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雕塑：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铁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40多年来，她为当代文学史奉献了一批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如中短篇小说《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孕妇和牛》《六月的话题》《对面》《永遠有多远》《麦秸垛》;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欲女》《笨花》等。铁凝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如同思想的雕塑，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有着不同的人性价值，成为评论家、文学史家长论不衰的学术话题。这些人物形象拓宽了小说的表达容量，从而使作品的整体叙事超越了人物和事件的元意义。本文以铁凝40年来的小说为对象，从人物塑造及其人物形象生成的时代因素、人物的社会学价值等方面，讨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及其文学史的意义。

一

小说家的智慧和想象，常常寄托在人物形象身上，作家通过他们揭示生活的不同意义，表达不同的理想、人生观、宇宙观、道德观。小说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因为人物是作家审美理想的结晶。作家在创造人物的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对社会的认知诉诸笔下的人物，让小说中的人物代替叙事者表达潜在的主体意识。即使是反面的邪恶人物，也是作家对丑恶的批判表达。关于小说中的人物与时代、作家自我的关系，米兰·昆德拉是这样解释的：“每一时代的小说都和自我之谜有关。一旦你创造出一种想象的存在，一个虚构人物，你就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问题：什么是自我？怎样才能把握自我？这是小说作为小说的基本问题之一。”〔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22页，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自我”，是指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如何使“自我”与文本中的人物形象产生关联，是作家审美表达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时代，作家所创造出的人物形象，都是“一种想象的存在”，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人物形象的最后完成必然与作家的“自我之谜”有关。40多年来，铁凝为当代文坛贡献出许多典雅的女性艺术形象，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如同一座座思想的雕塑，存于当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这些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既是时代背景的折射，更是作家审美理想、价值取向的表达。

初登文坛，铁凝就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一批年轻温柔、心明眼亮、追求山外文明，但又略带一点淡淡忧伤的“香雪”群。这个群体包括《哦，香雪》中的香雪、凤娇，《夜路》中对人心诚、有自己见解的巧荣，《丧事》中忧郁、单纯而又一心向往城市文明的朵儿，《意外》中乐观向上的山沟里的女孩山杏，《两个秋天》中善解人意的凡玉，《盼》里清新温和、时常盼望下雨的蕾蕾，《收获》中对人、对工作细致入微的胜儿，《那不是眉豆花》中温暖、善解人意的嫂子，《小酸枣》中向往爱情幸福的“小酸枣”等。这一组群体人物形象，都具有一颗善良且充满爱意的心灵。铁凝笔下的这一群可爱可亲的农村女青年形象，是香雪的延续和补充，或者是香雪的另一种变奏，她们用充满善意的心灵打量自己身边的生活，即使她们的情感受到挫折，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人性的暖和善，这种天然的人性之善，是蕴藏在中国广大农村田园里的生机，是中国传统美德内涵的彰显。英国哲学家休谟在总结人类善的形成时说：“心灵还有其他许多性质，也是由同一根源获得其价值的。”〔英〕休谟：《人性论》下册，第654页，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他所说的“同一根源”，是指由于某一类人物具有相同的生活基础而形成的性格的一致性。“香雪们”都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村，这一片厚土锤炼了她们勤劳、善良、坚忍、乐观、积极向上的品质和道德理念。这一群同类形象之所以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是因为她们为当代文学吹来了一股清新而饱含善意的风，从她们的身上，读者、评论者都直接感受到一种人性快乐的存在。在谈到这一组农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时，铁凝认为，她们是自己知青生活经验的积蓄：“那时候正因为有了她们，我觉得不那么陌生了，你的温暖、暖意从那里来的，你的那种相对的踏实感从那里来的，我觉得就是从这些女孩子身上来的。”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因为“香雪们”在艰辛苦难的知青生活阶段接纳了铁凝，农村女孩天生的温暖和善意感动了她，所以她的知青生活不仅没有陌生的感受，还具有“相对的踏实感”。“香雪们”真切、善意的人性，以及她们对待生活的温暖情怀，为铁凝的早期小说创作提供了清丽而明亮的诗意想象。而《哦，香雪》的出现，把这种善意的情感思维推向高潮，使这一组人性中自然的、固有的善的群体人物，成为当代文坛上其他人物形象不可替代的群体雕像。

