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手拈来 涉笔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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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晓华在伊犁作家中是一位多面手，散文、诗歌、小说、评论均有涉猎，但他的主要成就还在散文、随笔领域。蒋晓华又是一位多产作家，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再晚也写一千字”。所以近年来，即以随笔为例，亦有数百篇之多。

随笔这种文体，自古就有，而且蔚为大观，在中华文学史上，是有悠久传统的。它取材广泛，内容不受限制;写法自由，叙述、描写、议论、抒情，都可派上用场;它文笔生动，歌赞批判，随心所用，冷嘲热讽，无所顾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它短小精悍，立竿见影，反应快捷，引人入胜，在快节奏的时代，尤其受到欢迎。

随笔就是杂谈。在晓华的库存中，他把随笔与杂谈分成了两类，想来他是把取材细碎，篇幅短小者归为杂谈了。其实大可不必，他归入杂谈的《墓碑上没有职务》一文，就是一篇绝佳的随笔。

我看到的他的随笔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一、文史杂谈（这里的“文”，主要是指文学），数量最多，约有120余篇;二、读书杂谈，近30篇;三、写作杂谈，约20篇;四、教育杂谈，有20余篇;五、文化杂谈，有50余篇;六、世相杂谈，也有120余篇。总计不下于360篇。另外还有归入“自己系列”的百十篇存档者，合计约有数十万字的阵容，令人感佩，教人羡慕。晓华是勤于动笔的典范，他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再晚也写一千字”，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毅力啊！正如来新夏先生所说：“如果随读随写，日积月累，自然成一文章仓库，随时取用，得心应手，由片段成整篇，由多篇成专著。这不仅是积累，而且还是一种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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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华的文史杂谈取材最为丰富，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思想的触角无处不达。有谈古人的，如解忧公主、唐宋八大家、苏东坡与李时珍、宋徽宗、史可法等等;有谈今人的，有郭沫若、毛泽东、杨开慧、江青、林彪、彭德怀、粟裕、胡耀邦、丁玲、邵逸夫、雷锋、易中天等等;有谈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如宋江、武松、潘金莲、杜十娘等等;有谈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如《阿娜尔罕》《潜伏》《青盲》《半夜鸡叫》《大决战》等等。其中《郭沫若的两首<水调歌头>》《林彪给李天佑的一封信》《名将本无种》《武松也是人》《可怜的潘金莲》《和雷锋同志商榷》《党的骨头和脊梁》《“坏人”不团结》等都是精彩的篇章。他的读书杂谈是体会最深的经验总结。晓华勤于读书，乐于读书，在同龄人中确是出类拔萃者，读书何止“破万卷”（“破万橱”似可比拟），学富何止“五车”（“五货车”还差不多）。正是因为有这刻苦读书的底蕴，才真正成就了“下笔”“有神”的境界。《此心安处是读书》《读书的快乐》《腹有诗书气自华》《选读》《阅读是我的宗教》《再晚也读一百页》等文章都是他的肺腑之言。他的写作杂谈是切切实实的现身说法，《关于写作的札记》《简洁质朴的魅力》《双语及其他》《中年写作》《写日记的好处》等都是极有说服力的切身体会;他的教育杂谈高瞻远瞩，思虑深远，从当前孩子们身上表现的问题，看到了我们教育的短板，看到了根子在“教育成年人”，诸如《今天的儿童为何不唱儿歌》《青少年运动会无人喝彩的背后》《在浇灌孩子的心灵上下功夫》《留住我们的根》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振聋发聩之作。他的文化杂谈站在更高的层次，从文化自信、文化建设的高度，呼吁梳理文化记忆，用文化凝聚人心，重振复兴中华、构筑中国梦的伟大事业。诸如《唱响新疆人的赞歌》《解读“团场文化”》《梳理三十年的文化记忆》《文人相重》《我渴望灵魂升入天堂》《美丽中国是一首诗》等都是高屋建瓴之作。他的世相杂谈，多是针砭时弊的飞镖与手术刀，能让丑言丑行无所遁形，引起关注，引起疗救。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我理想中的人际关系》《“三八六一九九”部队》《道德是为人的底线》《喝酒是一种性格》《交不起朋友》《老了混个医院的》《省“副”说》《婚姻是一部大书》等都是让人读了会脸红耳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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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华的随笔作品有些什么特点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

