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文学意义

现代社会，城市与人类的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城市特征体现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各种领域，城市空间不仅提供了生存场域、自然和人文景观、文化载体，还负责保存人类的历史记忆和生存想象。城市具有历史性、当下性和未来性，文化本身是一种媒介，作为公共领域与现代集群，后现代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和情感空间，不断嬗变而呈现为过度的消费性。全球化浪潮中，城市的个性逐渐弱化，世界性流动和文化互动功能强化了虚假的共同体景象。就人与城市的关系而言，包含着认同和疏离，城市文化空间既是被建构的客体，更是对人有着潜移默化塑造力量的主体。审视当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日常生活于自发的经验性空间复制生成，消解了向理性敞开的反思领域，物化的现实充满诱惑和喧嚣，而个体的人，无论是单向度地被裹挟，还是自视清醒，其认知和经验都是有局限的。小说家提供生存差异、命运拆解、情感边界和世界裂痕，展现的是当下情境中的复杂日常，城市叙事终究落点在市民生活，运用自然主义白描，寓言或者隐喻符号，无非是形式。后人类社会，虚拟空间带来了新的交往体验，如果把真实世界看成是巨大的他者，人类无疑正经历最深刻的隔阂与封闭;反之，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看与被看，则进一步强化了现代生活的橱窗效应。

城市正在成为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叙事对象，城市提供了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空间，不仅是景观的对象物，也是景观的提供者;不仅是文化载体，也是文化本身。朱辉短篇小说以城市题材为主，聚焦城市生活、两性情感、心理和精神世界，既多维度呈现了城市生活立体图卷，也体现了一个严肃写作者的现代文化忧思。本文拟以朱辉短篇小说创作为个案，考察城市之于文学的多重意义，某些观点或许不具有普泛性，其意在问题而已。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很清楚如何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博物馆。朱辉擅长世情小说，他的小说建筑群落既不是中国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现代的，他笔下的城市景观和民间浮世绘，可以作为我们观照城市生活的有效言说对象，也可以作为我们反思现代都市与人类存在的哲学对象物。作家对生活的探究应该建立在理性判断基础上，从认知边界拓展，到心理空间超越，再到世界整体反思，是一个不断回溯又出离的过程，文学因此具有了唤醒的价值。后现代都市人生充满被物质和时间支配的幻像，时尚文化装置替换了精神生活容器，即使主体借助他者经验获得突破主观局限的认知，依然避免不了谬误丛生。作为生活的观察者和世界的探索者，小说家从局部生活体验的碎片中，发掘生命意识和存在感受的不可替代性，很多日常触及不到的直觉与理性并存，意识与感受的平衡支点不断转换成为外化的自我镜像。如何克服集体无意识，走出惯性的写作安全区域，超越既有的时空秩序局限，在生活和人性深处，建构具有阐释价值和理解意义的世界，从这一意义上看朱辉小说，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

一、文化视阈中的价值辨析：如何理解世俗生活

城市文化本身包含矛盾性。作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体，城市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既表现为时代性很强的主流审美，又包容小众的边缘立场。后现代文化生产的消费性和世俗化，技术介入，融合、模仿和复刻，体现在建筑、服饰、饮食和语言等各方面，无不深刻影响着大众的日常生活。都市时尚是媒介制造的话语霸权（尤其是互联网传播），也是大众乐于参与的社会认同;同时，21世纪以来的各种非正统、非主流审美，即使被上一代视之为“另类”，年轻一代也已经习以为常。小说家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很难还有本雅明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心理体验。城市记忆的丧失，不仅仅来源于拆迁重建的现代化进程，还来源于后现代文化场域中个体精神的迷失和困扰。就城市美学的现代性反思而言，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维度？城市本身是否可以作为记忆和意识的主体？人对城市是否拥有绝对的权力？人类是否正在由时间性生存转换为空间性生存？这些问题随着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形态变迁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城市文明是进化的，在人类干预下逐层演進;而在文化反思意义上，城市文明又具有一定的自反性。后现代语境中的城市依然强调秩序，智能化和数字化不断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趋向于把人对象化;虚拟社区和网络社群形成了小圈子的文化认同，反衬出现实的焦虑感和分裂感，离散性与聚合性在真实和虚拟世界分别被强化;渗透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商品广告，反复放大物质力量和人的欲望，个体因而感受到更强烈的心理压抑和精神孤独。哲学意义上的局外人并不存在，面对城市这一不断扩张的庞然大物，大部分人处于既无法全身心进入其文化内核，也无法真正撤离其引力旋涡的状态，城市文化与个体身份的双重认同危机，并非乡愁可以简单概括。

