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一段难忘记忆,就是一段活着的历史。
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会受到当时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并与时代脉搏紧紧相扣。每每回首往事,就想起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乡(该乡曾用过火箭公社、莫乎尔牧场等称呼)加尔苏二队的老一代支边人,想起老队长杜兆清和柳青先生《创业史》里的那个一代农民新人代表梁生宝来,虽然他们身上带着不同的时代印记,却在牢记使命,艰苦创业,造福一方百姓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重温那段支边历史,总是感慨万千。
对我而言,加尔苏二小队不仅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我走向新生活的始发地。虽然至今已经离开村庄几十年了,可老一辈支边人的事迹总在脑海中浮现,久久不能忘怀。因此,我想把那些片段记忆转化为笔下的文字留给后人,让加尔苏的后代们牢牢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为改变村庄贫穷落后面貌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们,激励一代代新人在新时代民族振兴的伟大征程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村庄新来的支边人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共和国面临严重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为尽快恢复生产,加快边疆开发建设步伐,1958年8月29日,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决定在五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参加我国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其中给江苏省就安排了60万人。听支边老人们回忆说,仅1959年9月14日,就有528名江苏支边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带着组织发给他们的一床被子、一套衣服和十斤饼干(路上的干粮)依依惜别家乡亲人,乘坐西去的老式箱式货运火车从老家江苏常州出发,奔赴4500多公里之外的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其中,被分配到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乡(即原来的火箭公社)加尔苏大队二小队的78名男女青年中,就有4户婚后家庭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那时候生产队居住环境很差,条件极有限,婚后的家庭一家只能分得一间房屋,然后自己在房屋旁边再搭起一间简易伙房兼做杂物间,便算是安家了。其他的单身男女青年都住在集体宿舍里,男青年两大间屋,女青年两大间屋,显得十分拥挤。住在低矮昏暗的干打垒土房子里(当时仍有部分社员住在地窝子里)。当时村子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芦苇杂草,好多孩子都被眼前的荒凉情景吓哭了。到了冬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时候大雪能深达一米多,日子更是难过,因为没有煤炭,大家只能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多往土炕洞里填些杂草来应付。在伙食方面,刚开始大家在一起搭伙吃食堂的时候,连做饭的锅都没有,只能用脸盆代替锅来使用,每天吃的都是限量的玉米面等杂粮,常常吃不饱,也只能饿着肚子撑到第二天。好在那时他们都年轻,最大的3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17岁,还能扛得住。有幸的是,他们中间还有几个学过木匠、铁匠和瓦匠活儿的年轻人,后来都充分发挥着各自的特长,为生产队的生产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远离家乡来到遥远新疆,他们每个人心中都珍藏着一份难忘的记忆。记得在一次与老队长杜兆清的交谈中,他特意向我提起了一些感人情景。临行前,老母亲紧紧攒着他的手说:“兆清啊,爹妈舍不得你走,既然你决定去新疆了,那绝不能后悔。出门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忘记,咱是农民的孩子,到那儿以后要踏实肯干,本分做人,再苦再难也要挺过去,可千万不能给爹妈和乡亲们脸上抹黑啊。你不用惦记我们,记得常给家里写写信就好了……”说话间,老母亲早已泪流满面。而此刻的杜兆清,嗓子眼里也好像被什么东西紧紧堵住了,只是不停地默默点头,任狂奔泪水模糊着自己的视线,而寡言少语的老父亲却在旁边站成了一座雕像,他一言不发,就那样默默地看着儿子,多少不舍与期待的话语都隐藏在湿漉漉的目光里,因为老父亲知道,山高路远,这一别不知他们何日才能相见,也许此刻的沉默,正是一个憨厚父亲对儿子的最好慰藉与嘱托……老队长在叙说这段往事的时候,双眸里噙着泪花。
