界、读者之间的深切互动这一文学辩证法多有偏离。事实上，经典多是主体累积至某种艺术高度、标识成熟的作品，作为一些节点性的存在，并不足以代表作家风格的全貌;而借助于结构诗学特质的整合与归纳，进入经典的内里，兼顾其前世今生，乃至作品与语境的互文性勾连，能昭显诗性小说谱系高度的艺术水准及其绵延不绝的文学传统。

其次，叙事学思路考虑到了小说的功能结构与生成语境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文學的生产机制，揭示诗性小说的社会文化特征。长期以来，人们惯以逃避现实、脱离时代、躲进象牙塔等文化片面性，质疑甚至否定诗性小说的社会属性。面对不乏政治功利性的误解和偏见，印象批评一直未能提供有力回应。虽有学者指出过这一点，但也基本止于语焉不详的姿态性声明，“通过他们虚构的理想，向人们展示他们的反抗精神。在这种情况下，追求艺术的美也会成为一种对丑恶现实宣战的武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浪漫主义》，《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诗性小说固然缺少宏大的革命政治色彩，但文学的社会学意义又何尝局限于此，文学是社会表现，是一种开放的话语生成。较之社会学的庸俗设限，诗性小说对于政治功利的游离，增加了自身的文化效力，理应更具社会普适意义。在人的文学意义上，诗性小说情感觉醒的本真一面，正是时代精神的重要方面，“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88页，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或许，这不具有救亡等命题的公共轰动效应，但更能穿透世俗人心的障碍，展现诗性精神与时代现实之间的文化关联。一定意义上，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诗性小说的叙事游曳，主要为人道主义、启蒙主义所引导，情绪解放、田园色彩往往与人性觉醒、传统转型有关，乡土破败与文化忧思则通连着五四落潮之后的精神迷惘与探求等时代心理;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向着一元化方向收束，诗性叙事反映了一种政治革命话语裂隙中的文学性生成，突出了政治文化的审美设限及能提供的文学张力。置身于众声喧哗的语义空间，社会语境之于文学生产的决定性并不是虚泛、笼统的，往往会透过某些具体方式发挥作用，诗性小说凸显了审美诉求在文化角力中的胜出，“美总是随着关系而产生，而增长，而变化，而衰退，而消失”。〔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第29页，张冠尧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新时期以后，诗性叙事的变动融入更为复杂的时代元素，消费主义造就了文学精神的泛化。欲望叙事陷入肉身的分裂与“力比多”的扩张，后现代性的身心解放侵夺了生命力与美的文化空间。信仰叙事也普遍缺乏救赎与家园、伦理、艺术等意义的融通，在世纪末的精神危机中，“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启示和审美、信仰和叙事的关系问题”，这一“神性写作内部的艺术难题”。荆亚平：《神性写作：意义及其困境》，《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至于乡土叙事，从缱绻的挽歌到离乡、逃乡的强烈愿望与主动姿态，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多元混杂中的精神颓废，投射的正是一种“失乡”语境及其导致的文化困局。在中国新文学的百年变动中，诗性小说与历史变革同声呼应，总是能以自身的方式与时代话语形成共鸣，影响到叙事空间的结构性变奏。作为一种文学生产，诗性小说同样是社会文化合力的产物，印象批评反映的主要是主体性的生命感悟，并不长于文化丰富性的表现。而以一元化的政治通约去判定诗性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所谓中心/边缘、正/反的设限也构成对文化生成性的遮蔽。由此，引发质疑或误解就在情理之中。

再次，不乏实证色彩的叙事学思路在深入小说结构理路、呈现风格生成的同时，也有利于改观当下批评的理想化，以及主观与自我异化等倾向。文学批评总是难免主观，这是由批评的主体性所决定的，然而诗性批评似乎尤为突出。一方面，彰显抒情性的诗性小说与以传统诗论为理论资源的印象批评本身都不乏感性表达的优势，很容易在对象化过程中放大主体意识，张扬主体感悟;另一方面，依托于个性体验与文学趣味的印象批评也多率意、随性，由于缺乏方法论的内在规约，于此并不具备确切的纠改效力。“和谐化”一直是关于诗性小说风格的主要论断，这固然包含着田园牧歌、生存自适、乐园净土等诗性意旨的反映与揭示，但诗化的感性倾向往往超越了具体、内在的理性辨析，形成游离对象实际的理想化偏向。就此而言，诗性小说存在着被误读现象，比较典型的就是关于废名、汪曾祺小说的评价问题。废名是一位有着浓厚悲剧意识的作家，不仅自承为“厌世派”，小说中也布满哀愁和眼泪，然而却多被指认为田园牧歌、诗情画意的极致，很少在意文学世界的情感矛盾与精神颓变问题。其中虽不乏以少代多、以点代面的方法论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田园化的自然风景、人伦和谐更切近感性体验的诗化趋向，使得批评主体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其中的复杂性。而围绕《受戒》，世人更乐于关注其对梦境的复述，很少顾及作家风格的阶段性裂变与具体差异。事实上，在《受戒》之外，汪曾祺小说的“明净”特征并不突出，更多时候则是呈现出自欺与迷乱、精神的困惑与落寞，后期创作更是充满了死亡的辩证法，与和谐之美大相径庭。正如前文所述，诗性小说的美感并不虚静与统一，审美变异是一种常态。当下的诗性批评与小说对象之间对接不够，突出了先验的集体无意识、自动化的心理属性，很容易肯定、放大诗意，而于实际的错位、风格复杂性、研究客观性等问题少有触及。诗性批评并非是对单纯诗意的眷顾，从主体性、矛盾性等角度加以考察，必然是开放、复杂的人生思考与诗学表达，冲破诗化的乐观想象与理想认同。目前，诗性小说批评的构架主要基于20世纪80年代“重读”“重写”的文学思潮，一批不乏理想主义色彩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学风貌的塑造。其时，文学批评还拥有较强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和谐也容易成为一种批评领域的公共言说，重复建构对象的经典性，回应百年中国文学对于审美价值、意义的寻找与确证，以及时代心理中的诗性诉求。而消费主义语境下的诗性批评，也容易沾染浮躁与功利气息，相对零散、片段化的评价方式多是碎片化的。职业化的批评常有着较为现实的目的，大众化的阅读又比较看重感官化、浅表层次的精神感觉，凡此都将影响批评的有效性。总之，中国诗性小说展现了一种意蕴诗学的历史性生成，凸显出现代小说的抒情转变。叙事学视野致力于深入审美话语结构，打破了印象批评、经典效应等方面的局限，带来研究方法的某些转变。

【作者简介】席建彬，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