文学是时代影像有效的取景器。20世纪90年代后的城市叙事其实是分化的，一方面社会阶层在分化，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心理也在逐渐分化。新生代作家的两性叙事和身体叙事强化了欲望，情欲在都市的暗夜游荡，略显颓废和虚无的世纪末光影里，流动着现代人的认知危机和渴望宣泄的各种情绪，情绪背后的精神性维度处于悬置状态，饮食男女的物质生活被浓墨重彩地勾勒和渲染，隐藏其间的灵魂孤独则往往被忽略和覆盖。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在哲学意义上并不是历史的闭合与重启，就城市文学而言，从小资到底层，从自由主义到新左翼，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思想线索。关注农民和打工阶层现实处境的底层写作把叙事拉回到现实，新左翼文学思潮其实包含着对乡村和城市的双重质疑，本质上是社会发展路径反思。因此，城市叙事在21世纪20年代逐渐成为文学重要流派。

朱辉是21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要你好看》《看蛇展去》两部小说集收录了朱辉比较有代表性的20篇短篇小说，除《暗红与枯白》《看蛇展去》《七层宝塔》等有限几篇写到乡村记忆和乡村现实，其他基本上是城市情感类题材。小说集《要你好看》封底引用了福楼拜那句名言“我们通过裂隙发现深渊”，这可以看成是理解朱辉小说的一个密码。现代人的距离感，来自有形的社会阶层和文化身份等差异，也来自无形的怀疑、戒备、厌倦和冷漠。朱辉喜欢探究人与人之间的裂隙，人性的深渊，以及人自身存在的精神尺度。他关注世俗爱情（偷情）故事不同寻常的部分，在情节推进过程中，把身体、情欲和心理较量放在人性的刀刃之上。一次学术会议和一本书的出版（《对方》），一篇文章的修改和一把水果刀（《游刃》），一次股市的涨跌（《吞吐记》），两条狗的发情（《郎情妾意》），一把电动剃须刀（《要你好看》），一把牛角梳和一束毛衣针（《夜晚面对黄昏》），一炉香和一张做成遗像的照片（《加里曼丹》），一个藏起来的U盘（《吐字表演》），这些物件是披着爱情外衣的欲望、设计、交换和阴谋，被陈列在读者面前。朱辉提供了窥探人心的各种道具，通过旋转视角深度解剖人性，包括彼此观察，独自对镜，站在橱窗外凝视，他人的窥探，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注目等。对于扁平的世俗生活来说，有灵魂深度的主人公无疑可以提供生活的立体感，朱辉没有刻意为城市生活赋予更多日常性之上的意义，无论电视台台长、大学校长、主编、主播、编辑室主任等所谓成功人士，还是最普通的市井小民，都逃不掉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也逃不掉情欲的诱惑、他人的打量和自我的质疑。

