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精神的坚守之路: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王晓明研究思想述评

詹 玲

启蒙精神的坚守之路: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
——王晓明研究思想述评

詹 玲

主持人 王 侃

一九九○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以实效为标准的世俗化观念，极大地消解了人们曾经执著的政治激情，驱使整个社会价值认同从道德激情、理想信仰向功利实效性转型，从而促发了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的迅速蔓延。这一现象在出现之初就立即引起了上海一批学人的关注和讨论。王晓明教授便是对该现象展开反思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一九九○年代中期，他接连发起了多轮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并将讨论成果发表于《上海文学》、《读书》、《雨花》等多家刊物，掀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大幕。而这些文章，也正是王晓明从文学研究逐渐向文化研究转型过程的产物。在分析王晓明的学术转型动因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他在此之前的学术研究之路。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的《论沙汀的小说创作》，可以算王晓明早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王晓明从沙汀小说的讽刺艺术起笔分析，继而进入作家笔下国民性问题的探讨。通过对《兽道》、《祠堂里》、《某镇记事》等小说的解读，王晓明发现看客这类形象是沙汀小说中的一大特色，这让他很自然地把沙汀与鲁迅联系起来，指出“愚民专制”下“神情麻木的人物”是对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构成“严重精神压力”的所在。①王晓明:《论沙汀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在出版于一九八七年的著作《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里，王晓明更加深入细致地梳理了沙汀、艾芜这些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对鲁迅精神传统的继承，认为无论是沙汀对不觉悟者的尖锐嘲弄，还是艾芜对农民貌似乖巧的愚昧性格的怀旧式沉痛，都是唤起信赖人民的感情，凸显出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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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王晓明出版了在他学术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以思想传记的方式撰录鲁迅生平。在论著的韩文版序中，他谈到自己为什么在明明知道已经有很多人写过鲁迅传记的情况下仍然要自己动手为鲁迅作传:“……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都是最重要的一位。也不仅在文学的领域里，就是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变迁历史来看，鲁迅的思想的重要性，也是很少有人能够相比的……他的精神世界是那样丰富，几乎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共鸣和启示”。①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韩文版序》，《书屋》1998年第6期。对王晓明来说，作家父亲早年的知识分子题材写作，以及后来“文革”动乱中被批斗的经历，想必早已让他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有了深刻的思考。在与吴福辉关于艾芜的通信里，王晓明提到自己“文革”时期作为黑帮子女，同学可以任意围打，而周围人却皆持看客态度的情形。这样的成长经历，让王晓明能够进入鲁迅的内心世界，对鲁迅笔下的看客批判产生共鸣。当他用自己的生存经验去理解鲁迅时，他就“更多地体验到了他(鲁迅)那深无边涯的痛苦，他那些乐观和激昂意愿的持续的受挫，他那用‘战士’的自许所无法化解的沮丧和绝望”。②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韩文版序》，《书屋》1998年第6期。这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体验下的鲁迅精神解读。进入八十年代的王晓明，已经成长为超越父辈的人文知识分子，同样处在启蒙的时代潮流下，启蒙成为联通他和鲁迅精神情感的关键词。正如他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文版序言中所谈到的:“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③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序言》，《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这种心灵的相通，让王晓明与鲁迅及他周围的人如沙汀、艾芜等作家站在了同一条道路上，那就是启蒙知识分子的道路，那是一条背负着国民性格思考的道义担当之路，也是始终需要保持清醒人性认识的社会剖析之路。从早期确立这条思想之路起，王晓明的学术研究无论方向如何变动，但内里坚定的精神信仰始终不移。

