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批评家如何应对网络文学？

房伟

这是一个老话题，但又不断被人讨论。新世纪之后，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网络文学批评也渐渐地在磨合适应之中，产生了新的生产机制。它也涉及相关话题，如批评的有效性、新媒体文学批评的失语等。不可否认，目前为止，网络文学研究没有形成成熟研究体系，并匮乏过硬的研究成果。尽管，相关研究课题并不少。这种焦虑，对青年批评家来说，尤其严重。这既牵扯到青年批评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涉及他们的使命感和价值存在感。世界变得更碎片化、欲望化，但也充满了新意识形态整合的可能性。新媒体无疑参与了这个过程，无论支持或抵抗，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故事”的一部分。青年批评家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历史使命，就变成两个部分，一是如何延续旧有批评使命，一个是如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形态。新媒体时代，青年批评家普遍感到焦虑无力。随着批评的学院化，文学批评的趣味日益狭窄，既不能为文学发展提供新的方向与启示，也很难适应新媒介变化导致的批评话语权的位移、批评方式和对象的改变。

一

目前，新媒体勃兴导致的文学形态变化，可以说蕴育着“新问题”，也可以说包含“老问题”。说是新问题，就是将中国网络文学放置在全球化视野，看新媒介导致文学的感知和评说方式发生的改变。网络文学的出现，其交互、共享、信息速度等技术理念，改变了人们对印刷文化确立的长篇小说信息容量的看法，改变了二战后现代文学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文学主题、题材、艺术时空观和技法，也深刻地改变了读者和作者、评说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文学变成“超级文本”，具有“超级长度”。这种超级长度，不仅显示着对文学表现时空领域的扩展，也表现为文本的游戏性、虚拟性等特征。现代文学所推崇的荒诞、含混、空间化、极端私语化等文学特征，也被共享、交互、新宇宙观等概念改变。更剧烈的一点在于，读者和作者、评论者三者关系的改变。如果说，传统批评家，借助书评、评奖等方式，介入到文学生产，成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有效媒介，那么，新媒体时代评论家的中介作用、中介方式，都将发生重要改变。打个比方，传统文学批评，类似供销产业链的中间商（当然，中间商还更应包括文学杂志和出版行业），如今这种中介环节，被“共享网络平台”概念所替代了。网络平台整合各种媒介方式，也整合了各种媒介资源，文学批评，如同文学杂志，都失去了它们权威的光环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掌控力，成为各种资源中的某种元素。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却被空前强化了。作家不再是话语权威，变成了某种趣味化“写手”。他们类似晚清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但也有所谓“写读者”这样将读写整合一体的概念认定。读者趣味的力量，将加剧文学类型化趣味细分和表现模式。读者更多地参与到了创作，作者本人的主体性却被削弱了。共享平台概念，使文学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文学资本化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文学批评家，不再是具有人文权威魅力的话语持有者，而呈现为有趣味的“文学阐释者”。读者对于文学批评的可读性、趣味性和文学表现才能的要求，也会大大增加。佶屈聱牙，呆板僵化，过分迷恋批评的指导意义，都将被读者抛弃，变得更精英小众化。当然，这个过程，文学创作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介入能力，意识形态性也都被大大减弱，文学的消费性被过分凸显，也会导致文本的封闭性和极致的虚拟性，这是一个应该被警惕的情况。