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扩张不仅日益占据乡村的物理空间，更主要的是精神空间和情感空间，乡土文化被改变，价值观的同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差异，带来了心理危机。生死爱恨表达起来惊天动地，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死水微澜。对世俗性的接纳建立在经过理性筛选之后，而不是简单否定质疑或单向度接受和认同。朱辉小说对城市生活既不耽于消费主义的迷恋，也没有对物质主义的全然批判，如果说超越性，是在一些叙事缝隙里隐含着他对纯粹的爱的向往和守护。通往反抗无意义的叙事小径，是现代都市人摆脱俗世束缚，拥有人性解放自由状态的渴望。彼此追逐或自我放逐，都是爱欲与理性的碰撞，普通人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考量尘世悲悯的意义，文学叙事中有反抗，更多是反抗的失败。世俗生活不是永远温热的当下，作家看到的多半是背后的冷峻、挣扎和荒芜;无形的情感或有形的事物，稳定性总是短暂的，小说呈现的是某种关系和状态稳定感内部的动荡不安;爱欲与孤独是城市叙事的情感基调，写作就在发现、打碎和重建这一轮回中周而复始。《午时三刻》中最难以接受的真相并不是秦梦媞知道自己的基因来自何处，而是当代人对自我的不断怀疑和否定，就算她渴望在妥协中新生，反抗宿命的努力充满身心剧痛，其实也不可能真正达成。面对周围人的眼光、无聊和不断重复的溃败感、被父亲死亡重新整理过的世界并不比一张劣质的脸更美好，俗世生活对于女主人公来说，锋利的刀刃是指向上下三代人的，所有对于容貌的强迫症都来源于自我怀疑。当代人被困在世俗性里，他者的眼光又锋利又密集，自我意识模糊，无论经过怎样的外在修正，人生都注定是错位的悲剧，并且这种悲剧在文化隐喻层面，具有代际遗传性。对于《变脸》中的何雨而言，变脸是一种特殊技能，娱乐大家，也取悦自己，他成为被围观的表演者（仍旧没有摆脱鲁迅式的“看与被看”），这种对他人的模仿，不局限于何雨，不过是小人物追赶大时代的隐喻。这种暗流并不能取消何雨的人生，他依然有机会正常恋爱和生活，虽然扮演他人最终注定失败。何雨醉酒后颓败的内心，写出了大多数职场人共同的境遇和生活真相。何雨是个多余人，其他人也多半深陷于无聊和庸俗的惯性之中，并且享受这种无意义。与《变形记》《变色龙》异曲同工，现代人的伪装很容易被一个响亮的耳光当众撕去，其中的荒诞感，来自隐隐的威胁和被冒犯。何雨的脸，是对生活、命运、时代和权力的嘲讽，这就注定了最终被驱逐。秦梦媞反复整容也是一种变脸，她对自我的不认同，对社会身份的焦虑，源于环境和自我的双重压力。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这仍旧是都市生活和成长经历的深井效应。《吐字表演》中主播和台长产生婚外情，

社会身份赋予这对饮食男女双重面具，作品借助播音这个道具，将新闻播报与性爱激情同步，公共话语空间与私密空间的相互僭越，是深刻的反讽。作家喜欢例外和偶然性，不是乐观于命运疏忽，而是在戏剧性中拆解看似固若金汤的生活。人生是一场噩梦也好，一切都是如约而至的宿命也罢，此在，或不在，无望而反，构成生的两种姿态。朱辉看到普通男女在困境里的挣扎、放弃和反抗，他的小说是冷暖交织的，温暖的往事与凛冽的现实，都有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曾军在《文化研究的都市性》中指出：都市性构成了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曾军：《文化研究的都市性》，《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大街小巷，剧场舞台，商场橱窗，陈列展览着商品化和表演性的当代生活，世俗社会建立在柴米油盐的日常性之上，无论钟情现实主义，还是象征主义，文学总要追问意义，那个悬置在我们头顶的异质世界的存在。精神生活给世俗生存提供了参照，物质性世界抽离，朝向精神拯救和灵魂解放，这是艺术对生活变形之后的矫正。人与城市，与他人，与自我构成文化共生体，城市叙事习惯了以身体、欲望和物质符号为表达路径，敞开世俗生活的沉迷与出离，狂热与冷静，瓦解与重建。朱辉从心理分析切入两性情感，基本上不需要想象力介入，也不必直接代入，隐藏在生活表象背后的各种潜在的意识水流，脆弱的爱情婚姻，计算，交换，报复，疾病，不安全感，这些是两性情感的常态，或许男女情事更易于表达时代心理病症的普遍性。当代城市文学提供的美学经验主要表现在两个思想领域，一是对人性的伦理道德反思;二是对现代性的历史文化反思。人性攜带着自我瓦解的威胁，差异性强化了存在意识的同时，带来更多不安，异质的个人常常从人群中分离出来，处在被围观或者孤立的状态里;而庸常的人生不断粉碎现代性神话，把当代生活史变成真正的历史。中国作家的城市经验、城市意识、城市文化立场是21世纪以来逐渐确立的，大部分作家城市叙事的底色和参照物依然是乡土性，而不是世界性。也就是说，作家写好城市的基础首先是思维方式和审美视角的转换，在这一点上，朱辉做得比较成功。

