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

去年五月，我曾独自回到察布查尔县的老宅，待了不足半日。彼时，是我时隔三年后第一次来看老宅。今天，多半是在我的主张下，退休已有些时日的父亲陪着我，时隔不多不少又一年再次来到了这里。我们在一扇崭新的红色大门前停下脚步，门的外侧，一条陌生的柏油路直淌而过，透过侧旁的围墙，我看到院内的屋顶上有几个伙计正忙着拾掇，铺设彩钢。父亲敲门儿，呼叫里头的伙计，一边扭过头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这段时间来他翻修老宅的“大业”。

“咔嗒”一声，铁质的双开合大门从内推开，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精瘦男子给我们开了门，父亲叫他“小田”，是这次翻修作业的负责人。我跟着父亲一进入院内，便立即明白先前他所说的“大业”绝非吹嘘。去年来时，大门还是乳白色，经十余年，斑驳可见，院内杂草丛生，林果败落，屋舍外墙上的瓷砖和房内的涂料稀稀拉拉，多有凋落，就连屋顶也长满了野草，此番前来，着实大变样。小田师傅翻新了大门，重刷了涂料，贴了瓷砖，整饬屋顶铺上了彩钢，而父亲，则亲自将院内的杂草拔除清扫完毕。

我对童年的回忆，不管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开启，总是绕不开这座神奇的院落，这里的一花一木、一事一物，都固执地占据着各自的边界，纳藏着一段段秘密与回忆。

馕坑里的火

一进门右侧，几团灰白的余烬堆在墙角，与下方的土层混出灰白相间的模样，那是前几周母亲烧掉我不穿的衣物留下的灰烬。恰在此处，曾经坐落着一口馕坑。在儿时的印象里，当时的馕坑是高出我头的，盛夏里，外婆和母亲都曾坐在上头，前后忙碌数小时，为一家人打出数周的口粮。新打出来的馕是我最热衷的美食，外婆和母亲总是会特地打几个掺了羊油和鸡蛋的小馕，她们递给我时的神情，就我记忆所及，是有一些区别的。外婆更多的是严肃，或许因为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如此高强度的作业，身体已开始吃不消，加之需要专心，早点打发我也便于她集中精力；至于母亲，更多的则是一种喜悦，那种笑容，怎么说呢，在烈焰的灼烘和馕坑的炙烤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红彤彤、还带有几丝烟渍的笑脸，其实并不好看，说到底，那不过是一个初尝生命喜悦的年轻母亲的笑脸。那时我不过四五岁，妹妹也躺在襁褓中。她生下我们，亲手打出热乎乎的馕，养育着我们，并沉浸于其中。

往日如昨，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我依旧会不时想起小时候的馕，其实味道早已模糊，只是那神情、笑容和热乎乎的感觉，从那个酷暑的热浪中挣脱，成为一种无论何时都温暖的回忆。

后来，大概是在十三年前，外婆和母亲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再上馕坑，它的宿命便也走到了尽头。然而在它的遗址上，火焰却从未熄灭。

正如前面所说，时至今日，母亲都会定期在这里烧些东西，不是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些我废旧的衣物和书本罢了。母亲烧我东西的习惯，一直可以追溯到我记事起。或是受了外婆的影响，母亲声称并始终坚信，但凡我穿过的衣物、留有字迹的书本，都必须烧为灰烬，倘若不小心被别人污损，势必将给我带来不幸。母亲为了我，就这样荒唐又执着地烧了二十多年，在老宅的炉灶里烧，在火盆里烧……终于在馕坑拆掉后没多久，开辟了这处新位置。如今，即便我们已搬往伊宁市十多年，母亲依旧保持着这个习惯，定期收集好我的废旧衣物和书本，拿到老宅馕坑的遗址，点燃那团熟悉的火焰。

我曾多次想着阻止母亲，但又一次次作罢。因为我知道，无论是馕坑里烤出我和妹妹食物的火，还是在她看来能够庇佑我平安的火，母亲都不容熄灭。

砖石与野草

父亲拍了拍我，我才晃过神来，小心地移开脚步，避免灰烬沾上鞋子。从这个角度，恰可以看到老宅前院的全貌，三栋老房沉默地驻守于斯，其中一栋最大的，初建于1999年，贴满红、白两色的瓷砖瓦片，偶有几片残破的已被父亲换上了新的，明显区别于其他两栋未贴瓷砖的房子。从建成到2005年，这栋房一般都是空置的，只有家中来了借宿的客人才会住人，直到后来家里安锅炉，通暖气，我们才搬离烧煤炉的房子住了进去。另外两栋则盖得更早些，时间虽已模糊，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盖这两栋房子余下的砖块，被父亲拿来砌满了前院的地面。

