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存在之问

汪曾祺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早已为学术界关注。1990年，解志熙率先撰写了一篇题为《汪曾祺早期小说片论》的文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了萨特对其创作的影响，认为《落魄》批判了现代社会、现代人生的“非人化”状态，《礼拜天的早晨》揭示了人的“自欺”，而《复仇》则暴露了“为他的存在”的虚无本质，肯定了自由选择的重要性。见解志熙：《汪曾祺早期小说片论》，《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此后，《存在的自觉》杨志勇：《存在的自觉》，《求索》1996年第1期。《中国的现代主义不彻底的旅程》郭春林：《中国的现代主义不彻底的旅程》，《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等论文沿袭了这一思路，对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但由于当时资料的限制，每推进一步都十分困难。近年来，随着对汪曾祺早期佚文的相继钩沉，其创作与存在主义之间更为深广的联系渐次显露，进一步探讨总结的时机已然成熟。

一、“身体—主体”的确认

1947年1月16日，汪曾祺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醒来》的小说，这篇作品涉及人的存在结构问题。“我”与三个战友在缅甸战役失败后侥幸逃到高黎贡山。大家焦渴欲死，挂在“我”脖子上的一壶水就成了大家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他们的神志已经模糊，却在本能驱使下爆发了一场抢水大战。那一刻，荣誉、伦理、英雄主义乃至人道主义这些观念荡然无存，由此也证明人的所谓理性主体并非处于优先位置。濒死的身体唤起了生存意志，生存意志支配着身体的行动，处于优先位置的应该是一个主客不分、含糊暧昧的“身体—主体”。“身体—主体”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仅蕴含着对理性主义的颠覆，而且意味着对感性生命的肯定。存在主义哲学从不漠视生命，如加缪就认为，上帝死后人就会产生荒谬感，荒谬来自意识，意识来自生命，因此生命构成意义的源泉。

人对生命的直接体验是情绪，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自我就建基于情绪。基尔凯戈尔认为，人是“孤独个体”，在面对世界、人生时会处于恐惧之中。在萨特看来，情绪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虚无感、恶心感是存在的常态;自由总伴随着情绪体验，因为自由意味着选择，选择必然导致无依靠感、惶恐感和巨大的责任感。在海德格尔眼里，人的在世状态无法脱离烦、畏、恐惧、焦虑等情绪。汪曾祺的早期作品非常重视生命体验，浮动的情绪几乎无处不在。有的情绪具有明确对象，如《磨灭》《落魄》中窘迫环境中的“恐惧”与“绝望”，《绿猫》中面对社会挤压的“焦虑”。《疯子》中探讨的情绪虽有明确目标，却情况特殊，似乎带有集体无意识的性质：“疯子为什么可怕呢？这种恐惧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只是一种教育？惧怕疯狂与惧怕黑暗，孤独，时间，蛇或者软体动物其原始的程度，强烈的程度有什么不同？在某一点上是否是相通的？它们是直接又深刻的撼荡人的最初的生命意识么？”汪曾祺：《礼拜天的早晨·疯子》，《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很显然，汪曾祺已经关注到带有原型性的人类情绪。有的情绪难以明确具体来源，如《礼拜天的早晨》中“我”所体验到的“虚无”，就属这种情况。在《匹夫》中，汪曾祺对莫名之“烦”进行勾画：“……正如一个人忽然为了一桩什么事烦疼，也许是屋角一根蛛丝飘到他的脑膜上，也许是一个鼻子上的一点麻子闪的光苫了他的睫毛，于是乎烦了，但这些外在原因与烦的事实并没有逻辑因果关系，即烦之后则只有烦而已矣。即使自己说，或者别人说出这原因，甚或除去了这原因，怕疼的人仍是烦，决不像小孩子跌了跟头随便打了附近的石头几下就完事的。”汪曾祺：《匹夫》，《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无论是对于自我的体验，还是对于世界的感应，都会引发情绪。人们通过情绪感知自我，通过情绪连接世界，情绪就是生命的显现。丧失了情绪体验能力，就意味着生命干枯。《背东西的兽物》中的脚夫为了挣一点活命钱，成天背负沉重的货物，过度劳累导致他们感觉迟钝。他们没有思想，没有言语，甚至没有情绪，对世界全然丧失了感受力。一次空袭警报响起，可他们竟不知恐惧，只木然地待在户外，结果被日本飞机炸死了两个。他们变成了“实心”之物，“他们是无内外表里，无层次，无后先，无中偏，无小大，是整个的：一个整个的醉是什么样子呢？”汪曾祺：《背东西的兽物》，《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如果按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标准划分的话，这些丧失了情绪体验能力的“兽物”几乎处于自在状态。