第一、视野开阔，左右逢源。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晓华的视野所及，几乎没有边界。论时空，古今中外，天南地北;评人物，帝王将相，领袖平民;话民生，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说事情，读书作文，鸡鸣狗吠;聊风物，山川河湖，花草树木……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就拿毛泽东的话题为例，他既赞美了导师在长征途中写下的富含哲理的《行军告示》，也歌颂了伟人1923年题赠新婚妻子杨开慧的《贺新郎》爱情词“情缠缠，意绵绵，爱深深”，还十分佩服写给恩师徐特立的祝寿信、写给战友陈毅的论诗信，认为这两封信“都很谦和，不摆谱，没有任何官腔”，并从中学会了写有氣势的排比句，懂得了“诗要用形象思维”。另外，他引用了党史记载的一桩1935年毛泽东对彭德怀产生误会的往事：在会理会议期间，林彪给党中央写信“建议更换前线指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应主持军事大计，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毛泽东认为这是彭德怀在后面鼓动的，这个阴影始终留在他的心中，后来他反复讲过四次，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又一次提到会理会议，林彪才说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这时候消除误会已经太晚了。

第二、见解新颖，思考深刻。

晓华的不少随笔都富有真知灼见，而且见解独特，叫人耳目一新。他的作品常常有一股思想的力量流贯其中。他那些新奇别致的观点，最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从而使人佩服他的胆识，服膺他的勇气，为他的颂扬而点赞，为他的拒斤而愤怒，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实现惩恶扬善的初衷。

他在《华族·华语·华字》一文中，大胆地建议：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应该称作“华族”;汉语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是中国的通用语，应该称作“华语”;至于汉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绝大部分民族，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汉字作为自己民族的书写工具、书写符号，自然应该称作“华字”。他认为：“一个纯而又纯的民族是没有的，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化也是没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发展到今天，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她的接纳性和包容性。由黄河走向长江，走向五湖四海，必将和其他先进文化一起，走向世界各地，走遍全球。”他的建议，目前看来虽然有点“激进”，但是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对于巩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却有着积极的作用。

据我所知，是晓华首先提出了“奶茶文化”的概念。他说：“奶茶是新疆各族人民都喜爱的一种食物。……奶茶是牛奶与茶的融合，是本地牛奶与内地茶的融合。奶茶是一种融合食物，是一种多元食物，同样，新疆文化也是一种融合文化、多元文化。……就是奶茶文化。”这种比喻，新颖而贴切，形象而生动，有利于解读新疆多元文化魅力，“有了对奶茶文化的认同和喜爱，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历史已有定评。晓华在充分肯定他在扬州保卫战中的气节的同时，也指出他“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史可法“如果在政治上更讲策略一些”，“在军事上更讲谋略一些”，他的”英名还可以飞得更高”。对于一些人把“一个重用奸臣、荒淫无度、对国计民生丝毫不放在心上的皇帝”宋徽宗称为“文化巨人”的荒唐言论，晓华愤怒地斤责：“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侮辱！”他用事实把某些人戴在宋徽宗头上的“善财政”“兴文教”“书法家”“建筑家”等桂冠一一打落在地。

他用敏锐、挑剔的眼光，推敲《现代汉语词典》对“未婚夫”和“未婚妻”这两个词的解释，指出：“既然是‘尚未结婚，依照法律规定，那就不是合法的丈夫、合法的妻子，丈夫或者妻子均是在领取了结婚证之后才能成立的。”何来“尚未结婚的丈夫”和“尚未结婚的妻子”？只能是“有恋爱关系、准备结婚的男女朋友而已”。看似刁钻，却是实情。他认为“潘金莲绝不是天生的坏女人，是在西门庆、王婆等人渣的引诱、调唆下，一步步走上弑夫之路的。”所以，“对她‘可怜的感情成分总是大于‘可恨的成分”。他由墓碑上没有职务这一现象，悟出“对职务的过度重视，对官衔的超级热心，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封建残余，这本身就是一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真是石破天惊，发人深省。

第三、语言风趣，态度亲切。

晓华由于读书很多，语感灵敏，文从字顺，自是不在话下。还由于他勤于动笔，练笔机会多，语言文字基本功扎实，下笔为文，如话家常，可读性很强。再加上，人很机敏，谈锋很健，所以出口成章，涉笔成趣，纵横捭阖，伸缩自如，不经意间便裹挟读者而去。

