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案推理、精神分析与社会关怀

在以2019年的文学创作为关注对象的一篇题名为《茅奖、罪案小说、人道主义以及“铁西区”》的年度文学综述文章中，笔者曾经写下过这样的一段文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之外，我们注意到，在这一自然年度内的中篇小说领域，竟然有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关注点，投射向了罪案的关切与书写上，形成了一种约略可以称之为‘罪案小说的写作现象。”

王春林：《茅奖、罪案小说、人道主义以及“铁西区”》，《北京日报》2019年12月27日。

一方面，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各种罪案上，说明当下时代生活的错综复杂。诚如南帆先生所言：“作为一种人工产品，文学诞生于某一个历史时期，种种文体的定型及其规范无不来自那个时期的文化塑造。没有哪一种文体一铸而定，随物赋形是历史对于各种文体的不懈要求。”南帆：《散文：文體、视角与重组世界的内在逻辑》，《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由此可见，罪案小说的被关注，也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渊源的。其二，这些作家虽然看起来是在关注罪案，但他的根本意图很多时候却并不在罪案本身，而是要借助于罪案，或者是对历史反思，或者是对现实批判，或者是对人性挖掘。单只是从题材的角度说，东西这部最早动笔于2017年初春的长篇小说《回响》，东西：《回响》，《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本文所引《回响》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也可以被归入到所谓“罪案小说”的行列之中。

或许与小说文体的差异有关，虽然同样都是以具体的罪案为切入点的罪案小说，但与只是借助罪案因素展开叙事的中短篇小说相比较，东西《回响》很明显有着“推理小说”的感觉。所谓“推理小说”，是一种类型小说的名称。很可能与逻辑学的相对发达有关，这种小说最早出现于欧美国家（这个时候尚被称为侦探小说），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大约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其大本营东移至日本，而且达到了相对鼎盛的一个阶段。“推理小说”的名称，就是在日本被命名的。作为一种类型小说，与侦探小说相比较，其基本艺术程式的主要特点在于，推理小说尤其注重进行科学的逻辑推理，往往会充分地利用各种推理手段，以拨云见雾，精准揭示罪案和侦破过程。一般来说，推理小说都会以其一波三折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令人着迷。但请注意，在为东西的《回响》下断语时，我只是说有推理小说的感觉，而没有说它就是一部推理小说。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说我们对一般会被归类于所谓通俗文学的推理小说存在文类歧视，其意只在于，对于东西这样一向有着强烈社会关怀的纯文学作家来说，他充其量也只是会在艺术上借助于推理小说的形式而最终实现自己的社会关怀意图。也因此，与其说《回响》是一部推理小说，莫不如说是一部明显借用了推理小说形式的、带有突出精神分析意味的优秀社会小说。

应该注意到，对推理小说形式的借鉴，在东西这里，是一种自觉行为。对于这一点，他在“后记”里有着明确的自述：“下笔如此之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小说涉及的两个领域（推理和心理）比较陌生。之前，我从来没碰过推理，也从来没有把心理学知识用于小说创作，但这次我想同时使用。显然，这两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储备都不够，必须抓紧恶补。”依照一般的常识，小说这一文学文体的本质性规定之一，就是对想象虚构的特别强调。这里所强调的想象虚构，并非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完全出于空想的向壁虚构，而是建立在现实社会与真实人性基础上的一种合乎艺术逻辑的想象虚构。一种理想的效果就是，在读者读完小说之后，明明知道这是一种子虚乌有的想象虚构，但却能够心服口服地信以为真。倘若东西没有在以上两个方面下足功夫，那《回响》肯定也就难以获得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功。

既然可以被归类于“罪案小说”，那罪案自然也就成为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小说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写到了一具无名女尸在西江中的被发现：“冉咚咚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西江大坑段，看见她漂在离岸边三米远的水面，像做俯卧撑做累了再也起不来似的。但冉咚咚马上发现这个比喻欠妥，因为死者已经做不了这项运动。她的右手掌不见了，手腕处被利器切断。冉咚咚的头皮一麻，想谁这么暴虐？”虽然说罪案是小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但与这个被谋杀者相比较，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其实是负责勘破这一案件的优秀女警察冉咚咚。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小说开头处，劈面而来的三个字，才会是“冉咚咚”。由于这具女尸被发现的具体地点是西江的大坑段，所以，在将这一案件命名为“大坑案”的同时，冉咚咚他们马上就投入到了案件侦破的过程之中。从“大坑案”此后一波三折的复杂侦破过程来看，这个案件也的确称得上是冉咚咚工作生涯中罕见的一个“大坑”。更进一步地，与这一案件的曲折侦破历程紧密相关的一点是，它也象征暗示隐喻着冉咚咚自己的人生将会面临一个“大坑”式的重大转折。

