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的学术视野与文化关怀

宋炳辉

陈众议的学术视野与文化关怀

宋炳辉

主持人 王 侃

知道陈众议这个名字，首先是因为读了他有关拉美文学的研究文章和论著。一九八二年秋，我刚进大学不久，恰逢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拉美“魔幻”之风于是席卷中国，我辈文学青年自然被卷入这股狂风之中。因为读马尔克斯，随后又同样激动地读着博尔赫斯、略萨、卡彭铁尔……甚至还带出了更早的聂鲁达。我虽然学的是中文，但与同时代的文学青年一样，在当时和以后的外国文学阅读中，拉美文学绝对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不仅如此，我的读书兴趣从最早的古典转向当代，多少也与这股风气相关联，其中更因“老马”与“老博”被当代新兴作家和批评家们充满敬意乃至敬畏地说出的频率最高，对这两位自然倾注更多的精力和热情。好奇之下，又想了解这些作家及其所在拉丁美洲的文化与历史，不懂西班牙文的我，自然也只能依托于专家们的研究，其中“陈众议”便是一次次引起我注意的名字。

之后，随着我的专业兴趣在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两方面展开，并忝列于比较文学学科，较为系统地关注弱势民族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拉美文学自然是这一课题的重要组成。于是，对陈众议学术成就的关注就逐渐系统起来，知道他供职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是新一代西语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后来又执掌外国文学研究所，成为这一国内学术高地的中坚。他还是七七届复旦外文系的学长，自然又多了一份亲切感。这样，除其在报刊源源不断发表的相关论文外，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黄河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拉美当代小说流派》(社科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二十世纪墨西哥文学史》(青岛出版社，一九九八)、《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魔幻现实主义》(辽宁大学出版社，二○○一)、《博尔赫斯》(华夏出版社，二○○一)等论著，包括新近出版的《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二○○七)和《堂吉诃德的长矛》(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八)也先后成为我书架案头的重要参考书。

这么说来，早年的兴趣与后来的专业因素，是我这个西语文学的外行较为系统地拜读陈众议著述的两个重要缘由。但若仅止于此，我是完全没有资格谈论陈众议的学术的。当代外国文学界从业者众多，成果也颇为丰硕，近三十年来单我自己有限地浏览和参考的也不在少数，之所以想谈并且敢谈陈众议，实在是因为他的著述在同行中不仅成就卓著，扩大一点说，即便放在当代中国人文学术领域里来看，也属优异之列。他具有远远超出西语文学研究领域的开阔视野，有着对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人文忧思，对本土文化价值擢升和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切关怀和积极的参与。总之，无论是作为一个专家学者，还是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他的著述成就，他的文学与文化实践，个性鲜明，成就突出，影响也日渐广泛。

