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对中华戏剧文化的贡献—— 《常州戏剧家》跋

■陈云发

常州市戏剧家协会拟重新编辑出版 《常州戏剧家》一书，要我写一点介绍常州戏剧家对中华戏剧文化发展所做贡献情况的文字，来自家乡的呼唤，自然只能遵命试笔。确实，在中国民族戏剧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从常州这块热土走出的戏剧人，曾经以骄人的业绩，自豪地载入中国传统戏剧繁盛进步的史册。

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史记·周本纪》写到的周成王姬诵“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中的奄君，后来就辗转迁徙至今天常州南郊的武进区淹城遗址建立都城；周朝初年，太伯奔吴，也是首先来到太湖之滨的今常州市与无锡市交界的梅里地区筑城为都。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变化，常州中心城区逐渐北移，形成古毗陵郡，并成为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由于拥有古老的历史积淀，常州文化发达，在文学、戏剧、绘画、教育等许多领域都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因而被誉为“文化之邦”。其中，尤其对促进中国戏剧文化的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

江南重要戏曲剧种锡剧在此孕育

常州地处苏南平原，南濒太湖，西南拥茅山，北临长江，大运河穿城而过，境内水网密布，土地肥沃，物产丰畜，独特的区域条件和水乡自然风光，使中国重要的戏曲剧种锡剧在此孕育并诞生。

锡剧源起于滩簧腔。滩簧是一种称作南词的演唱声腔，系明代从说书艺术中蜕变而来，至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在常州府所辖的武进、无锡、江阴、宜兴等广大城乡，出现了一种二至四、五人的演唱形式，称为“唱滩簧”（又称摊黄、摊簧），有二胡伴奏，基本上属于曲艺形式的说唱，其曲调亦包含由江南民间小调发展而来的民歌小曲，并含有故事情节，演唱地点或在堂会、或在村社小草台。在演唱中，以艺人方言为分界，逐步发展为常州方言滩簧和无锡方言滩簧的两个支脉，因两地语系大致相近，故“常滩”、“锡滩”基本平行前进。此后，滩簧艺术进入对子戏阶段、小同场戏阶段，并过渡到有六、七名专职艺人同台演出。

1914年，无锡滩簧艺人袁仁仪首先进入上海演出；随后，常州滩簧艺人亦进入上海各茶楼、游艺场演出，其中王嘉大进入永安公司，周甫艺进入先施公司，王、周二人曾于1921年在上海“小世界”以“常州古曲”名义挂牌演出。此后，常、锡两地滩簧艺人又在豫园点春堂合演《庵堂相会》，从而为日后汇合成为一个剧种开了一个好头。但这一时期常、锡两地艺人一般都是以“常州文戏”、“无锡文戏”名义演出。1918年，常班艺人周甫艺和锡班艺人过昭容经过协商，决定联合组班在上海大世界演出，剧种名称正式称为“常锡文戏”。

五四前后，锡剧进入大同场戏阶段，剧目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思想性上重视教化作用，艺术上则发展了多种曲调和唱法，并有完备的民乐队演奏。为了推动剧种发展，还成立了常州文戏改进会、常锡文戏改进会。1927年，常帮“文戏”艺人孙玉彩在上海拜京剧艺人王浩平为师，并邀京班大衣箱何志尚搭班，在上海如意楼演出常锡文戏第一台古装戏，是锡剧古装戏的开端。1931年后，常锡文戏班社增多，常帮人员扩充较快，影响超过了锡帮。

1949年5月，常州、无锡同时解放，此后又成立了苏南行政公署，公署府设在无锡。苏南区党委和公署召唤在上海及各地演出的滩簧艺人回家乡组团，有关部门在给艺人们举办讲习班基础上，一方面开展剧目整理、创作工作，一方面帮助艺人们组建剧团，在艺术上予以规范、改进。由于行政公署府设在无锡，于是，原分别在上海和苏南东部地域演出的滩簧、常锡文戏，统一改称为锡剧，常州市正式成立了锡剧实验剧团，至1966年，整个江苏省的锡剧团达到40多个，其中常州锡剧团与江苏省锡剧团、无锡市锡剧团3家并列为锡剧界的“三大台柱”。同为锡剧两大发源地之一的常州，锡剧之花遍地开放，其普及程度极大，山野农夫、城镇父老、大人孩子都熟悉锡剧的唱腔旋律、剧目故事及流派艺术家。