首先，根据半山小区房东提供的一位年轻女性房客突然间没有按期缴纳房租的信息，冉咚咚他们把死者锁定在了一个名叫夏冰清的28岁女性身上。与此同时，紧锣密鼓的各种调查询问活动，也迅速有序地展开。虽然说经过与夏冰清父母、她的雇主兼情夫徐山川，以及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和徐山川的另一位情妇小刘的一番接触和询问之后，冉咚咚凭借自己多年办案的直觉，把犯罪嫌疑人锁定为徐山川，但却苦于找不到相关的有力证据，案件陷入停顿。万般无奈之际，从居民那里了解到夏冰清生前经常到“噢文化创意公司”喝咖啡，所以，冉咚咚他们便找到该公司的法人吴文超了解相关情况。正是通过对吴文超的询问，冉咚咚他们了解到，身为“第三者”的夏冰清，不仅曾经被徐山川强奸过，而且也还和他签订过一个类似“合理卖身”的合同。因为夏冰清迫切地想要蹬开沈小迎，以达到自己上位和徐山川结婚的目的，她甚至出资要求吴文超给出相关的策划案：“她说要么策划一个让她跟徐山川结婚的方案，要么策划一个除掉徐山川的方案。”也正是在吴文超这里了解到相关情况之后，冉咚咚才敢于“弄虚作假”，以一条上面沾着血迹的白色女性蕾丝内裤使出“讹诈”手段，迫使徐山川承认自己确实强奸过夏冰清。

但就在“大坑案”由此而看似透露出一点曙光的时候，曾经承认过强奸的徐山川却突然翻供。导致徐山川翻供的原因，就是那条被用来“讹诈”的假内裤。因是之故，王副局长决定，冉咚咚暂时停止负责此案的侦破工作，接替者是她的同事凌芳。但也正是在此受挫时期，始终心有不甘的冉咚咚在反复聆听徐山川被监控的通话过程中，发现了两个明显的反常情况。那就是，在案发之后，有两个人与徐山川的通话次数较之从前锐减。一个是他的妻子沈小迎，另一个是既是他的专职司机，同时也是他亲侄儿的徐海涛。一贯心细如发的冉咚咚，由此怀疑他们或许试图在掩盖什么。这样一来，看似与此案无关的徐海涛，也就浮出了水面。正是通过徐海涛的自述，冉咚咚他们又把目标锁定为吴文超。而吴文超因此也就变成了所谓的“两面人”，既接受夏冰清的委托，替她策划如何才能早日上位，取代沈小迎成为徐山川的正式夫人，又接受徐海涛的委托，要想方设法让夏冰清从此远离徐山川。