对作为西班牙文学专家的陈众议，他的具体论述和成就，除从业内同行专家那里所了解的高度评价外，我本人是无从评述的。但因对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拉美文学特别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浓厚兴趣，我或粗或细地拜读了国内学者的许多相关论著。其中陈众议所论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倒不在于他的对拉美文学的发生发展背景，对马、博两氏生平与创作之论述的系统性、完整性(这当然不在话下)，而是因为他对这两位个性各异但同样杰出的优秀作家的创造性才能的独到体会和敏感把握。比如他论马尔克斯的艺术独创性，就抓住他的“像外婆那样讲故事”的经验展开，分析其所包含的两层涵义:即“故事尽可能精彩”和“允许叙述者(和人物)相信一切”，“前者包含了情节的生动性;后者则可以说是对民族、地域乃至某种时代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的亲切拥抱”。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理解马尔克斯“从主题到情节到观念、技巧的巨大包容性”，①陈众议:《黄金定律:情节 +主题 =X》，《堂吉诃德的长矛》，第168－1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也更容易逼近所谓“魔幻现实”具体到马尔克斯笔下的独特的呈现方式。说到博尔赫斯，陈众议不止于对其作品结构中所一贯呈现的“镜子与物体、迷宫与世界、梦幻与现实、书籍与宇宙”②陈众议:《遁入虚无——评博尔赫斯的选择》，《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13日，第17版。等等对位关系的论述，而是突出博尔赫斯贯穿一生的“矛盾与偏见”，指出博氏的特点正在于其政治立场、文化态度、文学观念、艺术选择、风格倾向等方面的多变、分裂和极端化倾向，认为矛盾与分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云亦云和以偏概全”，这一思路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想，文学研究者面对复杂多变、个性各异的作家及其创作，习惯于从中寻找一种统一性，认为惟有这样才体现了研究的价值。由此，便把个性里的矛盾、变化中的差异、分裂同时的并存一概视为需要处理的对象。但是，为什么非得给矛盾、分裂的作家精神倾向找到某种统一性呢?如果矛盾与分裂是事实，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统一性不都是研究者强加的扭曲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和文学就是因为这些矛盾的人、矛盾的事才变得复杂而生动、神奇而多彩的”。①陈众议:《博尔赫斯的矛盾与偏见》，《堂吉诃德的长矛》，第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马尔克斯与博尔赫斯是陈众议特别钟情的两位拉美作家，这也是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拜读他的著述的个人原因。在他看来，他们一个“视现实为最高准则”，另一个在矛盾与分裂中遁入虚无，“基本代表了拉美文学的两个极端、两种选择”，②陈众议:《遁入虚无——评博尔赫斯的选择》，《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13日，第17版。但都以各自特殊的方式，与拉美的历史与现实发生着关联。再结合对卡彭铁尔的“神奇”与阿斯图里亚斯的“魔幻现实”的阐释，拉美文学繁复庞杂背后的基本特征就得到了某种呈现:卡彭铁尔的“神奇是现实突变的产物，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现实状态的非凡的、别出心裁的阐释和夸大”。而阿斯图里亚斯的“魔幻现实”，“尤其是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地方，譬如印第安部落，人们对周围事物的幻觉影响能逐渐转化为现实。当然那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但它是存在的，是某种信仰的产物”。③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小考》，《堂吉诃德的长矛》，第2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这不禁令我联想到陈众议的同乡先贤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所说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话。所谓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不正是在此意义上得以成立，也正可以在此意义上得以贴近理解和合理阐释么?同时，正如尼采、叔本华等现代西方思想家开启了鲁迅观察迷信与传统的眼光一样，对于拉美魔幻作家而言，正是欧洲的超现实主义等文艺资源，使他们“发现”了美洲“神奇现实”之所在。我想，陈众议在论述拉美文学的这一核心概念时，可能在无意之间受到了这位绍兴同乡先贤的精神启示吧。总之，无论是马尔克斯的包容性，还是博尔赫斯的分裂与矛盾性，还是对拉美“神奇”与“魔幻”的认知，只有像陈众议那样，以一种敏感和包容的心怀和视野去领悟和阐释，才有可能显示对象的真正独创性，也才能体会拉美文学丰富繁复的内涵。

从《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到现代西班牙和拉美文学研究，西语文学是陈众议的学术“根据地”，但他的思考和论述远不止此。他有着超出一般专家的开阔的跨文化学术视野和比较文学学术方法。我始终认为，优秀的外国文学学者必定具备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与思维方法，陈众议就是如此。这也是我喜爱他的论著，并时时为他的精彩论述而叫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首先反映在他的行文风格与习惯上。不妨随手举出几例。“当中国文人正在战争和运动的漩涡中艰难挣扎的时候，拉丁美洲文学的大洋彼岸光荣地‘炸开’了”。④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小考》，《堂吉诃德的长矛》，第2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这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考》一文的开头。在《世纪末的西班牙语文学》⑤陈众议:《世纪末的西班牙语文学》，《堂吉诃德的长矛》，第200、202 －20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一文中，作者论及上世纪西班牙文坛的“复出一代”:“单是这些名词，就不难使人联想到刚刚摆脱文字狱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随后说到“崛起一代”和同时期出现的女作家时，则又忍不住以中国“寻根派”和“我们的张洁、谌容、张抗抗、王安忆”作比。在《文艺复兴的另一个维度》中，他又以巴洛克时期的西班牙文学与魏晋南北朝文学进行比较。⑥陈众议:《文艺复兴的另一个维度——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他分析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愁容童子》，指出小说中反复出现并逐渐上升为主旋律的大江、古义人、吉诃德和童子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①陈众议:《又见大江 又见大江》，《堂吉诃德的长矛》，第3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并联系李贽的童心说和曹雪芹笔下宝玉的“蠢、呆、疯、癫、梦、幻”，将童心与神话传说的超越现实与实利性相关联。如此沟通中西经典、贯通不同文化的解读，既拉近了外国文学，也进一步阐释了传统民族艺术经典，这样的论述已经是成功的比较文学研究了。这种自然而然的、频繁而又贴切的引入本土文学现象与经验的论述思路，在一般外国文学评论与研究论著中并不多见，它需要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本土文学学养，更需要一种跨文化比较的学术眼光和对民族文化与文学的深切关怀。

