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心态·立场——华北革大时期沈从文述论

朱洪涛

——华北革大时期沈从文述论

朱洪涛

一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沿用之前的大区制度，设立了六大中央局，分别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之匹配设立了大区级革命大学。大区级革命大学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南方大学等。

一九五○年三月二日沈从文进入位于北平城内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思想学习，编入五班二组。渊源甚深的华北大学组织框架是四部(一部政治学院、二部教育学院、三部文艺学院、四部研究院)、两院(工学院、农学院)、一馆(图书馆)。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华北大学研究院于一九四九年四月设立政治研究所，接受高级知识分子和较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入学。该研究所不对外公开报名，据资料记载，“四部政治研究所，共招收所员三百人，一九四九年末毕业了一个班，六十余人。有数人留校执教，其余分配。尚未毕业的移交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革大)继续学习。”

一九五○年四月沈从文转入位于北京西郊西苑旧军营的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继续学习。成立于一九四九年二月的华北革大采取大量招生与严肃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它的组织架构颇为缜密：

学校组织设校长副校长教育长各一人，下设教务处政治处校务处和一个校部办公室，校部是全校最高领导机关，下设四个部，一个分校，每部设教育、组织、总务三科及秘书室，受部主任领导，每部有十个班(只第一部是九个班)，每班有学员二百五十人左右，以二十四、五人为一大组，每组分为三个互助学习小组，以作自修互助学习的单位，全班共十个大组。班是直接领导学员学习生活的基础组织，设正副班主任及干事六、七人。班主任掌握全班情况，指导学员学习，干事协助组织学员学习生活及一切课外文化娱乐活动，小组设正副组长，由同学中选举，协助班干部领导大家的学习与生活。

作为革大组成部分的政治研究院“居校之南面，有简易二层楼数栋，学员三百余人，分四个大队，下分小组。每组二十人左右，同住二楼一大间，共学习、休息。每人有一小凳，报告会均在露天广场举行，学员坐听笔记，然后回宿舍座谈谈论”。与沈从文同班学习主要是“大学教师(包括正、副教授、系主任、院长、教务长及研究员、新回国的留学生等)。一个班约百十人，分七、八个小组，男女老少都有。”“每组十多人，同住一间很宽大的楼房里。”

为了便于改造和学习，革大将不同类型的学员进行分组。“第三期学员有一千多人，共分六个班，何思源被分配在第三班。在第三期千余人中，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如曾任天津市市长的张学铭，北平守城军军长黄翔，驻法公使凌其翰等人。”革大编排方式大致分为军政界、民主人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等类型，其中文史界别的学员有李长之、钱学熙、顾学颉、何兆武、胡思杜、邓云乡、胡稼胎、楼邦彦等。

革大的目的是改掉知识分子自由散漫、轻视工农群众等问题，使之树立唯物史观、一切问题从阶级分析出发的认识。革大的学习课程也据此而设，课程“以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三个问题为主题，在配以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等学习”。总体而言，革大课程分为四大部分，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当前各种政策，共产党的建设及其历史。同时也会邀请一些领导人做报告：

朱总司令的政治形势和学习问题(在天津分校讲)，薄一波同志的政治形势，黄敬同志的人生观问题，安子文同志的介绍中国共产党，杨献珍同志的唯物史观，艾思奇同志的社会发展史，冯文彬陆平同志的建团报告，还有马列学院许多同志的班联课，宋平同志的介绍苏联青年团，刘宁一同志的世界各国情况，和中国革命胜利对于世界的影响及郭沫若先生演讲介绍苏联等。

在教学中，教员引导学员进行讨论，“在集体讨论中，鼓励人人自由发言，展开辩论。每次小组讨论后，他们在所在小组只作简要评论，以和风细雨来引导学员们提高思想认识。”特殊的学习方式以及革命熔炉的思想氛围将不少学员吸引。有的学员回忆，革大的物质条件很差，但精神生活却相当丰富。除了新颖的上课方式外，其课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我们的校园生活是在欢歌笑语中度过的。每天下午各队集中学唱革命歌曲或学扭秧歌。上大课前各队拉唱，大课中间休息，有时忽然喊‘欢迎谢添(入学前是电影演员)来一个！’他的口技表演堪称一绝，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二

革大的学习氛围对于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背景的学员感受是不一样的。沈从文进入革大听教育长的报告：

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比如我们这里一字不识的炊事员，因为出身是劳动人民，立场坚定，就容易领会马列思想和唯物论精义。同学应当向他看齐……

开学典礼的调子是大知识分子并无什么用处，站稳脚跟，坚定立场才是根本。革大注重集体分组讨论，讨论根据自修的内容，结合思想实际，联系自己进行发言，找出思想症结，这也就是报告中提到的“学习方法”：

