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移民族群的秘史

李震 杜庆霞

陈忠实曾在《白鹿原》卷首引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不仅包含了说者和引者、西方和东方两位作家对小说写作的共同领悟，而且也是对小说写作的一种至高的追求和期许。因为对小说整体而言，这一目标是可期的，但对具体某一部或者某几部小说来说，要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恐怕只具有修辞意义，就像人们动辄就将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称为“史诗”一样。然而，对于某个特殊族群来说，用一部或者几部小说去书写其秘史，则是相对可能的。作家吴文莉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以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的总计130多万字的篇幅，书写出了一部聚居于陕西关中城乡的河南、山东移民族群的秘史，或可称之为“移民三部曲”。 吴文莉：《叶落长安》，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吴文莉：《叶落大地》，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吴文莉：《黄金城》，《当代·长篇小说》2019年第2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

所谓秘史者，既指消逝在历史记忆中不为人知，却又真实存在过的生存经验，也指被历史书写忽略的，却又具有不可忽视的精神价值的那部分史实，更指隐藏在历史背后、精神深处的人的心灵史。

一、大历史与小叙事

如果将吴文莉的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视为“移民三部曲”来做整体观的话，便可发现，小说尽管写的不是同一个族群、同一组人物（《叶落长安》和《黄金城》写的是河南移民、《叶落大地》写的是山东移民），却书写了从1899年到2019年120年间山东移民、河南移民两大族群漫长的移民史，展示了乡村和城市两种生存空间，可谓波澜壮阔。

对如此宏大历史景观的书写，很容易被人们列入宏大叙事，并被冠以“史诗性”之类的帽子。事实上，吴文莉所书写的移民族群的历史，不仅仅是书写汇聚于关中的山东、河南移民的移民史，而且是以潜在的大历史观为背景的一种书写，既书写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心灵史，也在客观上展现了近现代以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清末民初的历史转折、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以及当今中国的全面崛起。因此，书中之历史乾坤不可谓不大。在如此庞大的题材面前，吴文莉的写作却是以大量真切、细致、绵密的细节描写和情景写意，以平凡若草芥的难民的底层生活的记述，以大量丰富翔实的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行业性知识的书写，以及富有方言色彩的对白，来推进其历史叙事的。

按照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说法，我们所谓的宏大叙事，被其称为“元叙事”或“大叙事”，是一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是基于某种思想的构想，是对历史的一种求证，是建构某种真理性、思想体系、理想框架的话语模式。因此，“元叙事”或“大叙事”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叙事，毋宁说是一种历史建构行为。作为一位后现代文化的研究者，利奥塔认为“元叙事”或“大叙事”是现代性的标志。而所谓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清算，便是从以“小叙事”取代“元叙事”或“大叙事”开始的。“小叙事”是一种更谦虚的、地方化的、个人化的、碎片化的，把目光聚焦于单个的事件上的叙事。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ts 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此书目前国内有两种译本：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利奥塔对“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分析与论述，无疑对认识吴文莉的历史叙事具有很大启发。不管吴文莉的写作与后现代有没有关系，但她对“大历史”的叙述，十分契合利奥塔所说的“小叙事”，一种个人化的、碎片化的、专注于单个事件的，特别是基于密集的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行业性知识和方言的一种叙事。如《叶落长安》中对只会做风箱、木盆、木桶的河北老梁木匠，用担子把小孙子挑到西安城的描写，如对小媳妇的儿歌“日头落——狼下坡，光肚儿小孩儿跑不脱，有娘的——娘扯着，有爹的——爹背着。没爹没娘算咋着”吴文莉：《叶落长安》，第4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的记述，还如对郝玉兰做河南胡辣汤神奇厨艺的精细描写。《叶落大地》中书写了大量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行业性知识，如农事、工艺、佛教、中医、戏曲，以及对移民家族与原住民家族艰难融合、与土匪斗智斗勇等的描写。《黄金城》中有河南沙村的诸多生活细节描写，还有西安城众多小吃的制作工艺与味道的描写，可谓精细入微。这种细微的“小叙事”，以碎片化的个人记忆的方式讲述出来，可以直接把读者带入地方性的真切的生活氛围之中。