说是包含着“老问题”，就是说要看到，虽然网络文学带来了新变化，但这种变化将是长期的，如果目前文化体制不改变，网络文学带来的积极影响，有可能变成消极影响，或难有作为，甚至可能被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同化与改变。另一个方面讲，将网络文学放置在纵向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当代脉络中来看，其实还是通俗类型文学和精英文学二元化发展问题。新时期文学以来，通俗文学从未以这种发展速度和阅读面，获得大众的认可。尽管，80年代以来，武侠言情等港台通俗文学有过繁荣，但大陆文学领域，通俗文学始终未能全面地制造阅读的优势。（比如，王朔的小说，卫慧的创作，包括很多80后作家，都带有青春、言情、市民等类型元素，但却是从纯文学体制内部生长出来的，也深深地受制于此。）这种情况，直到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才有了很大改变。网络新媒体结合资本力量，使类型文学有了长足发展。网络类型文学，也依然表现出通俗文学类型在意识形态和艺术趣味选择上的某种继承性。这种继承性，既是针对通俗文学自晚清以来的发展规律而言，也是针对中国社会“现代意识”而言。范伯群先生提倡通俗文学和新文学在塑造中国现代文学过程之中的“一体双翼”的作用。尽管这个观点也遭到很多争议，但当下網络通俗文学的发展，恰印证了他的观点。在此基础之上，网络新媒介不过起到了催化剂和促发作用。

从这种纵向关联性上讲，传统文学批评的概念、范畴和方法、理论，不能说失效了，而只能说成为了新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组成部分，而并非能概括全部。对于传统文学研究领域，无论理论阐释，还是文本分析，或文学社会学等方法，也都大有可为。很多传统理论话题，面对新媒体产生的文学现象，也依然有理论说服力。比如，现代性、后现代、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文化研究等新文学理论方法，也依然可以用来阐释网络文学，而不是简单地“被终结了”。例如，网络历史穿越小说之中，表面上看，是荒诞不经的意淫，但在文化逻辑上，却体现出在新的语境之下，在“个性现代自我”基础上，重塑民族国家叙事的期待。在《篡清》《唐砖》《边戎》《家园》《指南录》《新宋》等穿越小说之中，不仅出现了“守望家园”这种保守的民族国家意识，也有着重建汉唐全球时空版图的民族叙事意识的转变，更有着宪政立国、民主立国、科技立国、工商立国等多种政治思维的热切想象。即便是如《甄嬛传》《芈月传》等所谓“玛丽苏”大女主小说之中，也表现出与90年代港台宫斗影视剧所不同的“女性自我”的独立意识。而从游戏改编、影视剧、网络平台阅读到纸质出版的文学新体制的文学生产研究，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至今也没有被有效地产生出具有说服力的成果。

这种关联性，还体现在批评家必须激活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找到共享交互基础上更有说服力的文学阐释，才能真正发挥网络文批评的作用，而不仅被网络文学的资本运营牵着鼻子走。比如，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也体现在了网络文学的生产之中。网络文学并非“天外飞仙”，也要受到当下意识形态的管控、渗透，产生出种种机制、问题和书写禁忌。从前几年的“净网运动”，到如今各地网络作协的“新体制化”努力，都表现出这样的态势。可惜的是，即便是从传统文学社会学、文学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也没有对这类问题有足够关注和深入研究。由此，也造成了网络文学“新的遮蔽”情况。《青囊尸衣》 《陌生人》《黑山老妖》《校北鬼事》《亵渎》等作品，都有非常高的网络阅读量，但因思想冒犯性和意识形态批判性，因而无法进入网站推荐的前沿，成为网络资本生产最佳规训版本。而这些负载着自由批判锋芒，有着《水浒》、《聊斋》气质的，也有较高社会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作品，也就很难进入我们的批评视野。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文学批评的遗憾和缺失。