一九八○年代中后期正是文坛“寻根”思潮如火如荼的时候，大批作家、批评家纷纷就“如何理一理我们的根”著文撰作，观点层出不穷。然而，当大家都关注“寻根”的方式方法时，王晓明却异常冷静地开始了对“寻文化之根”这个口号本身的反思和追问。在一九八八年第四期《文学评论》上，他发表了《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关于三位“寻根派”作家的创作》一文，质疑“寻根”的“根”。文章一开始，王晓明就很不客气地指出“寻根”中文化指向的模糊性，接着，他以韩少功、郑义、阿城这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为对象，从他们的生存经验出发展开剖析，发现“局外人”心理是促成这些作家在作品中摆出“寻根”姿态的主要原因。无论是韩少功与楚文化间看似理解实则隔膜的关系，还是郑义、阿城在新生活中的挫折，使他们或向曾经驻足的小村庄寻求温暖，或故作超脱以对抗现实，都表现出他们强烈的功利心理。为此，王晓明深感担忧，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路子所以会越走越窄，这种功利意识无疑要负很大的责任”，这种功利思想让作家们很快忘却了苦难岁月在正直的人心中造成的深刻创伤，而这，使王晓明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在文章的末尾，他如此写道:“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去设想。但愿事实能够否定这样的设想，因为单是这个设想本身，就已经够让人沮丧的了。”④王晓明:《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关于三位“寻根派”作家的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对作家表现出功利心态的失望，让我们看到了王晓明内心深处始终坚持的知识分子精神操守。也正是这种精神操守的坚持，使他在一九九○年代面对文学向功利性倾斜的现象，毅然如鲁迅般奋进而不失冷静、迅疾而不失细致地写下一篇又一篇鞭辟入里的批判文章。而对“文化寻根”背后的语焉不详的追问，也许便成为了他日后转向文化研究的一大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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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著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引起学界强烈反响，接踵而来的便是“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一九八八年，王晓明和陈思和在《上海文论》共同主持了“重写文学史”栏目，对一些文学史上有定论的作家进行重新评价，产生了读者热应。在一九八九年的《从万寿寺到镜泊湖——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文里，王晓明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意义认定为“显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从新的历史观念看文学史，王晓明既发现文学史具有根深蒂固的个人性，又察觉了这种个人性背后还有着深层的共性，那就是文化传统。他指出，“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从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那在接受同一种文化的人们身上，就必然会形成某种共同性，某种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上的共同性”。①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但是，在查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共性的时候，王晓明却失望地发现，那个“机械进化论的侏儒”，“在背后牵制着我们对文学历史，尤其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历史的基本估价”，而“这一切现在都被证明是错觉，是幻想，我们是上了那个史论侏儒的当”。②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于是，历史观念的反省伴随着文学观念的检讨同时展开，重建成为必然。

一九九○年代以来，王晓明陆续在《上海文学》、《读书》、《雨花》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讨论型文章，如《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人文精神寻思录》系列、《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认同》等。在这些文章里，王晓明和他的学生、同仁多方面、系统地展开了对人文学术陷入危机的原因思考。人文精神意识的淡薄是大家共同的看法，并一致认为重建人文精神、实践人文精神，是当代学人应该着力的所在。什么是人文精神?张汝伦把它称为是“终极价值”，王晓明则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在手脚并用去满足物质欲望的同时，他还要寻找一种精神性的价值，在那上面安妥自己的灵魂”，③张汝伦、王晓明等:《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3期。这种精神性的价值，就是人文精神。在与费振钟关于传统文人精神的谈话中，王晓明谈到，经过解释和阐扬的《诗经》和《楚辞》，政治功利性都很强，代表了士阶级文人把文学作为实现政治现实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的价值原则，相比之下，他更赞赏庄子对文学的看法，把文学视为生命的姿态和目的。④王晓明、费振钟:《传统文人精神的当代意味》，《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结合前文，我们可以看出王晓明始终对功利主义保持着清醒的警惕态度，他不希望文学再像之前那样，走向功利，窄化自己。在《太阳消失以后——谈当前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一文中，王晓明以己为镜，在宏观清晰地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由于“进化论”这种功利式的历史进步规律在现实载体狭窄化、紧缩化后变得日益脆弱，招致怀疑，导致了“先前的空虚又一点一点重新暴露出来”，并愈来愈深，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人深重的认同危机。⑤王晓明:《太阳消失以后——谈当前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