吴文莉的“小叙事”，尽管没有表现出去建构一种历史和历史观的意图，但她的确用一系列具体的生活情景，一组组完全日常生活化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富含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和行业性知识的真切细节，呈现出有血有肉的历史。这样的叙事是一种诚实的写作，作者与书写对象、与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诚信的关系。可以设想，如果作者没有做到对书写对象的深入的、感同身受的体验和研究，就不可能告诉读者生活的、历史的真相。为此，吴文莉长期深入河南移民族群的生活，聆听他们对历史记忆的讲述，在关中地区的“山东村”与山东移民及其后代们共同生活，做田野调查、口述实录，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和地方志，甚至切身去体验饥饿、疼痛，去学习一些地方性的生活技艺。特别是吴文莉的外婆，作为河南移民族群的一员，给她通宵达旦地讲述其逃荒时的真实情景，将祖辈经历的苦难像祖传的遗产一样，传给了她。见吴文莉：《黄金城》，第457-458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对“大历史”的书写，“移民三部曲”既没有试图去建构历史，也没有像某些小说和影视剧一样去“戏说”历史，更没有去恶搞、去解构历史，而是用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细节、用一个个真实平凡的故事，最大限度地记录历史，还原历史。从“移民三部曲”的书写经验可以证明，以“小叙事”书写“大历史”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方式的选择，同时也是历史观的选择。不管是否自觉，“移民三部曲”的作者没有选择新历史主义史观，也没有选择后现代主义史观，更没有选择历史虚无主义史观。这种最大限度地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真实的写作，显然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苦难、悲悯与救赎

在对“移民三部曲”的阅读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作者对苦难的书写。由饥饿、疼痛、劳苦、疾病、死亡带来的苦难，贯穿整个“移民三部曲”。可以说，吴文莉笔下的移民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这些苦难来自贫困，来自斗争，也来自人性中某些固有的劣根性，更来自时代和自然环境。《叶落大地》中的山东移民刘冬莲一家，从山东出发走关中，中途丈夫和仅有的一点钱被河水冲走，为了活命，刘冬莲卖了女儿，被迫在破庙里分娩，为养活儿子，像男人们一样开荒。《黄金城》中的河南移民毕成功一家，因“文革”中一场荒诞的政治陷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赶出西安城，遣返回河南老家沙村，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被遗弃、被歧视、被侮辱、被批斗的苦难生活。年仅几岁的毕成功为了能有口饭吃，逃学去镇里千辛万苦地卖冰棍，被村主任发现后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他的冰棍箱和在垃圾堆里捡零件组装的破自行车都被砸碎，与他亲密无间的黑狗也被打死。毕成功被迫逃出沙村，离开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一路风餐露宿，流浪到西安，在西安过起了晚上睡城门洞、睡门廊，白天拉坡度日的城市流浪生活。

作为一名“70后”作家，吴文莉对苦难的书写出乎人们的一般预期。

首先，是作者对苦难感同身受的深度体验，与她个人经历的现代城市生活和文化氛围极不匹配。“70后”作家真正的生活经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80年代的中国虽不富裕，但总体上已经度过了苦难期。她没有亲身经历过民国、“文革”时期的农村生活，没有体验过饥饿、“批斗”和各种类型的重体力劳动，却能把乡村农民的苦难写得具体、逼真、入木三分，这里必定包含着一个作家对生活难以置信的研究、感知和想象力。

其次，“移民三部曲”对苦难的书写，寄寓着作者深厚的悲悯情怀。整个“移民三部曲”不仅没有对仇恨的过度书写，而且将一切苦难中的人、事、物，皆置于悲悯情怀之下，即使是一些看似作恶多端的人，如沙村那位多次迫害毕成功一家的队长，那位为了自己活得好，遗弃了妻儿的毕成功的绝情父亲，作者最终也仅将其作为可怜之人描写，认为这些为恶之人同样是那个恶劣环境、那段荒谬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同时，这种悲悯又絕不是一种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人生态度，而是源自作者对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源自一种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主体意识——爱，一种对人、对万物生灵的爱。与此同时，作者对人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刻性也并没有被爱的光芒所遮蔽。“移民三部曲”中有着大量对人性、对人心理变化复杂性的书写，如《黄金城》中毕成功的母亲刘兰草就是一个有着异常复杂的心理世界和人性深度的人物。作为一个只会写自己名字、性格温良、吃苦耐劳的女工人，刘兰草被人诬陷为“反革命分子”，被遣返回河南农村，随后，又连同四个儿子一起被丈夫遗弃，并遭到村里人的各种欺侮，直到最后她被迫奋起反抗，最终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泼妇”，以致重返西安后已经改不掉找人吵架的习惯。即便如此，刘兰草善良、勤劳、为儿子奋不顾身的本性依然如故。这种极度善良与极度疯狂的矛盾组合，让刘兰草成为一个人性扭曲、内心极为复杂的人物。《叶落长安》中的郝玉兰、《叶落大地》中的刘冬莲，都是这样一些人性被苦难扭曲了的、姿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作者主体意识中的悲悯情怀，与对人性深度及其复杂性的揭示，构成了吴文莉苦难书写的一个具有巨大开合度的张力场。