在这个群体中，香雪无疑是具有典范性的人物形象，是文学史上美的内蕴的象征，是善的人性的光芒在乡村文明中的诗意表达。由于火车上的山外来客对香雪的信任，灵魂清纯的香雪认为乡村之外的世界或许更美丽，所以她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对山外生活的向往。但是她没有意识到，正是她的朴素和纯洁感染了列车上的乘客，人们对她的信任是基于她的善良。小说这样描述道：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纯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纯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方。铁凝：《哦，香雪》，第139页，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87。

从这一段叙事文字的信息中，不难看出，香雪是台儿沟少女之中内敛、腼腆，“话不多”而“胆子又小”的一位，但她又是火车在台儿沟停留一分钟的时间里，“做买卖”的“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这似乎是一种悖论。按常理的逻辑推测，买卖做得好的都应该是能说会道的人，但是，香雪用最纯正的善良颠覆了这种常见的对买卖关系的认知，而且她不是故意去撕裂这种贸易方式，只不过无意中她原始的温暖情怀感染了顾客。她“那纯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所有人，这个纯净如水的女孩子不会骗人，她原初的赤子面孔，她美丽“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都在提醒顾客，她永远是值得你信任的陌生人。这其中固然有善有善报的伦理逻辑，但问题的关键是，香雪的善没有任何人为掩饰的因素，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原初的情感。

发现并塑造“香雪们”这一组善的群像，是铁凝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关于“香雪们”的发现，铁凝在创作谈《我愿意发现她们》中这样说道：“文学需要真诚，艺术上的发现更需要赤子之心。不左顾右盼，不朝三暮四，才能得到最珍贵的东西。”铁凝：《我愿意发现她们》，《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为了寻找“香雪们”，铁凝多次深入农村，从心灵深处体验“香雪们”的生活，将“香雪们”对人生的看法、对社会的诉求，融化于自己的内心，再用形象化的技艺，将她们置于善的道德平台，抽取她们赤子之心纯朴的精神内涵，使这一群雕像在文学史上获得永生。在铁凝农村小说的艺术世界里，“香雪们”的慈善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她们的心灵知觉来自善的土壤。热爱生活、善待他人，是她们心中不灭的人生理念。《孕妇和牛》中的孕妇从山里走向平原，是“香雪们”实现人生理想的一种解答。孕妇包容一切的善意，如同一曲清澈的歌谣，蕴含着“香雪们”从深山走出来之后再走向未来的远景理想。而快乐、温暖的小说主调，则是“香雪们”思想成熟的根基。当然，“香雪们”最终都要从封闭的大山里走出来，当她们与山外的现代文明相遇后，她们的人性中的善会受到负面价值的浸染，但她们原初人性的朴实、勤劳依然会闪烁着善意的光芒。铁凝于1995年创作的《小黄米的故事》，就是“香雪们”走出山村后的生活现实。这个从更深的深山里走出来的小黄米，16岁时才知道酱油，在“哪里有酱油，哪里就文明”

的人生信条指导下，小黄米成为路边小店的暗娼，但是与生俱来的勤勤恳恳、面对弱小者所表现出的善意，依然是小黄米的主体性格特征。《麦秸垛》中的大芝娘、《秀色》中的张二家的及其女儿张品，则是“香雪们”品格的升华。大芝娘有着泥土一样坚韧的品格，虽然被丈夫遗弃，但她几十年来始终坚守村庄，从没有忘记自己给大地应尽的义务，甚至希望通过生命的繁衍来完成这种本能的责任。张二家的与她的女儿张品，为了全村的村民能够有水喝，不惜用身体留住钻井队的技术员，这是一种大我的责任心的体现，这种为了全村人摆脱贫困而自我牺牲的壮举，是人性的大美。走出大山，融入现代文明，是“香雪们”梦寐以求的希望，但是大山之外的文明总是让她们束手无策。《青草垛》中的十三苓带着“另一种人生的追求”走出大山，但是她并没有实现想象中的理想，除了做没有灵魂的“黄米”，她别无选择。但是，十三苓的内心却是纯洁的，至于后来成为精神病患者，则是作家对所谓“山外文明”的质疑。走出大山的“香雪们”所遭遇的不公正的人生境况，表达了作家的一种困惑与焦虑，一方面“香雪们”渴望山外的文明，但是走出大山后，山外的工业文明又总是污秽了她们原始的纯洁。