七八个文化理论水平和社会出身都不相同的学员在一起，共同研究，准备意见，互相帮助。这种互助小组，不仅能为大讨论会议做出必要的准备，并且还培养着同学们互助友爱的集体观念。在小组讨论中提出的不能解决的问题由班里解答，班不能解答，就提到部及校部解答，有时教员也解答，不论听讲、讨论和解答问题，都强调多用脑筋，发展思想，要求真正懂清道理，反对盲目性的学习，这就需要很好地做到理论与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种具有层级性的集体讨论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而且联系实践有要求，不能涉及鸡毛蒜皮的小事搪塞过关。艾思奇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的演讲谈到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体讨论的原则，“批评是可以的，但对于个人、小事情应当少批评。联系实际很不易言，往往联系得很琐碎，此后要照顾两方面。”“以集体讨论帮助学习，有交换意见的作用。至于提出问题要有重点性，不应琐碎，一个不需要讨论的常识问题，一个人提出来讨论，徒浪费时间，也是偏向。集体学习的好处，常识经验多的人可以帮助经验少的人。”不过这种看似简单其实颇为烦难的学习方式沈从文并不能适应，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用不慎就会失当。信奉自由主义、专家理政的沈从文在思想总结中写道，“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做得不够，为的是到如今为止，还不理解胡乱批评人，对于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弄错了会有什么恶果。自我批评呢？还学不好。”“相互帮忙，我做得特别不够。学下去，也不会忽然转好的，而且学下去只是增加沉默，越加不想说话，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了。”他认为自己永远也写不对总结。

沈从文在多处写道，“我快毕业了，考试测验在丙丁之间，我自评是对于政治问题答案低能。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沈从文的成绩徘徊在丙丁之间固然有沈本人对测验内容不敏感有关，另外革大评卷方式是民主评卷，并非仅是老师个人对试卷进行评改。民主评卷是指：

其方法是学生试卷答完后，先由各部统一做出一份试题答案，作为试题的标准答案，发给各小组传阅，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参照标准答案，集体进行评卷定分。评卷时对卷的内容先加以评论分析，那些是错的，那些是对的，然后再定分。评卷定分在全班试卷评完后，按成绩好坏，将试卷公开展览。

民主评卷是民主评定的一部分，评定内容除了成绩还包括个人优点、缺点、思想意识。在集体讨论上，沈从文疲于应付，顾学颉回忆沈从文的表现是“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和大家一样，一步一趋，唯恐有失，毫不表现自己”。

革大的学习体现着“群”，其业余活动也透着群众路线的理念。学员组织各种俱乐部进行娱乐，譬如秧歌队、篮球、戏剧、歌咏。这些活动的特色是人数众多，在与人交往中，联络和熟识人，既凸显人群的力量，也彰显革命气氛的强大气场。沈从文却不大能接受，“初初来此，即为一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迫扭秧歌，三十年和旧社会种种从不妥协，但是一误用民主，便有如此情形。马列也未必想到！”他想到曹葆华的去私从公：“听到朋友说曹葆华向人说：‘做了党员真愉快，一切属于私的得失不会考虑，属于公的，有什么事就去做，就做！’我真羡慕这种使用生命的方式，‘不想到个人’的训练。”

种种群体活动，唱京戏、下棋、玩牌，从沈从文眼中看去，是一群本来毫无关联的个人现在用“群”将其联系起来，“只有用一些不相干而又有共同性的闲谈，方能联系”。沈认为在没有明白生命是什么的前提下，就把一部分生命交给“老牛拉车式的办公，完全教条的学习，过多的睡眠(一般的懒惰更十分可怕)，无益的空谈，以及纯粹的浪费，怎么能爱国”？沈从文并不太适应革大的学习方式。

三

沈从文在革大的学习状态按其子的回忆：

爸爸学得别别扭扭，不合潮流。他不喜欢开会听报告，不喜欢发言和听别人发言，讲政治术语永远不准确，革命歌曲一个也不会唱，休息时不跟大家伙打成一片，连扑克牌都不玩，老钻在伙房跟几个一声不吭的老炊事员闷坐，还把我最好看一只小狮子猫抱给他们。

“沉默学习，沉默改造，沉默接受”的沈从文给革大的炊事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些炊事员素朴善良、毫无机心的状态使他愿意与之亲近，还为此写了一篇以炊事员为题材的小说《老同志》。

沈从文进入革大学习是怀着压力进去的，据史树青回忆，“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待思想，丢掉对美国、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这种压力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压力，他们对新生政权还很陌生，担忧在未来的社会里，自己居于何等位置，从工作安置到生计维持都在考虑之列。

与沈从文相交的朋友们亦莫不如此。朱光潜在建国前当解放军的炮弹打到北河沿的时候与废名商量是走还是留的问题。顾颉刚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记载，“绍虞因言圣陶在北京，酒后辄痛哭，其中心之痛苦可知。”而且“改造”这种新词汇，他们在心理上不能接受。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说，“北平教授不愿听‘改造’，愿说是‘适应新环境。”沈从文看到儿子自传上写着“父亲在解放时神经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沈从文就对他说：“这个措词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正如妈妈，即再进步些，也不相宜。”

大环境的隔膜，周围朋友的近况，加之左翼作家对其猛烈批判一度导致精神失常，种种因素的叠加让沈从文在革大的学习有一种“无边的不安”。平心而论，革大的学习并非都是沈从文信中描绘的冗长乏味讨论，普遍的空气还是比较平和。何兆武回忆自己在革大的学习经历：