小时候，每逢大雨，铺满棕红色砖块的庭院都会焕然一新，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光泽，之前泥泞不堪的地面不复再现。铺砖自然是大有裨益，但每逢酷暑时节，外婆总要在庭院里撒上好几桶水，给滚烫的砖块降降温，否则灼热难耐。这时候，我总要责怪外婆一番，认为她浪费了水资源，晓之以“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等等大道理，而她总是耐心地听完，回复道：“这水流入地下，成为地下水，或者蒸发掉又变成雨水降下来，怎么会是浪费呢？”三言两句便使我语塞。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不禁唏嘘感慨其间的规律。老去枯死、自然倒下的树木，从一处流向另一处的水，蒲公英被吹散的种子……自然中的一应万物，只要不加以人类过多的参与，因循各自的路径循环往复，又何曾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死去”“浪费”呢？

去年来时，庭院里长满了齐膝深的野草，远不是此刻经父亲修整后的光景。因老宅长久闲置，院落的地面长年无人踩踏，野草便顺势抓住机会，一个个从砖块间的缝隙中窜出，肆意生长、盖满了庭院，让人不禁喟叹这野蛮的生长力。即便是今日，依旧有几束野花或高或低、星星点点地点缀着庭院。低头细看，还能发现好几处蚂蚁穴，偶有几支密密麻麻的“行军蚁”部队井然有序地前进着，似是在搬运着什么……说来，人和自然的关系真是奇妙，有时相依相存，但只要人类稍加缺位，自然往往会在一瞬间恢复原貌，悄无声息间抹去人们加诸其上的印记。

睜眼看世界的地方

说来神奇，回顾往昔的二十余年，如果说哪个阶段对于培塑现今的我开放包容的世界观、文化观有过裨益，倒非那些在大城市甚至异邦所见的世面和经历，而恰恰是在这方宅之内。我称之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地方”。

而后两年，我正式步入校园开始接触先前几未接触过的国语。对那时的我而言，在学校里呆的一整日，无论是上课，写作业，还是课间游戏，交朋友……多半都是在学国语，以致我一度认为学习是一件颇为费力的事儿。入学后没几个月，我开始在那栋我和外婆、妹妹常住的偏房外墙上记刻拼音和新学的汉字，每日如此，乐此不疲。除了巩固学习的目的，当时还有另一层考虑，彼时热播的香港僵尸剧里，林正英总会用一些写着红色汉字的黄纸符咒，一贴上去，便让各路僵尸鬼怪动弹不得，以至我深信所有的汉字都拥有莫测的力量，足以守护我家的老宅。那几年，我在院内所有能刻写的墙面上都留下了这样的字符，从早期的拼音、汉字到完整的句子，悉数有之。时至今日，儿时刻写的个别拼音和汉字依旧醒目，静静地躺在墙壁上……

诚如先前所言，老宅是我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地方，换言之，我的成长便是在这一过程中的成长，人生最剧烈的变化、最丰富的体验、最精彩有味的生活，基本都集中在那十几年。打我记事起，我置身成长的就不只是一种背景和语境：父母和外婆都掌握三门以上的语言，英雄史诗里的巴特尔，《天方夜谭》里的飞毯，金庸古龙笔下快意恩仇的江湖，每晚必看的港台剧和日漫，裘伊·西柏导演的《霹雳舞》中炫酷的舞姿，以及数不清的各类各国译介的电影、音乐、电视剧。那会儿的娱乐资源或许是稀缺的，科技也不可与今日语，但快乐从未稀缺。邻里街坊不仅操着各种语言和方言，更有各式各样的人们，有能说会道的幽默家、吟诗弹唱的阿肯、手艺精湛的木匠……有打得一手好馕的师傅，偶尔拿着和好的面过去，只消留下几个馕便可作报酬；有利索老成的屠夫，上门宰羊，收拾，在半推半就中欣然拿着主人送的一块肉告别……那些有趣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生活，工作，朝夕相处，他们常常是摇摇脑袋哼几句便是诗，长吁短叹唱几句便是歌。

或许是因为那时大家相对都闲适，又或是因为和外部世界的直面与对比也不多，在我脑海中，生活乐趣的匮乏，彼时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有闲阶级创造的快乐，颇有点儿古典主义的意味。