二、孤独之惑

汪曾祺晚年回归中国传统的群体文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充满了向往;早期创作则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对于探究人类的孤独感及人際间的敌对状态颇感兴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曾判定“人是不可认识的”。人类如此复杂，顺畅沟通十分困难，不免会生出孤独感。汪曾祺的《三叶虫与剑兰花》就此有所省思。西南联大搬迁回京，“我”与徐留下来善后。随着交往日深，“我”深感他做学问笃实恳切，为人深沉稳重。离校的前一天，徐的一个疯狂举动让“我”骇然：我们散步回来的路上，忽然，“坐在校医室门口的一个乡下女人一团火似的向他扑了过来”，汪曾祺：《三叶虫与剑兰花》，《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随即他们进了寓所，关上房门，毫无忌惮地享受肉体的欢腾。这个乡下女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往日熟悉的徐一下子变得陌生了，隔膜了，“我”的荒诞感油然而生。

人的孤独处境，不仅来自彼此之间难于透彻认识的事实，而且源于人际间与生俱来的敌意。在《醒来》中，四个经过战火洗礼的战友为了一壶水而陷入你死我活的争夺。这个故事可以视为关于人类生存的寓言：在日常世界里，无论是职位还是财富都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获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丧失;即便以最为公平合理的手段获得这些资源，在客观上依然构成了对他人机遇的剥夺。在此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存在敌对关系几乎是必然的。《囚犯》则探讨了敌对关系生成的另一种情形：两名军人正押解三个逃兵前行，他们原本是战友，或许还曾生死与共，但现在却变成了敌对关系——假如犯人试图逃跑，押解者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军人与囚犯并无深仇大恨，但社会角色的差异赋予了他们敌对关系。马塞尔认为，现代人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功能世界，这个功能世界包含着无数个彼此交叠的功能组织，人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执行不同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角色——社会赋予不同的角色以敌对关系是一种惯常状态。那么，如何才能破除人的孤独或敌对状态呢？萨特探讨“与他人的具体关系”问题时，是从语言与爱的角度切入的;〔法〕萨特：《存在与虚无》，第455-458页，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汪曾祺在探讨本问题时亦由此入手。

沟通和交流无疑是破除孤独的重要方式，但交流本身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首先是语言先天不足，不能准确表达自我感受。荀（《匹夫》）有一首诗歌迟迟难以创作完成，“如一个小孩子在水缸里摸一尾鱼，摸也摸不到，而且越是摸不到越知道这缸里一定有一尾鱼的”。③④⑥ 汪曾祺：《匹夫》，《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53、53、53、55-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人类的感受无比丰富和复杂，语言无法真实地传达出来。其次，即使表达出来，通过交流让他人接受自己的思想依然是困难的。“人家没有把你的心接受了去之前，费尽千言万语来证明也还是徒然，写文章者其庶几乎”;

③即使对方乐于沟通，他的理解与作者的原意常常存在错位，“不是文章赶不上你，就是你落在文章的后面，读者作者很少有站在一条水平线上的”。

④实现交流存在语言羁绊，人类走出孤独之路曲折而漫长。

在很多哲人眼里，破除孤独又不丧失自我的完美方式是爱。弗洛姆曾说：“人身上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人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还能使人获得完整性和个性感，这种感情就是爱。爱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自己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合为一体。”〔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24页，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问题是，什么性质的爱才真正具有这种功能呢？

是爱情吗？荀观察过周围各类人物的爱情。在他看来，大部分男女的所谓恋爱，不过是对社会惯例的顺从，“不是你需要她，不是他不能没有你，是她需要一个男的，你需要一个女的，不，不，连这个需要也没有，是你们觉得在学校好像要成双作对的一个朦胧而近乎糊涂的意识塞住你们的耳朵，于是你们，你们这些混蛋，来做侮辱爱字的工作了”。

⑥深究起来，很多所谓的情侣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真爱，爱情不过是依靠名义建立关系后的错觉。在《结婚》中，汪曾祺就此问题做过更详尽的探讨。真正的爱情不是轻而易举就可得到的，指望虚假的爱情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无疑是缘木求鱼。