我想，这种学术思维与眼光的获得，多少与陈众议所从事研究的西语文学本身的多元文化性质有关。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本来就在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文化的辐射圈内，而所谓黄金时代的西班牙文学，是十六世纪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大帝国和欧亚通商要埠之后，在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文化国度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它在历史上融入了拉丁文化、犹太希伯来文化、吉卜赛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由此催生出与众不同的伊比利亚(包括葡萄牙)文化。而从十五世纪开始的殖民开拓、新大陆的发现和中南美洲的殖民化，使多元的伊比利亚文化又与印第安文化相结合，更混杂、融会和扩大了它的文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古典、近代还是当代的西班牙语文学研究，必须在跨文化语境下展开，才能得以深入的推进。

但陈众议研究中的跨文化意识，显然并非仅仅来自于研究对象的无意识牵扯，其更是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视野。无论是讨论十六、十七世纪的“黄金世纪”，还是现代西班牙和拉美时期的文学，他都明确地在西方文学的渊源传统中，从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加以论述，并力图在史述基础上提升某种带有普适性的、对当下文学和文化发展具有启示性的因素或者命题。比如，他讨论西语文学的发生和流变，总是从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谈起;而关于“情节+主题=X”的“黄金定律”②关于“黄金定律”的论述，作者有多次论述《情节+主题“文学方程式”》，《文景》2005年第6期;“黄金定律”为《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第3编第1章，见该书第161－17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另见《方程:可能的规律》，《堂吉诃德的长矛》，第168－1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文学的黄金定律》，《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的反复论述，就是这种提升努力的体现。他把从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主要是叙事类文学)中概括出来的情节与主题的“高度统一”性，经过与恩格斯所说的“莎士比亚”性，即“情节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完美结合的典范”的对照，提升至对整个世界文学阐释的一个“黄金定律”。此外，还有关于世界文学发展趋势的“五种倾向”的概括，关于“经典性是一种背反精神”的命题，③“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由强到弱、由宽到窄、由大到小的历史轨迹，无疑是世界文学演变的规律之一。这五种倾向相辅相成，或可构成对世界文学的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多少可以说明当下文学的由来。如是，文学从模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观念取代了情节，小丑颠覆了英雄，‘阿基琉斯的愤怒’退化为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这一概括性表述，曾多次出现在他的论著中。见陈众议《下现实主义与经典背反》，《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等等，其学术价值都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领域。而他近年来领衔实施和参与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计划，④陈众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作品序列”总序》，《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更是这种跨文化视野和世界文学整体意识在学术实践中的又一体现。

陈众议所主持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设计理念，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语境下外国文学学科的文化学术功能的理解，体现了他对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观。在历史传承的意义上，他强调文学研究的“过程性”，认为“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在世界文化差异并存、多元交融的全球文化生态角度上，他认为“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及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因此，文学具有民族文化的染色体功用，“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和恒久魅力之所在”。与那些强调研究的客观、冷静而不介入的所谓“科学性”倾向不同，他明确提出要“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①陈众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作品序列”总序》，《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放下手头关于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研究的博士课题的研究，一头扎入对当代拉美文学的翻译、介绍和阐释研究中，成为国内介绍、研究拉美“爆炸文学”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之间的借鉴、交流和对话，也是其鲜明的本土文化关怀和借鉴意识的体现。