二、社会身份的分裂与异化：情感叙事的内窥镜

都市情感叙事的后现代性表现为主体意识空间化。美国导演戴维·波德威尔认为：叙事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个基本途径，现代性叙事强调时间感，而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意识无处不在，包括存在自身的困惑，以及现代人精神分裂的孤独状态。城市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恋爱，婚姻，生活方式都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厌倦了恋爱和结婚，离婚率逐年上升，生育率持续下降，这并不代表当代人正在重回个人主义立场。出于信仰的集体无意识，或是无信仰的某种集体无意识，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功利主义、虚无主义、解构主义、颓废主义出现，城市人的分裂感和异化感不断加深，情感体验中的倦怠感比新鲜感更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全球化、互联网和便捷交通，不断缩短时间、城市和生活距离，虚拟空间取代了现实体验，造成了无差别的共时性生存感;喜欢的人、美食、美景和文化都可以实现替代性体验，当代生活更趋向于虚拟满足、平面化和标签化。宏观上，都市情感体验具有时代性，似乎所有人都正在经历和完成同样的历史;微观上，还体现为群体性、同质化和圈层化。都市本身强调具象的场景叙事，所谓诗和远方，不仅是逃离城市生活的想象，而且是带有逃离当代生活对人的异化的表演惯性。

城市叙事长于聚焦两性情感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后人类社会，爱情婚姻形态中的个人处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婚主义、婚外恋、无爱婚姻、无性婚姻、契约式婚姻、同性恋、单亲家庭、失独家庭等，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价值多元状态，爱情婚姻中的伦理道德纽带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当代人的情感冷漠症，来自现实压力和社会氛围，并不会呈现为严重的病态，这种虚无和厌倦有时候表现为轻微的颓废，有时候表现为修饰过的积极，是世俗性的，也是哲学意义上的。投入或者沉溺，可能源于某种虚无，也可能源于对虚无的抵抗。朱辉小说温和而不乏凛冽，总体上有着宽容的底色。《要你好看》中的男主人公离婚重回自由，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女人并不接受，最终在熟睡中被剃光了头发。人生看起来像游戏，剃发是爱情结束的象征，也是对爱情本身的解构。《然后果然》中男主人公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能干而有魅力的妻子，好得不能再好的天气，温馨的家庭氛围，男主人公虽然暂时失业，但身体好，对未来依旧充满信心;看似完整的世界和安稳的生活在某个瞬间分崩离析，男人查出性病，女儿逃学，妻子出轨，平静的生活表象掩盖了太多暗流。而那些花钱找人代替体检的人，情形各异，对于瞒与骗的生活，朱辉没有简单批判。生活的瓦解就是一张化验单，一个电话，小饭馆的一顿午餐，隐藏的动荡与恐慌浮现出来，虚假的生活有着沉重的真实，看似偶然又有着太多必然。揭穿生活的假面，意味着理性，朱辉冷静而清醒，看穿人世虚妄，却不会把笔下的生活逼上绝路，不是所有困境都有出路，但是可以带着问题、病痛和伤痕生活，这本来就是世俗生活的常态。