在询问吴文超的过程中，通过他的所谓“策划”，又牵扯出了他的大学同学，一个名叫刘青的人。这个时候的刘青，正供职于“A移民”中介公司。如果夏冰清能够如吴文超所愿地被刘青策动移民到异国他乡，那她自然也就远离了徐山川，更不可能纠缠着要结婚了。但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即使吴文超自己，也没有能够想象得到，到最后，自己的委托人刘青，竟然瞒天过海地又将此事委托给了一个名叫易春阳的民工。尽管易春阳没有透露自己将会采取何种方式帮刘青解决夏冰清的问题，但在刘青实际支付给易春阳1万元之后，夏冰清纠缠徐山川的问题，也就随着她生命的结束而被彻底解决。一直到这个时候，残忍杀害了夏冰清的凶手易春阳，才真正地浮出水面。在了解到整个过程之后，冉咚咚倍觉感慨：“冉咚咚想他们都把做这件事当成做生意，徐海涛是这么说的，吴文超也是这么说的，每个人都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夏冰清的命是一件商品。”很大程度上，与其说这种感受是属于冉咚咚的，莫如说更是属于作家东西的。借助于如此一种真切感受，作家把犀利的批判矛头对准带有一定邪恶性质的资本逻辑的同时，也对准了现代社会普遍的人性冷漠。只要我们回顾一下错综复杂的夏冰清被害案，就可以对金钱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力量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徐海涛之所以愿意帮着自家叔叔徐山川解决夏冰清的死命纠缠，是因为徐山川“借给了”他200万元。而徐海涛找吴文超想方设法策划让夏冰清远离徐山川，事先承诺的支付资金是50万元（尽管他所实际支付的金额只有25万元）。到了吴文超这里，他试图借助于刘青的力量而促使夏冰清离开徐山川，先后两次一共支付的资金是10万元。到了此案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即刘青委托民工易春阳解决问题的时候，所支付的酬金，就剩下了1万元。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夏冰清这个靓丽的青春生命，在几经周折、层层剥离之后，其价值竟然只是区区的1万元。我们一向所奉行的一个信条，就是“生命无价”，夏冰清的遭遇所构成的，恰恰是这一信条的反命题，不仅“生命有价”，而且最终还只是区区的1万元。一边是一条活色生香的青春生命，另一边是冷冰冰的数额，面对这样一个极不平衡的天平，我们无论如何也都不能不感慨于人性的极端冷漠了。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用这种“层层转包”的方式来量化价值，那现实人性的冷漠与沉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在另一方面，诚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几乎所有人都是自觉顺从的卑躬屈膝者。为了获得相应的金钱回报，几乎所有人都会想方设法，甚至可以出卖自身的人格尊严。从徐海涛到吴文超，到刘青，再到易春阳，这些与“大坑案”紧密相关的人物，全都被经济利益的某种隐秘但却巨大的力量驱使着。更进一步说，此案的被害人夏冰清，也同样是金钱的顶礼膜拜者。倘若徐山川不是一位拥有巨额财富的资本家，那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夏冰清在被强奸后不仅忍气吞声，而且还屈尊成了徐山川的情妇。

按照一般的逻辑，既然冉咚咚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几经周折几次峰回路转后，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易春阳，而且还把他捉拿归案，整个小说也就应该告一段落。但冉咚咚却仍然有着极大的不满足，因为从案件链条初始的徐山川，一直到终端的易春阳，全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找到脱罪的理由。这样一来，冉咚咚他们所破获的这一案件，就如同“竹篮打水一场空”。正因为有着一种强烈的受挫感，所以生性要强的冉咚咚，无论如何都心有不甘：“这严重挑战了她的道德以及她所理解的正义。”事实上，作家一开始就已经做出明确交代，根据冉咚咚建立在丰富侦破经验基础上的敏锐直感，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最大的可能就是徐山川。因为冉咚咚心有不甘，所以才借助于先期发现的沈小迎与自己的健身教练偷情，以及她的女儿与丈夫徐山川血型不匹配这样一些关键信息，最终迫使沈小迎交出了一个用来录音的U盘。正是凭借这一个U盘，才终于找到了徐山川的犯罪证据。当徐海涛询问徐山川那件事到底还做不做的时候，徐山川给出的回答是：“做，不做会很麻烦，她一直在告我强奸，而且还留有我的证据。”面对着沈小迎的“背叛”，面对着确凿无疑的证据，徐山川一时恼羞成怒，口出狠言：“他恨得咬牙切齿，说早知道沈小迎监听我，出卖我，那我做掉的就是她而不是夏冰清。我想過跟她离婚，娶夏冰清为妻，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我没有离，我当初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狠人？冉咚咚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诚如冉咚咚所言，徐山川的如此一种结局，可以说是人生因果中的恶有恶报，符合中国人所谓的善恶各有其报的人生与文化理念。但如果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考虑，我对于东西的如此一种情节设计，却还是多少有一点保留意见。在我的理解中，与其一定要让整个案件水落石出，让徐山川的罪恶借助于沈小迎的“出卖”而以一种貌似“大团圆”的方式浮出水面，反倒不如干脆让徐山川的罪恶一直处于不被冉咚咚他们察觉的状态，这样不仅更合理一些，而且会强化悲剧性的审美效果，而悲剧效应似乎是文学作品思想深度的测量仪。丁帆就曾做过这样的论断，“作为‘史诗，其构成的重要元素就是其悲剧效应，它是文学作品进入深度模式的一种审美形态”。丁帆：《如诗如歌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小说评论》2021年第2期。在《回响》中，一种悲剧的质点在于，冉咚咚他们虽然经过百般周折后终于使得案件告破，但因为位于链条终端的易春阳被诊断为间歇性精神疾病患者，而使得他们的所有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原因在于，如此一种类似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看似“了无意义”的“无用功”，在强化《回响》悲剧效果的同时，也更是把表达的方向直指人生的某种虚无本质。