二

正是有感于此，我认为，当下青年批评家在面对网络文学的时候，要做到“三个坚守”与“三个改变”。

首先，要坚守批评家的文学判断权和阐释权。这些年，有关网络文学研究的讨论非常多。批评家们往往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继续在熟悉的作家作品、熟悉的文学圈子过活。这样的批评家，尤其青年批评家不在少数。对这种坚守，我们必须保持敬意，这也是文学批评必须保持的东西。另一种则是果断转型，以新媒体文学为尊，以网络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为研究新领域。这种创新的勇气，也值得我们鼓励与肯定。但可怕的是，由此而来的两个相关问题，一是由于坚守传统文学的骄傲与自信，引发盲目偏狭与封闭，拒绝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变化，看不起文学的新形态。二是由于趋新的心理定势，盲目地以新为贵，以新为美，盲目地吹捧与赞颂，跟随资本的力量跑，丧失批评家应有的作用和立场。无论传统研究，还是网络研究，批评家的文学判断权和阐释权必须坚守。当下网络文学研究之中，批评不独立情况也非常严重，不仅受制于资本制约、政治制约，更是由于媒介环境的改变，导致批评从传统的知识权威地位变成了平等、共享的地位，很多批评家变得不自信了，不能对作品进行有效判断。如果批评家只是“点个赞”，“在读者留言区发感言”，像粉丝一样献上“虚拟网络币”，那么，批评家和读者粉丝的区别又在哪里？我个人不赞同网络文学是粉丝文学、粉丝经济的说法。这种所谓文学批评的转型，其实是从根本上取消文学批评。当然，坚守并不意味着“回到老路上”，文学批评的判断权还是要有说服力。因为即使我们试图将网络文学再次体制化，但网络文学评论文章、文学评奖、纸媒出版等传统文学的话语红利、经济红利，包括政治上的红利，都很难对网络文学形成根本上的制约。网络写手们只要写得好，不触犯法律和意识形态，这种文学批评所代表的话语权威，甚至包括其他的体制权威，就很难再对它形成“边缘文化”的收编。

其次，目前网络文学研究还正在展开过程之中，有很多新领域和问题，但在评价作品作家、关注思潮流派的时候，现实关怀还是应注意的原则。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质，网络文学在想像力上是对中国人的一次大解放。魔幻、科幻、修真、盗墓、精怪、灵异、都市、西方奇幻、东方玄幻、历史穿越、末日废土文、暗黑文、变种文、洪荒文、电竞游戏小说、体育小说、黑狱小说、国术小说、校园小说、BL（耽美）小说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亚文学类型，无不显示着中国的网络作家超绝的想像力，以及涉及层面的广泛。在上至远古下至未来，遍及全球乃至宇宙的广阔时空之内，中国的网络文学家，正在创造现代文学以来前所未有的通俗文学盛况。但是，这种想像力的解放，如果只是欲望和幻想的解放，无疑会越来越多地将读者引入虚拟封闭的空间。而文学本身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批判性地提出思考的作用与功能，也依然不能放弃。这样说，不仅是因为惯性的批评思维使然，而是以文学批评在鉴赏判断的过程之中，将那些寄寓深广，在灿烂的想像力之下，包含着更多人性力量与现实思考的作品，挑选出来，从而在持续的努力下，形成新的经典范例。

再次，我们还要坚守文学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这里说的社会价值，就是网络文学研究，要保持对社会价值底线的坚守，不能一味向低俗和粗制滥造投降，要在文学作品中传达真善美的能量。真善美的传达，不是“假大空”的要求，而是与作品“吸引人”相结合的。作品能感人，能吸引人，能动人心性，能经得起重读和经典化，就必须有“真善美”的价值堅守，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否则也只是过眼云烟。谈到审美价值，就内部研究而言，网络文学作品泥沙俱下，但并不表明它们全是垃圾。网站资本推崇的、能吸金的小白文未必能代表网络文学全部。批评家介入过少，导致网络文学的内部板块和不同趋向未被很好地发掘，很多优秀之作，并没有得到公允评价和认可。利用我们擅长的精读、审美分析方法，对网络文学的经典之作，进行令人信服的阐释，目前我们做得并不好。而网络文学内部，坚持文学性与思想性，将面临资本压抑与意识形态压抑的双重桎梏，难度可想而知。这样的作品，更应该是文学批评家发掘并经典化的对象。比如说，陈一多、鲁班尺、曲北雁、燕垒生等，不太受到网络文学资本推崇的作家，多利用网络论坛，而非盈利性网站来完成文学文本，因其共享性，其文学受众其实比收费网站更广泛，其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批判意味也更优秀，但这些作家往往不在目前主流的网络文学批评者的视野之内。