大山之外的残酷现实或许会使“香雪们”的现实人生发生重大转变，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之下，她们的精神会钝化，甚至堕落，但她们人性深处的善意却不会褪色。因此，铁凝笔下的“香雪们”这一组思想雕像的社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她们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人生的行为模式，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原初的善和美的价值观。有“香雪们”的存在，生活就有温暖，当代文坛人物形象画廊的群像谱，才更具有多元性、丰富性的审美特质。

二

城市是铁凝生活的起点，也是她安身立命的生活空间。如果说乡村的“香雪们”铺垫了她小说善的伦理基调，那么城里的安然、苏眉、陶又佳、尹小跳、尹小帆、唐菲等年轻的女性形象，则是城市现代生活情感的复合物。如同现代城市五彩缤纷的生活氛围，铁凝笔下的这群都市女性作为社会符号的代码，都与她们生存的时间和空间有着重要的逻辑关联。关于时间和空间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纯粹时间根本就不是时间——它是瞬间的感觉，也就是说，它是空间。通过人物不连续的出现，迫使读者在片刻时间内空间地并置其人物的不同意象，这样，对时间流逝的体验将与他们的感受完全连结起来。”〔美〕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第15页，秦林芳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纯粹时间”是作者空间观念的体现，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由于社会思潮、叙述者审美理想的不同，不同时代的人物形象必然带有不同的社会记号。作家对“时间流逝的体验”，往往是“通过人物不连续的出现”来思考社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塑造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由人物形象来注解时代的变化，体现社会的价值观念，表达叙述者的审美思想。

40多年来，城市作为铁凝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源头，她创造了许多有审美力度的城市女性形象。中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静、安然，《对面》中的肖禾，《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遭遇礼拜八》中的朱小芬，《伊琳娜的礼帽》中的伊琳娜，《内科诊室》的费丽;长篇小说《玫瑰门》中的司猗纹、竹西、姑爸、苏眉、苏玮，《大浴女》的尹小跳、尹小帆、唐菲，《无雨之城》的女记者陶又佳等。这些人物形象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她们身上都有着特定时代的标识，人物的符号意涵投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景象。這一群城市雕像有历史的符码，有现实的隐喻，她们的所指功能体现了作家对历史、对社会的认知和思考。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是个16岁的青年女性，安然的存在如同一面多棱镜，映照出生活的杂色本质和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面对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安然不矫揉造作，不掩饰内在的“我”，她所谓的“逆反心理”，实际是对不合理生活现象的抗拒，是表层化的自我行为。安然的内心世界与香雪一样有着天真的善，所不同的是她比香雪对世界的看法更深入，她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发现人的庸俗和虚伪。安然需要的是对自我的尊重，而不是压抑，她不希望父辈、老师用上一辈的价值观来约束自己，而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直面人生。这也是小说发表后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安然诚实、直爽、热情、爱美，刻苦学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但也有许多所谓的“坏毛病”，比如公开表示喜欢男生，反对中学教育的形式主义，不顾场合直面家长、老师的错误言行。安然的社会意义是对现行“乖孩子”的标准提出了挑战，修正了传统的教育理念，重塑了中学生中的另类形象。安然具有浓烈的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元素，是改革开放初期求实而不慕虚荣，坚守人格尊严而不唯上、不唯书的年轻一代的写照。铁凝在《我早期的小说——日文版〈红衣少女〉序》的文章里说：“它所以打动人们，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人刚刚释放开心灵的禁锢，而一个几乎是全新的、未经污染的少女的‘跳出，振奋了人们久已麻木的想象，也清洗了蒙在人们心头多年的灰尘。”铁凝：《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第2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与“香雪们”一样，安然也有一颗赤子之心，只不过她透明的率真、自然的心性，是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旧的价值观念的较量方式体现出来的，因此，她的行为洗涤了“蒙在人们心头多年的灰尘”。安然敢于创新、善于发现的性格特点，是对时代语境的聚焦，具有引导社会潮流的先锋作用。安然的另类意识还表现在她对待生活满不在乎，没有丝毫典雅端庄的“淑女”样。“她是个地道的女孩儿”，可是“她爱和人辩论，爱穿夹克衫，爱放鞭炮，爱大声地笑，有时还爱趁人不备吹一两声口哨”。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第6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这些所作所为完全是少年男孩子们的行为，可是又时常发生在安然的身上，这虽然是表层的描述，但恰巧证明了这一形象的超群性。

