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藏品红与黑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袁帅

摄影/宁颖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在深入挖掘和阐释珍贵文物价值基础之上，经过深度创意，制作发行数字藏品。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5月的国际博物馆日，就有卢浮宫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国内外近40家博物馆推出文创数字藏品，其中甚至覆盖了敦煌拾遗、资治通鉴、卢浮宫胜利女神像等世界著名文物。

那么数字藏品市场前景如何？相较于传统艺术藏品，数字藏品的优势、劣势又有哪些？开发研创数字藏品的关键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与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文化与科技融合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统文化数字艺术联盟执行秘书长吴志群进行了深度对话。

加速资金循环利用，支撑中小博物馆发展

吴志群用3D打印的云冈石窟大佛 摄影/晴子

众所周知，我国文博资源丰厚：56处世界文化遗产，6000多座博物馆，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珍贵文物……这些星散在广阔大地上、绵延于岁月长河中的“国之瑰宝”，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物质载体，正为中华儿女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然而，文博行业的发展存在切实的痛点问题。首先是文物的不可再生性，文物非可逆，迟早有一天会消亡，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正是亟待全面覆盖的必选课题。其次是发展的不均衡性，大多数的国之重宝，比如故宫、敦煌，比如各个省级以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们的保护和创新发展，备受瞩目，就连数字藏品这种新生业态，也基本是围绕着这些金字塔顶端的文博资源来做工作，反观其他一些二级三级的以及没有定级的文物，往往是尘封在冰冷的库房里，不见天日。最后是资金的不匹配。每年国家都会下拨专项经费，用于文物的保护和发展，但无奈基数太大，分到各个文博单位，尤其是一些中小文博单位，可支配的资金非常有限，不足以支撑文物的快速创新发展。

“这个时候，数字藏品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它不仅可以让文物在数字化过程中得以‘永生’，而且具有快速变现的能力，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循环利用起来，支撑中小博物馆的发展。”吴志群直言，锦上添花固然可喜，雪中送炭才最珍贵。

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北建大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传统文化数字艺术联盟共同发起的“文博璀璨 数藏有光”—有光数藏数字藏品平台正式亮相，并官宣发布了《关于文博行业数字藏品可持续发展的倡议》（下文简称《倡议》）。“不忘初心，正本清源”，这是《倡议》的第二条内容，也是吴志群以及有光数藏的初心，是对文博行业的认知，对文物的研究、保护和传承。

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曾在《桃花源记》中写道，“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表述的是一种忽然开朗的感觉。据吴志群介绍，有光数藏的愿景是，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让中国传统文化遇到科技的时候，也能突然仿佛若有光。

“同时，‘有光’能体现出中国的文化之光、思想之光。”吴志群补充道，心中有光，一切皆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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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藏品是一把双刃的工具。”吴志群强调，要用这个工具为文博行业服务，就要对文物心存敬畏之心，而不是将其当作摇钱树。

“数字藏品的出现能够解决艺术品收藏真假难辨导致的赝品众多和定价主观这两大顽疾。相比于传统的艺术藏品，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藏品可以实现线上权属的存证确权，且不可篡改，降低了藏品确权的成本。数字化程度高且支持二次创作的特性，为数字藏品的深度开发提供了无限可能。同时，数字藏品的可追溯性使得作者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能够获得永久收益。此外，数字藏品价格亲民，收藏便捷。但它的劣势也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它的天然短板：非实物。在当下国内元宇宙发展刚刚起步的阶段，数字藏品这种纯虚拟的物种还非常小众。另外，数字藏品的不可交易，也导致了流通不畅的问题。”吴志群如是说。

合规为前提，创新为核心

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对于数字藏品行业可谓是一大利好。

不过，在吴志群看来，对于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全新的行业来说，光有《意见》还远远不够。目前国家尚未出台数字藏品领域的专项法律法规，业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除了版权保护问题，数字藏品的创作质量也需要更加地规范化。“这在《倡议》的第四条和第五条也均有涉及。”