由于锡剧孕育于清代常州府辖域，因此从事锡剧（滩簧、文戏）职业的常州籍艺人和艺术家很多，他们创立的锡剧流派，在锡剧界占据了半壁江山，如王兰英的花旦艺术、梅兰珍的花旦艺术、吴雅童的小生和丑角艺术、沈素珍的旦角艺术等。

常州锡剧艺术家在剧种发展过程中，还创作、移植了大量的优秀剧目，无论早期对子戏、小同场戏、大同场戏阶段的剧目，还是此后“常锡文戏”各个时期流传的数百出传统保留剧目，常州锡剧工作者大都参加创作或演出过。解放后，常州锡剧工作者研究、整理了许多传统保留剧目，这些剧目不仅由各家锡团移植演出，而且还被姐妹戏曲剧种移植或改编演出。如早期由王嘉大等演出的著名对子戏 《庵堂相会》，1953年3月由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市文化馆及市锡剧团组织力量整理，同年5月再由常州市及江苏省文化局戏曲工作者联合加工整理，从而成为经典保留剧目。早期锡剧艺人演过的幕表戏 《红楼夜审》，1959年由张乾大、张振、孙中、史美倩4人合作，由常州市锡剧团演出后成为保留剧目，此后剧本又经多次修攻，并于1983年被摄制成电影。锡剧著名经典《双珠凤》，1955年由蒋达、史曼倩整理改编后，成为常演剧目，1963年再经江苏省锡剧团改编演出，被摄制成戏曲电影，至今仍在荧屏不时播放，剧目也不断在舞台演出。由常州锡剧工作者创作、整理和改编的大量经典剧目，已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瑰宝。

常州对锡剧剧种的孕育、形成，其贡献是举足轻重的。

创造过滑稽戏的“常州奇迹”

滑稽戏是孕育于沪、杭、苏、锡、常地域的地方戏曲剧种，其源头之一即上海和苏浙地区城乡的曲艺“小热昏”，这一剧种演出时常常南腔北调，其中锡剧曲调经常在滑稽戏中被作为演唱的唱段。

在滑稽戏的艺术发展道路上，常州籍的滑稽戏艺术家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

在上海滑稽界，被认为最能说会道的当数“两只羊”，即杨笑峰和杨华生。杨笑峰（1918--1993）原名杨志新，武进县人，自小随父母到沪，后下海表演独脚戏，与著名艺人袁一灵搭挡演《金铃塔》，还曾与笑嘻嘻、黄笑非滑稽艺术家等合作，常演《常州人乘火车》《滑头上海滩》《贫富新对花》等，抗战时演出《汉奸做道场》斥汪伪丒行，还编写出版《滑稽小戏考》，均受到赞誉。解放后他组建上海五福滑稽剧团并任团长，后又任艺峰滑稽剧团团长等。另一位出生于武进的滑稽艺人程笑飞（1918-1971），16岁时拜文明戏艺人黄啸天为师，后赴上海大世界学戏，此后在金国、国际、红宝等戏院领衔演出《当我洋盘》、《三轮车小姐》等戏，他先后与任咪咪、小刘春山、俞祥明合作，擅唱功，代表作有《开无线电》、《游码头》、《跑街先生》等，解放后与同行艺人组织上海合作滑稽剧团，后又任大众滑稽剧团团长，他的学生龚一飞、徐双飞、曹蝶飞、陆君飞等均是名角。常州籍戏剧家南薇（1922-1989），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上海大公滑稽剧团任编导，将鲁迅小说《阿Q正传》搬上舞台，1981年又为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导演了《六颜六色》、《真假爱情》等大型滑稽戏。