陶又佳是安然的升级版，也可以说是长大了的安然。长篇小说《无雨之城》中的陶又佳是爱、自由、责任的化身。作为一个离异的单身女记者，她在30多岁的时候大声喊出了“我要真正的爱情”的口号，可是她的爱情是失败的，于是慵懒地面对生活。直到遇到锐意改革的副市长普运哲，她潜伏在内心的激情再次被点燃。虽然普运哲是有妻室的领导，但这并没有成为陶又佳追求普运哲的障碍。陶又佳为什么钟情于普运哲，而且也深深爱着普运哲，难道是为了从普运哲那儿获得金钱？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她并不缺钱，而且对钱没有太大兴趣。那她是钦羡普运哲手中的权柄吗？也不是，因为她从未要求他办过一件事。她自始至终都没有为自己、为亲戚朋友找过普运哲，而是努力保护着他们爱情的纯洁性。普运哲要她等，她就默默等待;普运哲要她陪他去北京出差，以便异地重燃情欲之火，她就想方设法争取去北京采访的机会，夜深人静时才偷偷摸摸地来到他的住所见面。当普运哲要竞选市长时，陶又佳一次又一次将爱的欲火熄灭，坚韧地压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尽量不与普运哲联系，躲藏在他的身后理解他、支持他。陶又佳的爱如此简单又如此轰轰烈烈，世俗的伦理观念无法诠释这个人物的爱情观念。陶又佳的这场永远在路上的爱情，扩充了爱的内涵，是她的灵魂的纯洁性重构了关于爱的社会意义，她的爱给社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是美的情感的发展和升华，是灵魂本真的欢乐表现。爱·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非常肯定地说：“小说的角色是人”，而且“小说中的虚构成分，并不在故事，而在于那种由思想发展成外在行动的方法”。〔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40页，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福斯特所说的“人”不是指纯粹的人物形象，而是指人物的人性所彰显的思想力度，即作家创造人物过程中“外在行动的方法”。陶又佳与普运哲的爱情故事，暗示了她的付出与获得不成正比，但是，她又不是为了在这场没有结果的爱情中实现自我救赎，她不需要疗伤，她是以人性的光芒显现灵魂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说，陶又佳是中国当代文学女性形象中的一座崇尚真爱的雕塑。