王晓明组织的“人文精神”讨论迅速引起了学界的热议，短短两年间，相关讨论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在应文汇出版社之邀结集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的编后记中，王晓明总结了人文精神失据的原因，就在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⑥王晓明:《批判与反省:〈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因而，要消除文化认同危机，重建人文精神，只能“正视它，并且通过对现代文化传统的反省来深入地了解它”。①王晓明:《太阳消失以后——谈当前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把人文精神的提倡看作是知识分子面向自身的诘问和清理，王晓明的目标指向始终是对人的精神生命的关注，充满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正像范家进所言:“五四新文化所竭力倡导的并为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所匮乏的现代人道情怀，经过一代代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发扬承传，是坚不可摧地静静流淌在王晓明为人为文的血液与底蕴里了。”②范家进:《“厚障壁”的叩击者——我看王晓明的批评》，《文艺争鸣》1997年第2期。把文学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精神的丰富性保留得最多的领域，本着重塑人文精神的目标，王晓明有了重写文学史的渴望。他期待从周作人、张爱玲、沈从文、老舍、曹禺等作家中找寻那些被“现代文化”忽略的精神领域，挖掘二十世纪中国人对于现实功利以外的世界的感受和关注，以及对个人、人生基本生存意义的追求。

一九九三年四月，《上海文学》上刊出了王晓明关于《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研究的长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在这篇文章里，王晓明试图打破围绕文学文本展开文学现象分析的一维局面。文章开始便指出，在“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之外，“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影响”，尤其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因此，王晓明提出，“今天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特别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③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是他选择从文学外事物读解文学现象的两大目标。着手《新青年》，王晓明并没有从上面发表的文章入手，而是从刊物主编陈独秀、胡适的办刊思路如何影响刊物个性，以及刊物意义等方面展开;同样，对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也是另辟蹊径，从成员组织、成员集体意识及研究会性质等方面进行。通过对这些文学生产、运行机制的分析，王晓明发现了五四文学在崇尚个性之外的另一面，那就是“轻视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的观念”、认为“文学应该有主流、有中心的观念”、“文学进程是可以设计和制造的观念”、“集体的文学目标高于个人的文学梦想的观念”，④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等等，而这些，恰是中国作家在毛泽东陕北讲话后近乎集体转向行为的内在原因。如果说周作人等作家的重新发掘是从文本领域拓出更为丰富的人文精神的话，那么对《新青年》及“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生产、运行机制方面的研究，则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化领域为人文精神打开更加宽阔的天地。这两个理念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套四卷相当有影响力的论文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中、下三卷)和《批评空间的开创》(第四卷)。文集选入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及袁进的《觉醒与逃避——论民初言情小说》、唐小兵的《蝶魂花影惜纷飞》等文章，将清末民初的社会理论及通俗文学创作带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野，大大拓展了二十世纪初期局限于五四启蒙的文学研究视野。而将孟悦的《〈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唐小兵的《〈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等探讨文学与社会、媒体等关系的文章选进文集，则呈现了编者试图展现整个二十世纪文学与文化、历史互动的错综关系，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方法、思路的努力。这套文集给了研究者以诸多新的研究启示，如乔通认为，学术脉络和思想眼光是文集带给读者的两大启示，让他认识到“只有充分意识到反省思路的多样性、丰富性，我们才可能摆脱单一面向的线性思维，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思想和学术，乃至重新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①乔通:《学术脉络和思想眼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的启示》，《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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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出文学困境和精神困境》一文中，王晓明从自身阅读经验出发，强调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对当代中国人文学趣味培养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发现了五十年代初以来通行的文学史教材并没有尽到激发国人艺术潜能、形成国人审美能力的责任。②王晓明:《走出文学困境和精神困境》，《读书》1997年第10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的出版，或许反映了王晓明期待弥补此前教材在这方面缺失的良苦用心。