是人道主义的“博爱”吗？关于博爱的限度，汪曾祺在小说《囚犯》中做过灵魂拷问。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所有的人都在躲避囚犯，“我”克服了嫌恶，一任囚犯生满疥疮的手抓着自己的身躯;身前的一位女客拉住了“我”，她要借“我”遮挡她所嫌恶的犯人。于是，“我”又克服了厌恶情绪为她提供保护。“我”帮助犯人，保护妇女，俨然是英雄。但是，“我”接着反思：“借了这半点钟你成了托尔斯泰之徒，觉得自己有资格活下去，但你这不是偷巧吗？要是半点钟延长为一辈子，且瞧你怎么样吧。而且很重要的，这两个犯人在你后面;面对面还能是一样吗？好小子，你能够在他们之间睡下来吗？”⑧ 汪曾祺：《囚犯》，《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63、2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在汪曾祺看来，博爱非常脆弱，既抵挡不住成见的扭曲，也对抗不了现实功利的诱惑，根本无力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孤立、冷漠和敌对状态。

是中国传统的亲情吗？《囚犯》中，与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厌弃、敌对关系相对照，父亲对于“我”的爱却是理解的、宽容的和无条件的，“我”将其视为自己在这个“被抛入”的世界中最为可靠的港湾：“我非常喜慰于我有一个父亲，一个这样的父亲。我觉得有了攀泊，有了依靠。”

⑧在汪曾祺眼里，親情最为真实，值得信赖，是破除人与人之间孤独与敌对状态的有效途径。

在汪曾祺看来，通过艺术建立起“我们意识”，亦可消除人的孤立状态。《道具树》描述了群体是如何在表演中实现融合的。“你在一个宏阔的舞台之中，像潮水，一起向前;而每个人是一个象征。我惟在戏剧圈子里见识过真正的友谊。在每个人都站在戏剧之中的时候，真是和衷共济，大家都能为别人想，都恳切。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在那种时候看得最清楚，而好多人在弄戏的时候，常跟在‘外头不一样。于是坦易，于是脱俗，于是，快乐了。”② 汪曾祺：《道具树》，《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95、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在这一刻，人与人呼应着，交流着，个体与群体高度和谐，绝对不会孤独，绝对不感到冷漠。生命力被激发出来，“每一个时候你都觉得有所为，清清楚楚地知道你的存在的意义”。

②在萨特的观念中，人类自产生自由意识就存在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之间的冲突，存在着主体的对象化问题，而人被彻底对象化就等于被物化。当“我们意识”发生时，我与他人有了共同的关注对象，彼此之间就避免了把对方对象化，摆脱了彼此敌对的状态，实现了相互交融。

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亲亲”之爱是伦理根基;儒家虽然重伦理问题，但认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要靠“游于艺”来助长和养成——“艺”的内涵比较复杂，不仅包括艺术，也包括技能。对于“亲亲”之爱与“游于艺”，汪曾祺重视的似乎并非其伦理功能，而是它们在融合群体、消除孤独方面的巨大功效。众所周知，沉重的孤独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已经是困扰现代社会的文化症结。在汪曾祺眼里，中国传统文化中或许就潜藏着化解这一困局的方案。由此可见，汪曾祺新时期回归传统绝非偶然。

汪曾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全然排斥孤独——闭锁于孤独之中人如走兽，陷入萨特所描述的“恶心”状态，完全放弃孤独则会被群体淹没，导致自我迷失。《匹夫》中的荀就感受到了持守孤独与融入群体之间的两难。荀有不乏融入群体的能力，但是，“他以为和一个朋友在一块时只能留三分之一的自己给自己，和两个朋友在一块至多只能留下四分之一”，融入朋友之中不过是“用牺牲自己来制造友情”。汪曾祺：《匹夫》，《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人性中充满了悖论，既有在孤独中维护自我的诉求，亦有移情他人融入群体的需要。维护自我与融入群体的矛盾，是人性深处一对永恒的矛盾，只有二者达到平衡，人性才趋于完善。

三、颓废之虞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外国工业产品不断涌入，传统生产方式日趋破产，经济日渐凋敝;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随着日寇入侵，大批难民流离失所，饿殍满地;而抗战后国民党挑起内战，民众又在流血与饥饿中煎熬。汪曾祺虽然没有从正面表现宏大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但他笔下的很多故事就被潜在地置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戴车匠手艺精湛，却在工业产品的冲击下生意萧条（《戴车匠》）;孟老板的炮仗店一度名震乡里，却在水旱兵燹的冲击之下破产（《最响的炮仗》）;老鲁尝试以各种方式赢得财富，但在社会动荡中总免不了失败的结局（《老鲁》）……可以说，时代急转直下，下层社会普遍处于“落魄”状态。