同时，吴文莉的苦难书写，清晰地揭示出了河南、山东移民族群抵御、战胜和超越苦难的救赎之路。

无论是在吴文莉的小说中，还是在历史史料的记载中，聚居在关中城乡的河南、山东移民族群的历史，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苦难史。因为移民的起因，不是自然灾害，就是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饥荒和流离失所。而苦难并没有使这些移民族群走向消亡，反而使其一步步走向了兴盛。无论是聚居在西安、宝鸡、铜川等城市的河南移民族群，还是遍布关中各地的“山东村”，都已经成为关中文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还孕育出一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被田汉称为世界三大古老剧社之一的易俗社的创始人李桐轩、被誉为“近代陕西三杰”之一的水利学家李仪祉、西部电影的教父级导演吴天明等，均出自关中的“山东村”。

在精神层面上，无论是山东移民、河南移民，还是他们所汇入的关中城乡的原住民，其战胜并超越苦难，得以救赎，并最终走向兴盛的决定性力量便是文化。

陕西、河南本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河南是商王朝的京畿之地，陕西是周王朝的京畿之地，夏、商是中华文化的孕育期，周是中华文化的形成期，因此夏、商、周三代是决定中华文化最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华文化集中形成于周初，公元前1040年前后，周公旦在镐京制礼作乐，创制了成体系的礼乐文明，约500年后，鲁国的孔子在礼乐文明的基础上编辑成六经中的五经，成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今属山东地界的鲁国是礼乐文明的主要延伸之地，因为鲁国是制礼作乐主导者周公旦的封地。鲁国的第一代鲁侯便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因此鲁国是遵守礼乐制度最坚定、最持久的诸侯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鲁国才诞生了一心克己复礼、做梦都要梦见周公的孔子，见《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才在周初的礼乐文明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这些历史渊源虽然相去久矣，但今日之陕西、河南、山东三地文化积淀之深厚，三地所属子民与生俱来的文化禀赋有目共睹。而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化禀赋，正是山东、河南移民族群抵御、战胜并超越苦难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移民三部曲”拓展的一个重要精神领域。从“移民三部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次濒临极限的苦难，不是得救于仁义，就是得救于宽厚、隐忍，或者得救于由共同的文化禀赋和礼仪规制凝聚而成的团结的力量。再大的苦难，总是能因为这种先天的文化品质、文化性格和文化价值观而实现自救或被救。因此，文化成为移民族群在苦难中实现自我救赎、相互救赎的根本法则和巨大力量。

在现实层面上，“移民三部曲”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些从大饥荒、花园口决堤的大洪水，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逃生，流亡陕西关中的河南人和山东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是怎么扎根关中，还能走向兴旺发达的？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渡过饥饿、劳苦、疾病、死亡等一系列苦难的？

吴文莉在“移民三部曲”里呈现出河南、山东移民在苦难中实现救赎的一条清晰线路，那就是：个人—家庭—邦族—国家。

移民族群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爱成为他们共同抵御一切灾难的动力和希望。因此，小说中每一个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维护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刘冬莲在逃荒途中失去丈夫，被迫卖了女儿，她的家庭仅剩下一个刚刚出生的儿子。而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她宁死都不放弃儿子。儿子成了她的家庭存在过的唯一标志，也是她战胜苦难的主要动力和希望。刘兰草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遣返回河南老家、被丈夫遗弃的情况下，无论忍受多大的苦难，都不放弃养护自己的四个儿子。家，成了他们母子抵御苦难的最后堡垒。

邦族，是移民族群中一个个家庭联合战胜苦难的共同体。“移民三部曲”对邦族的书写异常精彩。在山东移民扎根的关中农村，邦族是以宗族和村寨为单位形成的。《叶落大地》中描述了一个最典型的村寨谭家堡子，并按照乡俗和传统礼仪产生出两位族长式的人物谭彦章和谭守东。他们带领着山东移民构筑起寨墙，以抵御自然灾害、猛兽、土匪、乱军，共渡难关。在《黄金城》中，这个邦族就是西安城。这座城市成为移民族群抵御所有灾难和困苦的避难所，移民们无论怎样走投无路，只要进入这座城，就能活下来。在这里，城就是邦，就是一个抵御苦难的共同体。因此，守城在“移民三部曲”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叶落大地》中山东移民直接加入了西安守城战的行列。而《黄金城》中的毕成功们更是用自己的坚韧、才智和拼搏，守护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尊严和荣光，并要努力将其打造成一座“黄金城”。