城乡巨变带来时空的分裂感。回看21世纪20年的小说创作，城市叙事渐成主流，这与社会转型、作家经历和刊物导向都有一定关系。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美学、环境艺术、景观社会，成为学者反复探讨和研究的话题;而小说家更关注城市中的人，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肉身和精神，资本和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包括现实主义的城市底层，浪漫主义的城市物候，现代派的城市精神分裂症，后现代的赛博朋克等。数字化、移动性和云体验，正在改变日常生活状态，以底层叙事和科幻作品为例，在城市扩张背景下，它们表达社会反思的方向和路径是不同的。底层叙事的价值观是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和社会内部公平，赛博朋克是人类与非人类、半人类之间价值观、伦理观的文化冲突，反思的是技术伦理和技术对人类的宰制。就城市文学的人道主义立场而言，对底层生存困境的关注，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关怀，对未来人类社会的种种忧思，从社会伦理和生命伦理视角，构成了写作者要面对的各种意识危机。不断生成又不断瓦解的自我意识，在现代社会秩序里，是克服文化身份焦虑，实现自我确认的起点。《七层宝塔》可以看成是悬置的城市文明镜像：唐老爹的遭遇里有着城乡二元现实，七层宝塔的倒掉，是乡土文化式微，楼上楼下的冲突，烟火气息里是朱辉的理性思考和锋利剖析。宝塔具有象征性，作为历史文化隐喻，乡土文化的罗格斯中心主義终究会瓦解。现代都市文化冲击，对传统威权主义的消解，阿宝也是一样要面对的，他的生意是卖纸钱，这一祭奠性，由个人而及时代，而及文明自身。个人与社会脆弱的连接，让貌似平静的生活摇摇欲坠，普遍的命运感里，时间性与空间感都得到了强化，不安的灵魂，旧时代的微弱回响，依旧带着一丝光亮。朱辉笔下的苏北小镇，俗人琐事，不是泛滥的悲天悯人，而是对现代人生存困惑的深度体恤。城市肌理的剖析，人性幽暗的探索，对抗人生的绝望感，是他写作的精神支点。他对世人始终持有微带嘲讽的同情。饮食男女的计较里有太多生存的无奈和不安，隐约的游戏心态表明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乏危机感和缺失感，在不停转换的身份里，精神和情感不断错位，看起来游刃有余的人生，充满晦暗不明的浑浊底色，不同面具背后各自的心理逻辑，包含着意识的黑洞，既是环境给予个人的考验，也是一种微弱的反抗。《绝对星等》中的天文馆和七层宝塔具有同样的符号学意义。郑教授和天文馆代表的价值观面对时代的双重挑战。退休四年的郑先生喜欢清澈的夜晚;而本硕博毕业留校、中大的40岁教授、离婚的弟子赵婧，则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否定了自己的老师。天文望远镜中的浩瀚星空漫天繁星，是大自然，也是哲学意义的形而上;是专业热爱，也是个人信仰坚守。陈旧的天文馆和七百万相比，真的是瞬间灰飞烟灭，城市日新月异，物质主义最终战胜理想主义，意味着一种告别。

写作者面对城市的心态各不相同。城市和婚姻构成了当代人的双重围城，写作者反复书写文化乡愁和心灵自由，逃离因此成为当代城市叙事主题之一。逃离并不是单向度的，逃离乡村的方向是进入城市，逃离城市却无乡可归。乌鹊（鲁敏）、花家舍（格非）、芦青河（张炜）、猫庄（于怀岸）、槐花洲（王秀梅），这些虚构出来的拟乌托邦（其实是现实社会的翻版）并不是反城市文化的理想乐园;还有涂自强式的（方方）死在回乡路上，或是子路式的（贾平凹）永别乡里。当代人始终在城乡之间徘徊，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努力寻找心理平衡。朱辉小说有对生活表象的扫描，也有对人心世事的深层聚焦，他运用微距观察城市生活，揭示作家、高校教师、编辑、知识分子、失地农民、失业推销员、底层小人物这些普通人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问题，与他人、与环境的种种冲突。新作《门对门》中的老栾殴打老婆，用损招治四楼的年轻夫妻，打碎楼道灯泡换线路，带不正经的女人回家，诱奸老段资助的女学生，写匿名信出卖社里领导，在老段眼里，这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渣。现代人的生活，始终存在各种紧张关系，作家对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的持久关注，在世俗性里很难被清晰呈现出来，从模糊的生活表象和清晰的社会秩序延伸出来的剩余情感，是现代人克服异化和分裂的内在力量。朱辉几乎不在小说里讨论宏大抽象的哲学话题，不迷恋传奇，不刻意制造悬念，他擅长捕捉有意味的生活瞬间，微妙的两性心理，温和理性的认知，个性化的理解和表达，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间，一砖一瓦搭建的过程，距离叙事核心越近，越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悲悯。

三、现代性反思：权力·性别·都市假面

当代都市文化包含着传统文化记忆、现代性想象，以及后现代解构的力量。即使赋予大众现代身份，也不代表现代性的真正确立。对于世俗生活来说，城市叙事中的符号隐喻并不能覆盖千差万别的人性。知识分子启蒙和救赎的偏执，是入口，也是出口。面对技术化、模式化和消费主义支配的生活，其实每一位写作者都应该自问，如何重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如何评估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性许诺了未来，后现代性不断颠覆和改写这个未来。疫情还在持续，后全球化时代，偏见、分歧和撕裂感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个体的人、社群、社会整体、人类文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现代性遭遇了危机。我们期待的文学，不仅应该为人的现实处境和情感体验赋形，同时还能够为世俗生活注入希望、信仰和精神关怀。城市生活分层感比乡村更加鲜明，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存在着巨大差异，作家在对时代生活感知中，更应该明确写作的意义所在，正如汪政所言：“比起问题意识，可能情怀意识更重要。这是由我们不同的表达方式决定的，也是我们的文明史赋予文学的命定的职能。”汪政：《谁来讲文学课——从一篇深度报道谈起》，《雨花》2021年第2期。