譬如《“唐宋八大家”升级版》一文，劈头就问：“这‘唐宋八大家是哪个机构评出来的？怎么评出来的？太不合情合理了。……首先这分配比例就不合适，既然是唐朝、宋朝两个朝代，就应该二一添作五，平均分配，每个朝代各有四人才是，宋朝又分北宋和南宋，应各有二人才是。……还说是盛唐，才给了俩名额，脸往哪搁？……其次这‘三苏均上榜值得商榷。北宋文风再盛，散文再好，也不该占了四分之三的席位啊。都知道盛唐，谁知道个盛宋。”最后，提出了对“唐宋八大家”推出升级版的建议：唐代四人，北宋二人，南宋二人，而且还有推荐人选。文中强调“根据现行评选标准，游戏规则，建议权威机构……对人选重新予以权衡，可以广泛征求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的意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由领导进行集中，候选人要进行公示。”听着这一本正经的建议，想想我们身边常常在演出的评选先进、模范人物的闹剧，真叫人忍俊不禁。难道晓华真不知道“唐宋八大家”的确认，是几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吗？难道真能够根据现代的评选标准，游戏规则，征求意见，听取呼声，发扬民主，再由领导集中而确定吗？作者就是这样佯装痴呆，嬉笑怒骂，采用做古代翻案文章的愚蠢之举，来针砭时弊，引读者会心一笑。

他在《临澧出了个丁玲》中说：“这个县小，临近澧县，干脆就唤作‘临澧。只听说过傍大款，傍高官，没听说过傍大县的……临近大县，向大县看齐，有什么不好？其实这是一种胸怀，一种心态”。话说得滑稽，理讲得透彻。文中说到丁玲原名蒋冰之，他立即跟了一句“也是咱老蒋家的人”，作者也有意识地傍了一下名人，有趣！后面说到丁玲到陕北，毛泽东曾赋《临江仙》一词相赠，紧接着在括弧中说“丁玲总是和‘临字有缘”。看似闲笔，顺手拈来，增加点情趣。

他在《省“副”说》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称呼上省略‘副字，实际上是一种‘按摩。……‘按摩你的一般都是你的下级，尤其是最接近，最有可能得到你的关照的下级。下级们知道，只有你舒服了，他们才能舒服。在称呼上给你‘投资，可谓成本最低，受益最大。不是有句老话吗？‘三句好话能顶钱使。”一个“按摩”，一个“舒服”，多么生动，多么传神！

第四、篇幅短小，言简意赅。

晓华的随笔多是千字文，这也是随笔这种文体所决定的。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其实我觉得还可要求再严一点：有话则短，无话则不说。他在评论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的名篇佳作《项脊轩志》時，文章标题用的是“简洁质朴的魅力”，看来晓华也十分看重“简洁质朴的文字”。他在《把文章写得像短信一样漂亮》一文中亮出了他的为文标准：“写得像短信一样漂亮，短小，睿智，深刻，诙谐，交流，解闷，逗乐，你的文章如果还没有市场，找不到读者，那才是活见鬼啦。”他这里所说的“短小”，即是我现在说的这个特点。而“睿智”“深刻”则说的是他为文的第二个特点“见解新颖”，“漂亮”“诙谐”“解闷”“逗乐”肯定是他为文的第三个特点“语言风趣”了。

契诃夫有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写得有才气，就是写得很简洁。”晓华的才气，不仅表现在他的视野开阔，取材丰富，也表现在他的见解新颖，敢讲真话，还表现在他的文笔漂亮，风趣幽默，当然更表现在他的文章篇幅紧凑，语言简洁。

他的精彩篇章，甚至比千字文还短。如《小处不可随便》《水是什么味道？》都才九百字，《骗子也讲“诚信”》七百多字，《狗肉问题》六百多字，《今天的儿童为何不唱儿歌》五百多字，《腹有诗书气自华》不到五百字，《小狗也要叫》不到四百字，《自题小像》更是短至二百五十字。文章篇幅虽短，思想的光辉依然耀眼。

契诃夫是惜字如金的典范。他的短篇小说《玫瑰色的袜子》在《花絮》上发表时，主编列依金自作主张在小说结尾处加了几句话：“不的，我不去，关于学问上的事儿，我可以和男人们聊聊。他做了最后的决定。”尽管列依金是契诃夫的恩师，但他还是用幽默的口吻写信去表示异议：“您加长了《玫瑰色的袜子》的结尾，我不反对因为多了一个句子而获得八戈比稿酬，但我以为，这里与男人不相干……这里说的仅仅是女人的事……”这种较真的劲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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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晓华随笔的不足之处，需要多说几句话。

晓华常常文思泉涌，恰似行云流水，也就是苏轼所说的“万解泉源，不择地而出”，晓华能够做到“常行于所当行”，却于“常止于不可不止”有所疏忽。晓华的随笔由于能够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因此时不时地会宕出一笔，平添生趣。问题是“宕”出之后，要能及时地收束，才不致离题。几年前，我在报上看了几篇他的作品后，发现都有这个缺憾。曾把文中可以删节的地方划出来，与他商榷，但晓华不以为然。他认为我觉得可删的文字，恰恰是文章的出彩之处，如果把这些文字删去，文章就会显得干瘪，缺乏生趣。

