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主持人 林建法 何言宏

主持人的话

主持人 林建法 何言宏

主持人的话 记得在第一期“诗人讲坛”的“主持人的话”中，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栏目“是我们对中国当代诗歌和当代诗人的一种特殊的经典化努力”。说实话，对于一切都还处在现在进行时的“当代”诗歌特别是“当下”诗歌来说，这样的说法和这样的努力，显然都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这里关于雷平阳的专题，同样也是在冒险。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希望——甚至相信——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判断能够获得文学史的认同，使我们的努力和诗人的创作一起，能够获得超越时间的力量。

当然，诗人对时间的超越靠的是作品，是其作品中无可置疑的经典品质。我们以为，在雷平阳的大量作品中，仅仅是《杀狗的过程》这一首作品，就已具有了相当充分的经典性，应该会是诗歌史的经典。在《杀狗的过程》中，狗的死亡和它的被屠戮，有着相当巨大和相当深刻的思想内涵。一方面，正如很多读者所容易理解的，这首诗写的是作为动物的狗被杀戮的过程，即使是在这样的层面上，这样的过程也惊心动魄、令人发指，让人生出对生命的无限悲悯，何况是在动物尊严和动物权利等生态意识不断被强调的今天，这样的内涵将更加突出，更加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以为这首诗最主要的内涵，还是在于它的隐喻意义。在这样的意义上，喧嚣的市场、伪善与残忍的主人、围观的庸众和狗的奴性与蒙昧，还有狗的以喷溅的鲜血所形成的标志与符号，无不具有明确的所指，它们所共同意指着的历史、现实、“主人”、“奴众”与庸众，共同在上演着一幕生命与历史的悲剧。诗人对这幕悲剧的书写，不仅接续了鲁迅以来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而且还在客观上有所深化和有所拓展。在狗的精神性格中，既有着我们明显能看到的奴性，更有着诗人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所深刻揭示的潜隐在它的生命深处、并且决定了这种奴性的狗的鲜血，这种它本来和应该具有、但却已经被彻底改造了的奴化的“血性”，才是它的最大悲剧。这种悲剧性的精神、命运与生存，不仅体现于它和主人之间屠杀与被杀者的关系，还体现在它和围观者之间的买卖关系，“买卖”这种颇具时代性特点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狗与主人和围观者之间最为真实和最本质的联系，从而也使得《杀狗的过程》成了诗人对现实与时代内在真相的愤怒揭示和有力指控，这种揭示与指控在深含悲悯的同时，还以围观者们孱弱的见证，预告了时代潜伏着的不祥——“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在诗人的笔下，死亡的狗，成了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家”所面临与潜伏着的灾难与凶险，无疑已经是昭然若揭!在《杀狗的过程》中，雷平阳以布罗茨基所具有的“纵横捭阖的历史想象力”，以其沉着、坚韧的叙事和坚实有力的细节，为我们的诗歌史奉献了经典——也许，现在与未来的很多人，会质疑我们对这首诗的经典化认定，但是在内心里，一定不会怀疑我们的严肃和我们的真诚，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

雷平阳的写作和他的诗人形象，似乎已经被固定。“地方性”和“云南性”，似乎已成了理解雷平阳的唯一思路。在本期所发表的罗振亚与雷平阳的对话和傅元峰关于雷平阳的评论中，对此也有丰富的展开。虽然我们非常认同这方面的许多观点，但是我们的诗人和我们的批评家，在对“地方性”的关注和对诗人“地方性”形象的指认与认同中，切忌不能形而上学，忘却诗人“历史想象力”的自觉与展开。因为这在诗人同期发表的《我诗歌的三个侧面》中所深深赞同的佩索阿“以位卑之躯处蜗居之室，竟一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悖逆的不同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独立的勇敢、诘究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情怀”中，无疑也应该包含着历史，包含着在某种意义作为历史造物的人的命运与生存，何况这一切，正如我们前面所特别阐述的，有诗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