性与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福柯认为，权力是无所不在的，规训、惩罚着人们，每个人都是权力的拥有者和被压迫者。朱辉小说揭示了权力与性的交换和博弈，虽然并没有直接揭穿男人操纵女人的游戏规则，但是在男性强大的表象背后，公共权力与个体虚弱形成了鲜明对照;而女性往往凭借性换取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性成为掌控拥有公权力的男性的女性私有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对于权力的认知是建立在社会总量关系之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和心理等方面。“不需要武器，肉体上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禁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施加的。”〔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27页，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对方》中马远和华茜芳在西湖边漫步，亭子里的老人走着太极步，犀利的目光让华茜芳心虚腿软大脑缺氧。这种晕眩感当然是写实，同时也是隐喻，在传统伦理道德的无声谴责之下，女性首当其冲感受到压力，“我爱你”不过是自我安慰，给自己一个心理支点，重新校正摇摇欲坠的身体。最终两个人关系的主导权回到华茜芳手里，她的游戏和嘲弄，她的眼泪和沉默，都是一种隐形的较量，而性依然是工具。

朱辉是一个成熟的作家，他讲述的故事，多半是在相对舒适的生活状态中，男女两性的情感游戏，细微的刺痛、伤感和无奈，通过丰富的内在体验、城市环境的细节、家庭内外的戏剧性常态，揭示人的处境、微弱的挣扎和永恒的矛盾。有一双隐藏的眼睛，看到日常生活影像的情绪性，情绪在人的身体里的生长变化，直到蔓延成为普遍的病态，叙事人是生活的参与者，也是评判者，大多数时候充当了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作家试图解决问题，但是同时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小说不是答案，生活也不存在所谓的终极真相。内在的疑问不断展开，主人公的彷徨游移，自我意识的反复触摸，精神和情感的自愈，厌恶的治疗，故事与故事之间有着血肉关系，朱辉提供的是个人主义视角，以及超出个人主义视角的“可能生活”（赵汀阳）。小说的在场感是舒适的，冲突性不强，矛盾积聚的张力在叙事拐弯处得到释放。何平评价朱辉小说：精准现实主义，“世情小说”，当代城市性爱传奇，物欲对俗世的规训，写出了生活的危机四伏等，这些评价都很有道理。朱辉谈到自己始终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和关系的不确定性，关切民间俗众。朱辉的写作是从俗世中来，到俗世中去，这中间，是对生活的深层感触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在生活深处看到幽暗的丰富与复杂，却又能保持纯粹的内心，对人世间充满好奇之心，无所忧惧又心存敬畏，有所触动又不失笃定。普通人陷入极端的情境，即使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也难以从容面对，比如《要你好看》中的她，《然后果然》中的推销员，一把锋利合手的水果刀，划开生活看似牢不可破的表象，背后有着凛冽的人生真相。人物的公共性在私密空间打开过程中，个人性被粉碎还原为一种新的形态，携带着心灵的惶惑和精神孤独，克服恐惧和不安，试图证明自我的存在。这些东西在朱辉笔下起起伏伏，人性的冒险经由平静的戏剧性，抵达看不到边界的深渊。