常州作为滑稽戏剧种源头“热土”之一，早在1955年10月就正式成立了常州市滑稽剧团，她的前身是1937年由独脚戏艺人杨天笑（1913-1971）和赵宝山（1907-1986）在上海组建的天宝剧团。后来，该剧团凭1941年推出的大型滑稽戏《一碗饭》红遍长三角地区，解放后，剧团到常州 “落地生根”，杨天笑长期任团长，先后创作、演出了大型滑稽戏《合家欢》《春暖花开》《好阿嫂》等，杨天笑从事创作、演出的剧目达100多部。1963年，杨天笑、小杨天笑参加沪、苏、锡、常滑稽界大会串电影《满意不满意》（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出，该片在滑稽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革期间，民族传统艺术“百花”凋零，滑稽戏被禁止演出，剧团遭解散。粉碎“四人帮”以后，滑稽戏在拨乱反正中获得恢复，但由于遭受的破坏严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各地大多数滑稽戏艺术创作仍步履蹒跚，但独有常州滑稽戏艺术却恢复较快，新剧目创作、演出堪称“一马当先”，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常州市滑稽剧团创作、演出了《中意不中意》《三十七计》《胡子妈妈》《新潮冲击波》《乐在其中》《土裁缝和洋小姐》《多情的小和尚》《诸葛亮和小皮匠》《难得糊涂》《恋爱角》《龙子龙孙》等20多台大型新剧目，绝大多数剧目演出均超过百场以上。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剧目反映了改革开放中江南城乡的社会风情，紧扣时代脉搏，既具思想教育意义，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更拒绝庸俗低级趣味，堪称独树一帜的“新风俗画戏剧”，其中《乐在其中》《多情的小和尚》《土裁缝和洋小姐》还被摄制成电影，主演及编剧先后荣获梅花奖、白玉兰奖、全国优秀剧本奖。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的常州滑稽戏艺术，形成了一个新时期滑稽戏艺术的繁盛局面，他们的成功，促进和带动了整个滑稽戏界走向创作的新高潮，这一时期不仅是常州滑稽戏界的“黄金时代”，也创造了滑稽戏艺术繁荣的“常州时代”奇迹。

常州戏剧家对中国话剧的意义

话剧原是西欧的一种演剧形式，它以台词和动作进行表演，强调生活化，无唱腔、脸谱及表演程式。话剧刚传入中国时，并没有正式名称，曾先后被称为“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演出形式也长期没有固定。

常州人陆镜若（1885-1915）是早期新剧的先驱者，他曾留学日本，1908年参加留日学生組织的春柳社，1910年回国后与王钟声、徐卓呆一起创立文艺新剧场，在张园演出《猛回头》《爱海波》《徐锡麟》等剧，1912年4月在上海邀集原新剧社成员欧阳予倩等成立新剧同志会，他集编、导、演于一身，创作了影响很大的新剧《家庭恩怨记》，率领剧团巡回公演于上海周边城市达3年之久，惜于1915年积劳病逝。

而中国话剧的正式定名及演出形式确立的历史性任务，则是由著名的常州戏剧家洪深先生完成的。

洪深（1894--1955），出生于常州书香门第，祖父洪亮吉是世界上第一位人口论学者。洪深于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后对戏剧发生兴趣，创作了独幕剧《卖梨记》（1915）、五幕剧《贫民惨剧》（1916），毕业后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在校用英文创作了三幕剧《为之有室》、独幕剧《回去》，遂弃原先专业，走上从事戏剧的道路。1922年春学成回国，同年底创作多幕剧《赵阎王》，于上海笑舞台演出；次年，他经欧阳予倩介绍，参加了上海戏剧联社，开始导演新戏《泼妇》、《终身大事》，他建立了正规的排演制度，提倡男女合演，并引进舞台美术，从而使新剧表演艺术获得根本性提高。1924年4月，他在上海戏剧协社执导《少奶奶的扇子》，标志着中国话剧正式成形，从此，中国话剧演出的形式基本固定了下来，并建立了正规的排演制度和专职的导演制。

1928年4月，在南国社的一次集会上，洪深提议采用“话剧”这个名称来统一当时新剧名称上的混乱，从此，话剧作为独立剧种登上了中国戏剧圣殿。次年，他为了阐述对话剧的理解，又撰写了《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一文，这是话剧理论研究的发端。

