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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清平世界

时间:2024-05-04

苏轼这一生,行程很满。南渡北归,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

其年少登科,才识皆茂,早年得文坛领袖欧阳修称赏,名动京师。照理来说,前途不可限量。自然,当世人所说的“前途”,大抵与“仕途”相关。谁能相见,苏轼平步青云不过数载,天人永隔的离丧接踵而至。

鲜衣怒马,烈焰繁花后,一抔黄土,两座新坟,先后埋下他的贤妻、严父。生死之事,由天不由己。每每思量,甚为锥心。

“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午夜梦回,短松岗畔,苏轼总能想起父亲苏洵曾作文《名二字说》,教导他要如车前横木,不可或缺,亦不可过于显山露水。

知子莫若父,知夫莫若妻。

苏轼往往将世间之事、世间之人想得过分美好:“上可陪玉皇,下可陪乞儿,天下无一不好人……”

久闻此言,王弗亦有规劝:“高朋满座未必佳。”可惜,王弗之语,入苏轼耳,却未曾真正萦于其心。

返京复出京,每一任上大抵不过一二载即迁。皇命不可违,苏轼偕同一大家子不辞辛劳地奔波着。

后世之人大多只知苏轼诗词文章绝佳,轶事迭出,未可知这位生活美学家、大文豪实际上是个能吏。

为君分忧,为民求利,乃大多为官之人的初心。苏轼对清平世界心向往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全更多黎民百姓的天真、安乐。

农耕时代,百姓看天时吃饭。遇上旱灾大抵赤地千里,碰上水患则有灭顶之忧。每到一地,治水一方,成了苏轼为官经年绕不开的使命。

任凤翔府判官时,关中春上大旱。苏轼因势利导,决意在城内修建利民湖。多番考察后,他发动当地官民疏浚城東南饮凤池,引城西北凤凰泉之水入池为湖,后题名“东湖”。“水多则蓄之,干旱则泄之”,这样的举措一经施行,成就百里沃野,一府军民,共沐此恩。

为官一任,泽民一方。任徐州知州之年,黄河在澶渊决口改道,泛滥横流,数十州县转瞬即遭侵蚀。“善淤、善决、善徙”,这样的特征足以使黄河下游的百姓蒙受大难。正值盛夏,暴雨如注,昼夜不止,城南两山拦截于道无法及时泄洪,一时间外城水位高涨。城中富户见情势危殆,无不卷起细软打算出逃避难。万千百姓惶惶然,满城即将覆没于水光之中!苏轼身着短衣,手持畚锸徒脚冲上前线,声明“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此言振聋发聩,民心稍安。在苏轼的带领下,五千余民夫筑起一道头起戏马台,尾联城墙,横跨徐州城东南的长堤。洪水汤汤其势汹汹,然万众一心日夜护堤,与城共存。苏轼冒雨冲风与众人坚守十数日,数次过家门而不入。待雨霁天青,洪水消退,苏轼再度请旨征调民夫增筑故城,取“土实胜水”之意,用黄土饰墙,名为“黄楼”,以防黄河水患再现。现今想来,黄楼已成了一座丰碑,让苏轼与奋勇抗洪的徐州城民一道留存为传世佳话。

在徐州为官一年有余,苏轼博得官民一致爱戴。他卓著的政绩亦被皇帝看到,调令不期而至。百姓牵衣拦道,送了一程又一程,不舍苏轼迁去。

“背归鸿,去吴中。”苏轼恰似一只候鸟,再度迁徙在华夏大地上。

这回,他去往湖州。从徐州到湖州,其实并不算太远。或许合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之语,苏轼优哉游哉,探亲访友,一路走了四十余天。显然,赴任周期太长,会令风闻奏事的御史生出无数言论并上达天听。不过,远离中枢的苏轼哪里顾得到这些?

事实证明,随心而行之人,仕途上大抵不会有太长远的好运。

湖州任上,时间并没有以“年”计,恰恰只有三个月那么短。这三个月,苏轼经历了湖州久旱不雨后又久雨不晴的春夏。他自言还未一尽心力,便因“乌台诗案”下了大狱。

苏轼对新党改革多有置喙,认为他们操之过急。抚今追昔,满腹牢骚无从宣泄,尽入诗中,容人细品。

如其所愿,他的诗作自然会被有心人细品,甚至品出他所上的《湖州谢表》不仅谤讪新政,且大逆不道。

触动逆鳞,因言获罪,对于苏轼来说或早或晚罢了。甚至在某个瞬间,皇帝认为恰恰是祖制出了问题,才让这些文人、大夫无所顾忌。

得罪新党,下狱锻炼。终日囿于铁窗不见天日,以往倨傲心性也该于此消磨去几分。神宗皇帝终究念及旧情,免苏轼牢狱之苦,命其谪居黄州且不得签署公事。明发谕旨,苏轼被彻底政治边缘化。