朱辉小说故事性强，语感舒服，对人世的理解、同情和善意的嘲讽，通透而富有启示。小说梳理俗世生活的诸多烙印，有的破碎，有的完整，反复探询人性的深渊，写出每个人自己都不了解的那一个侧面。无序的人生内部，有很多曲折的小径与日益坚固的精神世界相隔绝，朱辉本质上不乏悲观，却依然在破碎的世俗性中写出柔软而坚定的存在。小说多半有着轻喜剧的明快，符号化的运用恰到好处，狗、刀、电视、广场、亭子、湖，自然的、工业社会的、后现代的各种城市景观，构成生活的物质基础;他沿着符号提供的意义线索，走进日常叙事空间，沉潜的时间之流，情感维度和心理锐度被强化。基因、整容、身世、死亡、疾病、倒塌，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恒定与无常，整容的刀，剃头的刀，割腕的刀，凛冽的刀锋里饱含生与死的追问。我们熟悉那些生活细节：秦梦媞与黑潘斗嘴，王弘毅与妻子用早餐，徐岛和孟佳围绕股票和离婚斗法，苏丽和宁凯围绕情欲和婚姻斗智，男人女人围绕离婚和偷情斗争;世俗生活没有避难所，家庭、公园、茶馆，都不是;小说没有魔幻，没有超现实，最日常的生活里，有着此在沉溺，也有精神的出离，不宏大也不抽象，不先锋也不奇幻，就是都市假面背后温热的生活本身。《游刃》中，比起叶蓁蓁的心机，小说叙事显然更游刃有余。也就是说，朱辉克制了自己表达的急切，他谙于世情而不急于评判，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得以看穿生活的真相，这种洞察往往是深谙城市文化之余的清醒。

“朱辉是一位难以‘归类、不能够轻易界定其风格的小说家。他作品涉及的题材范畴、主题取向、叙述结构、文体面貌和话语情境，既迥异于许多同代作家，也很难追索其承传的脉络、由来。”张学昕：《朱辉短篇小说论：存在的悖谬和小说的宿命》，《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朱辉小说有着独特的气息，就像一锅好汤，虽然都是普通的食材，但是用了心，味道恰好。好的短篇小说有着回味无穷的细节和场景，有着精巧谨严的结构，有着冒犯而又和谐的气息。高低错落的景观，杂花生树的野地，瞬间的、微妙的、变幻之中的情绪流动，唇齿舌尖的欲望，裸露在都市霓虹灯下的人性，取景框里都是熟悉的人与事，从欲望的内核剖出反思的意义，热切的欲望在冷峻的计较之中，慢慢泛着青灰冷硬的光。这一点与朱文颖相似，郜元宝在评价朱文颖小说时提到：“难道还有不触及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的小说吗？果真有此一问，那我就要认真回答：是的，确实有太多小说什么都写，但就是写不出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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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握两性情感两性关系的微妙心理和细微情绪方面，朱辉和朱文颖都很有代表性。朱辉的叙事艺术充满日常烟火气息，他切开日常生活的横截面，写出隐匿的人心，消解生活的完整性，摘下世俗人生的各种面具，看到面具背后的幽暗人性。公园里的失业者，茶馆里的出轨者，广场上的芸芸众生，公司里的整容者，并没有特别的标签，在日常生活既定的框架里，在已有的伦理秩序和道德判断里，朱辉打开的是一道看起来寻常的门。罗伯·格里耶说，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已。当代人在城市生活内部游荡沉溺，在时空边缘反复看到自己频频失控的内心，朱辉凝视这最世俗的灵魂，生活对个人的伤害，以及现实人生的所有局限。如华茜芳说：“你们总是习惯了戴着假面具生活，没劲透了！”马远和妻子亲热之后感慨：“这是怎样的一次身心分裂啊！”这些评价和自我评价有道德在场，也有道德缺席，强化了叙事中的个人立场，社会性被贴合在个人处境之上，朱辉没有代言的欲望，只是在城市人潮汹涌中，保留了自己内心的质疑。

存在的多样性不断修正小说家对于世界和生活的印象，小说家把抽象的人性和心理物象化，描述很容易被我們忽略的精神暗区和灵魂阴影，辨认和确认都很难，需要参照系，这也给心理学家式的小说写作者提出新的挑战。世俗生活尤其需要洞察力，好的小说家，不是陶醉于讲故事的人，而是从纷繁变幻的俗世里，体察到恒定不变的东西，或是从时代内在规律以及生活本质里，看到那些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城市生活塑造着世俗男女，人类反过来也在塑造城市文化。作家的城市叙事里包含着孤独美学，压抑的精神创伤，孤岛式的艰难生存，以及混乱的都市情史，这些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和城市症候。如果我们把城市看成是生命空间，把各种交易和交换剔除，从哲学视角审视世俗生活，在熟悉的日常性中，生成文化反思的路径，城市叙事依然可以获得精神超越和灵魂关怀，这也是城市之于文学的本质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郜元宝：《凝视那些稍纵即逝的决断与逆转——读朱文颖短篇小说集〈生命伴侣〉》，《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