作为中国话剧运动泰斗之一，洪深在创作上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总共创作、编译了38部剧作，其中创演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以后常州农村的现状，揭露了封建势力的罪恶，是研究这一时期常州社会和风俗、语言的教科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深在复旦大学任教授时，组织了复旦剧社，演出了许多剧目，开创了校园戏剧的先河。复旦大学话剧团一直是上海剧坛的一支生力军，上世纪60年代前期，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参加了复旦话剧团当编剧，当时剧团曾排演洪深的名剧《五奎桥》。由洪深播下的校园话剧种子，至今仍在复旦大学开花结果，使这所大学的话剧团成为全国大学中唯一长存不衰的校园话剧团。

此后，从常州走出的话剧工作者继续在话剧园地上耕耘，著名的有吴仞之、吴祖光、周本义、薛沐、徐企平、刘玉、费霞南、沈敏华等。吴仞之（1902-1995），武进人，1929 年在常州参加话剧《山河泪》的演出，1933年赴沪，先后执导《扬子江风暴》《难兄难弟》等戏；1938年为上海剧艺社导演《人之初》，引起热烈反响。1944年与黄佐临、费穆、朱端钧合导活剧《日出》，被誉为沪上话剧“四大导演”。1958年后他担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悉心培养人才，并有《导演全程经纬录》等著作传世。吴祖光，1917年生于北京，原籍常州，当过记者，从事文学、戏剧创作，1941年创作话剧《风雪夜归人》，1943年演出后轰动；此后，他先后创作话剧《闯江湖》《武则天》《逼上梁山》《桃花洲》等。他还为评剧创作了经典剧目《花为媒》；1945年他在重庆《新民报》上首次发表毛泽东新词《沁园春·雪》，轰动山城。武进籍舞台美术专家周本义，解放初曾在常州市团委工作，后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赴苏留学钻研油画。他曾为数百部话剧、戏曲进行舞美设计，其培养的许多学生，目前已成为国内舞美界顶尖人才，这些学生曾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舞美设计，作为国内舞美界大师级教授，周本义的设计理念在国内舞美界有巨大影响，上海市教委为他专门设立工作室（全市仅2个，另一个为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工作室）。另一位常州籍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徐企平，曾执导了大量经典剧目、新创剧目，1981年他首次执导藏语话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京、沪、藏三地演出，轰动海内外。常州戏剧家对中国话剧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为京剧革新开拓，为越剧发展添彩

常州戏剧家在戏曲界的贡献，还表现在为京剧革新开拓、为越剧发展添彩上，他们对促进这两个剧种的走向艺术顶峰，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京剧是中国最大的全国性戏曲剧种，自清代乾隆年间诞生以来，一直坚持走革新之路。在抗战期间的延安，京剧（那时称平剧）改革之风也在舞台吹起，主持者之一就是出生于武进的戏剧家阿甲。

阿甲（1907--1995），原名符立衡、符正，1940年任延安平剧院研究团团长、副院长，为促进京剧改革，他力主编演新剧目和创演现代戏，还就京剧改革问题向毛泽东呈报建议书，毛泽东看了阿甲等主持创演的《逼上梁山》后，专门写信给延安平剧院，发出有关文艺方针的指示，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影响了中国文艺界数十年。建国后，阿甲一直从事京剧工作，曾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名誉院长。1964年以他为主改编并导演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打响了京剧革新的第一炮。《红灯记》思想价值高、艺术性强，是所有新编京剧现代戏中水平名列前茅的作品，剧本情节推进天衣无缝，唱腔音乐极为好听，全剧十分流畅。这个戏对京剧的革新具有示范意义。

吴祖光对京剧的发展也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编写的京剧本《三打陶三春》，成为中国第一部出国演出的新编京剧。

常州不仅是京剧演出的大码头，本地京剧团亦曾具有较高的水准，上世纪50年代时，常州京剧界一批艺术家响应党的号召，奔赴西安，与北京尚小云京剧团的人员一起，成立了陕西省京剧团，支援了大西北的建设。在常州京剧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京剧艺术家（参见本书正文），他们在沪、苏地域有较大影响。