文集出版后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成为海内外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必备用书，还被许多高校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这对于本身已自觉承担起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优秀部分推荐给学生、读者的重任的王晓明来说，无疑让他更为自省、审慎地对待编选工作。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巨变下回应时代挑战的新理论、新思路的出现，以及对一九九○年代前期那段文学“越界努力”的反思等因素促使王晓明在二○○三年的修订本中毅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削增补。原版收入的八十二篇文章只保留了二十八篇，新增反映学界最新成果的文章二十一篇，推陈出新，把更多新的研究进展纳入编选视野，显示了编者前瞻性的学术眼光。然而，新学术成果在“搜罗细节、填补空白、铺陈概念和显示‘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却在思想锋芒和艺术敏感方面日渐稀薄，越来越远离当代生活的趋势，让王晓明感到了一些失望，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面对部分研究领域旧成果的“功成身退”和新成果的匮乏，王晓明果断地将原来的四卷缩成两卷，把最具代表性的精华奉献给阅读者。③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导言》，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把关注当代现实生活作为保持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性”的手段和方法，王晓明强调了社会、文化和精神思考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④王晓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在一段访谈录中，王晓明回忆起自己当年组织参与“人文精神”讨论和“重写文学史”讨论时，谈到大家讨论到最后，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大家的分歧不在别的地方，“而就在对当代现实的判断上面”。一九八○年代获得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无法用来解释社会、解释现实，于是，重新研究社会现实，便成为王晓明向文化转型的致力所在。⑤王晓明、李世涛:《从“重写文学史”到“人文精神讨论”——王晓明先生访谈录》，《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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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王晓明出版了两部著作:《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和《半张脸的神话》，前者为编著，后者是他近年来的论文集。这两部著作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再局限于文学范围，而是把目光推及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多学科领域，从他学科视角展开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考察。在《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论》里，王晓明较为细致地讲述了自己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看法。他首先从市场经济改革入手，剖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指出一九九○年代“创造一个以效率为基本准则的新的经济秩序”的改革目标，让“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⑥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论》，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第12－1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而由此迅速膨胀的“新富人”、“成功人士”，他们背后凝聚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念乃至历史和人生哲学”，“正在应和并塑造今天的群体欲望和公共想象，正在麻痹和延误社会对危机的警觉”，需要文化研究对其展开批判，这个批判“不应是拧眉怒目式的简单的斥责，而应是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和剥离”。①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论》，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第19、21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在谈到研究态度和方法时，王晓明强调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紧紧抓住‘全球化’形势中的中国‘问题’，要对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及时有力的回应，因此，它更愿意实践一种开放的学术理念，一种植根于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敏感和责任心的批判意识，一种怀疑、反省、总是要追根究底的思想品质，一种善于由正面直抵背后，从看起来无关的事物间发现联系的洞察能力，一种眼界开阔，不拘‘家法’，富于活泼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分析姿态”。②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论》，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第19、21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王晓明自己，正是以这样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展开文化研究工作的。