然而，尽管《回响》有着对推理小说元素的明显借用，但作品却终究不是一部推理小说。从艺术结构设计的角度来说，带有鲜明推理色彩的这一部分，也只不过是整部长篇小说的半壁江山而已。推理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另外一端的心理勘探部分。对此，东西自己在“后记”中说道：“本次写作的难度是心理推理，即对案犯、主人公以及爱情的推理，而这样的题材又如何与现实与阅读者产生共鸣？既不能写成猎奇剧，又不能写成简单的感情戏。为了找到平衡点以及有机的结合方式，我制定了十一字诀——‘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爱情。有了这个口诀，我就着手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在犹犹豫豫地写第一章的时候，我忽然得到灵感：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形成‘回响。这么一路写下来，我找到了有意思的对应关系：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幻觉与真相、罪与罚、疚与爱等等。李叔同先生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由此引申，小说的奇数章便是主人公的‘念念不忘，偶数章就是她的‘必有回响。心灵是现实的回音，善恶爱憎都有呼应。当以上灵感渐渐浮现后，我的写作自信心才得以确立。”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东西以上创作谈的有效性。在以上的这番话语中，东西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出发，在强调《回响》由案件的推理和侦破、感情心理的挖掘和勘探两条不同的结构线索有机组构而成的同时，也给出了“回响”这一小说标题的由来及意义含蕴。尽管时下有一种论调，认为作家的创作谈或因其“欺骗性”而不可轻信，研究者需得对其做深入的辨析，但结合整个《回响》文本，我觉得，东西如此一番“夫子自道”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在我的理解中，《回响》尽管有着足够充分的推理小说元素，但却仍然不能被归类于推理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文本中那些以冉咚咚的情感世界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偶数章的存在。更进一步说，整部小说艺术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包括冉咚咚在内的若干人物形象的心理世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精神分析。

仅就文学领域而言，大凡称得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少不了会有精神分析元素的强有力支撑。“精神分析是20世纪最强劲的冒险，一种新的弥赛亚。”“城市化现象日渐兴盛之际，精神分析是内心的革命，没有国籍，没有边界，建立在重现希腊罗马重要神话基础上，继承了德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法〕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精神分析私人词典〉引言》，第2页，罗琛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考察，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人物形象，首先是女主人公冉咚咚。如果说面对着“大坑案”，冉咚咚的侦破对象是真正的杀人凶手，那么，面对着冉咚咚这一人物形象，作家东西试图堪破的，就是她那同样复杂的精神世界。具体来说，冉咚咚的精神焦虑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与侦破过程的受挫感紧密相关。比如，冉咚咚的丈夫

慕达夫在发现戒烟很久的妻子不仅偷着抽烟，而且还偷偷地服用“百忧解”的时候，迅即就判断出她的侦破工作遭遇了障碍，强烈要求冉咚咚一定要去看精神科医生。虽然冉咚咚申明自己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甚至明确表示，如果慕达夫能够替她保密，她甚至可以做出让步：“甚至可以原谅你的出轨，甚至可以不离婚。”然而，同样格外敏感的慕达夫，却因此而认定她的心理问题已经严重到了“竟然拿自己的婚姻跟案件捆绑的地步”，也因此，他给出的态度就是：“宁可你离婚，我也要让你先把病治好。”在接受医生心理测试时，尽管因为冉咚咚知道怎么样回答才能得高分，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个过程中他们夫妻俩围绕冉咚咚是否就医问题的较量本身，就充分说明着冉咚咚因侦破受阻而导致的精神焦虑现象的存在。因为已经明确意识到“大坑案”侦破的艰难已经对冉咚咚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困扰，所以慕达夫才会对自己了如指掌的妻子一再提出去看心理医生的建议。细细考察小说中夫妻两人的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倘就其中与“大坑案”的侦破紧密相关的那些内容来说，断言冉咚咚由于案件侦破的艰难而导致相当严重的精神焦虑，应该是一种确凿无疑的事实。