《大浴女》是一部张扬人性本真的大书，对人性的质询既纯粹又有深度。作品以物质贫困、精神无聊的社会时代为大背景，以尹小跳、尹小帆、唐菲等同龄女性为描写对象，用缤纷的笔调叙写了她们在肉体与灵魂的纠缠过程中，所显现出的生气盎然的人性世界。尤其是主人公尹小跳，她对灵魂纯净性的苛刻要求、对道德尊严的坚定维护、面对人生起伏跌宕时一次又一次的道德自省自律，堪称特殊时代的城市女性中一座倔强而又颇具真性情的塑像。王蒙认为：“书里的主人公尹小跳是一个有强烈的几乎是超常的生命力的人，包括智慧、热情、道德感和对生活的感悟能力。”王蒙：《读〈大浴女〉》，《读书》2000年第9期。尹小跳“超常的生命力”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爱情的背叛、友人的欺骗、母亲的出轨，她都可以理性而坚强地面对，虽然内心并不认同，但依然以宽容悲悯的情怀对待这一切。生活的困惑、人生的劫难、世俗的冷嘲热讽，并没有打败尹小跳，她自始至终都保持超然的清醒，智慧地处理来自现实社会的难题。当然，叙述者在小说中为尹小跳预设了善的忏悔，比如关于尹小荃的死，客观上并不是她造成的，但由于行动上的“见死不救”，使她一直有原罪感，这样的叙事是对人物形象原生善良的界定。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众多城市女性形象画廊中，尹小跳是一个复杂而美丽的存在，她用善意的智力开启灵魂的拷问，以自我救赎的胸怀完成了人性的自我超越。

铁凝笔下的城市女性谱系中，司猗纹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典范。作为《玫瑰门》的中心人物，司猗纹具有多义性。她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几个重要时代，在不同的时代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不同的审美价值。作为大家闺秀的她，有着显赫的家世，在军阀割据时代，不仅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父爱母慈，是善良和真诚的形象代码。到了学生时代，她憧憬革命理想，受恋人华志远的启蒙，向往自由公正的“那个世界”，甚至不顾父母反对，把热血青年带到家中，把自己的女儿身献给了她的革命精神导师华志远。但是，由于社会动荡，人世沧桑，司猗纹逐渐从一个善良的、同情革命的女青年，慢慢变成邪恶的符号代码。作家着力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在不同时代的人性变化，目的就是阐释司猗纹怎样从一个热情洋溢的知识女性，一步一步走向“恶母”的人生轨迹。要了解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就要将她的整个人生联系起来诠释。由善到恶，由天使到妖婆，是司猗纹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矛盾冲突的再现，她内心的忧虑、她各个生命时段的创伤，是社会对她的不公正造成的。司猗纹作为一个存在的生命个体，以自己温柔的生命之躯对抗社会矛盾的激流旋涡，在社会历史的风浪里摸爬滚打，追寻着个体生命的尊严。司猗纹的人生历程跨越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她的人生与社会大环境紧密相连，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司猗纹形象的意涵有着较大的差异。学生时代的司猗纹是纯真、崇拜革命者的形象;嫁入庄家，因为公婆不待见，丈夫的粗暴肆虐，邻居冷嘲热讽，她又成为报复家庭的“变态”女性;“文革”时面对小将们的批斗、革命者罗大妈对财产的掠夺，司猗纹为了生存，只能以虚伪、卑劣的方式求得一点生活的空间。可以说，社会的阴暗与人间的丑恶，迫使司猗纹从一个充满善意、智慧的女性蜕变成恶劣、阴险的女性形象。歷史的重负压抑她脆弱的灵魂，现实的艰辛扭曲了她人的本性，最终成为虐人与自虐的符号。为了生存，为了活着，由善而恶是司猗纹别无选择的人生之路。从勇敢到怯懦，从自欺到欺人，从唯美到萎缩，是司猗纹的双面性格，同时也是这个女性形象复杂多变、飘然不定的审美内涵。

三

铁凝笔下还有一类介于城市与农村的知青女性形象，她们把城市文明带到乡村，成为新一代城乡结合的文化女性。铁凝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主要有《夜路》《东山下的风景》《村路带我回家》《远城不陌生》《四季歌》《麦秸垛》等。作为知青阵营中的作家，铁凝描述女性知青心灵的小说虽然不是很多，却极具有代表性。比如《村路带我回家》中的乔叶叶，《麦秸垛》中的杨青、沈小凤，都是知青文学中的形象典范。她们从城市走到农村，经过广阔天地火热生活的锤炼，铸就了意志坚韧的品格。城乡文化共同孕育了这类形象，这一群女性雕塑，是“城市/乡村”文化内涵的诠释者。