老队长说,那时候他们都年轻,心中仿佛有团火,大家都争先恐后报名来新疆,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去拼搏,去改变,去实现心中的美好梦想。当时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直到列车徐徐驶出火车站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才渐渐平缓了下来。村庄田野、山川河流从眼前一闪而过……当故乡的山山水水渐渐离开大家视线的那一刻,沉默就成了慰藉每个人心灵的最好方式,只是当时杜兆清并没想到,此次远行,他已永别故乡。
几天以后,慢腾腾的老火车进入了甘肃境内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带。只见空旷四野一片苍凉,大地裸露着干涸胸膛,茫茫戈壁渺无人烟,见不到水草、绿色,远处黑压压的山头光秃秃,阴森森。多荒凉的西域大地啊!此刻,大家忽然有种穿越死亡之海的感觉,看着眼前的情景,杜兆清忽然想起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唐诗来,心中默默泛起一股无名的惆怅感。远处,一只孤独的小山鹰正在博大深邃的苍穹上徘徊盘旋,这是他在这片荒原上看到的唯一一个鲜活生命。他默默为这只小山鹰祈祷着,希望它能在这荒无人烟的天地间平安地活着,并找到一个满意的归宿。
当火车到达哈密市尾亚火车站(当年乌鲁木齐市还没有开通火车,火车只修到哈密。)后,又接着乘汽车向乌鲁木齐市出发。在乌鲁木齐市做了暂短休整后,第二天又乘老解放牌敞篷汽车向伊犁出发。一路上,大家唱着家乡的“越剧、锡剧”和“我们新疆好地方”等歌曲,以缓解旅途疲劳和心中莫名其妙的压抑。经过几天辛苦奔波,终于到达了最终目的地——霍城县火箭公社(即现在的伊车嘎善锡伯乡)的加爾苏二小队,从此,这里就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公社给大家每人发了毡靴、铁锨、马灯等生活生产用具。春夏秋冬,年复一年,这些青年男女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中相互了解,互相帮助,渐渐建立了深厚友谊,也收获着甜蜜爱情,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旅。后来,随着接触的日益增多,我渐渐对这些支边人有了更多了解和感知,这些来自江南农村的支边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来到了新疆,在生活和生产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挫折不弯腰,义无反顾地扎根边疆,成了一代为建设边疆“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支边人,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努力改变着当地的贫穷落后面貌,给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人生答卷。
几十年来,他们始终坚守着为边疆建设和发展奉献一切的人生底线,与当地社员们一起战天斗地,与穷斗,与苦斗,与各种自然灾害斗,受尽了磨难,吃尽了苦头,却从无半句牢骚怨言。这些来到地方支边的青年人,與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边战士相比,虽然其主要任务略有不同,可大家“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愿望是一致的,正如原霍城县县委老领导孙传松先生曾在《移家落籍支边路》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卫和建设边疆,一批又一批青年、壮年从四面八方涌进新疆。支边这个总目标成为纽带,把大家联结到一起。屯垦戍边的愿望是共同的,而具体到每一批人、每一个人的经历,又因为受到大环境下不同小气候的影响而不同。支援边疆那时对每个人都是一次生活转折。面对转折需要适应。尽管转折的难度有高有低,适应的过程有长有短,却无不在前进道路上留下一串串磨灭不掉的记忆和脚印。”从1961到1983年期间,杜兆清、张茂山、严生顺、顾永金等几位支边青年都曾先后担任过加尔苏二小队的小队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往前赶,带领全体社员除杂草,垦荒地,开渠引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改善加尔苏二小队的生产生活条件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步,用实际行动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创业史”。在我心中,他们就是那个时代艰苦创业的带头人,当年生产队里的“梁生宝”。如今,虽然时光远逝,物是人非,大部分老辈支边人已驾鹤西去,魂归故里,可他们的音容笑貌,自强不息、勇于奉献的时代精神却永远活在加尔苏人民的心中。
老队长杜兆清
加尔苏二小队位于古老的霍尔果斯口岸东侧,与曾经“声贯东西,风靡一时”的察合台汗国的繁华都市阿力麻里城比邻。六十年代初,全村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百十口人,可人员组成成份很复杂,既有江苏人、四川人、山东人、安徽人、河南人、河北人,又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锡伯族、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同志。各民族兄弟姐妹在这里辛勤劳动,繁衍生息,过着简单清贫的日子。当时村子的周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草地,齐腰深的芦苇杂草丛里,常有野鸡、野兔、黄鼠狼、小狐狸、甚至小野鹿等动物出没,由于当时生产队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连几件像样的生产工具都没有,加之缺少足够的劳动力,大片土地得不到有效开发利用,所以大家只能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眼巴巴守着大片荒地过着艰苦的日子。