总的来说，刚解放的时候政治上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真能提出一些问题来。……就我感觉革大的学习，一来整个形势逼得你不得不做思想检查，不然过不了关，但另一方面，自己过去的思想里确实有些不正确的，比如清高，以为做教师就可以脱离政治，……

革大在方式方法上“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但对学员的考察却是全方位的。据华北革大五班一组学员名单统计，从类型、姓名、年龄、文化水平、个人成分、业务、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介绍机关、简历、思想基本特征等方面对学员进行评价。尤其是类型和思想基本特征的衡量与评价将学员进行了清晰的分割与定位。落后学员的思想鉴定是：

1.入学动机为了找职业，镀红，研究学术而来，学习态度是被动的，消极的。2.也承认改造，但在思想认识不够，缺乏自信心，对进步要求不迫切或没有。3.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看作负担，在接受程度上，是在教条上的背熟，思想上一般是没有或很少的接受(也有个别人进步较快)，在思想认识上没有大的进步。4.学习、生活是被动的，对别人批评不多或没有，对自己不批评，或随便说几句，不联系实际，发言是按文件一边倒，或固执已见，有混时间思想。5.对组织不靠近或表面上应付，孤高自赏，对我们有怀疑或瞧不起，一切是勉强应付过去。

对比沈从文在革大的文字记录，沈的表现属于落后之列是无疑了。只是思想改造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具体到沈从文身上，他自己的个性就使得他对这种集体学习、集体活动、同吃同住充满陌生与不信任感，觉得这种学习和自然离得远。后来参加土改的沈从文在信里谈到革大的学习不太自然，与其向抽象的文件学习还不如向生活学习。并且革大的改造目的是要学员树立正确的立场，然而十个月的封闭学习沈从文对立场的把握依然含糊，“我理解得已相当多，可是还不能做到用一个无产阶级立场来批判他人，来要求他人。”

从身份角色的角度来讲，对于众多名流汇集的革大政治研究院而言，沈从文只是其中一名改造者而已，相较进步、中间层的学员来说，他也没有别人表现得好。就理智而言，沈从文意识到自己与实际政治离得太远，看到国家日新月异的建设，觉得“总要慢慢习惯，世界已变了”，表示要老老实实从头学起，重新理解和认识这一新的社会形态。

在实际学习中，沈从文也时不时流露他认为不解的现象，他在文字中多次谈到个与群、国家伟大与个人渺小、人与人不易知的话题。他这种“不合时宜”的表现其实与自身气质、认识有相当大的关系，如施蛰存所言：“其实沈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恐怕他还是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

沈从文认识到思想改造的困难，想靠拢，客观上又不乏抵触，不大赞成，处于一种难以弥合的状态。而且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往往与政治立场联在一起，沈从文从生活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他应该远离政治，专心写作或问学，但在新环境下却不大能做到。

他在文字里自我反省、也自我宽慰，但不能抵消他的不安。其性格“固执又通脱，坚强兼脆弱，大方中有小气，成熟中多天真，重情分，处世知识却不平衡”，且性格内向，为人深沉，“晚七时同汉元访沈从文先生。他精神还有些恍惚，但要求进步的心很强。这种人才是可怜，过去受胡适的提拔，就无条件捧胡，今天又苦恼。丁玲说他胆子太小，可能是。……他在文学上本是有成就的，却吃了胡适辈的亏了”。多重性格的叠加，加上早年奇特经历的熔铸，使沈从文对革大这种改造模式的适应处于一种夹生和游离状态——从主事改造者来看——他依然没有坚定立场。

综上所述，华北革大作为革命大熔炉对万千学员进行回炉锻造，尤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其经验得失都为后来的改造提供了借鉴。华北革大的教育模式、管理架构、学员培养方式都带有准军事化特点，虽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空气尚属平和，但改造内容依然严肃。沈从文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从个人的悲欢离合来看，他的无奈、矛盾、不合拍对知识分子改造一盘棋而言，其实无多大影响，改造的机器依然轰隆开动。然而沈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份样本而言，他在改造时呈现的复杂纠结、柔性抗拒、小心适应都具备标本的意义。这正如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讲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个人在海船上找了一份招待的工作，有人提醒他，当船在恶劣的天气里左右摇摆时，要想不摔坏盘子就要尽量走Z字形。那人说他明白。坏天气如期而至，随即便听到摔碎盘子的刺耳声音，那位招待连同他所端的美食都摔到地板上去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听从别人的建议，他回答说：“我听了，我是照他说的做了。可是当我向左走的时候船却向右摆，而我向右走的时候船又向左摆。”伯林就此总结道：能够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行为与党的辩证运动合拍搭调——对从左向右转这个精确瞬间的把握多半靠的是直觉——那是苏联公民所能学到的最重要的诀窍。沈从文的案例说明了他对“精确瞬间的把握”依然没有完成。

(责任编辑 王晓宁)

朱洪涛，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