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诗歌的三个侧面

雷平阳

我诗歌的三个侧面

雷平阳

主持人 林建法 何言宏十年前，我还在建筑公司工作，任务就是不停地跑工地，给企业的内部小报写新闻稿。有一天，我去到了地处小凉山的一个建筑工地，采访完毕，便坐在工棚里读随身携带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那是个世界之外的地方，刚刚搭建起来的工棚，四周的荒草一度被铲除，但又迅速长得比羊背还高，它们以大地主人的身份，与荆棘和灌木丛结成集体，凡有泥尘处，葳蕤繁荣，浩浩荡荡，直抵百米之外的群山。山都是些无名山，没有寺庙、摩崖、遗址和陵园，是山本身的样子，土很红，石很白，坡岭跌宕，谷峡浮云。静耳聆听，有一条江在山背后流淌，状若几万筒木鼓在天外擂响……

1

段成式在书中写到了唐朝时的牡丹。他说，韩愈有个远房侄子，对读书没什么兴趣，但对种植牡丹却有异禀。只要这人在牡丹根上涂些紫矿、轻粉、朱红，或写些字，等到牡丹花一开，花朵便有各种各样的色泽，花瓣上还会出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一类的诗句。这则不足千字的短文带给我的震撼和启示，一点也不关涉迷幻术，它的美学倾向和直白而又难以把握的叙述方式，果断地颠覆了我之前的话语形质。至少，它将我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两条相交的路，一条是道法自然，一条是凭虚造象，我必须作出选择，择一而走还是两者兼容?放下书，走出工棚，沿着布满羊蹄印的红土路，我想走到一座山峰上去。那儿白云缭绕，古木森森，照我的想象，坐在山的顶上，可以看见无数的山顶，也能眺望那一条躲起来的大江，我可以在那儿俯视，神游八荒，于辽阔与动荡中获取自己想要的诗歌答案。四周静极了，蜻蜓、蝴蝶、草蜢，在青草叶上以飞翔的方式散步，它们一点儿也不在意我的介入，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人的惊奇和恐惧，仿佛我只是它们中的一员，和野猪、麂子和牛羊没有什么区别。我往草丛里一坐，一动不动，几乎就等于一块石头了，蚂蚁很快就成群结队地爬满我的身体，如果不是因为我过于庞大，我想它们一定会将我搬走。有那么一会儿，我似乎听到了它们的呼喊、吆喝与叹息。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突然对登山失去了兴趣，索性平平地躺了下来，视角低过了草叶，身体低过了羽虫，一任蚂蚁在我的身体上没完没了地折腾。目光上看，天空与自己平行，几朵白云，在飞着，却没有飞的姿态，远离了飞，把清风清空为零。阳光很柔和，但在它的照拂下，空气里有山茅草的清香，蒿艾的药香，野枸杞的苦凉，大地约等于腐殖土，活泼泼地散发着持久而又绵密的母性气息。我感到这世间的各种气味，或穿透我，或洗涤我，或将我浮起来，为我在草根之间建起了一座气味学的醉人的小天堂……

这样的经历，很多人都有过，我之所以复述，不是为了强调诗歌的乌托邦精神，而在于它非常及时地删除了我面前的十字路口，两条道路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我要做的，无非是从迷幻或造象的场域中萃取诗歌观念的现代性，继而以仰视或平视的目光去寻找和发现动人心魄的诗歌元素，并最终归结于干净而质朴的语言。置身于现在的时代，我甚至觉得，我们最需要的诗人，不是李白而是杜甫，如此多的丧乱、癫狂、沉痛，理应有大慈大悲的苦难灵魂去对应、去铭记、去歌哭。也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把写作的视点集中到了“野草般的人民”身上，写作了《背着母亲上高山》、《战栗》、《工地上的叫喊》、《杀狗的过程》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收入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雷平阳诗选》一书中，谢有顺撰文评价:“雷平阳的诗歌是记忆的伤怀和大地的赞歌，他的写作旨趣，既有天空般的广袤，又像尘土一样卑微。他站在故乡经验的针尖上，怀想世界天真的童年，也领会个人生命的灿烂与悲情。他以诚恳的地方性视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义的喧嚣，正如他的目光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之间移动，同样能够发现令人惊骇的人生面貌。他的语言粗粝、密实，细节庄重、锋利而富有痛感。出版于二○○六年度的《雷平阳诗选》，一以贯之地记录日常生活中凸起的部分，关怀细小事物对灵魂的微妙影响，并以赤子之心的温润，描绘了大地质朴的容颜以及他对生命正直的理解。雷平阳的写作，已经成为新一代诗人走向成熟的象征。”但也有评论家认为，我所写作的一些诗作，特别是有关民工的那一部分，夸大了苦难，对城市进行了妖魔化。事实上，以我的经历，我的兄弟姐妹均是民工，而我所供职的建筑公司又是民工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我的所见，诗歌只呈现了万分之一，没有传达出来的悲苦，依然像都市里的高楼大厦明目张胆地耸立着，见证着一个时代的繁荣与进步。在《河流二》中，我写道:

有些风物不可以聆听，不可以让它们

静止;有些流动不可以接近，不可以

把自己想象成水鸟，在它们的表面

上飞

有些厚达几十丈的滚沸不可以切断

不可以蔑视它们的冲击力;有些没有尽头的

循环不可以隐喻时间

不可以把它们分成一个个断面

有些一再抬升的河床不可以视为崛起

不可以用它们运输黑暗

有些高达几千米的空谷，不可以

错认为自由的空间;不可以

鼓动空气和阳光，以及风和暴乱

有些不能分散的整体不可以孤立，不可以

把它们用数亿的个体才糅合成的，骨肉相连的

一个拥抱，仅有的拥抱，当成异端

有些沉默不可以骚扰，不可以抵押上

众多弱势者的悲欢;有些河流

像一支孕妇的队伍，它们怀着胎儿

像欧家营旁边的这条，走得很慢

通常能看到，我们的倒影

和渐渐缩小的未来

这样的写作，表象上不缺“生活”原料，况且微妙的“生活”，其想象力，已远逾诗人，可实质上，因为拜物教的国家化和暴力化，它总是让人怀着一颗白茫茫的心，处于灵与肉双重被流放的边地，绝望而悲怆。长期以来，对一些惨痛的公共话题，我们的做法，往往像医生围着一个巨大的脓疮团团乱转，或只是象征性地敷些药膏，从来不曾使用过手术刀，剖开，根治，始终被推付给未来。由此，我总是把群体之悲压缩成个人之悲，在黑暗的旷野上独自嚎叫。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米歇尔·图尼埃笔下那个被弗吉尼亚号抛置于“荒凉岛”的鲁滨孙，四周都是“生活”的闪着金属之光的大海，自己的时间、伦理、美学自主生成并与世界一刀两断，孤独加剧着炽烈的生物性，绝望则不停地拓展着他渊薮的边界，我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以真实的方式，按虚构中的诺亚方舟的形质，为自己造一艘自我救赎的“越狱号”木船。这种仿佛发生在太初时代的精神突围，目标明确但又六神无主，有着集体主义背景却又是一个孤魂野鬼。

2

二○○九年夏天，我写过一篇叫《行路记》的随笔:

二○○七年夏，我的朋友老朱，领着几个记者，从北京千里迢迢跑到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象明乡。电话里一再叮嘱，不管我在哪一座山头，一定要在第二天赶去与他们会合。更重要的是，他要我务必带上几个不同民族的手工普洱茶人，他们要做深度采访。采访普洱茶的记者，这些年来，我见得多了。他们中间，有的人带着不同的茶文化背景，到了云南，不上茶山，不访茶人，找几个似是而非的所谓专家，聊上一通，便坐着飞机走人。写出来的文章，要么缺少常识，要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更不堪的是，危言耸听，极尽诽谤之能事，把好端端的普洱茶妖魔化了，仿佛环保也成了普洱茶的罪，仿佛生长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古茶树不施农药就不能称之为茶了。所以，一段时间以来，看见某某递上名片，说是来采访普洱茶的记者，我立马装成白痴或绕道走开。普洱茶之争，由商品之争上升到了茶文化之争，或说上升到了茶利益之争，陷阱多，言必失，不妨向普洱茶学习，隐身滇土，寂寂无声。