常州籍戏剧家南薇、刘如曾对越剧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南薇（1921--1989），原名刘松涛，武进人。他参与了袁雪芬的越剧改革事业，1943年起，3年中为袁雪芬的雪声越剧团编导了《香妃》《祥林嫂》等16部新戏，《祥林嫂》被认为是“新越剧的里程碑”；1947年越剧十姐妹合演《山河恋》，他任该戏编导；解放后他又为越剧编导了《孔雀东南飞》《梁祝》《养媳妇回娘家》等。可以说，袁雪芬改革的新越剧，其中浸透了他的一份心血，新越剧因他而更加 “美丽”。刘如曾，1918年生于上海，原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此前他曾长期从事越剧音乐事业，1945年9月入雪声剧团，先后为《月光曲》《凄凉辽宫月》《洛神》等作曲；1948年为越剧电影《祥林嫂》作曲。1952年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曲，1955年为越剧《西厢记》（袁雪芬、徐玉兰等主演）作曲，1962年为袁雪芬主演的《祥林嫂》编曲。刘如曾在越剧音乐的配器、作曲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创作的曲子抒情、委婉、节奏明快，富于地域特色，从而使越剧音乐达到了艺术最高境界。

在戏剧理论研究的园地上，1920年出生于溧阳的蒋星煜教授成就尤大，他曾于解放初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他是目前公认的中国内地《西厢记》版本学权威研究学者。上世纪60年代，他因撰写著名的历史小说《魏征与李世民》《南包公海瑞》等作品而遭不公正待遇，粉碎“四人帮”后获平反，自80年代以来，他著述甚丰，主要有《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及新近出版的《史林新语》等，主编过《元曲鉴赏辞典》等大型辞书，他的研究涉猎范围宽广，文笔通俗流畅，思想敏锐，被誉为戏剧界的“活辞典”。

常州籍戏剧家对昆曲发展的建树

最后，还要说一下常州籍戏剧家对昆曲的建树。昆曲是中国古老的剧种之一，有“百戏之祖”的美誉，它孕育于明代中叶南曲戏文中“四大声腔”之一的昆山腔，嘉靖、隆庆（1522-1572）年间，寓居太仓的魏良辅（约1459-1566）对流行于今江苏昆山市（县级市）周边的昆山腔进行改造，形成了一种舒和柔婉的新腔“水磨腔”，这个新腔便是昆腔，是昆曲（剧）的唱腔基础。而与魏良辅一起进行新腔改造的人士中，就有一位常州籍艺术家，他便是当时著名笛师谢林泉。可惜，这位在昆曲孕育过程中作出过贡献的音乐家，竟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资料。

此后，昆山人梁辰鱼（约1521-1594）在精研新腔的基础上，于隆庆（1567-1571）末写出第一部昆曲大戏《浣纱记》，在昆山上演后引起轰动，新剧种昆曲也正式诞生。万历六年（1578），常州籍文人屠隆任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县令，邀梁辰鱼游历青浦，并搬演《浣纱记》，这是昆曲首次在它的发源地昆山以外演出。据沈德符《顾曲杂言》一书记载，屠隆设酒宴招待梁辰鱼观演《浣纱记》，至第十四出“出猎”（即“打围”）一场，醉后的屠隆称剧中有“恶语”，罚灌梁三大盂（杯）污水，梁后呕吐，为对此表示抗议于次日不告而别。这则轶闻近人有质疑，但却透露出常州籍文人对传播昆曲的贡献。屠隆（1542-1606），字长卿、伟真，生于鄞县，曾作有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三种。

明清之际，常州籍戏剧家对昆曲事业的发展热情未减，万历二年进士、武进人薛近兖曾作传奇《绣襦记》古本（现存传世本被认为系徐霖所作）；武进人钱惟乔（1739-1806）先后任浙江遂昌、鄞县知县，作传奇昆曲本《鹦鹉媒》《乞食图》；阳湖人（今武进区）陈烺（1814-1886）作传奇《玉狮堂十种曲》（含 《仙缘记》《蜀锦袍》《燕子楼》《海虬记》《梅喜缘》《同亭宴》《回流记》《海雪吟》《负薪记》《错姻缘》）十部剧本，并作杂剧《悲凤曲》一部；吴堦，（1757-1821），武进人，曾作传奇三种，今佚；陈周，清代溧阳人，著有传奇剧《诗扇记》一种；陈森，字少逸，他除创作著名小说《品花宝鉴》外，又作传奇《梅花梦》。

据考证，明清时，现常州市中心城区及周边所属市（县）区的戏曲家就达到24人。（据邓长风著《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下册一书所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