但敏感的读者已经能够意识到，令冉咚咚精神焦虑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她所承担的案件侦破工作。“大坑案”的侦破工作之外，更令冉咚咚焦虑不已的，其实是日常生活中，她和已经成婚多年的丈夫慕达夫之间的情感问题。问题出现的时间，应该与“大坑案”的发生同步。那天晚上，本想向妻子求欢的慕达夫意外遭拒，原来，致使冉咚咚烦躁不已的原因在于，她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竟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慕达夫在蓝湖大酒店的两次开房记录。因为慕达夫关于开房和朋友一起打牌的几次“招供”都被冉咚咚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是在撒谎，所以，慕达夫就开始失去冉咚咚的信任，被冉咚咚怀疑出轨。他们夫妻间一场与“大坑案”的侦破几乎同步的情感危机，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其严重程度，甚至达到了连被询问的沈小迎都可以敏锐发现的地步。正所谓“旁观者清”，尽管沈小迎的身份是涉案人物的家属，但她所犀利发现并指出的，正是如同冉咚咚这样一类由于特别醉心于本职工作，以至于其正常人性都被扭曲异化了的某种精神状态。不信任别人，敏感多疑，自我估价过高或者说自以为是，如此一种“偏执性人格障碍”，正是冉咚咚此类优秀警察的职业病。可怕之处在于，冉咚咚他们在很多时候甚至会将这些职业病带入日常生活中而不自知。她因为意外发现丈夫在蓝湖大酒店的开房记录而一口咬定慕达夫出轨，就可以被看作此种职业病发生作用的结果。

与冉咚咚由感情危机所导致的精神焦虑紧密相关的，有两个精彩细节不容忽视。其一，是所谓的情感三阶段理论。在思考自身所面临的情感危机的过程中，冉咚咚创造性地把自己和慕达夫的情感过程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香糖期”：“第一阶段为什么叫‘口香糖期？灵感来自于徐山川家保姆的形容，即‘他们就像一坨嚼烂了的口香糖，撕都撕不开。”“第二阶段，她称之为‘鸡尾酒期，指她怀孕到唤雨三岁这段时间，她对他的感情被唤雨分享了。”“这一时期他们的爱就像鸡尾酒，即母爱父爱以及爱情亲情全搅在一起摇晃，傻傻地分不清。”“第三阶段她命名为‘飞行模式期，时间从唤雨六岁至今，她似乎把爱情给忘了，就像手机调至飞行模式，虽然开着机却没有信号。”正因为冉咚咚明确意识到自己和慕達夫的情感状态已经处于第三阶段，也即所谓的“飞行模式期”，所以她在断定自己已经不再爱慕达夫的情况下，才公开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此后，他们之间的情感虽然也还几经反复，但最终的分手却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必然结果。另外一个精彩细节就是，一直等到“大坑案”被彻底侦破，冉咚咚才在慕达夫相关话语的强烈刺激下意识到，所谓的出轨不只是慕达夫的问题，而且也与自己紧密相关。当慕达夫振振有词地指出冉咚咚其实早就喜欢邵天伟，只是因道德约束把感情压住，进而怀疑自己出轨时，冉咚咚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在此前的叙事过程中，由于作家把探究慕达夫是否真正出轨的权力完全赋予冉咚咚，我们的关注点一直在慕达夫身上。当然，连同冉咚咚自己在内，此前也根本也没有意识到，她很多时候其实是在“贼喊捉贼”。是她自己，在甚至不为自己所知的潜意识深处，早就“精神出轨”邵天伟了。不管怎么说，如此一种出人意料的情感或意识翻转，都应该被看作作家的精神分析功夫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从冉咚咚的这种真切体验出发，东西总结并提出了“疚爱”这样一个语词。借助于这样一个由东西自己创造的语词，表达出一种普遍意义上与愧疚心理紧密相关的情感关切。所谓的“疚爱”，其有效性不仅仅是针对冉咚咚一个人的：“她（指冉咚咚）没想到由内疚产生的‘疚爱会这么强大，就像吴文超的父母因内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兰因内疚而重新联系刘青，刘青因内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阳因内疚而想要给夏冰清的父母磕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东西这部《回响》的主要价值之一，就是借由这一场一直在“层层转包”的“大坑案”的侦破过程，而最终独辟蹊径地提出了“疚爱”这一重要命题。

即使面对着由扑朔迷离的案件和家庭情感的缠绕所造成的双重精神焦虑，冉咚咚却也能够凭借自身强大的职业意志，排除并战胜一切障碍，不屈不挠地层层剥茧，最终使得这一复杂的案件水落石出，不仅找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易春阳，而且还挖出了徐山川这位隐藏在幕后的主要策划者，充分地张扬了社会正义，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人民警察。