老朱喜喝普洱茶，这我是知道的，但为了以防不测，我还是又站在南糯山的山顶上，给他挂了一个电话，要他保证他带来的人，心正，有格，无私。得到老朱肯定的回答之后，我才一一通知了这些年来我走山认识的几位茶人，有傣，有布朗，有哈尼，有基诺，四个民族。据我所知，这四个民族的先祖，加上拉祜和德昂两族的先祖，就可以组成普洱茶的基础性始祖群体了。几千年前，他们在澜沧江流域这一人类茶叶的发祥地，以茶为药，以茶为祭品，以茶为饮品和商品，继而把茶叶推向了整个世界。选其中四族的后裔接受采访，我想，尽管人微言轻，却也颇具代表性了。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开着一辆皮卡车，从南糯山驶向象明乡的途中，这四个人都以不同的借口溜走了。车至橄榄坝，傣族人说，他在这儿有个相好，要送点东西去给她。下车，走人，半小时不来，电话打过去，关机。车至植物园，哈尼人说，他口渴了，想喝水。下车，走人，半小时不回来，电话关机。见此阵势，我扭头望着剩下的布朗人和基诺人，两人都低着头，双手对搓。我说，如果你们两个也不想去象明，现在就下车吧。两人对望了一眼，下车，走人。两人径直走到江边，脱了衣裤，扑通两声，开始游泳。

类似的经历，我以前也曾有过。一伙人相约从曼赛镇去阿卡寨，途中，有人看见路边的橄榄熟了，停下来，吃了一捧，倒在树上荫里便沉沉睡去，有人路遇猎山的朋友，朋友开口相约，瞬间便消失在原始森林之中;有人见茶山上采茶的少女，站在高高的茶树上，像只凤凰，猿子一样，很快便蹿到了茶树上……到阿卡寨时，就我一人了。传说中的阿卡寨，清末的时候，曾有茶商埋下大量的金银财宝。我之所以约他们去那儿，目的之一就是想请他们帮助寻找一下那些茶商的后人或茶商的坟冢，为普洱茶衰落于清末再找一些证据。他们的离去，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到处都是废墟，满眼都是荒草、藤蔓和杂树，我的田野调查一度陷入困顿。但在我之后写下的文字里，对他们的行为，我发出了由衷的礼赞和钦羡。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山是父亲，水是母亲，清风白云是姐妹，石头树木是哥弟，林中的一切，全是他们的四大姑八大姨、表亲堂戚、朋友知交。他们完全有理由，在任何亲戚的面前停顿下来，什么藏宝图、阿卡寨，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最后，我一个人去了象明。奇怪的是，老朱和他的朋友们，连个人影也没有。小旅店的主人，是我的朋友，年轻时读贝叶经、种稻子、采茶叶，四十岁做了爷爷，五十岁开了这个旅店，每天坐在门前的竹椅子上，什么话都懒得说，什么事都懒得做，什么人都懒得见，有人住店，头一偏，自有儿媳妇张罗。我问他，北京来的那伙人呢?他说，不知道。

到了晚上，老朱才回来。他们碰上了一个彝族婚宴，被拉入席，一一喝高。说起采访的事和那四个茶人，他的长笑声，不像普通话的音韵，有些浪，弥漫着山野气和酒气，笑毕，倒头便睡，而我则坐在床头，一边用手在空中拍蚊子，一边分析了一下四个茶人应承了我又中途溜掉的原因:1．害怕记者;2．怕自己说不好，或怕自己的意思被记者曲解，不想留骂名;3．根本就不关心宣传，更不想宣传自己;4．不想来象明，更不想跑到象明来见记者;5．与其见记者，不如见相好、喝水和游泳。五个原因，第二天早上，我说给老朱听，老朱也觉得应该是第五个的斤两最重。

此前，以诗歌的形式，类似题材，我还写过《赶夜路去勐遮》、《快与慢》和《山中赶路记》等诗作。它们之所以来到纸面上，一如我在诗集《云南记》自序中所言“希望纸上有片旷野”，大抵可以视为我诗歌创作的一次转场。二○○六年，《雷平阳诗选》出版后，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批评界有一种声音，不由申辩地将我的写作定格为“草根性写作”和“地域性写作”，其理论旨趣生成于诗歌生态之上的地理学，并将“题材”有意无意地放大成了一项重要的诗歌美学指标。开始的时候我对此一方面保持了沉默，另一方面则充满了警惕。在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书写的小传统中，“地方性”屡屡被认定为“局限性”，它并不是道拉多雷斯大街之于佩索阿，也不是马孔多小镇之于马尔克斯，一个写作者一旦被认定为“地方性”的，似乎永远就不能成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地域性”抑或“地方性”，它纯粹就意味着不入流，是所谓的外省写作。当然，我的警惕倒不是担心自己被当成了“地方性”的，就成不了“世界性”的，而是这种命名方式并未建立在现代性书写与现代美学之上，且保持了令人惊恐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有“文革”遗风。佩索阿有个短章叫《写下就是永恒》:“有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一旦写下这句话，他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谶言。”他如此与世界保持距离，在地方上写作，韩少功在《惶然录》译序中写道:“他以位卑之躯处蜗居之室，竟一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悖逆的不同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独立的勇敢、诘究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情怀……正是这种一个人面向全世界的顽强突围，使佩索阿被当代评论家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可是，在我们的诗歌生态现场，充斥的却是城市中心说，对地方性写作的审察不是基于文本而是基于地缘，而且，更多的写作者似乎也更迷恋“世界”，而非一座山、一条江、一个村庄和一座寺庙，“地域性”在语言霸权那，沦为了不洁或罪证。当然，这次命名对我来说，益处更多一些，它让我意气风发地开始了自己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性写作”。