随笔的艺术是展开的艺术，如果展不开，往往会变成严肃的论说文，板着面孔，使人不易亲近。但是，随笔的艺术同时也是节制的艺术，如果不加节制，信马由缰，则会使文字变得拖沓，使文章流于冗长。须知，随笔是一种短小精悍的文体，不能像那些高头讲章一样一本正经，面面俱到，它的常态应该是千字文。私下聊天时，晓华曾流露过对于“千字文”的不屑。这也许就是他在库存中把短小的文章都归入“杂谈”，不许在“随笔”中落籍的潜意识吧。

举个新近的例子罢。发表在《兵团日报》2020年11日30日七版的《认字》一文，写得不错。文章从《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说起，回忆自己读书期间，幸亏有这两本工具书提供帮助，完成了学文化的重任。他说：“这些年，我一直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放在案头，带在身边，又认了不少字，积累了不少词汇。”接着说因为“我对苏东坡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在阅读苏东坡的过程中认识了不少生僻字，如“儋州”（苏轼被贬谪的最远处所）的“儋”、“陈糙”（苏轼的挚友）的“糙”、“王洗”（蘇轼的又一挚友）的“诜”、“王雱”（苏轼的政敌兼诗友王安石的儿子）的“雱”、“章惇”（先为苏轼密友，后变成疯狂迫害他的仇敌）的“惇”等，这是必要的。但在此前有一段文字：“我对苏轼有浓厚的兴趣，不仅是对他的诗文，更是对他这个人。我有他的诗文全集，有龙榆生等学者的精心注释，有林语堂、王水照、崔铭、李一冰等学者写他的精彩传记，有朱刚、张炜、祝勇等学者对他人与文与艺术作品的精心解读。我每天都在读苏轼，在寻觅苏轼成长为苏东坡的人生密码。”这段话对认识那几个字有什么作用？无非潜意识里有那么一点炫耀的意思。仅此而已。如果在介绍那几个字时顺便说几句苏轼与那几个人的关系（如苏轼为陈糙写过《方山子传》），倒是必要的。如果顺便再把那几个字的读音标注出来，则更与文章的主旨紧密相关了。

至于记住了“临朐”的“朐”字这件事，只要提及“常胜将军粟裕”也“打过败仗”，说明“1947年5月中旬孟良崮大捷之后”，“接着他就打了南麻、临朐两个败仗。‘临朐的‘朐这个字我永远记住了”便可。而此前的一段话：“粟裕是我最敬重的人民解放军将领，因而它的回忆录，有关它的各种书籍、各种资料我都看得特别认真。”就显得没有必要，因为它们和认识“朐”字没有多大关系。

最后，文章介绍了著名学者聂绀弩在《北大荒文艺》当编辑时，曾批评一位农场青年作者在小说中错把“趵突泉”写成“豹突泉”，给予忠告：“拿不准的词、字，应该查一查，要养成写作上的严谨作风。”这一事例运用得好，而且和文章开头所说“读得最多的是工具书”作了照应，使文章首尾圆合，一气呵成。但是，加了几句“喜欢读聂绀弩的旧体诗，其诗风近似于苏东坡先生，信手拈来，行云流水，天然成趣”（虽然字数不多），却和指正“豹突泉”，建议多查字典、词典相去甚远。

如果删去有关苏轼、粟裕和聂绀弩的那二百来字，文章不就更精粹了吗？（当然，在稿费上会略有损失。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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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拜读晓华洋洋大观的随笔之际，受益匪浅，有读书方面的，有观察方面的，也有思考方面的，更有下笔为文方面的。应该怀着感恩之心，诚恳地道一句：谢谢晓华！

·作者简介·

吴孝成，原伊犁师范学院教授、院长，长期从事写作教学和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委并担任“哈萨克文化研究”栏目主持人，代表作有：《一支凌厉的响箭—唐加勒克的长诗<娜孜古丽>评介》《挣脱精神枷锁改造传统文化—论唐加勒克的揭短亮丑诗》《唐加勒克评传》《哈萨克当代散文创作概观》《新疆少数民族现代诗人唐加勒克与穆塔里甫作品比较研究》《哈萨克当代三大诗人论纲》《库尔班阿里创作年谱》《锡伯族诗人郭基南创作述评》等，出版有评论集《守望边地文学的星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