《村路带我回家》发表于1984年，这是知青文学在文坛最活跃的时期，众多从乡村返回城市的知青作家以自我内在的精神挣扎，向广大读者控诉所谓“流放地”的血与泪。而铁凝的中篇小说《村路带我回家》却选择另一种表达策略，以知青乔叶叶永远“扎根”农村为叙述视角，重塑了读者心目中的知青形象。在铁凝笔下的女性人物中，乔叶叶是一个中性人物，她上山下乡并不是为“炼一颗红心”，而是一种从众心理，认为同学们都要到广阔的农村去，母亲也要她去，于是就随大流成为知青的一分子。这个遇事没有主见的女性，为人朴素，做事踏实，性格中有懵懂自然的天性特征。当知青们为了返城而绞尽脑汁时，乔叶叶却意外地在农村“扎根”。她不知所然地来到农村，又糊糊涂涂地嫁给农村青年盼雨，盼雨去世后，她拒绝了当年的知青组长、已经大学毕业在城市做了干部的宋侃的求爱，而接受了一心带领村民致富的农村青年金召。乔叶叶与众多的热血知青形象不同，她的永远“扎根”并不是基于伟大的理想，她虽然也按照曾经的恋人宋侃的指令在农村等了他四年，甚至觉得她从肉体到灵魂都属于宋侃。但是当她回到城里时，又觉得城市不合适居家过日子，反而觉得东高庄是心灵的栖居地，金召才是她应该一生相守的男人。这个女性形象是知青中的另类，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她不是教化乡民的启蒙者，而是乡村日常生活的融入者，是被“广阔天地”彻底改造的新一代农村女性。在乔叶叶的内心深处，守护东高庄的棉花地，是她平生最大的理想。《村路带我回家》将女知青乔叶叶融合在农村的生活之中，跳出了知青小说的普遍叙事框图，即“下乡/接受改造”“愚昧/逃离村庄”。无论是当年听从团支书尤瑞阳的话“上山下乡”落户农村，还是知青返城大潮时淡定地留在东高庄，对知识青年乔叶叶来说，都不是什么远大理想，而是自我身份的合法性确立。乔叶叶这个符号打破了“城市/乡村”的等级结构，缩短了“农村/城市”之间的差距。乔叶叶扎根农村并非文明规范的结果，也不是主流意识导向下的觉悟，更不是一时的豪迈情感之使然，而是她从肉体到灵魂都溶解进东高庄的棉花地，是天性的自然结果。这正是《村路带我回家》在知青文学中的不同凡响之处。铁凝说：“我对乡村的真正情感源于我插队四年又返回城市之后，地理距离的拉开使我得以经常有机会把这两个领域作相互的从容打量。”铁凝：《写在卷首》，《铁凝文集2：埋人》，第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这种有距离的对乡村的再次“从容打量”，就是乔叶叶这一女性形象的社会价值的再现。

《麦秸垛》是在文化寻根的思潮背景下发表的小说，作品以女知青杨青、沈小凤与陆野明的三角恋爱为描述线索，从女性的原初情感切入，追询女性身体与女性意识的觉醒，见证人生命运的沉浮，拷问不同恋爱观的生存价值。初到端村，乡下女人大芝娘的言行举止、生理表征，是杨青女性意识成熟的一种旁证，无论是出于城里人对农村的困惑，还是“城市/乡村”双重身份的间离，杨青都在大芝娘这一符号的牵引下，理解了生存与土地的分量。对于从城市来到端村的杨青而言，大芝娘身上凝聚了乡土女性所具有的原初生命力，是如此朴实而有力，在大芝娘的影响下，杨青也有了原始的生命欲望。

初来端村，对农事一窍不通的杨青总是“专等大芝娘拉她”，她不仅惊讶于这个40多岁的农村妇女内在的“热量”，而且对她身体的粗壮、丰硕也心生向往。在大芝娘“鼓鼓的胸脯”召唤下，杨青终于有了干农活的劲。但是，杨青并没有理解大芝娘灵魂深处关于爱与繁衍后代的性爱内涵，只是感觉到大芝娘的外在行动似乎“劫了她”。她没有從思想上进入大芝娘的欲望世界，虽然来到乡村，但城市的传统文明规约了她人性的道德意识，所以在处理与陆野明的恋爱问题时，杨青始终理性而又得体。