汪曾祺固然反复书写普通民众生活的“落魄”，但作为文学家，他更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此时，他在集中思索这样的问题：在极度贫穷的压力之下，人们的精神状况是否会发生变化？会在哪些可能的方向上产生变化？人们应该以何种精神状态应对物质压力？1946年至1947年间汪曾祺先后发表了《磨灭》《绿猫》《落魄》《书〈寂寞〉后》等系列作品，从中大致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物质高度匮乏的环境下，属于文化的那部分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渐次剔除，物质之外的精神需求遭到全面压抑，意志力逐渐衰退，生存意义丧失，苟活中生命陷入颓废——这可以算作汪曾祺眼中“落魄”之人精神轨迹的第一种可能性。

《磨灭》中叙述者以反讽的语气描述打更者：自己食不果腹，却养活一条大狗;明明到店里来乞食，却以居高临下的语气对伙计说话。“荒谬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它不栖身于被比较的诸成分中的任何一个之中，它只产生于被比较成分之间的较量”，⑤⑦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第37、7、8页，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打更者要保留自己的爱好，持守自己的尊严，这样的精神姿态与赤贫的现实处境产生了离异，一种荒诞感便产生了。人如草芥，整個世界对他的诉求毫无理解与同情：客人们对他熟视无睹，店老板对他加以驱逐，挑水的、卖白糖糕的各自忙碌……他被世界遗弃，被同类漠视，沉重的多余感驱之不去。为获得些许施舍，打更者不得不放下身段，低声下气地哀求，乞讨“杂菜”，乞讨茶水。希冀堂堂正正做人而不得的背后，隐藏的是一场精神劫难：“一种绝望的苦心，徒然的努力。你可以从下面看出难堪的折磨。无端的迫害与屈辱，一个逐渐疲老的灵魂不断的忍受。一个爱好花，月亮，感伤的音乐，喜欢把小孩子骑在肩上而按拍子跳舞的灵魂。细致的，敏感的灵魂。孤寂的灵魂。”汪曾祺：《磨灭》，《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1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汪曾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硝烟弥漫的战场进行的是一场有形的戮杀，物质压力正在人的精神世界展开一场无形的杀戮。这里面包含着汪曾祺的生命体验——在西南联大，汪曾祺的生活一度极为困顿，房租交不上，四处举债，有一次甚至几天都没饭吃，靠好友朱德熙卖掉一本字典才帮他度过危机。饥饿对生命的严酷逼迫，对于精神世界的无情戕害，汪曾祺自有切肤之痛。饥饿感以碾压一切的强大力量控制了行为，生命最低需求之外的任何精神追求瞬间无限贬值，自由、人格、个性、诗意甚至爱情变得微不足道。

《落魄》与《磨灭》的主题极为相近。扬州人经营一个饭店，店内摆设高雅。他本人穿着干净儒雅，做菜考究道地，平日里养鸟、听戏、品茶，一言一行尽显士人气息。文化属于他人之为人的部分，承载着他的生命意义。可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西南联大师生普遍陷入赤贫，饭店生意日渐萧条。扬州人也随之一蹶不振：衣着破旧，周身肮脏，体态佝偻苍老，声音空洞冷漠，精神极度萎靡。饭店里那个见风使舵、人格鄙陋、毫无人情味和书卷气的南京人抛弃了奢侈的食谱，以成本低廉的包子维持着生意。他不仅成了新老板，而且侵占了扬州人的女人。这两个人的沉浮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战争不仅带来了秩序的混乱、物质的匮乏，而且带来了文明的毁灭。衣食住行中蕴含的文化成分全被剔除，属于人的个性追求、审美趣味甚至基本尊严尽皆摧毁，满足生命的基本需求成了最高目标。这个小说最令人惊愕的是人物旁观者“我”的态度：“对这个扬州人，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汪曾祺：《落魄》，《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那个扬州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汪曾祺的精神自我，扬州人的人生状态预示着汪曾祺生命的一种可能性：一旦丧失了向苦难生活挑战的意志，不断妥协，陷入颓废，就不免沦为行尸走肉，生命意义荡然无存。