这种对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关怀和珍视，是陈众议一贯的文化学术立场。他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终究是为了借鉴，即为了我们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的拿来。”②陈众议:《绪论》，《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第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这种鲜明的本土文化立场，迥异于不少从事西学的专家们，他们往往不经意地显露出一副真经秘籍在手的样子，以价值审判者自居，对本土与当下的任何文化与文学实践，都露出一种挑剔与不屑的神情，这种表面上的客观、冷静与科学，实则是另一种的偏执与狭隘。陈众议则往往在外国文学阐释中，包含了本土当下文学实践的针对性。一方面他的确是在阐释外国，同时却又时时关注着本土现状。这种同时把外国文学研究与对本土文学的观察和体贴结合起来的做法，不仅没有妨碍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反而更好地阐释出对象的新内涵，激发出对象的新生命。这种明确的理念与有意识的方法，在当今国内众多的外国文学学者群体中是不多见的。它不仅体现在陈众议的学理性论述中，也体现在他对当代文学的积极参与上。

我揣测，陈众议是早就有一个作家梦的。他的热情，他的想象力，他对世俗现实的关注和对精神世界的渴求，原本应该在文学创作中有更尽情的呈现。如果不是一些偶然的机缘，最后走上了外国文学学术之路，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事实上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作家。现在，他一方面把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文学与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对当代文化与文学的现状与未来给予持续的关注，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承担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我颇惊讶于陈众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和熟悉程度，这种熟悉不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阎连科、莫言、贾平凹等已奠定文坛地位的知名作家，令人吃惊的是，他对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和崔曼莉等“八〇后”作家，甚至张悉妮、夏青、吴子龙和李军洋等“九〇后”新秀也能如数家珍。他对当代文学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由新媒体而延伸的文学新体裁等问题都有关注和研究。①陈众议:《下现实主义与经典背反》，《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这甚至可能令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汗颜吧。

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陈众议也是颇具特点的。他至今发表了《玻璃之死》和《风醉月迷》两部长篇小说和一批中短篇小说，这是陈众议的才情和想象力的另一种体现。《玻璃之死》、《风酬月迷》两部，是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连贯的作品，作者从叙述者的童年“文革”记忆开始，一直写到人到中年之后的“八〇后”年轻一代在新世纪的“后时代”生活，我想它们一定倾注了作者大量的心血，承载了陈众议许多人生记忆和生命体验，并传达了他对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动荡变迁的种种观察和思考，宽厚中蕴含讽喻，仁爱里包含严肃的警示。如果说从他的小说语言中，我们还可以分辨出学者型小说的某种书卷气质的话，那么作品(尤其是后者)所呈现的恣肆想象力，却是一般学者小说家所不及的。王蒙对此也给予热情肯定，认为《风醉月迷》通过对“吃撑着了的新新人类们”的种种敏感夸张行径的叙述，“表现了他的不同寻常的想象力”，甚至“把拉美文学的催化性也表现出来了”。②王蒙:《读陈众议的〈风醉月迷〉》，《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22日。我想，借助于这种想象才能，陈众议还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故事，新的惊喜。不过，我比之更看重的是，他的这种激情与想象力的投入，反过来对其文学研究和文化批判的意义。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对作家创造才能的领悟与把握，对本土当代文学与文化创造的体贴与珍视，都与这种亲身亲历的投入密切相关。

陈众议是有着大包容、大忧患的人文学者。无论是他的专业研究，还是文学写作，或者是文化批判;无论是追溯西方文化源流，还是阐发文学经典，都具有鲜明的当代忧患意识。他提示我们，在跨国资本盛行、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我们面临着这样严峻的文学和文化现实:在今天的“后现代时期，文学进入三无时代(无主流、无中心、无经典);互联网普及使今日进入了虚拟时代;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时代，正在和一个虚拟的时代并肩而行，乃至二而一、一而二，相辅相成”。③陈众议:《多元时代、虚拟时代还能造就文学经典吗?》，《堂吉诃德的长矛》，第3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而多元文化格局“对于弱势文化终究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两难性:倘使我们不注意保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力挺多元文化，就有可能被强势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主体意识、民族意识，并最终损害民族利益;但是，倘使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独尊民族文化，极有可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知己知彼地拥有世界眼光、进退中度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该是何等地重要，何等地艰难”。④陈众议:《可疑的多元》，《堂吉诃德的长矛》，第319、3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在这样的时代，文学何为?人文学术何为?处于全球化弱势地位的民族文化，又如何在发展的同时葆有自己的差异性?陈众议对这些问题耿耿于怀，并向我们提出自己的警示:文学与文化“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反映”，“既要顺乎民心，又须因势利导，这是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化人必须时刻关心和探讨的问题。这是因为，在相对、多元和个人主义的时代，重视人文研究尤其是人文导向，事关国运”。⑤陈众议:《可疑的多元》，《堂吉诃德的长矛》，第319、3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对我们这样一个尚处于弱势的民族，集体主义、民族认同和基本信仰不容阙如，否则，任何振兴复兴都无从谈起”。⑥陈众议:《下现实主义与经典背反》，《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