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被杜兆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看着村庄周围的大片荒地和人们补丁摞补丁的衣衫,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大家做点什么。平日里,他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争取进步,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短短几年时间就以思想可靠,积极上进,任劳任怨,踏实肯干的突出表现,很快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1961年1月,杜兆清被推上了生产队队长的岗位,他率先成为了这批支边青年中担任生产队队长的第一人。此时,“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杜兆清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渴望化作了他改变困境的巨大动力。初上任的杜兆清满脑子装的都是“改变”两个字,可“改变”谈何容易啊!靠什么去改变?又从何人手呢?他开始花费更多时间去分析、思考这些实际问题,眼下正逢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因“断粮”而产生了饥荒,粮食成了国家稳定的重要物资之一,因此,解决温饱这个大问题,也成了杜兆清心中的一道难题,让他夜不能寐。
月光静静洒在无边原野上,大地是那样的宽阔而荒芜。杜兆清站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荒草地前,看看身后破旧的村落和幽暗灯光默默流泪了。他在想,眼下国家正处于“一穷二白”的历史阶段,又逢自然灾害,作为一队之长,一名共产党员,自己究竟应该为大家做点什么呢?他边走,边不停地思索着,这时,党中央提出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要求启发了他,让他有了新想法:多打粮食。可粮食从哪里来呢?思来想去,只有开荒增地的做法最现实,这耕地增多了,粮食自然就多了,粮多了,温饱就有了保障,温饱问题解决了,大家的劳动热情就更高了,他觉得“开荒增地”这条路应该是当前的首选之路。于是,每天下午收工后,他都会带上几个村干部到村外的荒地边转几圈,经过几天实地考察,他基本掌握了所有荒地的大体情况,这样,一个大胆计划渐渐在杜兆清心中形成了。
深秋10月的一个夜晚,杜兆清把几个村干部和好兄弟一起请到家中,他要听听大家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都是熟人,所以大家无拘无束地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只是他觉得大家的某些想法和建议虽然不错,可因受各种条件制约,暂时都难以付诸实施,因此,在认真听完大家的建议之后,杜兆清才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开荒增地,扩大耕地面积。话音刚落,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生产队曾经有过开垦失败的教训。那些芦苇、灌木和杂草盘根错节,地下面有张隐形的大“草网”,开垦难度非常大,就凭镰刀、铁锨、坎土曼和生产队仅有的几样简单农机具,根本就办不成。其实这些担忧早在杜兆清的意料之中,因为他曾对生产队放弃开荒的事做了详细了解,知道大家会有为难情绪,可他想,如果不打破僵局,畏缩不前,出路在哪里?于是,他向大家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顾虑,觉得没把握是吧?那我们就想办法创造条件去改变;有困难是吧?那就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我们就是要异想天开,把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大家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如果耕地增多了,粮食就多了,粮食多了,温饱就有了保障,温饱问题解决了,大家参加生产劳动的劲头是不是就更足了呢?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敢想敢试,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样,咱们先确定一个五年计划,争取用五年的时间开出200亩耕地,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件事干成。要是这件事真的做成了,又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我是这样考虑的……”杜兆清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想法,他的一番话似乎触动了大家,经过一番激烈的分析讨论,最终大家同意了他的想法。于是,一个由30名支边青年组成的“垦荒突击队”名单很快诞生了。为了确保计划完成,经大家商定,从现在起,除了春耕春播和夏收秋收的几个大忙季节之外,全体突击队员的主要劳动任务就是开垦荒地。