如今回想起那段往事，就好似昨天，但将之描述出来，用的，似乎又是未来的语言，恍如隔世。

后院中的游戏和死去的麻雀

在前院的右侧，有一条幽长的通道直通后院，这是连接前后院的唯一枢纽。通道左面，是瓷砖瓦房的右侧，有一面高达四米的砖块墙壁，右面则是邻居房舍的左侧墙壁，全由草泥打造，当年我刻写于此的字符早已风蚀殆尽。我走过通道移步后院，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齐腰深的杂草，乍看上去，羊圈和厕所似是长在了这些杂草上，漂游不定，轻易找不到下脚的地方。我久久伫立，脑海里逡巡着往昔在此的种种回忆，正是在这块长满杂草的地方，曾种过土豆、西红柿、辣椒，养过鸡和鸭，短暂地圈养过几只绵羊，还有几株苹果树、梨树和杏树留存至今。不过在儿时，这里更多的是我和妹妹游戏的地方。有时是我陪着她玩过家家，用手帕裹上几块儿馕和干果，往水壶里倒满奶茶，一般来说，我们都更青睐用那种墨绿色的军用水壶，这会让我们接下来的“荒野旅途”多一分身临其境的感觉。当然，更多时候多半是在我的强迫下，妹妹会和我排演一些具体的故事，由我负责构思具体的情景、场景，进而共同演绎。比如一次激烈的战斗，我虚构出眼前的敌人和数量，然后我们俩挥舞着父亲用锯子和小刀制作的木剑，和不存在的敌人展开一番恶斗，那时的我如此痴迷这类游戏，以致常常在后院消磨了大半天，全然不顾早已饿得发慌的妹妹。

说到最喜欢的玩具，自然要提到弹弓。在过去，弹弓是男孩子们最常见的玩具之一，打靶的目标从静物到动物，不胜枚举，鸟儿自然是其中最受男孩们青睐、借以证明自我的选择。而我，便曾在后院打死过一只麻雀。

在那次命中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有过无数失败的尝试，在树上歇息的、飞着的、偶尔到地上觅食的鸟儿，都是我屡试不爽的射击目标。直到那个微凉的夏日午后，离晚饭还有些时间，我拿着弹弓来到后院，正巧看到几只麻雀在稍高些的杨树枝干上歇息，瞄准、射击，随着石籽儿“嗖”的一声射出，其中一只应声直落，在击中的刹那，久违的胜利喜悦涌上心头，甚至一度左右张望，希冀着能有旁人见证我的成功。但随着鸟儿“噗通”坠地，以及随后短暂却异常醒目的挣扎、呻吟，这种喜悦转瞬便烟消云散，转而被一股刺骨的恐惧和负罪感摄住全身，一度动弹不得。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以活物做过弹弓试射的靶子，同时，也让我过早地陷入对死亡的探究与思索。

过去的哈萨克老人们常爱说：“我身体的一半已埋进土里了”，颇有几分看淡生死的哲理意味，以及对生命、生活的知足和谦逊。儿时每晚入眠前的时刻，伴随我的必定是外婆的故事，以及她不厌其烦的唠叨。她总是一边捻着飞转的纺锤，做些打毛衣、毛袜用的羊毛线，一边给我讲哈萨克人口耳相传了数百年的英雄史诗。而每当她放下手中的纺锤，我便知道她要开始那些谆谆教诲了，大体是些这样的话：日后在她的葬礼上应怎样拄着木棍哭泣，以怎样的音调说出那些悼念的词语。当时的我并不以为然，直到后来我去参加某个亲戚的葬礼，因一时疏忽了哈萨克人参加葬礼时的礼节，而感到羞愧和自责，我才明白那叮咛并非只关乎逝者的体面和尊严，也关乎生者和死亡本身，关乎你如何看待死亡、是否尊重死亡。

人们从对死亡的陌生到渐渐熟悉，多半是因为葬礼。过去，我家附近有一处坟地，我时常好奇那土堆下的世界，每当送葬的卡车满载站立的人们行经路口，父亲便会告诉我，若想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便得去参加一次葬礼。生者的哭泣总是提醒着每个人，多年来，死神从未放弃对我们的窥伺，在它面前，我们不过是尚在此生羁旅的人。

一次又一次，我撇下许多迫在眉睫的事务，于忙碌间赶到这里，漫无目的。一次又一次，当我披着夕阳褪去的最后一丝余晖，转身告别这里，便像在萦绕的霧色中凝望一个熟悉却又渐行渐远的、沉默的故人背影。

我的老宅，我回忆的精神血脉，无论它流注、置身于何种空间、时间，我祝福它永远年轻且流动。我也相信并期待，诚如杨炼先生所说——永远出发，却永无抵达，无论何时我都能鼓足勇气上前，轻轻敲一敲那扇红色大门，“嘿，我来了”。

·作者简介·阿依奔，哈萨克族，新疆作家协会会员，现居伊宁市。在《青年作家》《西部》《民族文汇》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三十余篇（首），出版有个人文集《窗里窗外》。曾获第四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