国家，是所有移民在苦难中实现救赎的最后的和最强大的堡垒，是所有个人、家庭和邦族抵御苦难的共同体。在《叶落大地》中，是国家的逐步兴盛为山东移民打开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山东移民们为了保卫国家，勇敢地走向延安，走向抗日前线。在《黄金城》中，是国家的改革开放让陷于绝境的河南移民们找到了生机，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道路。同样，毕成功们也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践行着这项使所有移民，以及全体国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国策。

从根本上说，在共同的文化规制下形成的“个人—家庭—邦族—国家”这条救赎线路，就是一部移民族群抵御、战胜和超越苦难的历史，也是一部移民族群的心灵史。这部心灵史正是“移民三部曲”书写的移民族群秘史的最核心的史实。

三、诗性与批判性：两种叙事传统的融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小说传统，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二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诗性浪漫主义传统。见李震：《论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这两种传统的基本精神和艺术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鲁迅的批判传统把他的故乡美丽的南方小镇绍兴写得千疮百孔;沈从文的诗性传统却把他的故乡蛮荒而匪盗四起的湘西写得美轮美奂。

本文无意于拿吴文莉与鲁迅、沈从文等文学大家相比，而是在吴文莉的小说中发现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小说传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即“移民三部曲”的基调是诗性的，但同时又在诗性的光亮中透出了对人物、对过往时代和历史逻辑的批判锋芒。

吴文莉本来就是一位画家，兼事工笔与写意两种画法。而无论何种画法，用绘画的笔法写出来的文字便会是诗性的。中国早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说。吴文莉尽管写的是小说，却难掩画境在文字中的流露。其对形象和画面的捕捉已接近诗意的升华，有些形象已经被意象化、象征化了。如《叶落大地》中刘冬莲在逃难时，丈夫落水而亡，尽管她坚强地活了下来，但始终不能走出对丈夫的思念情绪，于是她就在村子里栽了两棵楸树，一棵象征她自己，另一棵象征她的丈夫;《黄金城》中对童年毕成功与他的黑狗关系的叙述，对毕成功将辛苦赚来的零钱夹在捡来的《辞海》书页中的描写，都极富象征意味。这种象征化的叙事既是一位画家对文字书写的特有禀赋，也是其小说诗性特质的集中表现。

吴文莉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其诗性的书写更多的是基于对情感的敏感与精确把握，特别是她所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富含着其对情感深入而独到的理解。无论是移民郝玉兰、刘冬莲、刘兰草，还是那个爱读书、会拉琴的少女孟寒雨，毕成功的妻子方美丽等，这些女性都具有复杂而姿态各异的情感世界，若非深入了解女性，具有精准把握女性情感微妙、丰富而富有变化之种种特点的能力，很难进入并表现出如此复杂的情感世界。情感本来就是属于诗性的，小说中对情感的集中书写便会成为一种诗性叙事。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和画家，吴文莉对情感、对象征意象的直觉和感知能力，乃至对语言的细微把握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人们通常会对女性作家的理性批判能力存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因为一般来说，女性先天地具备着丰富的非理性的内心世界，而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对其作出理性判断缺乏兴趣。然而，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一定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平衡的产物。这也是笔者考察一部长篇小说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和评价标准。

从吴文莉这三部长篇的写作，以及她在后记中的自述来看，其批判性，乃至对一部长篇的结构的把握等这些能够表现出理性能力的地方，都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最早的《叶落长安》基本上是在吴文莉对祖辈所属的河南移民族群的感性认知和强烈兴趣的带动下写出的。其中有大量具体、生动的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但并无多少反思的空间，而且精彩之处主要集中在前半部对河南移民族群流入长安经历的精细描写中，而后半部分写河南移民在长安兴办产业、发家致富的经历，则显得松散，并与前半部在结构上不完全统一。笔者当时做出的诊断结论便是“下肢瘫痪”。然而，从第二部《叶落大地》开始，小说的反思特质、叙事结构得到了充分强化。譬如其中对人与土地的关系的反思，个人与家庭、邦族、国家关系的反思，已相当深入。她甚至在后记中明确地说：“土地，是我在小说《叶落大地》中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吴文莉：《叶落大地》，第430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可以看出吴文莉的写作由此开始进入了理性自觉的阶段。到了第三部《黄金城》，小说的理性精神已高度自觉，而且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性。《黄金城》的批判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個方面。