第二天晚上,杜兆清利用组织青年政治学习的机会,主持召开了由全体“垦荒突击队”队员参加的垦荒动员会,对具体的工作任务做了详細安排和具体要求。
第三天一大早,所有垦荒突击队队员都来到了村东的一片荒地开始放火烧荒。为隔断火焰蔓延造成火灾,大家在20多亩要烧荒的地块四周开出一条很宽的防火隔离带后,点火烧荒。只见大片草地上浓烟滚滚,燃起熊熊大火,火势很快向杂草深处扑去,只见干枯的杂草在火光中纷纷倒下,瞬间化作一片黑乎乎的草木灰。杜兆清看着眼前的黑土地,心中默默想:既然能烧出一片地来,就一定能开出一片耕地,如果这次开发成功,后面的开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时,他脸上掠过一丝坚定的笑容。
开垦荒地的难度的确很大。多年生长的芦苇和灌木杂草盘根错节,人工犁和马拉犁铧每向前一步都十分吃力,一坎土曼挖下去只有浅浅几公分深,开垦进度非常缓慢。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自带干粮,起早贪黑不分昼夜地拼命干,许多人手上、肩上都磨出了火辣辣的大水泡,可是一个月干下来,仅开出了20几亩耕地。低下的开发效率让杜兆清心急火燎。于是,他又和几个队干部聚在一起合计着新的解决方案,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增加几台更实用的双轮双铧犁才能提高开发效率,可资金从哪里来呢?为解决这个难题,杜兆清不得不向当时的大队书记张忠芳(也是和他们一起到来的江苏支边青年)求救,大队书记非常支持他们的做法,在多次与公社领导进行沟通协调(那时候的集体经济管理权都在公社)下,经过一次次努力争取,公社领导终于同意作为开发土地样板,为生产队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在公社和大队、小队几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生产队如愿买回了2台双轮双铧犁。虽然这种工具有些笨重,却大大提高了开垦效率。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头两年如期完成了开垦荒地的计划任务,大大增强了大家开发土地的积极性。
1963年下半年,杜兆清队长借助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东风,白天劳动,晚上组织青年学习老三篇和雷锋事迹,激发了年轻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热情。许多青年团员不计得失,不讲报酬,主动利用空闲时间投人到开荒的劳动当中,每天多干几小时,多挖几平方米,已经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在青年突击队和共青团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年就成功开出了80多亩荒地,提前完成了下一年的开荒任务。眼前的实事让广大社员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社员们的认可和支持,在后来的两年里,全体社员都自愿加入到垦荒增地的战斗行列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就新增耕地260亩,超额完成了预期的目标任务。这一成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扬,也为顺利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坚实基础,老队长杜兆清也如愿完成了他“垦荒增地”的梦想。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社员们继续在支边人严生顺、张茂山、顾永金等小队长的带领下,一届班子接着一届干,村子周边的所有荒地全部得以有效开发。截止到80年代初,这个已拥有300多人口的生产队,耕地面积已经接近3000亩。耕地多了,粮食多了,生产队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一个正常劳力一天的报酬也由原来的几分钱、几角钱,逐渐提高到了1元多钱。社员们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支边工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加尔苏二小队也成为了当时霍城县乃至整个伊犁地区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发展最好的生产队之一。
加尔苏二小队的点滴变化,始终伴随着时代变革的历史进程,记录着老一辈支边人的无悔年华。如今的加尔苏二队正在新时代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成为亿万中国农民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的缩影。
“天空没有翅膀的影子,但我已飞过”。老一辈支边人在加尔苏人心中竖起了一座不可磨灭的历史丰碑,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默默献身边疆建设事业的革命精神,将继续在加尔苏这块土地上发扬光大,代代传承。
·作者简介·
宋吉壮,新疆作家协会会员。现居乌鲁木齐市。有诗歌、散文作品散见于《北方作家》《散文诗世界》等报刊杂志,有散文诗入选《中国年度散文诗(2015卷)》选本。出版散文随笔集《时光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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