把目光放在当代现实生活上，王晓明写下了《科索沃战争的警示》、《他们会白死吗?》、《SARS折射了什么?》、《“横财不富命穷人”?》等时事文评，对当下社会发生的热点事件展开深刻的思考。无论是谴责科索沃战争对无辜平民的生活破坏、生命摧残，还是对SARS事件中社会道义失范的焦虑，都让我们看到了王晓明那颗对社会、对人类抱有强烈人文关怀的精英之心。人文精神的自我坚守，使王晓明始终保持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价值立场，将锋利的笔尖探进社会文化深处。

立足于文化研究，社会文本成为王晓明重要的研究对象。二○○四年三月，王晓明给他的博士生开设了一门分析社会文本的讨论课，以电影、广告、建筑或广播节目等为文本展开文化讨论。在一次《上海楼市》的房产广告讨论中，王晓明发现“一种新的信息制作和传播的模式，也是一种高度宣传化了，却和过去明显不同的新的信息表达方式，正在我们的周围迅速形成和扩张”，③王晓明:《新的图像认知规则的包围》，《上海文学》2004年第12期。广告这种新的图像认知规则在把城市“中产”或自以为即将“中产”的居民驱入新兴市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样，在上海“新天地”这一新城市空间建筑特色解读中，王晓明敏锐地看到了利益集团如何运用解散旧形式以填充新形式的方式，在“整旧如旧”的旗号下，让原来的建筑和与它相连的整个生活样式一起消失，从而强化人们对新空间的被动的依赖，达到谋利的目的。④王晓明:《新空间的问号》，《上海文学》2004年第10期。把新闻节目作为文本对象，王晓明对一些以娱乐化方式报道新闻事件的节目，如《媒体大搜索》等产生的公众价值导向感到担忧，指出这是一种“回避尖锐、深入、沉重和整体感，趋向轻松、庆幸、无奈和就事论事”的宣传方式，在质疑“媒体凸显的这一种趣味化的观看和感受方式，会对公众的社会和人生认知产生怎样的影响”的同时，也从更为深层的生成层面，反思这样趣味化和娱乐化的新闻叙述，是否与最近二十年的社会阶层分化、意识形态分化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把社会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王晓明的文化视野一下子变得无比宽广，也充满现实性。当他再将这样的视野投注到文学之上时，在张大了文学研究范围的同时也让文学解读变得更富有现实生活的生机和活力。在《对现实伸出尖锐的笔》一文中，他指出当下社会生活现实的压迫和挑战，“给了文学取之不竭的活力，刺激我们的作家瞪大眼睛直面人世，用自己的笔狠狠地戳破这现实”。⑤王晓明:《对现实伸出尖锐的笔》，《上海文学》2006年第1期。而《面对新的愚民之阵》里，他提请作家警惕新势力用物质和行政手段对文学的干预，以“好看”的标准把文学推到快餐、商品的行列，呼吁文学要“坚持着呈现人生的丰富，激励人去追求自由、美和尊严”。⑥王晓明:《面对新的愚民之阵》，《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从社会文化视角阅读文学文本，王晓明建构了一种“大文学”的概念，并用这样的概念来试图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二○一一年第一期《当代作家评论》的《是推开门窗的时候了》中，王晓明尖锐地指出最近十年，文学类图书的出版总量是增加的，然而，以莫言、王安忆为代表的那种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却持续减弱，新的作家如郭敬明等，并不是像莫言这样的传统作家那样完全依靠自我写作，而是成为文化工业的被操纵者。中国特色文化工业的产生，对文学生产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当下青少年的阅读体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都是文学研究者所应该关心的。

为此，王晓明特地写下了一篇长文《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分析最近十五年中国大陆文学地图发生的巨大改变，认为网络文学的膨胀、分化和纸面文学中新型文学的突起，是最明显的特征。从文学生产机制入手，他指出“文学地图的巨变背后，是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正是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变化导致“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成形，才“根本改变了文学的基本‘生产’条件，进而改变了整个文学”。对于传统文学研究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状况，王晓明特别强调，当今文学范围正在扩大，“对文学的压抑和利用也好，文学的挣扎和反抗也好，都各有越来越大的部分——也越来越明显地——发生于我们习惯的那个‘文学’之外，这样的现实，实在也不允许我们继续无动于衷、画地为牢了”，因而，他提请评论和研究者“必须放大视野、转换思路，发展新的分析工具”。①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王晓明的“大文学”理念，无疑为当下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从社会现实中提取文学研究的养料，既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也让文学研究不再困守书斋，而走向社会广阔天地，人文知识分子自身，也从这样的文学研究中找到参与社会的角色定位，从而在新的历史时代展开重塑人文精神价值立场的历史使命。

无论是文学生产研究还是文化现象研究，王晓明的立足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重塑人文精神的努力，这是一位知识分子执守终生的坚定信仰，从他走上文学研究道路的时候开始，就如火把般照耀着他的前行之路。正是这种执著的精神，让王晓明始终不相信“现代社会文学理当边缘化的说法”，坚信“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文学势当扮演重要的历史角色，过去如此，将来还当如此”，②王晓明:《是推开门窗的时候了》，《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努力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角度打开文学视野，建构“大文学”概念;也正是这种执著的精神，让王晓明数十年如一日地活跃在文化现象研究前沿，以敏锐的观察力剖析社会文化现象，犀利地看到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问题，并展开深刻的文化思考。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艰难险阻必定重重，王晓明作为走上这条道路的先锋，他的征程充满挑战，但挑战何尝不是机遇?何况，我们相信，后面的追随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力量地跟着他一起前行，迎接挑战，为文学文化研究开拓更多更新的天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ZW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詹玲，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林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