三

青年批评家应对网络文学，还要做到“三个改变”。首先，要改变批评家的精英身份优越感。无论网络文学批评，还是传统文学批评，那种高高在上、粗暴武断的批评，都应该值得我们反思。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来自批评家本身的精英优越感。批评家自认为高于作者与读者，就不会以平等与心平气和的态度，去看待文学场域内的文学生产，进而造成很多偏见。比如，西方国家的文学胜于第三世界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胜于社会主义文学，精英文学胜于通俗文学。这种精英优越感，不但造成文学研究壁垒无法打破，也会造成批评家对媒介转换缺乏敏感，文学批评小众化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在一个更高的文学史视野下，才能实现文学批评的壁垒拆除和科学认知。但首要问题是，改变批评家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在交流沟通、共享合作心态下，追求文学批评个性化表达之上的话语整合。

其次，改变批评的单一趣味性导致的认知偏见。这种单一趣味，可以是理论趣味，意识形态趣味，也可能是某种审美趣味。新媒体时代，资源共享，媒介整合，不同文学类型，都应找到互相沟通理解，共同存在的理由。很多文学批评从业者的困惑在于，他们并不认为目前时髦的网红作品具有文学性，进而从这个直观观察角度入手，否认网络文学的价值，进而认为“网络文学99.9%都是垃圾”。殊不知，任何新生文学形态，在其发生初期，都是良莠不齐。表面欣欣向荣，实则泥沙俱下。这都离不开文学批评的介入。新媒体时代，也不外乎这样。不同的是，批评家的介入方式形态各异。纸媒时代，批评家更多借助政治权威或知识权威，而网络时代，批评家的介入，更应是一种“共享交互”式介入，要以高超的审美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与读者、作者、文本形成有效交流，提高文学批评的审美趣味性和认知价值，给文学文本以更多独具匠心的发现，而不是拿文学理论唬人，拿已成为“学科套话”的话语体系束缚文本。批评和作者、读者，及文本的隔膜问题，在批评变得学院化之后就已存在。毕飞宇的《小说课》、王安忆的《小说课堂》这样作家写的批评著作，就有着独特的审美趣味性，甚至可以做到最大化地拓展批评阅读人群。无疑这些作家出身的批评家，更注重独特的言说方式和审美发现，更能沟通读者，受到作者的钦佩，引起读者的共鸣。

最后，我们要改变批评的介入性。网络文学批评，不应成为资本的“文学说明书”，也不应成为意识形态或文学理论的“文本证明”，而应有相对于政治与经济场域的更高自主性与介入性。它应是更密切地与作者、文本、读者相联系的体悟和认知，能给作者和读者带来更多灵悟，而不是粗暴谩骂与不合实际的吹捧。网络文学并不是一群富翁的文字游戏，而是数以百万计作者表达内心情感、思想与追求的言说形态。这些形态，尽管很多看似荒诞不经，天马行空，但深入地理解这种言说形态，才能真正了解我们当下的现实，特别是处于日益虚拟化和智能化世界中的年轻人的感受和想法。批评家一味附和资本对文学的改写，就不能有效地为读者展现文学批评对优秀作品的挑选、判断和阐释的能力。我们很少能以精彩的文学精读，告诉大家网络文学作品为何好，怎么好。这又怎能做到批评家的责任呢？批评家是使人信，使人悟，而不是使人怕，使人无聊。也许，新媒体形态下的文学批评，正面临着一种新的“介入性”，不仅是指利用文学批评文本形成对社会的干预，而且是指文学批评与读者、作者、文本之间形成更亲密、平等的交流共享关系。豆瓣评论等方式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这种批评介入性的摸索，也还有待更多有识之士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