坚决抵制将文物原型数字复刻品或轻量化的原型数字复刻品直接上链发行，这其实是今年4月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在经过反复的研讨和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既然文物原型不能直接上链，那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发行呢？答案是文创赋能，基于文物的数字藏品，要以二次创意为主，深入挖掘并赋予文物数字藏品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从而实现文物的价值再生与增值。数字藏品创作者要仔细研究文物本体的属性、工艺、历史时期、相关人物和重大事件等，作品要能反映出文物的核心价值，彰显出当代国人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而不是一味的炫技，以技术凌驾内容，搞一些光怪陆离的噱头，或者生搬硬套，清一色的国潮、赛博朋克风等等，缺乏艺术原创性。”吴志群告诉《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技术只是一个方面，最终呈现出的作品必须要融合。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解读文物，解读艺术品。目前，我国数字藏品领域缺乏艺术原创人才。

数字藏品长期发展的前提是合规，核心在于创新，对于如何实现数字藏品守正创新的问题，吴志群认为，关键在于人们如何看待数字藏品。“它是一个工具，客观地说，是一把双刃的工具。要用这个工具为文博行业服务，对文物心存敬畏之心，而不是将其当作摇钱树。更要能够发现文物里的中国思想之光，中华文化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尤其宝贵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它们已逐渐演变和深化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共有精神家园，也是做人处事最基本的道德信念—这些都决定了文物数字藏品作为内容产品的思想份量、精神品位和永恒魅力。”

此外，吴志群补充强调，数字藏品还要格外注重公益，循环发展。发行数字藏品所带来的收益，应具备一定程度的公益性，向文物本体保护、文化创意发展、文化数字化等领域的研发倾斜。

“文化IP+数字藏品”催生新业态

“在这个行业发展更迭的历史节点上，作为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指导下，由中国传统文化数字艺术联盟发起，北京建筑大学研发的面向文博行业的数字藏品平台，有光数藏要发挥国家队的站位引领作用，促进和规范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吴志群直言，也正因为如此，在创作数字藏品的过程中，有光数藏平台格外地注重创意。比如国内第一款红色文物数字藏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工字银元”就是在国家文化大数据红色基因库的项目基础之上，提取了文物的全信息数据进行二次创意。

“我们的设计理念是把文物、时期、人物、场景、历史故事进行多元融合，展现了红军井冈山时期的战争背景，叙述了彭德怀元帅为百姓分发银元，以及李尚发同志将银元系于儿子风帽之上，从而得以保存至今的历史故事。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比如在对风帽这个道具的刻画过程中，我们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专家在博物馆中找到了同款的风帽，为作品的刻画提供了直接的佐证，也使得整个作品富有了生命力，从而让收藏者每一次的收藏行为，都能感受到那段烽火硝烟、风雨如磐的岁月，每一次的转赠，都是一次微型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缅怀历史，致敬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精神。至于发行数字藏品所得的经费，我们也将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持续深度合作，在文物藏品的虚拟修复、红军标语的保护、旧址旧居白蚁的病害防治等领域展开更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吴志群介绍道。

对于数字藏品未来的发展走向，吴志群分析称，数字藏品作为全新的产品形态，在我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目前相关的监管仍处于真空状态，预计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将陆续出台并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对行业进行约束，引导行业更健康地合规发展。同时，他认为“文化IP+数字藏品”将在国内开拓全新的创作领域，内容价值助力数字藏品快速发展，进而催生出文化产业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和新业态。数字藏品有望借助文化IP价值，产生全新的内容价值重估。同时，数字藏品的“强发行能力+文化创意”的双轮驱动也将进一步赋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推广。“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基本每一款数字藏品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一空，有的藏品甚至是秒光。”

基于对未来市场的洞察，作为文博数字层面的国家梯队，有光数藏数字藏品平台也将致力于解决文博行业的核心痛点问题，更多聚焦文物中的国之重器和能够代表一方水土特色的作品。另外，下一步，有光数藏还将持续关注中小博物馆，并在中国传统文化数字艺术联盟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指导下，参照国家文物局数字化专项保护的标准，自行承担成本帮助国内一些中小博物馆从事数字化保护工作，并与博物馆共同开发产品IP。用吴志群的话来说就是，“做保护，做传承，做发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吴志群预测，未来几年，数字藏品作为文化创新载体，或将借助数字化、区块链等技术，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边界和受众群体，成为文化数字化领域的中坚力量。