其实，冉咚咚之外，其他一些人物形象，比如慕达夫、卜之兰、刘青，以及吴文超等，也都可以展开相应的深度精神分析。惜乎篇幅有限，此处不赘。当然，与此紧密相关的另外一点是，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觉到，其中遍布着若干杰出心理学家的名字，以及相关的各种心理学名词。单只是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出东西在小说写作过程中到底在心理学方面下了多大的功夫。

在充分肯定小说在精神分析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东西也还有着同样深切的社会关怀。更进一步说，我们这里的所谓社会关怀，就是指东西通过相关人物的事迹书写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比如，“大坑案”的直接受害者夏冰清。夏冰清从本市的医科大护理系毕业后，原本在二医院妇产科做护理工作。一方面因为和母亲在一个科室，另一方面更因为她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便在三年前辞职北漂。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实际情况却是：“事实是他们的女儿就住在离他们不到五公里的半山小区，却假装人在北京。”然而此后的事实充分证明，夏冰清父母对女儿的境况并非不知情。借助于最后一个不无离奇色彩的“假北漂”细节，东西在折射表现大学生就业困难这一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是集中思考、表现了当下时代普遍的子女叛逆的问题。毫无疑问，夏冰清之所以一定要辞去现成的工作一个人去闯荡天下，正与父母对她人生的过度干预紧密相关。若非如此，那她后来应聘迈克连锁酒店北京分店的管理员无果、被徐山川强奸、签订屈辱合同，以及后来的被杀身亡等一系列事件，就都不会发生。

再比如，那位真正的杀人凶手易春阳。易春阳的老家易村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山村，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村里如同易春阳这样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到外面去打工了。从易父口中了解到，易春阳其实是一个孝子。除了最近的两年多没有任何消息，以前的他其实一直牵挂着家中的父母，他寄往家里的几百元钱，都令父母感到十分自豪。这一细节所说明的，正是易村的极端贫困。这也反过来强有力地证明，易春阳为什么会为了区区的1万元便行凶杀人。在张贴通缉令时，易父竟然强烈要求在自家门口也贴一张：“从通缉令贴上的那一刻起，易父和易母便抬头久久地凝视，仿佛看久了他们的儿子会开口说话。”如此一种“淳朴”（其实是愚昧）的思子心切观念之生成，与易村的地处偏僻之间有着不容忽略的内在关联。同样值得予以关注的，还有易春阳接受委托后的一种心理状态：“没有付出，哪会有结果，明知道没结果还在傻等，原因是我想退出，想把钱还给老板，也曾想到卷款潜逃。可是我不敢跑，我是个讲信用的人，从来没骗过谁，更何况他那么尊重我。他给我借火，帮我点烟，夸我诗歌写得好，付我一大笔钱，长这么大谁对我这么好过。有些事情不经想，一想我就被他感动了……”毋庸讳言，正是在如此一种心理动因的驱动下，民工易春阳最终走向了行凶杀人的犯罪深渊。令人颇感诧异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接受委托后的易春阳，能够想到不管怎么样都应该信守承诺，但却偏偏就想不到杀人是重罪，自己将会因此而付出惨重代价（如此一种推论的基本前提是，易春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清楚，自己其实是一个无法履行法律责任的间歇性精神疾病患者）。究其根本，易春阳法律意识的淡薄，也与易村的偏僻和贫困脱不开干系。在这里，我们所真切感受到的，是东西尖锐的批判锋芒。

与以上这些社会批判相比较，《回响》这一方面的价值更突出地体现在“层层转包”过程中的人性冷漠，以及对由徐山川所代表的带有一定邪恶性质的资本力量的批判与反思上。因为这一点在前面的分析过程中已有所涉及，此处不赘。“我们认定，小说的深刻度往往依赖于小说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和这种生活的繁复，它应当涉及政治和政治寓言，涉及权力纷争和在纷争之下的个体命运，涉及‘人性的复杂和它在社会重压下的种种变形……”

①无论如何，在一部明显借鉴了推理小说艺术元素的长篇小说中，既能够对人物形象展开深度的精神分析，也能够相对充分地表达作家的社会关怀，东西长篇小说《回响》的突出思想艺术价值，理当得到我们的肯定与认可。

【作者简介】王春林，西安外國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薛 冰）

① 李浩：《作为“忧伤的造物”：卡夫卡〈煤桶骑士〉解读》，《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