积蓄愈用愈少,日子过得愈发捉襟见肘。为官近二十年,一家老小不得不数着铜钱计算开支。行到水穷处,免不了饥寒交迫、受人诟病。

寂寞沙洲冷,他便是自己笔下的那只孤鸿。

往事历历,他总是那个喜聚不喜散之人。“平生文字为吾累……”直到这个荒凉之处,落拓如此,他才省悟当年老父、发妻的劝诫该当深省。总算知州怜悯,在城东给苏轼找了块废弃已久的坡地。虽不能立解苦厄,好歹有了些许盼头。从那时起,苏轼与家人一道开垦种田,以期丰收。在一片荒芜中,他造起一座草庐,将其命名为“雪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成了苏东坡——一个将竹杖芒鞋踏遍料峭春风的人。与土地日日亲密无间,纵然劳筋骨、饿体肤,苏轼亦乐在其中,内心获得了久违的安宁。

忽忽五年,在春种秋收中苏轼渐有所悟,平静充实的日子才是人间真味。如此,江海寄余生亦好。无所求,便无所执。

入仕之人,自身看淡“前途”并不作数。执棋子之人,永远在金銮之巅,俯视众生——放在黄州这颗棋子,一搁经年,动上一动未尝不可。

为官半生,不知苏轼有没有量度过圣心?或许,圣心以为,苏轼被晾了四年有余,也该懂得进退,合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接下来的任命。未曾想,苏轼在右迁路上再一次任性,绕道江南,前往宜兴。

这是苏轼践行与同榜进士蒋之奇、单锡早年订下的“鸡黍之约”。蒋之奇与单锡,正是宜兴人。

宜兴即阳羡,古来便是鱼米之乡。山承天目山余脉,迤逦入城;水接太湖,湖荡相连,物阜民丰。彼处,实为苏轼心中乐土。与单锡结识后,苏轼惜其人品,将胞姐苏八娘之女嫁与单锡为妻。如今偷闲在此停羁,一访亲人故友,不失为乐事。

“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落成,当作一亭,名只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

万般景语皆情语,情动则词发。苏轼引王右军言,追思屈子,于宜兴通贞观郭知训提举家中写成传世名篇《楚颂帖》。

将日后卜居之所敲定在宜兴,耕读传家,实为苏轼多番思量后下定的决心。心动,则付诸于行。很快,他在宜兴城二十里外买了一块良田。天远堂邵氏庭院中,他又亲手植下一株西府海棠。想来花开时节,定然香雾空蒙。有田无饥馁,有花无俗想。年年岁岁,愿如今朝。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人生起起落落,许多事非人力能及。那就回归自然,从容处世。苏轼倾囊买下一处乡间老宅,筹谋着做一田舍翁,躬耕于野,在藤床瓦枕间日日好眠。

惬意安稳的生活指日可待。苏轼安步当车,与友人在田园间徜徉,忽闻一个老妇人在田埂头啼哭。走近一问才知他用五百缗钱买下的房子正是那老妇人家祖宅,养子不肖,私售产业还债,她不得不露宿荒野,未来生死不知。此情此景令人动容。苏轼既知此事,断不能作壁上观。略做权衡,苏轼与友人召来老妇人之子,当着他们母子二人的面,将买卖契约付之一炬。

几乎掏空了全部身家的苏轼再度陷入困顿:“一家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苏轼前往任所的同时给神宗皇帝上书,希望可以得皇帝慈眷,许他终老宜兴。

将离泗州时,苏轼终得诏旨:允。

恩旨吹散了愁云,苏轼心情舒展,当即长歌“归去来兮”,马不停蹄地带着家眷迁回宜兴,大有当年杜工部“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态。

《满庭芳·恩放归阳羡》

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

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正當苏轼与其家人额手称庆时,神宗皇帝猝然晏驾,哲宗皇帝冲龄继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临朝听政。

朝廷起复旧员,着苏轼立刻往登州做知州。尚未在宜兴久居,作为“拥趸旧党”的苏轼被天降“红利”率先砸中,田园养颐之旅按下了暂停键。苏轼半世追慕陶潜,却仍旧放不下众生。这道诏令,由不得苏轼不接。到登州第五天,苏轼右迁成为礼部郎中,家眷随之将行囊重新打包,同苏轼一道至京都赴任……

年过五旬,苏轼的仕途似乎终于开始变得不那么曲折,甚至有扶摇上九天之势。圣眷正浓,一家老小亦甘愿陪着他南来北往,折腾了一遍又一遍。

若量才而用,苏轼本该在中枢行走。可朝堂上明枪暗箭不断使得苏轼对做京官失去热忱。

外放杭州知州之年,正值杭州大旱。苏轼深知百姓疾苦,立时着手整改杭州水利工程这一大项目。彼时西湖淤塞,民怨沸腾,苏轼上书请求朝廷免除赋税,同时部署疏浚西湖,以工代赈,用淤泥、葑草筑起南北通行的三十里长堤。前朝引西湖水作六井,供民所需。现今六井日渐瘫痪,只能以钱塘江水补充民用。闻得此信,苏轼即命修葺,用瓦筒取代竹管输水。其后,西湖堰闸亦筑造完备,蓄水泄洪均无阻滞。一朝功成,甘水殆遍全城。内城事毕,外城水利修缮便提上日程——钱塘江潮势头汹涌,岸边泥沙淤积,损人毁船之事时有发生。苏轼实地勘察后下令开凿漕河,用盐桥河接西湖水,茅山河接钱塘潮。因地制宜,以水治水。如此,江潮不复入市,长堤景色如画,百姓用水、行船再无后顾之忧。