不仅有这些理论上的呼吁，还把这种忧患与警醒，灌注到自己的学术诠释当中。他对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的反思就是典型一例。在他看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在瓦解中世纪神学禁锢的同时，也在世俗的喧哗与狂欢般的调笑中，瓦解了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等传统价值，唤醒了人性内部的“肉欲、傲慢与贪婪”，这就是但丁《神曲》中幽暗晨曦里的三只猛兽:豹子、狮子和狼。因此，三十年来的中国当代生活，正是欧洲三百年历史的缩影。我们“只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改变了世界，同时也史无前例地唤醒内心三兽。几乎一夜之间就兴高采烈、欢呼雀跃或者嘻嘻哈哈、不知不觉地奔向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此，人文知识分子何为?陈众议认为，我们应该期待和催生中国式塞万提斯的诞生，我们的文学与文化，至少可以像塞万提斯那样，以“喜剧性的调笑来表达庄严”，“用苦笑演绎的理想主义挽歌”。他还为我们预示:“如果未来有什么伟大的思想运动，那必然是遏制人类的贪婪，而不会像文艺复兴运动这样，在解放人性的同时把人性的阴暗面一起解放出来。”①陈众议:《文艺复兴的另一个维度——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在有关经典性的阐释中，他通过对《百年孤独》的文化阐释，熔铸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积极能动、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提出了“经典性”与“经典”的内涵区分，认为经典性应是一种“背反精神”，即对时流和大众价值的背反与超越。由此提示当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发挥能动和批判精神，“背时”而动，不拘泥于狭隘的现实观而与之拉开距离，甚至于“反现实”，即像堂吉诃德、曹雪芹和马尔克斯这些真正的伟大作家那样，不仅面对现实，更应该提升现实。②陈众议:《下现实主义与经典背反》，《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

不要以为，时时被这些重大问题所困扰，并在困扰中不断思考的陈众议，并非是严肃甚至古板之人;不然，何以有其小说中呈现的那些光怪的世俗场景和丰富的想象力呢?对我来说，与读其论著相比，得见其人，是在三年前的一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他相貌的年轻与帅气，使我有点惊讶。他灿烂的笑容、诚恳的语调和专注的神情，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他的讲演，侃侃如行云流水，同时观点又总与细节相关联。这使我对陈众议多了一份了解。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的掌门人，他有着深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为《冯至纪念文集》所作的序中，他对这位前辈与前任表达了由衷的敬佩和仰慕之情:“外文所有一群与中国现代文学息息相关的大师(或者，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人不少于外文所渊源非浅)，而在我心灵的原野的一多半向度里，自远而近，早就耸立着座座高山……”③陈众议:《在我们心灵的原野上，有一条路——〈冯至纪念文集〉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冯至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从他追慕的前辈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包袱和文化追求。

但他有时又是有些天真和淘气的。二○○一年秋，他以中方东道主代表的身份为“中日女作家会议”作闭幕辞，面对台下的中外女作家，他在回忆孩童时代阅读《希腊神话》的疑惑时，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常的男孩，打架和文艺同样重要……但在快乐的阅读、梦想和感叹之余，一个奇怪的问题也便随之产生:为什么名著多由男性所作而司文艺者却皆为女神呢?”④陈众议:《成功的开端——2001年中日女作家会议闭幕词》，《堂吉诃德的长矛》，第3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台下那些女听众们的笑声甚至掌声。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望园阁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 林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