在汪曾祺眼里，“落魄”之人的精神轨迹还有第二种可能性：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被迫无休止地从事机械劳动，任何精神追求都无从满足，执着于人生意义却陷入虚无，最终导致自杀。《书〈寂寞〉后》是汪曾祺悼念薛瑞娟的一篇散文。薛瑞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文学爱好者。战乱时期，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她从事各种琐屑卑微的工作。她机械地忙碌着，“她说的话，做的事或者全无意义，她自己有点恨她为什么不能深切地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可是她尽了她的心力”。⑥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第269、2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人与生活之间的意义关联发生了断裂，“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就像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

⑤汪曾祺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状况导致了深度精神危机。如果她能适应这种机械的生活，“觉得人生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不必太追求意义而意义自然是有的，于是从而倒得到生活的力量与兴趣”;

⑥但是，“那些自杀的人又常常可能确信生活的意义”，

⑦薛瑞娟一定是执着于生活意义而不肯妥协，于是，生活意义丧失后的巨大荒谬感攫取了她，“荒谬支配死亡”。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第8页，杜小真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她以自杀的方式对抗荒谬，却陷入永恒的虚无之中。

在早期创作中，汪曾祺几乎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注入了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在他眼里，面对生活的苦难，无论是选择苟延残喘的颓废，还是选择宁折不弯的自杀，根源都在于丧失了生命的兴趣与热望。他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恐怕带有反思生命、警示自己的意味。在他看来，人应该有另外的生命历程，有另外的精神轨迹。《风景·人》可以看作汪曾祺激发生命意志与热情的自勉之作。1946年，他与恋人施松卿结伴而行，离开云南回内地，途经香港。他自己打算由此去上海，为等船期，滞留数十天，“我在香港时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没有话说，我沾湿了，弄脏了，不成样子。忧郁，一种毫无意义的忧郁。我一定非常丑，我脸上线条零乱芜杂，我动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说话，我若一开口一定不知所云！”③④ 汪曾祺：《风景·人》，《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40、40、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也正是在那里，施松卿与他道别，去福建谋职，这令他更加沮丧，“但我穷的不只是钱，我失去我的圆光了。我整天蹲在一家老旧的栈房里，感情麻木，思想昏钝”。③孤独、抑郁、冷漠、绝望，他随时都可能沉入颓废或轻生的深渊。可是，一个生命的奇迹鼓舞了他，“绿的叶子，芋头，两颗芋头！居然在栈房屋顶平台上有两颗芋头。在一个角落里，一堆煤屑上，两颗芋头，摇着厚重深沉的叶子，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见风”。

④贫瘠环境中芋头坚韧的生命与不屈的意志感动了“我”，唤起了“我”的生命热情和不屈意志，促进“我”穿越人生的阴霾。

战争、暗杀、饥饿，整个民族都在受难。个人生活也乏善可陈：失恋，延期毕业却依然拿不到大学毕业证，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在这段最为阴暗的岁月里，汪曾祺觉得自己就站在沉沦或轻生的边缘，稍稍后退，万劫不复。他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守住生存的欲望和生命的热情。创作中，他反复批判丧失生命热力的麻木状态：《歌声》写两个孩子不断练习唱歌，但毫无激情，由此“我”推测教他们的老师缺乏活力，“孩子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更对她们唱歌没有兴趣，冷淡，而且厌烦”;汪曾祺：《歌声》，《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风景·堂倌》中的堂倌，“他对世界一切不感兴趣”，汪曾祺：《风景·堂倌》，《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走路是机械的运动，说话是语言的堆砌，没有任何嗜好，甚至对于自己的孩子也丧失父爱。借助写作，汪曾祺不断地暗示与警醒自己，守住生命的热力，好好生存下去。海德格尔让人“向死而在”，把死亡先行纳入生命筹划之中，为的就是激发人的生命活力;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希望人们能够振作起来，依靠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自由选择、勇敢行动;在加缪看来，世界充满荒谬，需要我们以积极的、创造性的态度对待生活，赋予生命以价值。

在讨论汪曾祺作品的时候，人们总是惯于拿他的那句“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来说明问题，潜台词无非是说他的作品并无深刻思想。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下面紧跟着的一句：“但是我不排斥、不否认对世界进行冷峻思考的作品。”汪曾祺：《社会性·小说技巧》，《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4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更何况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1988年，时移世易，未必可以概括他早期的文学观念。从他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那些关于存在之思的作品看，他着力追求的首先是深刻，其次才是和谐。事实上，他的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在他同代作家中恐怕是少有企及的。

【作者简介】翟文铖，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