民有所需,苏轼便夙夜在公,不敢有一日轻忽。历经千万事,他自知此生修心并不会如古井之水,无波无澜。那么,做一位气节凛然的士大夫就是他最后的坚持。

一朝天子一朝臣,旧党取缔了新党变法所有政策,让新党改革成为彻头彻尾的笑话。苏轼对此并未坐视——“一刀切”于民无益。对事不对人,他看清了旧党之弊,又忍不住口诛笔伐。

苏轼反对新党变法“操之过急”,亦不赞同旧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念。于他而言,如今裹足不前、守旧懒政之法亦如洪水猛兽,遗祸世人。做各地父母官半生,看遍黎民百姓饱受苦厄,他所希冀的不过就是居庙堂之人能求同存异,多做实事,少些折腾。

在新、旧两党之人眼中,苏轼反复横跳,无异于“首鼠两端”。不管苏轼怎么想,不管苏轼怎么觉得,反正苏轼的“不合时宜”几乎得罪了所有士大夫。毫无疑问,接下来他受到了朝堂诸公围诘,被已然亲政的皇帝划为弃子。

是进亦忧,退亦忧。左迁外派又成了苏轼下半生的日常。苏轼不得不前往惠州贬所,皇帝诏令其轻车简从。苏辙知晓兄长此去遥遥万里,必遭苦厄,忙凑来七千缗钱作为他们一家十几口人的用度。行至金陵城,长子苏迈谨遵父训,携同家眷分道而行。半月后,抵达当涂的苏轼再次接到降职意旨: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样的结果,想来与当年在黄州的境况一般无二。郑重思量后,苏轼命次子苏迨携妻小也回宜兴依傍苏迈一家居住。之后的路途,他由三子苏过和妾侍王朝云相伴,走一步、算一步。如此,凄风苦雨少些人承受,也好减免他些许后顾之忧。

年近六旬的苏轼翻山越岭、历尽险阻,终于到得世人口中“蛮荒偏远”的岭南。也许此前做了最坏的打算,此地风物比预想之中要好太多。面对岭南丰饶的物产,苏轼这位老饕不禁食指大动:“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能满足口腹之欲,也就没那么心灰意冷。

垂垂老矣,投身南荒,本着为民造福的宗旨,他依旧是位实干家。惠州城东、西两桥年久失修,航道堵塞,百姓竞渡忧患重重。苏轼不肯袖手——他迂回求援,在表兄广州提刑程正辅的斡旋下,落成了联通惠州东、西两江的东新桥。不久,苏轼另捐了朝服之上的犀带,加之邑人筹资,终于将惠州丰湖治理妥帖。丰湖之上自此架起一座用石盐木建成的新桥,名为“西新桥”,给邑人交通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依照百姓心意,苏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官。切切实实地为民众谋福祉、解忧患,若世间官吏都能如此,何愁不见清平盛世?

得尽民心却不得圣心。“元祐之臣终身不得北徙”这一则不成文的规定,杜绝了苏轼回归的念想。长作岭南人,也好。

琴瑟和谐、万里相随。有王朝云在侧,两人默契天成,虽苦也乐。可叹幼子苏遁半岁即夭,王朝云始终抱憾,染上时疫,缠绵病榻日久,最终撒手人寰。佳人易得,知己难觅。长夜漫漫,苏轼只得身着葛衣独弹古调,将心事剖与明月听。远在宜兴的苏迈、苏迨知老父孤苦,携家眷艰苦跋涉一年,才得以与苏轼共聚天伦。

未曾想,受到往事牵连,苏轼被贬去更偏远的儋州,择日即行。

“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苏轼已知天命,抱着必客死僻壤之心,郑重地向苏迈嘱托了身后事。苏过伴他远行,一家人在江边惜别,涕泪悲戚。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尽管愈发寂寥,苏轼矢志不渝。每到得一地,便为一地行好事。他与苏过主动承担起教化儋州原住民的重任,带领民众修桥铺路、掘井种粮,同时开帐传道,兴盛一方文化。数年后,儋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横空出世,也令远在朝堂之人瞩目到僻壤之上赤忱不改的苏轼。

哲宗崩逝,徽宗即位,朝廷大赦。

颠沛半世,苏轼在有生之年终得北归故园的旨意,不得不说是意外之喜。一路舟车劳顿,行至常州苏轼便已病殂。几十年来,他不辞辛劳,逆风执炬、踽踽而行。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热爱着他治下的每一片土地,且得到了万千百姓的爱戴。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无论何时何地,作为异乡人的苏轼均执着于为所有人构筑一个他理想中的清平世界。

作者简介:

朱璟秋,90后,文化策划人。已出版长篇小说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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