《麦秸垛》中的城市知青杨青的肉体内有大芝娘泥土一样的丰饶欲望，但内心里人性的本真爱欲却是缺席的，她外在的生命力可以被大芝娘召唤，但情欲之门却始终关闭。杨青的恋爱观受制于城市文明道德准则的规约，她与陆野明的爱情行为始终在这种所谓的文明规范下进行。在这种伦理规约下，杨青对陆野明更多的是“驾驭”，一种幸福的“驾驭”，“驾驭”爱情是杨青这一形象的生命本质意义。“麦积垛”作为“爱/性欲”的符号，是原初情爱的象征，杨青则是“麦积垛”下以文明规约为借口而对男性实施精神占有的典范形象。

沈小凤虽然也是知青，但她与杨青只是在文化背景、时代要素方面具有共时性。沈小凤对陆野明是真爱，而且爱得疯狂，为了所爱之人，她愿意付出一切，甚至女性的贞操。明知道陆野明不喜欢自己，但沈小凤总是寻求各种理由让陆野明知道自己深深地爱着他。这种极其原始的、不计后果的爱，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如果说杨青在身体的发育成长期受到大芝娘外在形体的启蒙，那么沈小凤则是在人性的灵魂深处接纳了大芝娘的爱欲理想。当她对陆野明的单相思在“麦积垛”下实现肉体的飞跃而被发现时，面对县知青办的审讯，两个人的态度截然相反。沈小凤是因为爱陆野明，“想占住他”所以才有了实质性的行为。审问者说她太没有自尊，她却坚定地回答：她有自尊，因为她只与陆野明一个人好，发生肉体关系只是爱的表达方式。陆野明理由则是：“因为我歪腻她！”也就是说，沈小凤的爱是真性情的、放纵性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陆野明则是不堪忍受沈小凤明目张胆的进攻，所以才有了“麦秸垛”下的媾合。

在端村这块古老而内蕴深厚的土地上，沈小凤深得大芝娘的精神真传。她们虽然在知识文化内涵的层面上具有较大的差距，但叙述者有意识地忽视这种差异，而是寻找女性本原情感的共性，实现女性身份与情感对生命和人性的扩充。当不能得到真爱时，她们为了给自己，也给生存的大地有一个满意的交代，都向男人提出了唯一的要求：与所爱的男人生个孩子。表层上看，她们是以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来填充内心的空虚寂寞，是为了让爱的结晶在她们身上得以延续，让未来的人生更加圆满。实际上，这是女性对人性爱欲的敬重，对生命在自己体内得以延展的渴望，是一种女性母爱的本能情怀表达，希望所爱者在自我生命的轮回中重新点燃人生的火焰。大芝娘和沈小凤都乐于接受爱而不能获得的痛苦，她们以自己的生存方式化解无爱的仇恨，她们这种悲壮的人生行为，与“愚昧/落后”无关，而是从理性层面直面爱而不得的结局。正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在铁凝看来，所谓女性的本原性，就是女性与生俱有的品性，无论女性所面对的社会给她设置了怎样的处境，她都会以女性的方式去面对。”

①《麦秸垛》就是从人性本原的角度去质询女性的命运，将人物置于“理性/欲望”的视角，彰显人类繁衍生命的生存意志。大芝娘与沈小凤能够坦荡面对社会带给她们的人生处境，承认女性自我的本原欲望，以生育后代来实现人性的救赎，这无疑是当代女性人物画廊中最光芒四射的人物类型之一。

铁凝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性格鲜明，内涵深厚，象征意义丰硕。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往往是传统意识与现代文明水乳交融的结晶，大大拓宽了当代女性形象的思想表达疆域。这些人物形象描述，既是表达自我的符号特征，也是冲破男权樊篱的内在言说。而笔者所做的，仅仅是将这些典范人物进行类型化分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作者简介】李骞，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薛 冰）

① 贺绍俊：《铁凝评传》，第88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