众所周知，三十多年的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风暴一样席卷着中国，巨澜狂飙，天翻地覆，物质主义在获取巨大的统治力之后，也意味着乌托邦和乌有乡的急剧灭绝，山水失色，故乡消逝，“不同的人文”纷纷被打上“抢救”的印戳。在此“大变局”时段，尽管云南并非天外飞地，但它多元的原生文明仍然顽强地存活着，足以为我提供一片纸上的旷野和寺庙群落。我不认为诗集《云南记》力图用一片荒烟蔓草的旷野去对抗什么，但我确实希望以现代性和地方性相融的视角，通过自己的书写，在传统的故乡概念荡然无存的时候，在纸上留下一片旷野的背影，一如挽歌。世界正一步步登上欲望的巅峰，在遥远的西双版纳的基诺山上，至少我还能听到这样的祷辞:

神啊，感谢您今天

让我们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

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一只大的麂子

神啊，感谢您今天

让我们捕获了一只麂子

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两只麂子

这种寨父口中说出的语言，还是那么地干净鲜活，还是那么地“食可而止”，从来不想把世界揽入怀中。其几乎贴近了神性的单纯人性，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了一个时代对面的黑衣法官，真是让人悲伤。这也不难看出我为什么要赞美那几个在赶路途中溜走的手工茶人的理由了，他们还活在自己生活的现场，灵魂没有走丢。在《快与慢》一诗中，我写道:

只有贩毒的人是快的

在这儿，其他都很慢

最慢的是怒江

只有吸毒的人是快的

在这儿，其他都很慢

最慢的是苍山

只有死亡是快的

在这儿，其他都很慢

最慢的是活着

在这儿，只有我的心是快的

其他都很慢，最慢的

是我的那些不能直呼其名的

死去的乡亲，或他们还醒着的坟把诗集的名字命名为《云南记》，我有“记”的愿望。记什么?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仿佛一个作案现场。为此，我甚至期盼诗歌写作应该具有摄影术的功能，或尽力地去找到摄影术所不能呈现的感人部分。无论是切片、线索，还是瞬间，即便是档案资料，抑或某个阶段的社会场景、人心图案、光阴流痕，它们的现场感和准确性，都会使其毫无虚幻和秘密可言。一系列的蛛丝马迹，一系列的世俗审美标准，一系列的社会符号和关键词，任你隐匿多深，它们却会把谜底和盘托出，真相的意义，基于减少或减弱，而不是欲盖弥彰，更不是人为的铁幕重重。有时候，诗歌也应该咔嚓一声，一个世界遗失在纸上，另一个世界跑步前来报到。那惊心动魄的力量和美，它们主要的组成部分，总是存在的，是风暴卷起的石屑，是冰川透出的水滴，是局部和角落，见证、证据、记录，在装满了责任和良知的社会学列车上，一直都是诗歌的灵魂。满眼都是推倒重来，颠覆，覆盖，销毁，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决心返回“故乡”的原址，这些“记”，可能会让我多死一次，但也可能将我守灵人的表情存放在个人的心灵史之中。为此，近几年来，我写了《昭鲁大河记》、《木头记》、《养猫记》、《狱中哺鼠记》、《少年筑墙记》、《生活记》、《牧羊记》等一系列叙事体诗作。今年八月底，在陕西榆林的无定河边，我还写了一首《枯骨记》:

3

我的马匹与诗篇

都被风暴吹走了，毛乌素沙漠上

我只找到了风暴。大荒茫茫，夕阳壮丽

无定河边，一根枯骨借我的身体

六神无主地复活

我因此多了一份枯骨的命运

以死的方式活在沙土中

他则成了诗人，活着

在人世上，心上打着枯骨的印戳

无论走到哪儿，仍然是

一个匿名的亡命徒

二○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雷平阳，中国当代诗人，云南省文联。

(特邀编辑 胡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