其一，對历史的反思与批判。《黄金城》的移民叙事是在前两部作品对第一代移民经历的叙述基础上，从“文革”开始的第二代移民讲起的。毕成功一家从因歹人陷害被遣返回河南老家，到毕成功被迫出逃，再度移民，二返长安，都围绕着一个起因，那就是“文革”。与饥荒、战乱不同，“文革”是一段荒诞而动荡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特殊的劫难。《黄金城》叙事的逻辑起点，便是对“文革”历史的批判。小说具体而真切地讲述了“文革”将一个勤劳善良的女工瞬间变为“反革命”，又逐渐变为“泼妇”，将一个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家庭变为乡村里四分五裂的农民家庭，将沙村那些祖祖辈辈靠劳作为生的普通农民变成了疯狂的政治迫害狂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作者对那段荒诞历史的深切反思与强烈批判。

其二，对以毕成功为代表的实业家原罪的反思与批判。在《黄金城》中，作者深入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些实业家的发家史及其原罪。小说塑造了一批实业家形象：小说男主角毕成功，靠吹牛和诈骗牟利的老高，煤老板老马，毕成功的大哥、服装厂厂长毕成才，毕成功的二哥、建筑公司销售科科长毕成钢等。这些实业家都是从极度的生存困境中起家的，他们对财富的渴望既符合自身的实际需求，也符合时代的必然要求。然而，这些实业家几乎没有一个是通过正当的经营方式发展起来的。毕成功过人的吃苦精神、敢作敢为的拼搏精神、超强的商业头脑和对金钱病态的追求，尽管有其时代的、环境的和其个人经历的根源，但其商业才华主要表现在与影院售票员勾结绑定销售、争强斗狠、制造假饮料、商业炒作等商业经营的“灰色手段”。即使在他积累了巨额财富，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之后，他的经营理念依然是投机。即使是在爱情的选择上，依然是欺瞒和不择手段。而一向喜欢大谈“思想”，有着大构想、大野心的老高，最终因诈骗而潜逃。而煤老板老马是一个满脑子农民意识的暴发户，始终以农民的方式经营着自己的家族企业。大哥毕成才极端自私、唯利是图，连自己的母亲和兄弟都不认，其经营主要靠仿造服装、炒股等方式，最后落了个一贫如洗。而毕成钢则利用国企资源做销售为自己牟利。这些实业家的成长几乎全部伴随着原罪。作者塑造这批形象有着自己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反思与批判。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大学教授老秦的口直接道出了其反思与批判的意图和见解，并通过毕成功的侄子、第二代实业家、想打入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毕庆勇，试图暗示中国实业家的真正出路。在《黄金城》的后记中，作者明确说道：“为了成功，他们勤勉、奋斗、充满激情，但又可以为此而放弃亲情、道德、诺言和底线，不惜代价不顾一切。最终，它或许只剩下黄金。而这个时代的我们，都生存在这样虚妄而耀眼的黄金城里。”吴文莉：《黄金城》，第46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

其三，对个人、城市、国家、时代发展的历史逻辑的反思。《黄金城》讲述的是一个河南移民在西安城生存发展的故事，也是一座城在改革开放40年里生存发展的故事，更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这40年里生存发展的故事。个人的、城市的和国家的生存发展有其同构性的逻辑关系，但也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其一致性在于其共同逻辑都是从多灾多难、积贫积弱之中绝地反击，奋发图强，走上兴旺发达的道路。而其相异之处与三者的关系则是，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与机遇，是城市和国家提供的。反过来说，城市和国家的生存发展，是需要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发展来支撑的。而且我们历经辉煌又饱经沧桑的城市和国家，又以自己的宽厚、包容和开放滋养着每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个人的发展，包括宽容、修正他们发展中的对与错、得与失、高峰与低谷。个人与城市、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撑与相互包容，构成了这个时代发展的历史逻辑。可贵的是，作者对时代发展的历史逻辑的反思是自觉的。她在后记中说：“最终，我写的是人物，是他们背后的时代。对众生的使命感，促使我对这些人物命运背后的东西不断思考：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的命运，而那个人是那样的命运？他们的生存又是怎样嵌在历史的夹缝里而绵延不绝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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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与批判性，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传统，在同一系列作品的叙事中相互拉动，融为一体，应该说是 “移民三部曲”的又一叙事张力所在，也是作者的一种极有意味的尝试。当然，这种尝试的效果在三部作品中是不均衡的，还有待在今后的写作中进一步实践，以臻更加纯熟，更加浑然一体。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

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

27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庆霞，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李桂玲）

① 吴文莉：《黄金城》，第463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